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底是什么？連同這一問題，必須率先加以解決的問題是：什么是關乎人類生命的緊要知識？
自1700年以來，對這一問題的啟蒙主義式的回答，正把全球文明引向災難——2016年春夏之交，全球生態系統遭遇“超強厄爾尼諾現象”的困擾，極度的炎熱使高溫地區大量人口熱死，飽受美國無端挑起的阿富汗戰爭與炎熱的多重困擾，阿富汗當地專門負責掩埋無主尸體的工人，趁著少許清涼，趕緊預先挖掘出能容數百無主尸體的大坑，以便熱浪來襲時，能較為方便地把街頭熱死的尸體丟入大坑掩埋！
啟蒙主義的基本預設——人類工商科技知識的增長、政治-社會環境的改善，必然帶來人類自我控制以及自然生態控制等人類生活所有領域的啟蒙化、理性化、人道化——最近300年的歷史，已一再宣告這一自我標榜的神話的破產。
以予所見，論述上述問題最透徹的思想家、哲學家，是歷經革命動蕩、曾遭蘇俄政府驅逐、被迫終身流亡、迭遭20世紀歐洲及全球的各種殘酷戰亂（兩次世界大戰、希特勒大屠殺、大清洗、冷戰等）而忠貞不屈加以寫作的偉大賢哲、俄國哲學家謝苗·路德維科維奇·弗蘭克（1877-1950）。
1877年1月16日，弗蘭克出生于莫斯科一個醫生之家。1899年在席卷全國的學潮中，22歲的莫斯科大學法律系學生弗蘭克，本著大學生的浪漫激情，因積極參與學潮，被仁慈的沙皇政府判處極輕的“驅逐莫斯科之外兩年”處罰。他游學歐洲各地，毅然放棄了左派意識形態，成為1901-1922年俄國偉大宗教哲學復興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
1912年，弗拉克大學畢業，受聘為彼得堡大學副教授，1915年發表了碩士論文《知識對象》，引起廣泛關注。峰按：沙皇所辦大學好厲害，本科畢業，沒有碩士學位，就聘其為教授，且尚有“前科”！真乃“不拘一格選人才”也。
1922年，弗拉克與一大批哲學家、藝術家，因堅持自己的學術見解，被蘇俄政府驅逐出境。全家幸運地登上了被千古傳誦的移民流亡船“哲學船”，開始了全家終身流亡并最終客死他鄉的生涯。他受聘為柏林大學教授，佳作疊出，還與歷史哲學大師別爾嘉耶夫等人，組建了宗教哲學學院，影響深遠。這一時期的學術代表作是光輝之作《生命的意義》等。1939年，他又出版了大部頭代表作《不可理解之物》。二戰爆發，他流亡英國。戰后則出版了《上帝與我們同在》和《黑暗中的光明》等論著。1949年，他完成了總結性的偉大著作《實在與人》，轉年在倫敦去世，享年73歲。
海德格爾在他著名的“哲學遺囑”——寫于1966年、指定西德《明鏡》周刊在他死后十年即1976年才公開發表的著名文章《只還有一個上帝能救渡我們》中，預言：“西方哲學必須自救，而不能仰賴東方思想——即中國思想與俄羅斯思想，從外部加以拯救”（大意）。
就目前“全球知識界”的實際情況（至少從2000年至今）來看，當代西方的、俄羅斯的和中國的哲學思想，都仍被啟蒙-自由-實用-實證主義等海德格爾所畢生厭惡、批判的“對存在的遺忘”所籠罩與捆綁，確實乏善可陳。
倒是弗蘭克、別爾嘉耶夫等二戰前成名的哲學大師，其成熟、完善于二戰或其后的偉大哲學思想，足以重新喚起海德格爾所謂的“對存在的記憶”、“對天命的領悟”。
謝苗·路德維科維奇·弗蘭克的《實在與人》發表于1949年，與同年發表的卡爾·雅斯貝爾斯的不朽巨著《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同一睿智；恰是在后者中，雅斯貝爾斯提出了偉大的“軸心時代”理論和歷史分期，他對啟蒙主義進行了尖銳批判，對啟蒙史學自欺欺人地判定“古不如今”說，進行了全面的顛覆，堪稱反思“啟蒙以來近代世界根本問題”的光輝之作、現代歷史哲學的扛鼎之作。
弗蘭克根本不是主流知識界、出版界予以狹窄定義與分類的“宗教哲學家”，而是具有很高的原創性、運思極其深沉的“俄羅斯存在（主義）哲學家”，堪與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鼎足而三。
全球主流而庸俗的知識界、學界對他的錯誤歸類與詮釋，恰如同反復從自由主義出發、糾纏海德格爾所謂“納粹問題”一樣，反映了啟蒙-科學-實證主義主流學界，對尼采、海德格爾、弗蘭克等人思想的一貫偏見、歧視、打壓。
弗蘭克在《實在與人·前言》中自我定位道：
本書的基本構思是要克服兩種信念——對神的信念和對人的信念——之間命中注定的割裂，這是近幾百年來歐洲精神生活中很有代表性的現象，也是其混亂和悲劇性的主要根源?！P于經驗存在的不完善，由此引起的人的個性在世界上的處境的悲劇性……應當承認，現在（二戰后）盛行的關于人的生存的悲劇性的尖銳意識，包含著真理成分。
牛頓-笛卡爾虛構出“我思”（人的科學經驗）的純潔無邪、盧梭-康德偽造出的“理性”（人的社會經驗）的完美無暇，被一戰、二戰、冷戰、恐怖襲擊完全摧毀了。全球混亂、生態-文明災難的根源，就在于啟蒙主義偽造的神話——人的經驗的完善性、合理性，人憑此杜撰出的“完善性、合理性”而廢棄了“神”（自然），妄想評判一切、操控一切、改造一切，最終只能增加一切生命存在的“悲劇性”。
弗蘭克所謂“近幾百年歐洲精神生活中很有代表性的現象”、“其混亂和悲劇性的主要根源”、對“人的處境的悲劇性”的清醒而尖銳的意識等等，均可溯源于啟蒙-自由-實用主義對“神”（超理性的萬物存在、自然、道）和“人”（被超理性的自然所厚愛的個體）之間血肉依存關系（道德關系、仁愛關系）的攔腰斬斷與荒謬割裂。
弗蘭克、別爾嘉耶夫、索洛維約夫等人所代表的偉大“俄羅斯存在哲學”，就是從對笛卡兒、盧梭、康德等人思想謬誤的深入細致的哲學反思與批判開始的。
弗蘭克對西方唯物主義、經驗主義、實證主義、笛卡爾、康德等人哲學進行了深入的批評性梳理，指出：在客體認識、對象認識之外，尚有一種原發性的知識類型：即生命知識。
他揭示道：“可稱之為生命的知識或知識-生命。從這種精神的觀點看，被我們認識的東西，不是來自于我們身外，不是某種不同于我們自身的東西，而是和我們的生命本身合為一體的。我們的思想，就是在顯露著的實在本身的深層誕生和活動中、在它的元素本身之中實現的。被我們感受為我們的生命的東西，仿佛是自動地向我們展示自己……與這種原發性的知識相比，我們在對象性的認識中，可以感受到一種對于意識的人為壓縮乃至閹割?！?
對象性的認識，把對象粗暴地置放于“有用”與“無用”兩大類里，再粗暴地予以取舍，從而壓縮、閹割、肢解了豐富、復雜、歧義的對象本身。
依據這一“對象性的認識”進行分類、制定標準、考核、評定的現代大中小學制度體系，因其人為而粗暴地“壓縮、閹割、肢解了豐富、復雜、歧義的對象（宇宙萬象）本身”，必然堆積成支離破碎、百無一用、自欺欺人的知識、道德與審美碎片，而過分強調“反復考核、評定、死記硬背”的中國教育制度、學術體系，就成為全球最荒謬的制度之一。
中華民族的最深刻危機，恰恰在此。
弗蘭克寫道：“對我們來說，最重要、最關鍵的知識，不是對象知識，不是作為對存在的淡漠的外在觀察的結果的知識，而是產生于我們自身，在我們的生命經驗的深處孕育的知識，也就是我們的全部內在本質參與其中的知識?！?
從亞里士多德的知識分類，一直到以牛頓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實驗科學，都是弗蘭克所謂“淡漠觀察外在事物”的“對象知識”和“人為壓縮與閹割”，以“簡化、歸并、同化（實乃強暴）紛紜歧異、瞬息萬變的萬物現象生命”的所謂“客觀物理定律”、“客觀數理邏輯”，尼采所謂“同一律與因果律的荒誕”派生出來的支離破碎、局部有效、整體虛假、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知識碎片。
弗蘭克進一步剖析、解釋道：
不明白關于“生命的知識”這一思想的人們會詫異地問：“除了我們的知識對象的總和之外，我們還能知道什么呢？”對此不言自明的回答是：在知識對象世界之外，至少還有投向這一對象世界的精神目光本身（孔孟謂之良知，峰按）。由這種精神目光，我們可以獲得其載體或來源的神秘的、不易確定的實在性，它以不同于所有知識對象的方式顯示給我們。
弗蘭克扼要回顧了柏拉圖、普羅提諾、奧古斯丁、休謨和笛卡爾所代表的西方哲學傳統的內在缺陷、深刻問題。
他發現：“發現客體世界范圍之外的實在，應當歸功于笛卡爾。這表現在‘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的提法中?！芽柋救瞬]有認識到他的發現的全部意義。他……把思維者的‘我’變為‘實體’……實際上，這里發現的，是一種特殊的實在……在這種實在中，‘客體’與‘主體’是相合的?！@種實在根本不擺在我們面前充當思想所指向的客體的角色，根本不是我們在外面‘遇到’的任何東西。我們以這樣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擁有’它，即我們自己就是我們所擁有的東西。這是自己主動顯現的實在，它的顯現不是由于某個個別的人在看它，而是由于它的存在本身是直接的自為存在，自身透明。換言之，這種實在是以前述‘生命的知識’的形式顯現于我們的?！?br> 簡言之，生命的知識，與作為科學認識對象的客觀知識，判然有別。笛卡爾的“我思”被“我思所指向、所針對的客體對象世界”所奴役，而弗拉克的哲學天才，在于深入地思考與發現：“我思”從何而來？什么讓我“思”，讓我“在”，讓我渴望“建立一個自明的而非混亂的世界”？“思”的本源與沖動，“思”的天賦與本能，讓“我”非要把這個世界安頓得好好的（辜鴻銘所謂“永恒感與安全感”的世界）不可，在“擁有”這個碎片化觀察以及勉強粘合這些碎片的對象、客體世界的背后，一個更高、更美、更廣大、更充實也更自由、生機盎然的、主客統一、萬物親密無間的生命世界，一個值得“擁有”的世界——實在！
這就是孔子、孟子、子思、曾子，一直到陸九淵、王陽明等中國賢哲所謂“良知”世界、“參贊化育”的世界、“博厚高明、悠久無疆”的世界、“無聲無臭、乾坤始基”的世界，即宇宙萬物的本體生命世界——道。
萬物的血肉相依、血脈相連，即仁愛這一至高無上的溫情，從道中發源，沛然若決江河；我們看待萬物，如同看待自己，油然而生深沉愛慕，這一過程不可究詰、不可思議，但又必須如此，中國儒家謂之“天命”。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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