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人類與萬物之間、人類彼此之間，這種與生俱來、難以割舍、廣大深厚的“血肉-溫情”關系，最透徹的表達、最切實的觀察，集于孔子，以“仁”一字予以概括。
仁是萬物之間唇齒相依的深厚愛情。
孔子解答顏淵之問，把人類關于個人自身與紛繁世界之間的根本關系，予以不可搖撼的偉大確立：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顏淵》）
依據孔子看法，什么是“仁”呢？
首先，仁是人類生命活動、文明活動的出發點，即孔子所謂“己欲”——每個人都有自我樹立、自我達成的欲望?？鬃痈嬖V我們，每個人都天然地具有一種欲望，那就是在家庭和更廣范圍內，以自己的言行，贏得尊敬與喜愛的欲望。換言之，作為“社會動物”，人注定不能完全徹底地獨處，他隨時渴望著獲得他人對自己的尊敬、喜愛等一切情感歸屬與價值認同?？鬃用翡J地覺察到，這恰恰是“仁愛感情”的出發點，也是一切文明活動得以建立、展開的前提。
其次，人欲求有所樹立、有所達成，必須同時謀求他人欲求的樹立與達成，即仁愛是一種“自愛”情感向他人欲求的接納、延伸、擴充與流溢，人的己欲，注定不能獨自樹立、獨自達成，而必須與他人同樣的欲求妥協、接納、擴充、流溢而共同樹立、共同達成，這就是“仁”的本義：在謀求自我欲求實現的同時，隨時隨地關注、接納、協助他人的欲求，使之雙贏。
再次，由于仁愛這一道德情感，把萬事萬物聯結成“血肉-溫情”的大一統相生相惜、相親相愛的生命溝通與緊密合作的框架之內，人類文明獲得了繁榮滋生的道德基礎、精神支撐與穩固而永恒的文明秩序。
最后，由于“仁”就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情關系、協作關系，人與社群（民族、國家、文明）的關系、人與自然（地球生態、萬物生命）的關系，都必然是溫情、扶助、協調一致的關系，而不是單方面的權利主張與無度索?。ㄎ鞣絾⒚芍髁x、自由主義最大流弊恰在個人權利的單方面主張與索?。?。
因此，北宋哲學家程顥的名句“若夫至仁，則天地萬物寄托一身”就獲得了合理而完美的實現——在仁愛的溫情關系、協作關系之下，人類的一切生命活動、文明活動，獲得了合理的安頓，儒家一貫主張的“協和萬邦、世界大同、天下一家、人類親善”的最高文明理想，也就獲得了堅不可摧的道義基礎。
不幸的是，達成上述認識，必須經歷重大的歷史挫折、慘痛的歷史教訓：秦以暴政滅儒而亡，漢唐以興儒更化而強盛繁榮，就是中國歷史付出重大代價后獲得的寶貴經驗。
愚昧無明是困于感官判斷的人類理智常態。
不經歷重大挫折，人類不會覺醒。
歷史地看，中華文明的大飛躍、大提升、大擴充，都是在經歷了數百年的動蕩與黑暗、固有文明的復蘇與重建之中。
晚周五百余年動蕩和暴秦十五年專制的滅亡，不可辯駁地證明了儒家思想與其精神淵源——西周禮教秩序的合理，漢高祖、文景武諸帝、陸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孔安國等一大批精英賢哲，合力推進“尊儒更化”，盡掃暴秦苛政，獎掖儒術與興建學校并舉，兩漢文治政府的治理體系，建立在對天下州郡人才的合理選拔（中國古典選舉制度、古典憲政體系之一）上，兩漢百姓安享士農工商百業興旺繁榮之種種社會福利，漢賦三十稅一，巍然實現了孔孟一再主張、但在晚周時代根本無法實現的什一稅制且超過其三倍以上的民富國強目標；漢武帝內興文教、外逐匈奴，西域開辟，匈奴無處立足，轉戰歐洲，迫使日耳曼蠻族南下滅亡了西羅馬帝國，歐洲陷入千年中世紀黑暗，中華文明及其整個歐亞大陸東部卻為此安享太平，沐浴在絲綢之路兩岸文明交融的人道光輝之下；此后，唐、宋、明等偉大王朝，必尊儒崇文，興建文教與整飭吏治合二而一，深受儒家教化的士子精英，上限皇權、下保民生，創造了2200年以上、影響無比深遠的、中華文明治理的偉大輝煌！
思想總是文明狀態、文明秩序的產物：希臘思想的二元分裂——神人分歧與希臘城邦的分崩離析同步；羅馬哈德良大帝所建立的“萬神殿”諸神信仰與殖民地體系，終不敵巴勒斯坦地區一種隱秘脫胎于猶太教的新興宗教——早期天主教的活力和日耳曼蠻族的進攻而滅亡；天主教的神權統治，終不敵世俗國家的強勁崛起，歐洲由于天主教會的千年統治、教皇與各國國王的連年戰爭，文明被破壞殆盡，啟蒙運動就是企圖擺脫天主教束縛、主張政教分離的一種世俗化思想，它無力滿足人天然的崇拜心理，只能勉為其難地構筑一個“人人平等”的虛妄而有害的烏托邦。
近代早期歐洲文明的殘破、落后，今人無法想象：自西羅馬帝國滅亡以后，天主教會實行非人道的宗教蒙昧主義的殘暴統治，是歐洲殘敗、落后的根源。
與此同時，一些城市國家靠航海貿易而發達，世俗國家在封建莊園經濟的支持下漸次強大，教會教士集團-世俗國家政權-貴族騎士等世襲階層-封建領主等“第三等級”各自為政，形成極不穩定的政治分權制衡機制，教會-國王-貴族-領主之間戰爭不斷，直至世俗國王聯合世襲貴族與封建領主以及教會中自立門戶的新教領袖，四股勢力合力擊潰天主教會，歐洲迎來“太陽王”路易十四“朕即國家”式的世俗繁榮，伏爾泰巨著《路易十四時代》提出“開明專制”思想，盛贊中國儒家精英民主制值得效法。與盧梭不同，利瑪竇、伏爾泰、英國的約翰遜博士等一大批溫和的啟蒙思想家，都從中國儒家思想、易經天道神秘主義之中，發現了“自然神學”的偉大智慧，都擁護“開明專制”的政治理想。
在英法兩國“開明專制”制度下，歐洲文明迅速崛起，對全球殖民地的野蠻擴張、掠奪、摧殘供養了歐洲工業革命的成功，工業革命又支撐了歐洲的內外擴張，同時，西方中心主義、西方單一主義也逐漸抬頭，“中國熱”漸漸消退。
由于沒有大一統的政治架構，歐洲列強爭霸，英法兩國率先成為“世仇”。法國作為歐洲最強大的世俗國家，卻難以支撐龐大的海外用兵開支，法王路易十六為了支持北美殖民地獨立、與英國爭霸，未經“長期國會”同意就征稅，觸發了法國大革命，歐洲陷入動蕩。而烏托邦激進主義思想，以盧梭的《論不平等》與《民約論》為先導，趁動蕩混亂之機，在歐洲大行其道。
凡對現狀不滿者，不管這些“不滿”是否合理，都夾雜著怨氣，投入了“啟蒙-自由主義”的懷抱。啟蒙主義高唱“平等”與“人權”，完全不顧人類品行原本千差萬別、從來也不平等這一基本歷史事實，鼓吹“人人平等”，激起下層民眾（城市貧民、農民）和無知大學生的浪漫激情，法國革命造成法國國勢一落千丈，非正常死亡人口高達八分之一！
拿破侖率領軍人趁機奪取政權，一時間稱霸歐洲、侵占多國，原本歡呼“啟蒙”的人，開始反思“法國革命”造成的巨大破壞，貝多芬毅然撕去原本題獻給拿破侖的《英雄交響曲》扉頁；憲政哲學家約瑟夫·德·邁斯特《憲政生成原理》、保守哲學家埃德蒙·博克《法國革命反思錄》等偉大學說應運而生，英國在滑鐵盧一舉打敗拿破侖，歐洲獲得戰略喘息、滋生繁榮之機，羅斯柴爾德家族，則因提前獲得滑鐵盧戰役的戰略情報、操縱股市、進行金融投機而一躍成為操縱歐美近代政局的最大金融寡頭之一。
自啟蒙-實證-自由主義流行以來，歐洲固有社會結構與思想傳統（開明貴族主導的議會黨團政治、形而上的道神學和形而下的技藝學、科學之間的分歧與互動），被啟蒙思想和工業革命瓦解重組，工商技藝一枝獨秀，歐洲工業鐵蹄橫掃全球、踐踏世界，各國古老文明罕有招架之功，西方單一主義、西方中心主義，挾持巨大淫威，納全球于“物質文明”之下，而“物質”被懸擬為“獨立主觀之外的唯一實存”，人的精神，除了“反映它、適應它”，似別無出路。
如此，人反而被自身的構造物（物質力量、科學定律、隨時變異的社會主流價值等）完全捆綁、束縛，成了“異化”的可憐奴隸，盧梭、康德、黑格爾等啟蒙大師，使盡渾身解數，也無法說清楚。
盧梭自相矛盾地認為，“科學與藝術”使“人類整體墮落”，但這個“墮落的人”卻能憑著“天賦人權”，可以訂立“社會契約”，建立“完美社會”，革命者可以動用“革命暴力”以迫使那些不愿接受革命者主張的“自由”者，強行獲得他們一時還不懂、但終究要喜歡的那個“自由”……這一套混亂而殘暴的邏輯，雖然一再遭到伏爾泰、維柯、赫爾德的有力駁斥，卻擁有大批擁護者，盧梭激進思想極大地鼓舞、支持了法國大革命等歷次“革命”行動、各種殘暴的反人類罪行，他被奉為近代鼻祖。
痛定思痛，告別暴力，各國以自由主義、實用主義為主導，大力推行市場經濟改革，英國撒切爾、美國里根、中國的鄧小平倡導的改革開放，均獲得相當程度的成功。
然而，啟蒙-自由主義、實用主義對“人”的錯誤預設，雖然解脫了“暴力”的緊身衣，卻被另一重“無聲的暴力、精神空虛的暴政”所捆綁——
那個默默吸血的怪物、榨干天地萬物精華的“片面GDP崇拜”，以不受道德約束、人文協調與生態節制的猖狂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為銳利武器，層層逼近，日益陷入“碩果累累”、惡貫滿盈的瀕危境地；與此同時，與歷史上的殖民霸權如出一轍，那以搶奪全球有限資源為實質、卻以“民主自由人權”為幌子的美國霸權，持續挾裹著“啟蒙-自由-實用主義”學術思想的煙霧彈，以留學歐美日歸國的全盤西化派為先鋒，施放深度“霧霾”于全球精英與大眾腦海中，至今仍在分裂著、撕扯著從烏克蘭到中東、東亞等廣大地區……
然而，劫盡變窮，一陽來復：習主席提出的絲綢之路經濟帶與海上絲綢之路等一系列戰略、軍事、經濟布局，適時解除了中國一系列外交困局；尤其是習主席大力弘揚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以強大的民族精神，注入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等被主流意識形態“空殼化”的政治宣傳與道德說教，鮮明亮出“去美國化”的中華文明主體地位的偉大旗幟，即將開始的、在監管治理體系、金融體系和教育學術體系中，深入肅清“去中國化”的長期錯誤（淵源于民初“全盤西化運動”，肆虐于1980-2010年代對美歐現代化模式的盲目崇拜），中華文明將在更深入、更徹底、全方位的深度改革與深度開放下，獲得真正持久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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