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運究竟是什么？

難道我們真是朝生暮死的蜉蝣存在？

整個人類，糾結在一起，又為了什么？

所有這些深沉的思考，構成歷史哲學。

圍繞全人類紛繁復雜的歷史活動，一如每個人點點滴滴的生命活動，必有一個超乎其上、而又寓于其中的本源、特質、意義，揭示這些本源、特質、意義的思想，即歷史哲學，又稱“歷史思想”。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圣人的思想必時時被這一終極問題（“道”）所困擾，他才會發出如此決絕的言辭——在某個清澈的早晨，倘若我聞聽、洞悉了“道”究竟何在，即使代價是在夕陽西下的一派緋紅中，我安然離去，也是值得（“可矣！”）的！

孔子一生奮進不息，就是要向自己、向全人類揭示這一真理，直到他在萬物生死相依的深情處，發現了一種溫柔惻怛的情感關系，即“仁”，他才稍稍駐足，在這一支撐全人類的支撐點上，反復注力，在晚周亂世中，不惜顛沛流離，向昏亂的社會，揭示這一根本之“道”、傳播這一根本之“道”。

然而，無明的勢力一旦糾結，就無比強大，他晚年在孤獨寂寞之中，著成《易傳》、《春秋》，即以玲瓏剔透的澈悟、以廣大自由之道，把握萬象奔流、世變紛紜，遂垂為精神之不朽、萬世之宏綱。他憂郁的眼睛，注視川逝的流水，發出深沉的喟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那萬千奔流的“逝者”背后，巍然、井然、燦然而浩浩不息的“不舍”者，又是什么呢？惠特曼在《草葉集》中，吟詠著：“青年赤裸的胸脯上生長出的柔軟的芳草、一切墳墓側畔永生的秀發、那穿透一切現象的唯一現象，又是什么呢？”如此言說，如此思考，困難在于人世的局限——紛紜萬象，不假思索、不待言談，便一瀉千里，又如何思之、議之？

人類存在了近萬年，思出了什么？議出了什么？馬可·奧勒留曾言：“人世如客船。很多人上船、下船，就此消失……”如是，那些來去無蹤的人生，有何意義？那始終搖擺、漂泊的“人世之船”，又因何存在？這一切，豈不淪為宇宙間最殘忍的兒戲？

這百年之生，這萬年之群，又能言說什么？

圣奧古斯丁言：“每當我思考生命，我都無語而淚流……”怎樣巨大的空虛，默然轟鳴著，盤旋在人世之上！

如高懸在一切感受與思維之上的利劍！

近代以來，人類歷史更呈現出空前的“荒誕”與殘忍：由于人類技術駕馭自然環境的能力空前增長，人類的災難也伴隨而漲，迄今不可遏制。

二十世紀與二十一世界首要的哲學智慧，之所以聚焦于歷史哲學領域，主要源于這樣一種荒誕絕倫的歷史情境：近代早期，作為哲學主流之一的啟蒙主義思想，在實驗科學以外的所有社會人文領域，全遭遇到不能深刻的慘敗。

從法國革命到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恐怖主義的泛濫，種種橫加于普遍人性、歷史、生態上的浩劫、摧殘、破壞與滅絕，讓全球社會日益清晰地目睹了、洞察了一個“完全失敗的社會變革方案”（啟蒙主義改造方案）的破產，其罪惡企圖，即以一個獨斷而虛幻的、草菅人命的意志，將過往人類文明長期累積而成的一切社會-生態成果，予以廢墟化、荒漠化、非人化。

啟蒙主義以彌天大謊的神話形式，統治一切器物、制度和精神產品，任何對此表示異議的思想，都被宣判為“前現代的、不入流的、被淘汰的、注定要被掃入歷史垃圾堆的”，都被打入“現代思想”的冷宮。

反復自我吹噓“理性自律”的啟蒙思想，最終以“非理性”的異化面目出現，卡爾·馬克思正確地指出了這一巨大的“異化”；黑格爾卻為此巧辯，說是什么正反合的“辯證法”；更粗俗的樂觀主義者一再宣稱“這是必要的陣痛”，全然不顧的是，萬千“怪胎”，以兩百年的工業污染（“陣痛”之一），以全球生態環境的巨大破壞，以每年數千萬的、難以善終的殘病人口、數百萬殘疾兒童的不斷出生、慘遭遺棄為代價，裝點著現代文明的鋼鐵大廈。

這可怕的“陣痛”哺育了怎樣的怪胎？

蒙田、維柯、赫爾德、邁斯特、愛德蒙·伯克、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湯因比、羅馬俱樂部的諸多科學家們，一再發出醒世的警告：“人類歷史走向了錯誤的方向！”

尼古拉·別爾嘉耶夫（Nicolas Berdyaev，1874-1948年）就是敢于直面“人的命運”，以偉大卓絕、孤寂而榮耀的哲學努力“直面全人類文明困境的思想家”之一。作為20世紀最具原創性、最有影響力的俄羅斯思想家，他的哲學，以理論體系龐大、思想精深宏富而享譽世界。他一生共發表有43部著作、500多篇文章，他自稱，其全部著作的總標題，是“《人的命運》”。

1874年3月6日，他生于基輔。他的家庭，屬于俄國的開明貴族階層，受到西方文化較大的影響。這使他從小就懷有貴族的孤傲，又全身心地追求自由。1894年，別爾嘉耶夫考入基輔的圣弗拉基米爾大學自然學系，一年之后，轉入法律學系。1898年，他因參加左派學運而遭到逮捕，并被學校開除。在審訊期間，他發表了自己的第一篇文章和第一本書，1901年，他被判流放沃洛格3年。1904年，別爾嘉耶夫來到彼得堡，參加《新路》雜志的編輯工作。不久后，他和布爾加科夫等人又一起創辦了《生活問題》雜志。1911年，別爾嘉耶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哲學著作《自由的哲學》。十月革命以后，別爾嘉耶夫創建了“自由精神文化學院”，在高級研討班上講授自己的理論，并一度擔任莫斯科大學歷史和哲學系的教授。1922年，他兩度被捕，因堅持己見，被驅逐出境。別爾嘉耶夫開始了長達26年顛沛流離的流亡生活。先在德國柏林居住，后定居于法國郊區的克萊芒。為了堅守自己的哲學觀點與道德立場，他最終被迫客死他鄉。

在僑居國外期間，別爾嘉耶夫寫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偉大哲學著作，這些著作為他獲得了巨大聲譽，使他躋身于當時歐洲最重要的哲學家的行列，他被譽為“當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預言家之一”。1947年，別爾嘉耶夫以充足的實力，擊敗同被提名的候選人、著名神學家卡爾·巴特和著名哲學家雅克·馬里坦，被英國劍橋大學授予榮譽神學博士學位，這也是別爾嘉耶夫一生中獲得的唯一的正式學位。

《歷史的意義》是別爾嘉耶夫的歷史哲學代表作。

1919-1920年間，他在莫斯科精神文化研究院開辦系列講座，這些講座筆記，經本人增補、完善，結集出版后，被譯成各國文字，引起廣泛關注與贊譽。

峰按：人類各種“權威知識”的不可靠，中外一概，俯拾皆是：譬如，有關“存在主義”，依據那個可疑的“一般認為”，作為現代哲學的重要流派——存在主義，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和法國哲學家薩特。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教授瓦爾特·考夫曼在專著《存在主義》中開列專章予以論述的西方作家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克爾凱郭爾（齊克果）、尼采、里爾克、卡夫卡、雅斯貝爾斯（雅斯培）、海德格爾、薩特、卡繆。其中，以哲學寫作為主的，只有尼采、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薩特四家而已。

這個“一般認為”或“權威知識”，嚴重忽視了影響巨大而深遠的“俄羅斯存在主義哲學”的偉大貢獻；而且，更不幸的是，尼古拉·別爾嘉耶夫、謝爾蓋·布爾加科夫、舍斯托夫、索洛維耶夫、謝苗·弗蘭克（此前《清風廬》與我在中國日報中文網《天下專欄》里曾專文討論其思想）等全球范圍內的大哲學家，都被這些“一般認為”的“權威意見”（實則錯謬百出，卻自封為權威，用以壓制不同意見）錯誤地歸入“宗教哲學家”一類中，遠離了英美、歐陸哲學界及其主宰下的中國哲學界、知識界的思想視野。

根據這些錯謬的“權威意見”，似乎上述俄羅斯哲學大師，僅僅論述“宗教問題”而與當代“世俗化、碎片化生存”的大眾讀者、知識精英們“關系不大”。如此錯誤、荒謬的分類與粗率“命名”，再加上當代全球尤其是中國，正經歷著全球最大規模、最激烈程度的“世俗化生存”的社會實驗，這些產生巨大影響的哲學體系的偉大建樹者，被人為“隔絕”在全球哲學思想的潮流之外，受到冷落、忽視、曲解。

直至2008-2016年前后，美國、歐洲金融寡頭蓄意發動的金融風暴、經濟危機不斷橫掃全球各主要經濟社會體、全球生態崩潰與社會動蕩不斷加劇，人們逐漸警覺于西方啟蒙主義誤導下的全球化實則“西方化”社會模式的深刻弊病，俄羅斯、中國等深深扎根東方大國文明傳統的哲學家對“西方化”諸多流弊的全面反思，才逐漸引起注意，上述哲學大師的學術思想，與我所謂的“民國七賢”的偉大智慧一道，構成21世紀文明新生的重要精神資源與道德源泉。

別爾嘉耶夫以深刻而敏銳的歷史洞察力與預見力，在1919-1920年的莫斯科的冬天，清晰揭示了“歷史哲學問題”在歷史上和20世紀中的凸顯：

世界歷史上特定時刻里特別劇烈的歷史災難和驟變，總會引起歷史哲學領域的普遍思考……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以后，人類思想也轉向了歷史哲學領域的理論，試圖弄清歷史進程。歷史哲學在約瑟夫·德·邁斯特……的世界觀中起了不小的作用。我想，無可爭辯的是，不僅俄羅斯，而且全歐洲和全世界都正在進入一個悲慘的發展時期……這種節奏只能稱作最危險的節奏——火山的根基原來是在歷史的底層土壤中，一切都動搖了，我們得到的是“歷史”極緊湊、極劇烈的變動印象……

別爾嘉耶夫置身于歐洲劇烈慘酷的歷史變動之中：法國大革命造成法國人口八分之一的無辜慘死，緊隨其后的拿破侖戰爭，造成全歐洲的大動蕩、大流血；正是這些慘痛的歷史教訓，激發約瑟夫·德·邁斯特寫出《主權之研究》、《憲政生成原理》等輝煌巨著和愛德蒙·伯克《法國革命反思錄》對法國革命的全面批判與否定性評價；伴隨維也納會議對拿破侖戰爭與動蕩的不徹底消毒，歐洲工業主義擴張，激起三大沖突：1，資本對國內勞工的剝削，激發勞資對立和左派烏托邦激進主義政治實踐；2，各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爆發了空前慘烈的兩次世界大戰；3，西方列強對非西方國家的大舉入侵、剝削，激發各非西方國家的民族主義、激進主義的政治運動。

三大沖突的思想根源，都是被維柯、赫爾德等人文思想大師一再批駁的、幼稚而偏狹的啟蒙主義思想，這一思想所標榜的、不切合歷史與人性實際的政治幻想，伴隨每一個被工業化浪潮，卷入城市工廠、被迫生活在貧民窟、地下室的青年農民的求生欲望中，一再噴發激烈沖突與破壞的毒焰，直至動蕩、戰爭等驚天狂流，把這些無辜的青年民工、工人、幼稚學生徹底吞噬……

人們不禁深思——近代歷史，何以如此荒誕、殘暴？

那些無辜者的鮮血為什么一次次白流？

世界的過往與未來是什么？

人類的長治久安之大道，究竟在哪里？

作為這一切歷史動蕩的親歷者、深入觀察與思考者， 痛定思痛，別爾嘉耶夫在凄涼顛沛的流亡生涯中，寫出了全面反思人類精神、歷史哲學的一系列巨著，僅專著即達43部之多，堪稱“但丁式的偉大流亡英雄”！

他在《歷史的意義》開篇設問：

什么是“歷史的東西”？……業已確立的歷史基礎開始從根本上動搖，歷史運動、歷史災難和歷史激變層出不窮，盡管節奏快慢不同，但井然有序的基調和完整生活的協調已不復存在。于是，二元性和分化開始了：認識主體并不感到自身直接和完整地存在于歷史客體中……主客之間斷裂了，反射之主體脫離出他直接所在的生活，與這內在生活，即“歷史的東西”相脫離?！?

別爾嘉耶夫揭示了啟蒙運動與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生活的“井然有序”和“完整協調”特質，這一特質的獲得，根源于人將自身納入宇宙天地大一統的生命秩序之中，他與自然環境、社會、人文環境水乳交融、協調一致，他處于存在哲學所謂的“在家狀態”。

伴隨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人的命運出現了根本逆轉。

他被從宇宙自然秩序和社會人文綿延中“連根拔起”，拋入大城市的機器生產和貧民窟中，每日如牲口一樣，被八小時工作制驅趕著、催逼著，疲于奔命于工作場所之間；與此同時，啟蒙主義以偽善的仁慈，在其興辦的各種慈善機構——從工人識字學校、醫院、收容所、感化院，一直到以訓練“人力資源”為唯一目標的各級學校、大學、研究院中，不斷悄聲鼓勵著：“這就是你的專業、你的職責、你的幸?！惚仨毴绱?，痛苦是暫時的，光明在前頭……別理睬叔本華、尼采等等那些狂人、怪人，他們早晚被送入瘋人院……”

那些扛著行李卷、傻傻地步入城市的鄉村年輕人，帶著廣大鄉村的泥土，炫目于大城市的五光十色，在這些娓娓道來的“體制自我證明、自我實現的啟蒙神話、各種近代制度與傳媒嗡嗡織成的騙人低語”的催眠下，心甘情愿地“馴服”下來，聽命于工頭、承包商、校長、主管們的指派，穿上工作制服和各色校服，埋頭于學習大機器生產的各項流程，成了查理·卓別林在《摩登時代》開始時描繪的、被驅趕進入牲口欄中的熟練工人、文職人員、教書匠，成為繼續重申那些“體制的神話與低語”的幫兇。

別爾加耶夫以賢哲的睿敏，揭示了“認識主體”（人）與認識客體（社會歷史進程）之間的“二元分裂”：人被驅趕出“歷史”之外，不復能左右自身，更無從過他曾經擁有的生活，那鄉村牧童、那嬉戲的少年、那清澈河流中浸滿赤裸身軀的耀眼青春，那從高山巨川上，騰空躍出的亮麗激情……

一切內在生活（歷史的東西，即值得為之生活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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