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賢，辜鴻銘、陳寅恪、柳詒征、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和錢穆是也，乃萃取中國固有文明傳統，又能融會貫通全球人文思想的精華，奮力建構起中國現當代學術思想的獨立體系、文明價值體系，使全體中國人能傲然挺拔，獨立于今日世界而毫無愧色的偉大“國魂”（民族精神）的締造者，這一大批民國時代的學術思想宗師，以“七賢”為光輝代表。民國七賢這一學術思想概念，由我于西元2010-2016年間予以概括和提出，在國家圖書館、福建省圖書館等地的公開演講中率先加以使用。

一，民國七賢的偉大學術遠見

與主張照搬照抄西方學術思想、政治經濟制度、貽患國家民族于無窮的“全盤西化派”判然有別，民國七賢的文化主張是“返本開新”，即在融會西方文明合理精華的前提下，“重返”、“重建”民族文化之根本，在“同情與敬意”的合理態度與思維方法下，將古今中西予以融貫，重新建構起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學術基礎與文明體系。

民國七賢被迫長期居于中國輿論-學術思想的支流地位，受盡了當權者及其幫兇“全盤西化派”的打壓、摧殘，但一直保持了獨立不屈的學術品格；民國七賢的偉岸人格與迄今不可企及的學術品格，使其畢生能不仰賴政治經濟權勢及其獨霸話語的鼻息、其所恩賜的“壟斷資源”而能頑強不屈地堅持下來，因此葆有不受扭曲的純正品質，所謂“不曲學阿世，不侮食自矜”（陳寅恪語）受到廣大讀者的秘密擁戴；伴隨改革開放和民族復興，民國七賢的偉大學術創見，一一被中國現當代文明進步史完全予以證實，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重建，由于民國七賢及其廣大學者、讀者的頑強堅守而幸存于世，重演了晚周“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而最終一陽來復、萬象更新、劫后重生的偉大史詩故事。

民國七賢中，辜鴻銘、陳寅恪以獨立風骨傲立于世，柳詒征以博大精萃著稱天下，而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則分別代表著現代中國學術的三大精神傳統：一，統攬人類全局，具有精確把握中西文明精髓與發展趨勢的過人遠見，這方面，梁漱溟是代表；二，精熟把握中華文明的內在神髓，在國學造詣上巍然名家、深湛而精美，這方面，馬一浮是代表；三，貫通天地人、融會中西印，對人類過往、現在與未來特具卓識，開創出破解諸多謎題的偉大思想體系與智慧途徑，這方面，熊十力是代表。與六賢的學術思想交融、共振，在經史子集的偉大文獻基礎上，接續中國正經、正史偉大傳統并予以純正闡發與詮釋的曠古絕今的宗師，則是錢穆。

民國七賢的學術淵源，除了中國固有文明傳統之外，就是歐美19-20世紀不斷興起的反啟蒙主義思想——浪漫主義的歷史哲學，從赫爾德到卡萊爾，全面反對啟蒙進步史學，而卡萊爾正是辜鴻銘的老師；歐文·白璧德提出“新人文主義”以取代啟蒙主義為代表的“舊人文主義”，陳寅恪、吳宓在美國親炙其教；泰戈爾1920年代訪華，主張警惕西方器物技藝文明的危險，遭到“全盤西化派”的可恥圍攻，但辜鴻銘、梁漱溟等卻與之結下深厚友誼；蔡元培主政北洋教育部，悍然廢止中國大中小學讀經，剛剛受其邀請出任教育部秘書長的馬一浮，憤然辭職，隱居西湖，遍讀《四庫》，名滿天下；一浮后又獲蔡元培邀約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的來電，浮翁回電“古聞來學，未聞往教”，以示君子絕交于小人；民國七賢之傲然堅守中華民族精神陣地，大抵類此。

辜鴻銘

二，辜鴻銘：敢于為“中國靈魂”吶喊的偉人

辜鴻銘（1857-1928）是捍衛中華文明的偉大斗士，是以嫻熟西文，面向全球政商學各界，為偉大的“中國靈魂”吶喊、奮斗的20世紀偉人。他秉承其導師、英國歷史哲學大師托馬斯·卡萊爾（1795-1881）的精辟見解，以對中西文化的深刻洞察、對中華文明的忠實描繪、對偉大的“中國靈魂”的堅決捍衛，永垂全球與中國史冊。

辜鴻銘誕生在馬來西亞檳榔嶼的一個華僑家庭，13歲時被義父福布斯·布朗帶往歐洲接受教育。1873年，17歲的辜鴻銘，考入英國愛丁堡大學，師從偉大思想家、學者托馬斯·卡萊爾，開啟了近代中國人與世界著名思想家的直接師承關系?？ㄈR爾是當時英國乃至整個歐洲最具影響力的偉大思想家，這位出身蘇格蘭農民家庭的思想家，通過單槍匹馬的個人奮斗，以深刻大膽的思想和刻畫入微的文筆，征服了西方知識界。他被尊為“19世紀英國的耶利米（先知）”、“維多利亞時代的偉大預言家”、“浪漫主義思想大師”。1865年，卡萊爾就任愛丁堡大學的校長，在這里，作為名滿西方的歷史思想大師，他迎來了他的第一個東方弟子——辜鴻銘。

托馬斯·卡萊爾

三，卡萊爾“一線單傳”辜鴻銘

卡萊爾和辜鴻銘師徒二人，正是置身于人類歷史上曠日持久的偉大思想文化運動與社會歷史運動的光榮譜系中的、東西方反現代化思想的偉大代表。浪漫主義以及空想社會主義對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現代化進程疑惑、反思、批判與改良試驗，是他們直接的思想與靈感的源泉；“社會批判主義”、“社會改良主義”對西方工業化、現代化進程的全面置疑、批判、控訴與成功改良，是在他們一輩人的強烈呼吁鼓動下完成的；他們身后的反現代化浪潮，無論是社會主義、民族主義、“現代主義”或“后現代主義”思想、20世紀60、70年代的青年造反運動、亞文化運動、黑人民權運動、環境保護運動以及當代的反全球化浪潮，都從他們深刻的思想與道德激情中汲取靈感和力量（參閱艾愷：《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浪漫主義是“對法國革命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啟蒙學派的一種反抗”（《馬恩全集》25卷33頁），尤其是對工業化、現代化的首次抗議。德國浪漫派赫爾德（1744-1803）、哈曼（1730-1788）、謝林（1775-1854）等人的思想；歌德（1749-1832）、席勒（1759-1805）、荷爾德林（1770-1843）、諾瓦利斯（1772-1801）、蒂克（1773-1853）等人的創作，最早顯示了現代化所代表的物質文明，與浪漫主義所追求的人類精神文化傳統之間的深刻矛盾和劇烈沖突。歌德的《浮士德》（1806、1831）描寫了近代西方文明無限擴張所造成的悲劇，成為德國浪漫主義對工業革命以來西方社會深刻反思與批判的杰作；蒂克在小說《威廉·洛厄爾》中描寫一個英國青年因受啟蒙主義影響而道德墮落的故事，是最早的反啟蒙主義小說；他的另一部作品《弗蘭茨·斯坦巴德》（1798）則歌頌了中世紀的騎士制度和田園牧歌生活；諾瓦利斯也在小說《亨利?！ゑT·奧夫特丁根》中，把13世紀描繪為人類文化的黃金時代，以反襯出自己所處的工業化時代、啟蒙主義與法國大革命的墮落。

在工業化最早起步的英法兩國以及稍后的美、俄諸國，處于反對立場的浪漫主義詩人威廉·布萊克（1757-1827）、華滋華斯（1770-1850）、柯勒律治（1772-1834）、拜侖（1788-1824）、雪萊（1792-1822）、濟慈（1795-1821）等人的作品，表達了對正在興起的丑惡的工業文明與都市文明的厭惡與批判；愛德蒙·柏克（1729-1797）與托克維爾（1803-1859）則分別通過對法國大革命的嚴厲批判、對美國民主的實地考察，系統地提出了維護傳統價值的保守主義政治哲學；空想社會主義者則開始了他們偉大的反現代化的社會自治試驗。

被稱為浪漫主義第二代的卡萊爾、羅斯金（1809-1900）、阿諾德（1822-1888）、莫理斯（1834-1896）以及美國作家愛默生（1803-1882）、惠特曼（1819-1892）、梭羅（1817-1862）等發展出一種重要的文體——社會批評或文化批評，這種文體有力地表達了他們對現代化的憂慮與批判；夏多布里昂（1768-1848）在小說《勒內》（1802）中最早塑造了痛苦彷徨于都市文明中的“世紀病”形象；斯湯達（1784-1842）則在小說《紅與黑》（1831）中描寫了一個鄉下青年為擠入資產階級上流社會而身敗名裂的故事；雨果（1802-1885）則在《悲慘世界》（1862）等巨著中，對資本主義秩序進行了義正詞嚴的譴責，這些作品與批判現實主義的偉大作品——巴爾扎克（1799-1850）的鴻篇巨制《人間喜劇》（1829-1850，收入小說90余部）、狄更斯（1812-1870）的一系列膾炙人口的小說、左拉（1840-1902）的《萌芽》（1885）以及俄國文豪列夫·托爾斯泰（1828-1910）等人的思想與創作一起，構成了西方文學對資本主義的深刻批判與控訴，成為促使西方社會進行民主主義、自由主義、人道主義改良的重要因素。

卡萊爾是西方反現代化思潮的偉大代表之一。

早在愛丁堡大學求學時，卡萊爾就對作為愛丁堡大學傳統的“蘇格蘭啟蒙主義”思想深懷不滿，他如饑似渴地學習德國浪漫主義思想，以便使自己從休謨的理性懷疑主義和亞當·斯密的經濟實用主義的泥潭中掙脫出來。他自稱“神秘主義者”或“自然的超自然主義者”，在1829年的文章《時代的象征》中，他指出：“人們的頭腦、心臟乃至雙手都變得越來越機械了。他們對個人的努力以及所有人的本性的力量都喪失了信心。他們所希望和為之奮斗的，不是內心的完美，而是外部世界的排列組合，以及各種制度、法規等，總之，不外乎各種各樣機械的結構?！保ㄞD引自凱內：《卡萊爾》5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

卡萊爾歷史哲學的核心是“公平天意”，即人類社會的罪惡如果積累到一定程度，必然遭受天意的懲罰。他認為，歷史是人類經驗的最高概括，歷史寫作也就代表了詩的最高形式。他在《法國革命》中把法國革命爆發的原因歸結為法國統治階層的道德腐敗，殘暴的大革命正是歷史神圣的公正意志對罪惡行經的懲罰，而法國革命的烏托邦根源——啟蒙主義思想，則是從一個錯誤的理性原則出發，逐步擴展至整個歐洲大陸的道德沙漠與文化沙漠。

1837年英國爆發了自工業革命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各種社會矛盾日益尖銳?？ㄈR爾目擊時艱，對貧苦大眾深抱同情，對英國統治階層厲聲譴責：“愛爾蘭有近700萬勞動人民，據科學統計，他們中的三分之一，每年有30周的時間得不到劣等馬鈴薯充饑?！颤N都不要說了，要麼迅速改變這種情況，要麼自取滅亡……英國對愛爾蘭是有罪的，這是四百多年來作惡的結果，必將最終遭到全部報應?！保ㄍ?3頁）他以最嚴厲的口吻斥責那些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社會事務的放任主義經濟學家，稱其為“癱瘓的激進主義”，更反對功利主義的道德觀，認其為啟蒙主義新的邪惡形式，他的“現金的王國是人民貧困的根源”的論斷，成為舉世名言?？ㄈR爾的道德激情、對英國社會的尖銳批判與譴責、對根本變革的強烈呼吁，使他成了當時英國社會中下層人民擁戴的先知、圣哲，宣告天譴即將臨頭的預言家。1883年，他在寫給穆勒的信中表達了自己的這一感受：“不是在詩歌中，而只能是在預言中，在像古代希伯來人的嚴厲警告中，一個人才能指出當前社會中那些該被詛咒的現實……”

卡萊爾的獨特之處，在于他雖然強烈呼吁根本的社會變革，但他從未沾染啟蒙主義和自由主義的“民主崇拜的熱病”。他從不相信選舉箱可以解決嚴重的社會問題。人民大眾則被視為盲目而危險的本能力量。

卡萊爾認為，民主是一種極為不現實的政治制度，這種烏托邦的信念在法國大革命中一試而?。褐鲝埫裰鞯募獋愄嘏杀滑F實主義的雅各賓派擊潰，標榜理性和民主的大革命，換回的竟是殘暴與專制，民主將永遠出于同一原因而失敗。對這種完全不現實的公正原則（自由、平等、民主）的追求，只能白白浪費時間與精力，并極容易導致邪惡。他與柏克一樣，向往一個有機結合的、秩序井然的社會，他因此認為，12世紀的英國，才是健康社會的楷模，而只有出現一個有道德責任感的“新貴族”階層，英國才會得救。在《當代評論》中，他輕蔑地稱當時英國人為“2700萬傻瓜”。

由于“英雄崇拜”的歷史哲學和對啟蒙現代化的全面駁斥，晚年的卡萊爾陷入了徹底的孤獨。選舉權的擴大、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經濟增長對貧富分化的暫時緩解、英國平穩度過1848年震動全歐的革命危機，尤其是西方帝國主義在全球建立的殖民地，確保了歐洲經濟的普遍繁榮，這一切，使一度激動不安的讀者被資本主義的虛假繁榮所欺騙，日益疏遠他們那位現在看來有點“危言聳聽”的先知。人們不知道，災難的陰云正越來越濃地籠罩在19世紀歐洲的上空，為卡萊爾所憎惡的每一件事情正呈現出日益危急的前景?？ㄈR爾清醒地意識到：那種企圖以工業革命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來解決工業革命所引起的一系列嚴重社會問題的幻想，恰如抱薪滅火，到頭來只能適得其反。

他在1837年的《法國革命》中最早提出了“人的死亡”這一歷史哲學命題：“……由于人的個性（或曰自發性）得到發展的可能微乎其微，可以說人類現在已經死了，并且是以人為的方式相互殘殺而死?！睕]有受到人格與個性培養的大眾，只能充當西方民族國家體系、帝國主義政策的炮灰，軟弱無力的個人與龐大無比的國家機器之間的不成比例的相互關系與彼此隔絕，帝國主義之間的殘酷戰爭，即使是和平年代大眾的麻木與個性泯滅，20世紀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恐怖主義和彼此殘殺，人性的毀滅……這一切，都在卡萊爾的預言之內，毫厘不爽。此真先見之明也。

正是在卡萊爾孤獨的晚年，辜鴻銘投到了他的門下。

辜鴻銘義父布朗先生的父親，是卡萊爾的老朋友，辜鴻銘每晚隨布朗父子造訪卡萊爾，聆聽教誨、隨時請益，遂得浪漫主義之真傳。

四，卡萊爾對“中國儒家民主”的推崇

卡萊爾認定歷史是由道德意志貫徹、由英雄人物創造的歷史觀，深刻影響了辜鴻銘。這種歷史觀與中國精英文化傳統十分相契。在《論英雄與英雄崇拜》、《過去與現在》等書中，他贊美中國的皇帝是“一個比許多人所能想象的要聰明得多的大祭司！……他做了一個獨特的、系統的嘗試，想獲得我們稱之為一切宗教的最終結果：實際的英雄崇拜，他以真正的熱情，盡其所能、永無止息地從百姓中尋找并篩選最聰明的人；是這些最聰明的人、天生的國王，統治著3億人民?！麄儾幌笃渌麕装偃f人那樣，有什麼七年戰爭、三十年戰爭、法國大革命戰爭，以及相互之間令人恐懼的戰爭?！保ㄞD引自黃興濤：《文化怪杰辜鴻銘》24頁，中華書局1995）

讀卡萊爾此言，可知一個思想深刻、觀察敏銳的歷史學家，即使遠居英倫三島之上，亦可對中國歷史洞若觀火，強過胡適、陳獨秀等全盤西化論者不知多少倍也！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卡萊爾對中國古典政治中君臣關系的精妙比擬：他稱中國皇帝為“大祭司”，稱被皇帝選拔出來的、治理國家的士大夫為“天生的國王”，卡萊爾依據自身政教分離的歷史傳統，精妙地理解了中國古典政治政教合一之奧秘：皇帝猶如西方傳統中的大祭司，依中國傳統可謂“道統”所寄，他并不承擔實際的治理責任，他的政治功能有二：一曰天命所系、道統所寄之普遍王權、天下歸心之王政、全國民眾性命所系之統一與穩定的政治（宗教）象征、中央集權之合法性權力源泉，廣土眾民因這一象征之無上權威而秩序井然，不敢生覬覦之二心，故一般儒臣往往催促皇帝“早立太子，以定國本”，所謂“國本”者，即表明在位君主（皇帝）與待位儲君（太子）之間平穩的政權過渡是全國安危之所在；二曰“選舉人才”，選者選拔，舉者薦舉，前者以考試為之，以朝廷命官出題監考，初選之后，由皇帝確定高級人才之錄用；后者由封疆大吏舉薦，最后亦由皇帝確定錄用。是故君主職責一為象征，一為選拔干部，少數情況下確定大政方針，而實際政治治理，付諸卡萊爾所謂的“天生的國王”——士大夫階層，皇室與文官政府之間相互制約，道統（君主）、政統（文官）與學統（士人）之間相互配合又相互制約，數億人民因此井井有條，而少暴政、戰亂之禍也。

卡萊爾正確地指出：“就我在這個世界上所知道的事情而言，沒有任何一種政府、制度、革命、社會機構或設置，如此指望人的這種科學追求。智慧的人位于事務的頂端：如果一切制度與革命有目的的話，這便是它們的目的。因為真正智慧的人，正像我一直斷定和相信的那樣，是有高尚心靈的人，真誠、正直、人道和勇敢的人。讓他執政，一切都會得到；不錄用他，盡管你有黑莓一樣繁多的制度，在每一個村莊都設議會，也將一無所獲?！保ㄍ希?

卡萊爾認為中國古典文明努力的根本方向正確可佩，稱之為“中國式的民主”：“人類的一線光明，是中國的民主思想，可嘆！據我所知，民主理想在中國，始終未能（完全）實現；待傳播到歐洲以后，掀起了法國大革命，又好象一根燃著的火柴，一陣風吹滅了。（現在是）徒有民主制度，沒有民主精神?！保ㄍ?5頁）

辜鴻銘后來在老師思想的基礎上，將卡萊爾對中國古典政治中的民主思想的贊揚，發展為更有系統的、更深入透徹的贊美：他認定古典中國政治是“理性民主”，即在理性指導下的民主，以區別于近代西方非理性的民主——群氓政治、大眾暴政，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

“世界已經走上了一條錯誤的道路。人的行徑、社會組織——典章、文物——是根本錯誤的?！笨ㄈR爾的深沉教誨，想必極大地感染了青年辜鴻銘。他以天賦的靈敏，深思善學的才華，浪漫主義的嫡傳，與導師一樣的道德熱忱、堅強信念、高傲性格，與導師一樣耐住孤獨、誤解、冷落與貧困的偉大品格，為把中國文化這一“人類的一線光明”照耀到現代社會的黑暗之上，奮斗了一生。

影響辜鴻銘由一個洋服洋語的“西崽”轉變成中國文化的偉大辯護者、東方反現代化浪潮之代表人物的西方人，除了導師卡萊爾外，尚有卡萊爾的友人、著名思想家、社會批評家羅斯金、阿諾德、愛默生，文藝復興時代的偉大作家莎士比亞、浪漫主義代表人物歌德，他的義父布朗先生等。

據說，他曾背完莎翁的三十七個劇本和歌德的《浮士德》，這是他學外語成功的秘訣之一。莎翁戲劇如《威尼斯商人》和《雅典的泰門》所揭示的資產階級唯利是圖與貪婪金錢的本性，給辜鴻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歌德、愛默生是浪漫主義哲人中對中國文化贊美極多的人。歌德嘗言：“中國文明有寧靜中和之精神，其人之生活以及文藝器物之所表見者，皆光明而純粹，健全而安定”；“中國人凡事均有節制，不行之過當，故能立國數千年之久，他日亦不至滅亡賴有此耳！”（同上28頁）愛默生則以孔子為中國文化的核心，他稱孔子為全世界各民族的光榮和楷模，是全人類努力向上的道德榜樣（同上26頁）。

五，強化中國，教化世界！

辜鴻銘主張以中國固有的道德文明，教化、提升啟蒙主義誤導下的全世界的偉大學術遠見，不僅來自他的老師卡萊爾，也來自把他帶到歐洲留學的義父布朗先生。

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代表著有良知的歐洲精英上層對歐洲近代文明的清醒批判意識，直接奠定了辜鴻銘一生學行之立場與方向：“我計劃讓你在德國學科學，再送你去英國學文史哲學及社會學。學成之后，送你回中國，你再把中國的經典著作，背得熟熟的，學深學透。然后，將中國學術思想與歐洲學術思想，融會貫通，得出正確的結論，給人類指出一條光明的大道，讓人能過人的生活！要知，現在歐洲各國和美國都已經變成野獸國家。他們仗恃輪船、火車、槍炮，殺人放火，瘋狂侵略別的國家。最慘的是非洲的黑種人，成千上萬地被抓走，當作奴隸賣給美國。美洲的紅種人，快被殺光、滅種了！我有你的聰明，甘愿作一個學者，拯救人類，不作一個百萬富翁，造福自己。讓我告訴你，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想侵略中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就是為了教你擔起強化中國，教化歐洲和美洲的重任?！保ㄍ?9頁）
辜鴻銘不僅承名師指點，更有如此廣博精深之家學背景，宜乎其獨步中國、蜚聲世界，為近代東方第一思想巨匠也。1877年，21歲的辜鴻銘以優異成績獲愛丁堡大學文學碩士學位，后又游學德、法、意大利諸國，遂精通英、德、法等西方語言與文化，其英文水平被許為“二百年來，未見其右”（林語堂：《辜譯〈論語〉序》）。他24歲時任職于新加坡海峽殖民地政府。1882年，26歲的辜鴻銘，在新加坡會晤了洋務活動家、外語專家、中國近代第一部語法專著《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三日傾談之下，辜鴻銘得聞中國文化之壯麗大道，遂辭殖民當局職，改洋服為華服，并開始習中文并攻讀經史子集?！罢撬R建忠，使我重新變成了一個中國人?！彼闹袊蠋?，是張之洞。
辜鴻銘之獨特成就，更重要的基礎是他對中國政治與文化的深入鉆研與親身歷練：1885年，29歲的辜鴻銘入當時正指揮中法戰爭的兩廣總督張之洞幕府，任督衙洋文案，長期師從、追隨一代名臣張之洞，系統學習中國經典，與朱一新、梁鼎芬、沈曾植、羅振玉、梁敦彥等國學大家交游，同時參與1900年“東南互?！钡戎卮笳闻e措。

他在《張文襄幕府紀聞》和《中國牛津運動故事》中，將張之洞尊為“中國清流運動”之領袖，自稱“作為一個新兵，在他的領導下，為中國文明的事業而戰”，將之比擬為英國反現代化運動——牛津運動領袖紐曼大主教，稱其活動宗旨為“反對西洋實利主義文明”，對張的過早逝世與“中國清流運動”的失敗深致惋惜之情。

辜鴻銘被當時西方尊為“孔子學說的最大權威”。

西方人當時流行一句話：“到北京可以不看故宮三大殿，但不可不會辜鴻銘?！痹缭?898年，辜鴻銘就出版了英譯《論語》。1900-1901年間發表英文政論集《尊王篇》以及相關論文，對帝國主義在華行徑進行了憤怒譴責，在國際上產生了廣泛影響。1905年，辜鴻銘任外務部部郎、上海黃浦睿治局督辦，懲治西人貪污巨款案，責令德船賠償被撞沉的中國民船。1906年出版英譯《中庸》。1910年被賞文科進士，列“游學專門”一等，位第二，僅次于嚴復（學問超過嚴復極多）。

1911年辭南洋公學監督職，居北京。1912年2月，清帝退位，辜鴻銘自居遺老，留辨抗世。同時用中西文字痛罵袁世凱，拒絕其拉攏。1913年任北京四國銀行團翻譯。1914年以英文向“東方學會”提交《中國人的精神》，為其學術代表作，后以《春秋大義》之名出版，享譽世界。1915年受聘為北大教授，講授英文詩與拉丁語等課程。

辜鴻銘1919年發表英文文章，反對“新文化運動”。

1920年，文集《吶喊》以德文在德國萊比錫出版，引起全球矚目。德國許多著名大學成立“辜鴻銘研究會”，辜鴻銘成為與泰戈爾齊名的東方偉大思想家。

可惜的是，辜鴻銘為“中國靈魂”所作的“偉大吶喊”，并沒有進入大多數近代中國人的昏聵、閉塞、偏執的耳鼓，他們唯一聽得進去的，是魯迅激烈批判中國傳統文化的那聲“狂人的吶喊”！中華文明的迷失，由此鑄成。

同年，梁啟超之《歐游心影錄》、梁漱溟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杜亞泉、陳寅恪、吳宓、柳詒征等民國一代宗師的著作以不同形式發表，圍繞在商務印書館《東方雜志》周圍的“東方文化派”思潮、圍繞在《學衡》雜志周圍的“學衡派”思潮，在大江南北勃然興起，與《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國》等雜志展開論爭、討論。1922年，辜鴻銘出版中文文集《讀易草堂文集》。1924-1925年，赴日演講，出版《辜鴻銘講演集》。1928年病勢于北京。

六，粗大而無形的辮子，纏繞中國人心靈

在有關辜鴻銘的各種奇聞逸事中，最有深意且影響深遠的，莫過于這一則：據說辜鴻銘初登北大講臺，那些惟恐洋化不夠的北大學生，一見登臺的外文教授，竟是一個拖著辮子的“遺老”，不禁舉座嘩然。辜鴻銘以一句話就令整個教室肅靜下來：“我身后的辮子隨時可以剪掉，但你們每個人心中的那根辮子，卻極不容易剪除！”

辜鴻銘可謂一語成讖：100多年來，全盤西化論所造成的“中國5000年文明僵化落后，必須全面照搬西方文明，中國才能富強”的思維、行動與心理定勢，如一根無形而粗大的辮子，牢牢捆住了人們的心靈，西方價值觀成為人們衡量一切的標準，現代化、全球化成了西方化、單一化的同一語，似乎西方化帶給全世界的深重危機還嫌不夠，只有不折不扣的照搬西方文化，才是克服一切中國弊病的最后靈丹。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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