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盧森堡公園，波德萊爾雕塑

波德萊爾是現代文明的偉大揭穿者和勇敢探索人類出路的偉大探險家、預言家。在晚期散文集《迸發》（一譯《火箭》）諸多偉大篇章中，詩人預言了現代文明在精神層面的急劇萎縮：

世界行將終結。它還能延續的唯一理由是它還存在著。這理由多么脆弱……從今以后，這世界在天底下還能有何作為呢？……機械把我們嚴重美國化，進步在整個精神層面嚴重萎縮……我懇請所有思考者：向我展示生命中繼續存在之物?！诵匀缤瑥统鸬镊吟压肢F，將奪取人們自以為從革命中合法繼承的一切，直至最后一塊肉?！毡榈臍缁蜻M步——名稱不重要——并不特別表現在政治體制上，而是人心的墮落。我是否有必要說，政治剩下的那點東西，在全民擁抱的獸性中掙扎，統治者為了維持下去并建立一個秩序的幽靈，不得不奔忙于各種手段之間，現在的人性雖已十分冷酷，但在這些手段面前也將不寒而栗——于是，兒子逃離家庭，不是十八歲，而是十二歲，他因貪婪的早熟而出走，不是為了尋找英雄般的歷險，不是為了解救囚禁在塔里的美人，不是為了用崇高的理想去讓一間閣樓永垂不朽，而是為了發財致富，為了與父親競爭，他可能創辦一份報紙來傳播光明，讓人們相信彼時的世紀是迷信的幫兇。

啟蒙主義的現代神話，用喋喋不休的現代傳媒來蒙蔽大眾：“你目前的生活就是最值得過的，你所處的時代與社會是史上最好的，此前的時代不是蒙昧的就是僵化的，總之，好好干，一定發財致富，一定……”

波德萊爾以絕望的眼睛注視著本性愚昧的、奔忙勞碌的蕓蕓大眾，那些在巴黎街頭奔走的“賤民”，自顧自地點燃一支香煙，任憑思緒與夜色在煙霧中飄蕩——“他凝視著雪茄升起的青煙，心想：這些思緒要去向哪里，與我何干？”

本雅明在《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里，精辟刻畫了波德萊爾這一現代文明預言家的形象，可參證。

在詩的技藝，波德萊爾提出了著名的“通靈”學說。

波德萊爾認為：“無規則，也就是出乎意料、驚喜、訝異，乃是美的特征和基本成分?！彼槍?855年世界博覽會在蒙田路新美術館舉行畫展之機，撰文道：“如果所有要表達美的人，都必須遵循那些‘宣誓就職的學院教授’定下的規則，美本身就會從地球上消失。因為，所有典型、觀念和感知，都交混在一個巨大統一體中，這個統一體單調無個性，廣闊如同煩惱和虛無。多樣性，這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就會被從生活里抹去?！?

我所供職的大學，就充斥著這些被“理論”、“定律”和“規則”所捆綁、所愚弄、所殘害的“教授”們，全然忘記了：哲學和藝術、詩歌與散文，全都來源于對“存在的驚異”。

波德萊爾說：“在多樣化的藝術創作中，總有某些新東西要超出學院派的規則與分析之上！……引起訝異是藝術的最大快樂之一……美是古怪的……它怎么可能被地球上某門學科的小廟所設置的空想規則所統治、改良和修正，而不危及藝術的生命呢？這種古怪的成分，構成并定義了個性……”

波德萊爾從“男人英俊的臉”找到了“美”的定義：“美是某種熱烈而又憂傷的東西……男人英俊的臉……包含著某種熱烈而又憂傷的東西——精神的需要，暗中壓抑的野心——產生出某種低沉嚎叫的力量——有時是復仇似的冷漠，有時是神秘，最后是‘不幸’?！瓪g樂是美最庸俗的裝飾品之一，而憂郁是美最卓絕的伴侶……完美的男性之美，是撒旦，彌爾頓詩歌筆下的撒旦?！?

在《拉芳法羅》里，他刻畫了自己的密友、詩人薩米埃爾·克拉梅爾的形象：“激情只是一閃而過。他會為了一個剛認識的男子，賣掉多件襯衫，就在他們昨天執手相視之時，他就與之締結了親密的友情……他迷戀一個朋友就像迷戀一個女人，喜歡一個女人就像喜歡一個同伴……”

這是對美好的同性戀情的最佳說明了。

詩就是各種相異要素的令人驚訝的古怪調和，一如生命。波德萊爾寫道：“詩歌，與繪畫、廚藝、化妝相關聯，可以表達一切甘美與苦澀，一切至福與厭惡，它讓這般名詞與那般形容詞交合，讓相似之物與相反之物交合……”

波德萊爾的詩藝，是一種引發凡夫俗子激烈爭議的話語策略：為震驚而寫作！1852年，他寫信給戈蒂耶，說他打算為《巴黎雜志》寫幾首“惡之花”：“堅決地保護我！如果人們對這樣的詩不是百般抱怨的話，我就再給他們一些更‘通靈’的?！?

從此，照亮近代文明黑暗的“通靈”（voyant）這一概念與理想，正式躍出了世界文化的歷史地平線：

與工業文明根深蒂固的功利主義、實用主義、拜金主義、事功主義判然有別，“通靈者”主張人類生活的最大目標，不是金錢、事功，而是與宇宙生命的靈性深入溝通、交融、合一。

19年后，美少年阿瑟·蘭波，于1871年5月13日和15日，分別寫信給老師伊藏巴爾和好友德莫尼，用“通靈者”來形容他心目中的詩人，史稱“通靈者書信”。

信中，蘭波精確地寫道：“波德萊爾是第一位通靈者，詩人之王，一位真正的神?！?

與盧梭那虛幻不實而又矯揉造作的“重返自然”胡說判然分野，波德萊爾主張在城市生活里尋求“通靈”的生命體驗與詩歌靈感。他1855年寫信拒絕有人邀請他參加對巴黎郊外楓丹白露森林吟詠的詩歌合集：“親愛的，您要我寫關于‘大自然’的詩，大概是寫樹木、綠蔭、昆蟲和太陽吧？您很清楚，我無法為植物感動，我的靈魂反抗這種奇怪的新宗教……我一直想，在繁盛而常新的大自然中，存在著某些厚顏無恥和令人悲痛的東西……我想念那些非凡而卓越的城市，有奇妙的音樂，流經城市上空，于我有如傳譯著人類的哀嘆?！?

大自然把清潔的空氣、萬物鮮活的生命氣息，賦予久困工業污染牢籠里的城市人，在此意義上，大自然是人類生活的道德源泉之一。然而，大自然又以無比嚴酷的力量與能量轉換的大循環，將瞬息存亡的生命一一滅亡并收歸自身，在此意義上，大自然又是“厚顏無恥和令人悲痛的”，所以，現代詩圣惠特曼在《草葉集》中傲然宣稱“死亡遠比性交更污穢”，而安德烈·紀德在《偽幣制造者》中揭示說“上帝的真實面目，是殘忍！”自然之陰陽兩面，只在《易經》哲學架構內，才能獲得透澈和解。

盧梭虛妄提出的“返回自然”在社會學意義上也是完全不可能的：城市文明榨干了鄉村生活的最后一滴鮮血——青壯年被金錢驅趕著進入城市，鄉村只剩下老弱病殘，哪有活力可言？

逃到鄉村、暫避一時、偷得一些溫馨與浪漫的城里人，終不敵城市生活的壓力與誘惑，最終必然無奈返回城市，恰如小仲馬《茶花女》所刻畫的：天真少年阿芒與所愛交際花（高級妓女）瑪格麗特（茶花女），遠避巴黎聲色場所（今在北京稱“休閑會所”、“洗浴中心”）移居鄉村，唯一的經濟來源，就是變賣茶花女賣身接客所獲得的珠寶，如此愛情，必難以為繼，再加上阿芒父親所代表的資產階級家族勢力對阿芒“接班”的嚴厲要求，茶花女只好重操舊業，直至憔悴而死；阿芒也重回資產階級家庭懷抱、順利“接班”了，“重返自然”不過是一幕自欺的悲劇而已！

波德萊爾透澈地排除了這些烏托邦的有害迷霧（盧梭、康德、黑格爾等人的啟蒙哲學，這些哲學神話都激起巨大烏托邦幻想并極易蛻變為思想與制度上的殘忍、卑鄙的暴政），毅然平靜地置身于城市生活的瞬息奢華、迷人的流動與絕望之中：

老巴黎已不復存在（一座城市的模樣，唉，比一個凡人的心變得還快）……巴黎在變！我的憂郁卻紋絲未動！嶄新的宮殿，腳手架，房屋成片，老舊的市郊，一切于我均含寓意；我珍貴的記憶，比巖石還沉重。

欣賞著拍攝于1845-1850年間的巴黎老照片，對照我在塞納河上親見之亞歷山大二世橋的金碧輝煌，再疊印著天津海河兩岸，在原意大利、法國等十四國租界原址興建的意大利小洋樓風情區，但見街上翩翩少年，依然鮮衣美色，依然耀眼奪目；我暗自感嘆：資產階級城市文明，在全球各地的一一勝出、不可遏止；波德萊爾平靜的憂傷與絕望，遠遠高出盧梭等人有害的激進主義，散發著迷人的詩意，揭示著一個沉重的抉擇：

做一個美麗的通靈者，安靜地玩味著生命的神秘、美與悲慘；做一個資產者，活躍地享受著財產、勢力、美色所賜予的歡樂與勞碌；如此而已，豈有他哉。

通靈者是命里注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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