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當代全球文明的日益紊亂的根源，深埋于啟蒙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對于“人”的一系列錯誤預設與誤導性的思維建構之中。歷經1848歐洲政治動蕩、1914-1918一戰、1939-1945二戰、1945-1991冷戰、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美國主導的多次單邊主義戰爭、恐怖主義襲擊等全球危機，生態災難與經濟-社會失衡與文明紊亂日益激劇，其思維的根源，就在于牛頓-笛卡爾割裂主客統一、割裂時空統一的物理科學觀與盧梭-康德的社會歷史觀的根本錯誤之中，全球文明正在啟蒙主義的話語霸權下漸趨沒落。

簡要概括，啟蒙主義的哲學預設是：

個人是至高無上的“權利主體”。人的自由權利只須接受外在規范約束（他律），個人不太能“精確把握”良知、靈魂、神明、天命等高于世俗權利的、神秘的、非理性的東西。對個人自由的“內在約束”（自律）等這些過往的、陳舊的、神秘之物，究竟所指為何，不太清楚（啟蒙主義致命哲學錯誤，就此埋下，峰按），自由僅須“顧及”他人就夠了。

哲學智慧寶典《易》曰：“差以毫厘，謬以千里”，此之謂也！啟蒙主義-自由主義-實用主義之所以屢屢犯錯、每況愈下、陷復雜世界于簡單粗暴、黯淡無光、日益不可救藥的境地，其主要的哲學流弊，恰在于：它的思想主流，被笛卡兒、康德、盧梭、孔多塞、洛克、培根、霍布斯、休謨、密爾、孔德、杜威、羅素等各國主流知識界所賞識的“大哲學家”一再誤導，這些哲學，在其立論之初，就把一個完整、深邃、復雜、統一的宇宙生命世界、人類文明世界，予謂之“大一統世界”者，荒謬地加以“二元割裂”——理性可以認識的（科學）和理性不可認識的（神秘）；人道世界（現代）和非人道世界（古代）……這種無處不在的二元割裂與精神分裂，被拙劣的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錯誤地概括為“去魅”，實則是“不可見王國”（道、天命、神、完整而淵深的宇宙生命大一統世界）的可怕枯竭，導致全球自然、歷史、社會、文明等諸多“巨系統”的大面積荒蕪。

陀斯妥耶夫斯基

陀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悍然宣布：“既然上帝不存在，我干什么都是可以的！”讓·保羅·薩特在《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中精辟概括此言為“現代歷史的開端”，而海德格爾在《這是什么——哲學》（1955）（海德格爾：《同一與差異》第3-24頁，商務印書館2011，北京）等一系列偉大卓絕的“存在哲學”論著中，深刻批判了笛卡爾“我思”即以片面的、片斷的觀察，以片斷的儀器，催索、逼問、強暴自然，因而得出的許多片面認識，作為“確證”客觀世界的本體論、認識論基礎：客觀世界是“我思”的建構物、觀察物，“我思”強行把紛繁歧義的“世界”納入一種殘暴的主觀意志、人類中心主義的盲目意志之下，這一無法自明的、卑鄙齷齪的“哲學強暴”，在《寂靜的春天》、《自然不可改良》等巨著中，遭到了深刻的揭露與批判。

從文明史與文明傳播學的高度看，啟蒙主義唯一愿意接受的、能約束人的自由的束縛、外在規范，不過是法律與風俗兩種，而這二者，卻都是因時、因地而變化的，不具永恒性，因此，啟蒙主義對“人應當如何、人應否接受自律和他律的道德規范”這一文明生活的第一要件，長期思考錯誤、把握失當、論述乏詞，或干脆置之一旁、不予理會。

啟蒙主義天真地認為，只要外在物質條件、社會環境不斷改善，人類就能“自然而然”地“隨之進步”，近現代的全部歷史，都否定了這一可怕的、誤導性的“天真”。

啟蒙主義的自相矛盾與自我混亂，在盧梭《論科學與藝術》（1749）的基本結論“科學藝術是人類墮落”中，表現得極其明顯：既然“科學與藝術”是人類淳樸道德的“天敵”，那么借助于科學藝術的增進、重訂空想烏托邦——“社會契約”來改善社會環境，其“進步”的意義又何在呢？

啟蒙-自由主義在這一根本問題上的謬誤，造成“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社會-文化結果：

首先，由于不承認人的自由，必須接受內在良知、靈魂、信仰等精神要素的他律約束，造成全球一切固有宗教傳統、道德信仰傳統與公私道德水準的急速崩潰。

其次，啟蒙-自由主義為了固化自己的偏激謬誤之見，只好宣布此前的全部人類史是“黑暗的、僵化的、停滯的、反人道的、封建專制的”等等“終審判決”，從而把自身與此前全部歷史文化、文明傳統、人性建構完全割裂、對立起來，直至宣布“與之徹底決裂”，自己赤手空拳，妄圖建設烏托邦主義的“全新理想社會”。

再次，為了兌現自己夸誕、虛妄的“人的理想”（各種烏托邦社會由此建立），它唯一可以仰賴的，就是“革命暴力”或“激進變革”方式，因此，砸爛一切是法國革命、俄國革命的激進主義、中國文革浩劫的必然邏輯。

最后，當“革命暴力”注定不能奏效時，烏托邦神話慢慢陷入枯竭，以自由主義、市場主義相標榜、以實用主義為實質的不可抗拒社會進程，夾雜著驚人的腐敗、僵化與自欺，如期而至，直至徹底紊亂、一蹶不振或完全崩潰。

追今撫昔，我們可以徹底清理被啟蒙-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學術表現為科學主義、實證主義）所質疑、所瓦解、所否棄的人類文明的偉大遺產，其精髓之所在：

首先，人是“道德主體”而非“權利主體”。

道是超越個人存在、自由、權利之上的一切事物，包括天、神、上帝、宇宙、自然等一切創造人類、恩賜人類的偉大生命力量，它以信仰形態和生態形態顯現出來，必須凌駕于個人之上，這一凌駕、君臨、強迫個人與人類社群服從、遵循、溝通、共振的偉大而神秘的生命展開過程，即天地之德，亦即孔廟楹聯“德配天地，道貫古今”之所謂。

其次，人是“責任主體”而非“權利主體”。

人自幼蒙受父母、師長、家國對自身的撫養作育之功，人的第一責任，就是報效、回饋、擔當尊敬、熱愛、扶助父母、師長、家國的偉大責任，人類家園與人類文明由此建立。

再次，人是“社群主體”而非“權利主體”。

人注定不能長期孤獨自處，而需與他人合作，因此，社群利益，總是高于個人權利之上，這是人類文明得以穩步擴大的基礎；也是社會交往與協調的根本保障。

最后，人是“溫情主體”而非“權利主體”。

人類蒙受天地君親師之厚愛、他人扶助之恩德，必油然而生相愛之情，人與人、與天地萬物之相親相善，從最根本、最深刻處滿足了人，構成了“人”的本質。

綜上所論，人在宇宙之中的主體地位，以報效天地萬物之愛為基本前提、條件，唯有如此，在天地君親師的厚恩美德、他人的扶助成全之下，人才能“傲立于天地之間，挺拔乎宇宙之外”，才能合理地實現人的自由與獨立。

偏執于啟蒙主義-自由主義虛妄設立、反復誤導下的“權利主體性”，脫離了自然史、文明史、個人史，忘記了人與大自然、與天地君親師、與他人、與社群的血肉相依、溫情扶助的根本關系，人必因自我蒙蔽、互殘而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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