波德萊爾

波德萊爾與叔本華、尼采、愛倫·坡以及著名保守主義思想家、偉大憲政學家約瑟夫·德·邁斯特（1753-1821）、貢斯當等人一樣，對現代政治、現代大學與現代傳媒愚弄、欺騙下的、甘愿遭受物質與精神奴役的現代大眾，對其天性的愚昧、狂妄、貪婪、虛弱的本質，洞悉很深：

民眾鐘愛使其愚昧的鞭子。真的圣人，是為了民眾利益而鞭打和殺戮他們的人。當看到一個“公共護眠者”（警察或保安）帶著武器狠揍一個共和派的時候，你們可曾像我一樣——快樂？……我心想：狠狠地揍吧，我心愛的保安，在這至高無上的棒打中，我崇敬地視你為朱庇特、偉大的主持正義者。你揍的那個人是玫瑰和香水的敵人，是工具的狂熱崇拜者；他是華多的敵人、拉菲爾的敵人，是奢華、美術和優美文字的死敵，是破壞維納斯與阿波羅神像的劊子手！

這卑賤、無名的工人，他不再為公共的玫瑰與香水工作，他想要閑著，這個無知者，又無力創建一座花房和新的香水廠。就像舉行宗教儀式一樣，揍這個無政府主義者……擺脫束縛的工人……仇恨才華的力量與自主。

波德萊爾在《1846年的沙龍》里，大肆歡呼警察與保安人員對共和派、工人、無政府主義者的無情棒打，顯示了詩人“無與倫比地說出事物實情”的巨大勇氣與力量：沒有資本與技術，沒有政府對公共安全的保障，一個烏托邦的共和國或工人專政，將如法國大革命、中國文革一樣血腥、殘暴！

大眾即群氓。屈從于大眾趣味的政府、企業、傳媒、大學、科研機構，都是群氓的代言人，都是現代愚昧的散布者。

愛倫·坡在《新奇異故事集》中，精確描繪了大眾的心智：“一個賤民的鼻子，這就是對民眾的想象；牽著這個鼻子，可以隨意帶著他們走！”

大眾渾然不知牽著他們鼻子的東西。

大眾天天專注于那空虛閃爍的電視熒屏。

為了粗鄙明星而流淚、嘆息、欣喜若狂。

波德萊爾是全面拒斥啟蒙-自由-實用主義所代表的偽善虛妄的“現代信念”的偉大賢哲之一。

自1749年盧梭發表《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無助于增進人類的良風美俗》以來，全球文明的歷史進程與此荒謬結論背道而馳?？茖W與藝術的進步，可以增進也可以增退人類的道德與審美水準，關鍵在于：以物質進步、技術提升之上的、更高的精神力量、人文力量，來約束、歸整這一進步與提升，這一但丁、蒙田、維科、邁斯特、伯克、伏爾泰、赫爾德、德國浪漫派、波德萊爾等現代派、卡萊爾、白璧德、泰戈爾、生命哲學家、民國七賢等人反復提出的“重大發現”，或稱“文藝復興精神”，被淺薄無聊的、顛三倒四的小冊子作者盧梭的錯誤結論所遮蔽、所誤導。

盧梭后來為了賣文求生，又寫了一篇自我反對的文章《論科學與藝術的復興有助于增進人類的良風美俗》，收入百花出版社《盧梭散文選》譯本，顯然是個信口雌黃、不負責任的騙子，各國不深研學問、卻在圖書館里胡亂翻弄小冊子封面、導語、目錄的淺薄讀者——譬如胡適謊稱“博士”實則很晚才在美勉強通過博士論文答辯；又譬如章太炎、魯迅、周作人、陳獨秀等一伙伙所謂留日學生，根本沒有深入研究古今中西的學術精髓，憑嘩眾取寵與冒險心態，在日本鬼混一陣，或日日飲花酒、狎日婦；或日日集會、妄圖滅清，憑著對日本扭曲變態的近代化的一知半解，陸續回國冒充西化精英，欺騙中國大眾——這些人奉盧梭為教父，故意攪渾政風、世風，以便欺世盜名、謀求暴利而已。

盧梭為了嘩眾取寵，故意采取“反智主義”立場，接受狄德羅建議，作“反面文章以驚世駭俗”，為了贏得發布征文的法國第戎學院的獎金，暫時擺脫他充當某貴夫人的面首、后來慘遭遺棄、被掃地出門的生存窘迫，故意主張駭人聽聞的“科學藝術有害論”，而他本人的一貫思想，恰好與他在該文中宣稱的結論相反，他后來的《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社會契約論》都持相反立場，極力主張改善乃至暴力摧毀舊有的文明制度、以便訂立新的、虛幻的社會契約、以啟蒙平權主義來“解放”全人類、以增進科學藝術來造福全人類，這個啟蒙-自由-實用主義的主流信條，被盧梭病態地夸誕為“通過暴力革命改變社會結構”的烏托邦激進主義，造成了從法國大革命致使1/8法國人口非正常死亡、各種革命的殘暴恐怖統治，直到中國大躍進運動和文革等一系列文明浩劫等巨大悲劇，是不負責任的偽善邪說。

最近兩三百年，全球文明在西方式的急功近利的科學藝術進步的正負相抵的效果下，由于嚴重缺乏文藝復興精神、道德人文力量的約束和引導，在經歷了“顯失公平”的工商科技等西方經濟的盲目擴張、貧富分化激起社會動蕩、工人革命、殘酷屠殺、世界大戰、種族滅絕、古老文明的大規模毀滅之后，目前喘息未定，又步入了全球生態系統、經濟社會和人文系統的大紊亂與大崩潰的前夜，2049年，即盧梭文章300年后，全球格局如何“大洗牌”，尚難逆料也。

對于洞悉了這一切奧秘的波德萊爾來說，真正的自由，并非某項偽善、虛幻的“啟蒙權利”，而是心智和精神敢于直面人性和歷史本相之后的完全解放：無論什么社會平等之類的烏托邦，都不會改變人性的貪婪與自欺，都不會改變財富、權勢，總是流向善于欺詐者這一馬基雅弗利所揭示的歷史事實；而真正的平等，其實是精英才智與大眾愚昧之間天然的不平等，即孟子所謂的“不齊而齊，物之情也”；至于博愛，則是男子與婊子、詩人與妓女之間短暫卻真實的肉欲之歡！

他標榜的生活原則是：“日日醉如泥”。

在著名的“小散文詩”之一《把自己灌醉吧》里，詩人因清醒、透澈而召喚酒色等一切沉醉：

應當日日醉如泥。

一切皆在此：這就是那惟一的問題。

為了感覺不到“時間”可怕的重負，

這壓碎你們的肩膀、讓你們屈身在地的

時間。你們應當不斷把自己灌醉。

用什么？酒、詩、美德，

取決于你們自己。

把自己灌醉吧！

波德萊爾精辟地認為，所謂1848年歐洲革命，僅僅是釋放出“破壞的天然快樂”，結果是政治大動蕩所造成的社會大破壞。波德萊爾的政治原則，就是拒斥一切虛幻的政治信條。他深刻地揭示了一切政治信條，如何演進為肆意侵害自然、社會與人生的黑暗、暴政：

一切黨派創建者，都必然與其對手同流合污。最可笑的謬誤和蔑視，都因此發生了。我置身其外……完全缺乏信念、服從和愚昧。很明顯，人們拋開一個動機，僅僅是為了看看另一個動機會帶來怎樣的體會。我沒有信念，因為我沒有野心。只有強盜才有信念——信什么？——他們必須成功。而且，他們也就真的成功了。為什么我要成功呢？既然我根本不想去嘗試？人們能在罪行之上建起光榮的帝國，在欺詐之上，建起莊嚴的宗教。我懷著更高意義上的信念，今人難以理解。

波德萊爾對啟蒙-自由主義信條的獨斷專橫深惡痛絕。

譬如，面對一個決意自殺的人，大眾為了滿足一下自身的“人道主義感情”而拼命加以施救，實際上是剝奪了自殺者的生命決斷權。

波德萊爾對美國作家埃德加·艾倫·坡極其崇拜，每晚在坡的遺像前點上蠟燭、燃上圣香，翻譯其作品、研究其思想。

愛倫·坡的一段名言，成為他晚年的一部著名作品《我心赤裸》（遠高于《惡之花》與《巴黎的憂郁》之上）的來源：

如果一個雄心勃勃的人渴望一下子革新人類的思想、觀念和情感，機會來了，那條將給他帶來不朽聲名的道路，就敞開在他眼前，筆直而一無障礙。他所要做的一切，就是寫作并發表一本小小的書，書名極其簡單，幾個普通的詞足矣：“我心赤裸”。

讀到愛倫·坡這幾行神諭一般的文字，我的心幾乎要跳出喉嚨：《我心赤裸》！多么偉大、簡潔、直接！被現代偉人夏爾·波德萊爾，捷足先登地使用了！

我因此改用“世上的一切”了。

神總是把最淵深的本能、最莫測的命運、智慧與使命，賜予最強大、熱烈、執著的靈魂。音樂世界里的海頓、莫扎特、貝多芬；文學世界里的惠特曼、波德萊爾、博爾赫斯；哲學世界里的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中國思想里的辜鴻銘、梁漱溟、錢穆；電影世界里的伯格曼、布烈松、安東尼奧尼；鋼琴世界里的霍洛維茨、威廉·肯普夫、瑪莎·阿格里奇……

如此神諭，曾經在葡萄牙詩人佩索阿（1888-1935）所著《惶然錄》的第一段里，宣示過一次：“寫下就是永恒”！

寫下、擔下，這世上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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