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賢的學術思想，經由辜鴻銘有關“中華文明的二十個光輝論斷”之深廣奠基，柳詒征巍然樹立孔子為文化中心，馬一浮提出“儒家六經融攝一切學術”的偉大命題，陳寅恪標舉“同情之了解”即主客交匯、融貫中西的“新人文主義”學術方法，熊十力以西方生命哲學透入儒道佛之名理，復歸宗大易，開辟出現代中國唯一一個自本自根、規模廣闊、神解卓特、磅礴壯麗的哲學體系；梁漱溟本著“世界文化三路向”理論，預言全球文明在“一味對外地”求得物質解決之西化路徑（工商科技與自由民主）之后，必然在儒家思想的道德理性（非西化路徑之工具理性）即廣大澄明之心靈中，求得“對內的解決”，即身心、義利、理欲等所有“啟蒙主義的虛假二元預設、矛盾與區隔”的生命大協調（大一統），此即中國文化（儒家文化）復興之理據所在（印度佛家等一切宗教為之輔助），指明了當代全球文明的合理發展方向，堪稱中國現代學術思想之正宗。

七，梁漱溟：儒家尊嚴，光被日月

在20世紀中國學術的精神遺產中，梁漱溟（1893-1988）以其對中國社會與世界潮流的深刻體察，他樸素淡泊、樸實文字與傲然風骨，他儒佛兼治的生命氣象，他驚人的歷史預見力，在20世紀的中國乃至全世界，堪稱獨樹一幟。

他鮮明提出的“在全球西方化的基礎上，未來世界文化，必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復興”偉大思想，以及“建設中國鄉村社會”、“建設中國民主政治”的偉大實踐，他所開創的“現代新儒家”的偉大思想流派和巍巍學術統系，尤其是他作為“當代孔子”的獨立人格、傲岸風范，不僅永垂全球青史，而且提示著中國社會與全球文明發展的康莊大道。

當1910-1920年代中國左右兩派鼓噪所謂“全盤西化論”且一度甚囂塵上之時，梁漱溟旗幟鮮明地予以反對，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1922）中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儒家文化復興論”。早在20世紀10-2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深刻地指出：中國社會由于積貧積弱，必然經歷一個急劇的西方化過程。伴隨西方化的加深、西方化的社會弊病暴露得愈加充分，同時中國社會也日漸富強，這時，儒家文化，必將取代西方文化在中國社會復興，并且這一復興將影響整個世界。21世紀的中國史和世界史，將是這一偉大預言的不斷展開與實現。

梁漱溟堅苦卓絕的一生，是現代中國人追求物質解放與精神解放的偉大代表。他開創性的文明事業，正朝向這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著作中，他發現，一味追求物質滿足的西方文化必將走到盡頭，以精神調和物質欲求的中國儒家文化必將在全世界復興（詳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99再版）。在這一偉大洞見的基礎上，他提出了有關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一系列獨到見解（詳《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中國文化的命運》等名著）；由于中國社會以農村為根本，他提出了“鄉村建設和書院教育的偉大理論”，為此，他辭去北大教席，深入中國農村以及城鎮社區，建立鄉村建設學院、現代書院，進行重振農村經濟、以書院教育來根本改造中國社會的偉大試驗。

30多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中國現代化，不能是全盤西化式的現代化，而必須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被梁漱溟最有力揭示出的兩大問題——中國社會之特殊性基礎上的儒家文化的復興，和中國農村-教育問題的恰當解決，正成為中國最終實現合理的、人道的、可持續的全面現代化之關鍵。

梁漱溟的遠見卓識，來源于他對中國特殊國情的深刻認識與洞察。早在20世紀初年，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著作中，就對以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所采取的偏激、錯誤的反傳統主義持保留態度。他的未來世界文化必是中國儒家文化之復興的偉大信念，以及與此信念相關的一些列學術闡釋與創見，不僅傳承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傳統之慧命——儒家思想的偉大道統、學統與政統，并且開啟了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流派——現代新儒家。

在現代新儒家的“三圣”中，熊十力以“規模廣闊、神解卓特”著稱，所成體系宏大、返本開新，在哲學上創獲極多，可謂子思、孟子一派儒學大師；馬一浮則以“義理精嚴”著稱，被許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所成博大精深、守先待后，有子夏之博學，更有顏回之淡泊，被尊為“當世顏回”；梁漱溟則身兼曾子之誠篤、子路之義勇，其人格風范，舉世所敬，被尊為“活化了孔子”；其學術思想，從生命哲學、文化哲學入手，博采現代西方哲學、心理學之所長，歸本于儒家心性涵養之教，正大清剛，著實親切，獨呈異彩。

早在1910-1940年代中晚期，身為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就力圖打破現代西式學院教育只重知識技能忽略人格素質的僵化模式，創辦“勉仁書院”等現代書院教育體系。

他在不朽名著《朝話》中提出的具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教育理想與教育規范及恢復中國書院教育的偉大努力，不僅是對孔子開創的中國教育的偉大傳統的直接繼承，更指示著中國21世紀教育創新和文化創新的核心方向。

遠承孔子、晚唐起步、宋元明清興盛一千余年的中國書院教育，是中國教育傳統的偉大創造。它針對隋唐以來科舉制度以及官方教育的日益僵化，提倡一種道德教育與知識教育并重、既生動活潑有修身謹嚴的民間教育模式，一代代忠臣烈士、鴻儒碩學，如范仲淹、文天祥、王陽明、王船山、曾國藩、張之洞等，均受書院教育而成名，成為中國社會之中堅表率，與近代西式學院教育培養出來的、在道德操守上常居騎墻立場的知識專才相比，境界高下判若云泥。當代學校教育，以知識技能傳授為絕對中心，嚴重忽視甚至否定每一種知識所具有的道德意義和人文意義，道德人格、美好心靈的塑造往往流于空洞的形式或枯燥的說教，從青少年犯罪到成年人腐敗墮落現象因此層出不窮，使整個社會蒙受巨大損失。

八，返中華儒家之本，開全球文明之新

梁漱溟一貫主張，只有在深刻認識老中國的基礎上，才能成功建設新中國。他在文革高壓下發表的《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就是這一學術主張的結晶。梁漱溟首先指出，世界上存在著兩種理：一是物理，一是情理。理智源于人身，理性源于人心；理智是人的生活方法，是工具，是手段，理性是人的生命本體，是主宰，是人類特征；西方文化長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國文化長于理性，而短于理智；所以西方文化成就的是民主與科學，中國文化成就的是倫理道德。

他認為中國文化之所以會長于理性，孔子起了關鍵作用。他援引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所言：“孔子一身直為中國政教之原；中國歷史，孔子一人之歷史而已”，并贊許民國七賢之一、文化史大師柳詒征的著名論斷：“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鬃又皵登甑奈幕嚳鬃佣鴤?，孔子之后數千年的文化賴孔子而開?！保ā吨袊幕贰罚┝菏檎J為，之所以說孔子開了數千年的中國文化，就是因為“二千五百年來中國文化是不以環繞著某一宗教為中心而發展的，尋其所從來者，蓋甚早甚早，而其局面之得以開展、穩定則在孔子?！被蛘邠Q句話說：“一貫好講情理，富有理性色彩的中國社會文化生活，端由孔子奠其基礎?！?

以理性主義為特征的非宗教性的中國文化，使中國人民養成了好講情理的民風，以及融通調和的人生態度。前者使中國人和中國文化避免了瑣碎迷信尤其是外來宗教的威脅，后者有利于漢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交往與融合。以理性主義為特征的中國文化，是在日常行事、自處待人之間啟發人的情理自覺，以人的理性來領導人，達到自律自覺，從而使中國人形成了寬宏和厚、善能容物的性格。中國社會組織建筑在倫理情義連鎖的關系之上，倫理關系包涵著所有相遇之人在內，彼此間以相與之情代替相對之勢。數千年來除戰國時代有富國強兵的思想外，人們總是希望天下太平，天下沒有邊界，國與國之間通而不隔。這也是古代經濟雖然非常落后，交通不便之極，但文化卻高度統一，政治亦以統一為常的根本原因。其結果，中國的民族單位得到擴大，民族歷史也因此得以延續久長；民族歷史得以延續久長，反過來又促進了民族單位的日益擴大，“兩面互為因果，卒有今天的局面”，使中國成為世界上唯一一個延續至今的文明古國。

梁漱溟正確地駁斥孔子護衛奴隸制之說為不合事實，其說拘泥于人類社會發展五階段說，而不知中國社會屬于人類社會發展的例外，根本就不存在一個所謂奴隸制發展階段。既然沒有奴隸制，孔子護衛奴隸制就無從說起。梁漱溟指出，“克己復禮”是孔子答顏淵問仁所說的話，顏淵問仁，乃就個人自己生活修養而問，不涉及社會制度。把“復禮”解釋為要復周代之禮，全然不對。

同理，誣孔子為封建統治的工具，亦屬大錯。

梁漱溟駁斥了指責孔孟之道為統治階級用以壓迫被統治階級的工具之說：孔孟之根本學問在于樹立全社會的道德標準，孔孟主張人的心思氣力應用在自己一面，而非向外用力，以對付他人。向內用力，亦叫修身或修己。修身或修己的含義，包括立身行己和處世待人兩個方面，立身行己一面，要求精神收斂集中在自家身上，由此進入儒家的根本學問——“慎獨”；處世待人一面，亦非向外用力，而是反求諸己。無論統治階級還是被統治階級，都必須以道德規范自己的行為。由此可見，孔孟之道不合于一般階級社會內居于統治地位階級的通例。

梁漱溟此文最精彩處，在于他對歷來遭受批判的“三綱五?！彼龅恼_辯護：“三綱五?！睂S護中國兩千年的社會秩序，讓人們從事生產和生活起過重大的作用。中華民族生命之無比綿長，中華民族單位之無比擴大，“三綱五?！蔽磭L不是一個重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說“有賴于此”。他認為，任何事物其中包括社會禮俗在內，總為人們所需要而后才能存在?！叭V五?！辈粌H存在了，而且存在了兩千多年之久，直到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時期才為人們所拋棄，這本身就證明它是有用的，合于社會需要。因此對三綱五常不能一概否定。

他認為，孔子和孟子都是理性主義者，中國幾千年來實受孔孟理性主義之賜，不過后來把孔孟生動的理性，活潑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貞節泥于形式，寢失原意，變成統治權威的工具，從而就成了毒品而害人?！叭V五?！彼员辉{咒為吃人禮教，要即在此。所以吃人的禮教與孔孟之道，不能劃等號?！叭缙淇酌现谰褪浅匀硕Y教，吃人禮教就是孔孟之道，則數千年來中國人早就被吃光死光，又豈能有民族生命無比綿長，民族單位無比擴大之今日？”

活潑的情理所以僵化的原因，是它的禮俗化。

他指出，當一種情理（例如忠或孝）被看成是有用的好東西，群求其通而成為風尚時，由風尚便成了必須資藉的方法工具。它總有某種程度的固定性和形式化乃便于依據循從。而固定性和形式化也就意味著僵化的開始。禮俗形成之初，活氣未大失還是好的，天長日久，惰性加重，便成積重難返之勢，乃至大背人情，大背情理。這是社會文化老衰之病，任何個人或學說難負其責?，F代人的責任就是賦予禮俗化的傳統以新的生機與活力。

1975年7月，梁漱溟在非常困難的條件下，完成了他半個世紀前即開始構思的最后一部代表作《人心與人生》。在這部總結性的巨著中，梁漱溟首先確立了人心是“宇宙生命本原的最大透露”，這種每個人心中“內蘊的自覺”，恒沖破人身本能的自私沖動，而成為“宇宙大生命”不計利害、廓然向上奮進之頂峰。梁漱溟所謂“人心”，正是孟子所謂良知，王陽明所謂“乾坤萬有之基”，若人無此心，則等同禽獸也。

無獨有偶。熊十力曾當面訓斥馮友蘭“良知是一假設”之說，實捍衛純正儒家與中華民族之根本道德信念也。

人之本能與禽獸同，不過自我圖存與種族繁衍之沖動也，簡稱“食色”；一切權力物欲，不過圍繞此二者而來，沉湎于此二者，遂使人生落于盲目與機械。為滿足這一物質本能，人類憑借理智作用，遂發展出種種物質文明，這種文明因近代工業革命而在西方社會首先登峰造極；然人心尚有物欲之上之更高追求，此追求一般儒家稱為“道德”或“精神”，梁漱溟稱為“理性”，此一道德精神或理性，依宇宙生命之本性，奮進向上，超脫利害得失，最終與圓滿清凈之宇宙本體合一。人生因此脫離物質迷暗，進于光明境界。

《人心與人生》可謂濃縮儒家一貫宗旨：人心自覺其善性，則人生光明美麗；人心若自失其善性，則人生黑暗丑陋。梁漱溟的這一巨著完成于1975年，1984年才自費出版，當時中國社會已開始進入劇烈商業化的價值失范期，一代圣哲的巨著竟然靠自費出版，中國文化界的狀況可想而知。急功近利的社會，時時刻刻印證著被它冷落忽視的圣哲所諄諄教誨的真理：“無我為大，有本不窮”；“情貴淡，氣貴和。唯淡唯和，乃得其養；茍得其養，無物不長?！保菏樾奚眢鹧裕?

今日世界迫在眉睫的根本變革之一步，在于把目前應試教育僵化、破碎之死局中的中小學教育，和偏重知識技能傳授的大學教育，徹底改變為人格教育與知識教育高度一體化的、傳道授業并行的新教育，徹底打破德育偏重說教的僵化模式，從豐富的自然知識與人文知識中開掘出親切感人的道德資源，以儒家思想貫通全部教育活動，培養有廉恥、有社會責任感的有德君子與青年才俊，使之成為各行各業之中堅，以此帶動社會風氣的轉變、政治經濟秩序的確立與良性運行、中國社會的可持續性發展與中國文化的全面復興。

與此同時，學術體制以及受其影響的思想文化觀念也需要同步進行徹底變革：衡量教師尤其是大學教師的標準，不應當是升學率或發表論文的篇數，而是這個教師真實的教學、科研水平以及在啟發學生的道德自覺、知識渴求、思維創新的綜合能力上所作出的貢獻。負責評價的機構不能是眼下官僚主義嚴重的教育行政機關，而應當是具有獨立地位與良好聲譽的民間評價機構。中國教育必須全面開放以推動公平競爭，讓好的教師和學者真正成為各級學校珍視的財富。政府應當大力支持高雅的文化事業，立法規定商業化媒體必須承擔的普及高雅文化的責任，使新聞、出版、文化娛樂事業真正成為提升而不是敗壞人民大眾的文化趣味的良媒。

新教育、新學術、新文明的思想核心，是儒家博大深厚的人文理想、生態智慧與道德精神，是儒家樹立君子人格的偉大文明傳統。梁漱溟的儒家復興思想，正是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現代化的重要精神資源。區別于西方模式的片面現代化的所謂“中國特色”，就在于能夠樹立中華民族以及人類文明長治久安之道與生態和諧之道的儒家思想的復興，而富于社會生機與經濟活力的綠色鄉村與綠色城市，正是中國現代化的持久后勁。

九，儒家廣大清明之理性在于“對自己有辦法”

人類文明的出路何在？在一個全球生態、經濟、社會、人文系統全面崩解性危機的時代？與之緊密相連，每一人生，如何在這樣一個文明環境中，獲得生存的意義呢？

梁漱溟在1980年8月，與專程來訪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教授艾愷（Guy S. Alitto，著有《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和《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進行深入細致的交談與研討，艾愷將現場交談錄音（30盒錄音帶）交給中國一批有志于傳播中華文明的人士（田鎬慕周先生、一耽學堂同仁等）予以出版，遂有2006年上海東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驚世巨著《這個世界會好嗎》的輝煌問世。

梁漱溟曾自述：“一生被中國問題和人生問題所困”，亦即全球文明在群體與個體層面上的巨大困擾，這一困擾自工業革命以來，已經騷擾了全世界數百年之久，每日每夜使全球近70億生靈以及受其嚴重波及的無數宇宙生靈無聲飲泣的那些困擾，在一個中國賢哲的心靈中，化解為一片澄明：

人類不是渺小，是悲慘：悲慘在受制于他自己（制與受制是一）。渺小是最錯誤的見解。

不可戰勝的是誰？是生命。被戰勝的是什么？是物質。

生命是心，是心表見在物上的，是心物之爭。歷史（宇宙史）一直是心對物之爭，一次一次無數次，一步一步無數步，征服了物，憑借物，利用物，表演出來。

深深地進入了解自己，而對自己有辦法，才得避免和超出了不智和下等?！@是最淵深的學問，最高明最偉大的能力或本領，然卻不是一味向外逐物的西洋科學家之所知矣。

經濟生活分散了人心，卻組聯了人身。政治形成集團對抗，劃分此疆彼界。

今日世界問題之形成，由于西方文化。要避免人類之毀滅，只有轉向中國文化。中國問題之陷于今日局面，正為盲目學西洋之結果。欲把僵局化歸和緩而達于統一，必須矯正劃界限與用武力之兩點錯誤。

著急貪求，表見了人類的卑微；歆羨涎流，顯露了人類的丑陋；忍耐不下，煩惱苦愁，見出了人類的無用。

學問是解決問題的，而真學問是解決自己的問題。

反復研讀梁漱溟先生這段“心靈獨白”，我不禁怦然心動——這位儒佛兼治的偉人，自我奮斗、孤獨攀登，跨越了《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的命運》等數座山脈，抵達了人類智慧的巔峰——世界問題、文明問題的最后解決，要靠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個人問題、生命問題的最后解決，要靠佛家、宗教家、哲學家來啟迪人類本來秉賦的“靈明”——自我看出人類不能掌控自身的虛榮之可恥、歆羨那些夸誕虛榮者飛濺的“涎流”之丑陋、卑俗、悲慘。

體悟梁漱溟先生這段驚世心聲，我深心感動不已——在舉世夸誕西方物質技術的20世紀，中國竟然出現了“民國七賢”這樣偉大的人物，這是中華文明萬年復興的偉大表征！

文明問題、生命問題的深湛解決，在政治經濟層面上，是打破一切人為虛妄的疆界、集團，保持自由開放；在精神文化層面上，是打破西方科學技術爭逐外物的不良習慣，生命、心靈發揮統御工商科技的道德理性能力，把個人虛榮心，提升為向上奮進之心，個人生命化入天地人宇宙大一統生命之美中。

十，錢穆：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之道
 
民國七賢的偉大學術思想，之所以能超越“全盤西化派”諸多流弊，燦然而為中國現代學術思想之正宗和未來全球文明進步的重大精神資源，根本得自一種澄明而非迷暗的清明理性，得自其生命內部博大而深厚的、玲瓏而透辟的領悟力，即能從舉世癲狂中“自我振拔”出來，“孤往探尋宇宙真理”的偉大氣魄與胸襟，樹立吾儒家所謂“至大無匹之真我”者也。

中國歷史文化的偉大傳統，以《尚書》、《周禮》、《易傳》、《春秋》、《史記》、《貞觀政要》、《資治通鑒》等巨著為代表的正史宗傳，在啟蒙主義誤導下的全盤西化派史學、疑古派史學、考據派史學、機械唯物派史學等所謂“去中國化”的“新史學”的一再摧殘、毀棄、污損之下，正重演晚周時代“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的危急局面，普通民眾在饑寒交迫之下陷入絕望黑暗、渴望破壞的不良心境之中，一般知識階層由于民初蔡元培悍然廢止大中小學讀經而對固有文明一竅不通、全然茫昧；值此千鈞一發的歷史轉折關頭，民國七賢等一批學術宗師（尚有吳宓、杜亞泉、繆鳳林、方東美、張君勱等人）橫空出世，一掃西化毒霾，維護中華神圣血脈于不墜。

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毀滅一國一族，最險惡、最黑暗的一招，就是滅裂其歷史，進而滅裂其語言文化，哥倫布以來西方殖民者在美洲之種族滅絕、東洋人白鳥庫吉以“堯舜禹抹殺論”等疑古謬論為誘餌，卑鄙推進“滿洲獨立”，為同一行徑；胡適、顧頡剛、魯迅等不加細究、受其誤導；柳詒征《國史要義》反復推闡“歷史乃國族靈魂”之要，而自學成材、終生“為故國招魂”的偉大宗師、巨匠錢穆（1895-1990），遂為民國七賢之表率，堅貞保守中國正史宗傳為一穩固合理、光明人道之統系之偉大賢哲。
文史宗師錢穆（字賓四）先生，在民國七賢中，具有總結性的創獲，其偉大學術貢獻，大抵可分列如下：

1，《國史大綱》：國史第一參考書。

錢穆在“引論”中系統提出“溫情與敬意”的歷史哲學方法，是對盧梭、康德以來啟蒙主義所謂“批判哲學”、中國全盤西化史學“自命為以往歷史最高之頂點，而將當身的罪惡與弱點，諉卸于古人”之近現代主流文史哲學之過誤、罪錯——近代中國因自滅本源、內外昏亂而諸事不順遂，非但不自我反省，卻一味歸罪于祖宗、傳統——予以最強有力的學理破斥，可謂一語點醒近代文明之迷夢；錢穆在“正文”中巍然提出“文治政府”這一偉大概念，用以解釋中國秦漢以下政府與民間社會繁榮昌盛長達數千年的歷史奧秘，堪稱不朽；在全書最后一章“除舊與開新”中，對康有為、梁啟超以下的“速變、全變”論等激進錯誤主張進行了梳理和系統批判。

《國史大綱》自1940年代草于抗日戰火并巍然問世以來，再版無數次，迄今為止，沒有一部中國通史能與比肩也。

2，《國史新論》、《中國歷代政治得失》等系列巨著。

錢穆極簡潔而深湛地概括出了中國社會的歷史演進：夏商周三朝以貴族為主導之社會；戰國以來士農工商之“四民社會”；秦漢以來之以士人為主導之“郎吏社會”；魏晉南北朝之“門第社會”；隋唐以來尤其是北宋以來科舉取士官吏皆出自平民之“白衣社會”，下貫元明清三朝，綿亙2500余年。

儒家300年后的偉大復興，關鍵之一，在于孔子親手鍛造出的、一支堅不可摧的學者群體、集天下學術于一身的學術傳統、一種“貧賤不移、富貴不淫、威武不屈”之偉大學術精神。此階層、傳統與精神自孔子崛起民間倡為仁義之說之東周時代，綿延兩千余年，直至清末民初，雖歷經秦之政治迫害、六朝佛老宗教之代興、隋唐以下科舉考試之種種流弊、蒙元之貶斥、滿清之摧殘，始終傲然屹立，巍然而為社會之中堅、政府之領導，挺然而為社會風氣之表率，文化學術之淵藪。

中國自古以來就形成一個不同于西方的獨特社會形態：士、農、工、商，井然有序；而以“士”為全社會之表率、領導。士之所以能領導中國社會，一方面在于他們賦予中國社會正確的價值準則并身體力行之，此準則，即“忠、孝、仁、義”或“禮、義、廉、恥”之儒家道德觀念（道統），全民族對此渙然心折，確信不疑，兩千余年，相沿不改——無忠則叛，無孝則蠻，無仁則賊，無禮則野，無義則亂，無廉恥則為禽獸也！

另一方面，士之居于全社會之領導地位，還在于他們掌握融道德信仰、歷史經驗與治國方法于一爐之學術知識，是為儒家學統?？鬃右栽?、書、禮、樂、易、春秋“六教”授徒，學生明歷代政治、經濟、文化之沿革、古今大道之所在、天人相與之奧妙，內圣外王之學行、治理國家之才干，為舉世所公認，則西周貴族政治，一變而為東周之游士政治（貴族與平民知識分子結合之政治），再變而為秦漢以下直接從平民中選拔治國人才的平民政治，從而一舉奠定中國古典政治之成功與中華古典文明光輝燦爛之基礎。

道統確立，學統堅固，方有清明廉潔之政治、天下為公之政統。政統者，堅守儒家道統之基本價值觀念、飽受儒家學統之浸潤培養，以天下為公、勤政愛民為宗旨，以清明廉潔為基本道德操守的中國古典政治的偉大傳統也。道統立，則民知自愛，官知廉恥；學統固，則德才兼備之官源源不斷培養出來，中國社會因此長治久安，中華文明因此光輝燦爛。

中國古典政治之核心，乃三統合一之儒家士人政治。士起自民間，深知民間疾苦，保有質樸清剛之民氣；自小受儒家教育，身肩儒家道統，慷慨以天下為己任；受薦舉、察舉與科舉而被選拔到中央太學與地方郡學，受高等教育后，經考試合格被委任為各級官吏?；蚴苊耖g教育如東周兩漢之私人講學、唐末之書院培養而成材，主持地方事務。士者，能任以國事之人也，其身薈萃道統之博大、學統之深厚、政統之清明，雖君主之位、富賈之財，不能搖撼其為社會中堅之地位，古典中國之穩定繁榮，并被近代啟蒙思想家伏爾泰、卡萊爾尊為“賢人政治”、“中國式儒家民主”，余謂之“古典憲政”，以此。

中國社會使有教養、有學問的知識分子（士）穩居于靠武力或財力而發跡之武人與商人之上，使道德的力量、人文的力量，穩居于武力或金錢等勢力之上，這一有形的政治選拔制度與無形的視學問為最高社會地位的社會風氣，判然有別于國王、貴族、武人、教士、政客或富豪把持政治之西方社會，是古典中國取得獨步世界的文明成就之關鍵。

士為中國社會之中堅，中者居中也，在社會上層則組成士大夫之政府，君主因此無法進行專制獨裁；在社會下層則組成士君子之鄉紳階層，足以領導民眾之社會風氣，故不必形成專與政府采對抗立場之所謂近代民主之政治土壤也。社會上下由士居中調停，上限君權，下保民權，使全社會一體和諧，而農、工、商各業受此統一、協調與穩定之賜而永葆繁榮也。

“士”階層在確立中國社會之公平性、流動性與持久性方面，具有極端之重要性。錢穆引《說文》“儒，術士之稱”之說，判定“儒即士。術士猶云藝士。禮、樂、射、御、書、數，為當時之六藝，能通一藝以上，即可上通貴族階層，以供任用，甚至可當國政，為卿相?！笔恐匚恢量鬃邮即_立為一獨立階層，并逐漸成為全社會之領導力量。馬一浮認為“六藝”經孔子改造、充實、提升而為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六教，經士之上下傳播，而為全社會所認同。故中國經晚周五百余年之動蕩分裂，非但沒有解體，反而不斷摶合、擴大，最終重建大一統，實賴儒士之引導與儒家觀念之廣泛傳播也。

儒士貢獻于中國社會之最大者，一曰“尊王”、“斥霸”，以民本主義、人道主義政策維護全國政治統一與穩定，想方設法限制、約束君主獨斷專行、倒行逆施，故君主往往無法肆行專制，官吏更因嚴格的監察制度而無法肆行貪暴（漢律官吏貪十金即問斬）?？婆e取士，一視同仁，政權開放，上下流動，社會始終趨于公正、人道和平等；本儒家大同理想，對國內各民族、各宗教派別、世界各國一視同仁，因此采取和平主義而非帝國主義政策；一曰“以農為本、工商輔之”之經濟結構，以農業立國、生態立國，想方設法保護小農，裁抑豪強兼并，重農抑商，因此無法出現土地、資金的高度集中而滋生資本主義。農、工、商合理布局、協調發展，農業為主、工商輔之，社會全面繁榮，又無生態枯竭之患；一曰“忠孝仁義”，儒家思想為全社會建立了基本的道德廉恥，富者寬憫，以不仁為戒；貧者上進，以假冒偽劣為恥，以誠信勤勞為榮。熊十力父以一介寒儒，死前執其手曰：“窮可殺吾身，不可滅吾志！”此錚錚遺言，實滲透一代代中國士人之心魂，而為古典中國傲岸不屈、清潔奮進之偉大精神之象征。

儒家士人政治，以敬天、重農、保民為宗旨，確保中國對外不采取窮兵黷武的帝國主義政策，對內不采取鼓勵貧富分化的資本主義政策。誠如錢穆所言：“兩千四百年，士之一階層，進于上，則干濟政治。退于下，則主持教育，鼓舞風氣。在上為士大夫，在下為士君子，于人倫修養中產出學術，再由學術領導政治。廣土眾民，永保其綿延廣大統一之景運，而亦永不走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道路，始終有一種傳統的文化精神為之主宰?！保?1頁）

近現代學者往往因中國社會未能產生資本主義而喋喋斥責中國社會為落后、僵化。殊不知中國社會自來就以農業為本，工商發達亦不以一味擴張為職志，知足常樂為一般中國人之處世哲學，物質一旦有保障，即轉而尋求精神滿足與提升，加以中國的兄弟平等繼承制度、政府對豪強富戶的裁抑等，故一味擴張的資本主義態度（韋伯所謂新教倫理）被一般中國人視為瘋狂之病態，而資本主義之瘋狂掠奪自然資源與社會關系、破壞生態環境與人生價值等毒素，亦無由產生矣。

中國社會并非不能產生資本主義之生產方式以及對外擴張的帝國主義政策。錢穆論曰：“故中國社會，兩千年來，即為一農、工、商并盛之社會?！瓕ν馕淞?，如漢代對匈奴，唐代對突厥，其征戰輝煌之績，亦彪炳莫盛。憑其富，不產生資本主義。憑其強，不產生帝國主義。歷史上不斷有此機會，而永不邁進此境界，永保此和平安定四民社會之體制。于農、工、商、兵諸色人等之上，尚有士之一品，主持社會與政治之領導中心?！保?2頁）這正是中國世界觀之偉大卓絕處，是中華古典文明永葆綠色青春之奧妙所在。

概要而言，中國東周以前社會，決非西方那種少數奴隸主奴役大多數奴隸之奴隸社會，秦漢以后社會亦非西方那種政治經濟軍事自成一體（莊園）之封建社會，中國古典政治也不是西方意義上的“君主專制”政治。近代中國“西化”史學，照搬抄襲西方，判定中國自戰國以降兩千余年中古、近古社會為“封建專制社會”，實乃大謬。

由于錯誤地判定中國古代社會為封建專制社會，則全盤西化以求富強、拋棄傳統以求“現代”的思潮，近代以來便一直甚囂塵上，而為輿論之主流。作為中國近代巨變之目擊者，錢穆深知“全盤西化”論之危害國家民族之長遠未來：“近百年來，中國備受西方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之欺凌壓迫，思欲一變傳統，以效法乎彼。于是社會劇變，歷兩三千年來為社會領導中心之士階層，亦日趨沒落。至于最近，幾失存在。往日之士精神，已渺不復見。而工商企業之資本家，則尚未成熟，未能確然負起領導社會之責任。于是整個社會乃真如一盤散沙，不得不待政府之排布。而政府又高呼民主，民實無主，何能主政？”（54頁）

在古典經濟與技術條件下，以中國廣土眾民、事務繁復之情形，既不能象羅馬帝國或基督教會那樣靠一種軍事或宗教強力進行統治與管理，也不可能如希臘雅典城邦或近代瑞士等小國那樣實行直接民主，更不可能如西方中古貴族專制政體或近代法國君主專制政體那樣治理國家。即使是近代英美模式的代議制民主，實行起來也困難極大：在田野中耕作的農民投票選舉村長還可以，若令其直接投票選舉總統，即使技術條件具備，恐怕也難以選出恰當人選。工人、商人、職員或許資訊條件好些，但現代選舉政治已墮落為選票政治，民眾自身尚惶然無主，又如何能不受現代政客的欺騙而選出恰當人選呢？

由此可知，以中國政治之艱巨與復雜，不僅君主不能專制于此前2000余年歷史進程中，恐怕今后之中國政治也不可能全由民眾“做主”。代議制民主作為現代資產階級政治的基本形式，目前遇到的最大困難是：民眾代表不能充分代表民意，而日益墮落為黨派政治的骯臟工具，政治因此落入無恥政客與工商巨頭之手，民眾對此束手無策。以往民怨可申訴于縣衙、言官乃至朝廷，如今卻只能等待法庭的一紙空文或“公正輿論”的幾聲哀嘆。如此進步，真令人啼笑皆非！

反思現代“形式民主”、群氓民主之盲目、全球政治之腐敗與墮落，不能不說古代的士人政治，有優于現代資產階級黨派政治的地方：一張試卷可以一視同仁地授官授職，太學負教育、儲備全國官吏之責，考試合格者至少也是一縣首長，科舉高第者則入翰林院，以研討高深學問并養清望，嚴格的監察制度使吏治保持清廉，更有地方郡學、民間書院養育人才，主持社會風氣；如今大學畢業往往失業，在學者不安于學，尚未畢業即四出鉆營以謀職，政府公務員考試只招收低級職員，領導干部則全憑政黨委派，如此不學無術之徒、利欲熏心之輩，奔競于黨魁巨賈之門，政治遂腐敗叢生。雖一再嚴打，但從制度上如何加以杜絕，至今仍為最大之文明治理問題。

戊戌變法之廢科舉而開學堂，民間書院亦改為西式學堂，主持國家政治與社會風氣之廟堂知識分子（士），一變而為局促于學院之內的專業知識分子（專家），知識分子“變法”的直接結果是自身的邊緣化，近代政壇上，少數黨人政客與富商巨賈，狼狽為奸，魚肉百姓。百姓為生計，匍匐在二者腳下，任其蹂躪，社會風氣因此敗壞?！敖袢罩袊鐣鹘y架構已被毀。而其基礎，則兩三千年來，深埋厚筑，急切猶難挖掘凈盡。此下之中國社會，將成何態，非有高見卓識深謀遠慮之士，難窺其仿佛。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洵堪為今日之中國社會嘆矣?！保?4頁）

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是西方歷史的特有產物：古希臘之海外殖民，一如近代哥倫布之侵占美洲；而近代西方列強之獨霸世界，亦如古羅馬帝國之獨霸地中海世界。與中國古典社會以道德學問等人文力量為最高地位不同，西方社會恒以宗教、軍功、金錢等物質勢力為社會頂峰之標志，近代西方則一任金錢為社會地位之標尺。錢穆論曰：“西方社會中之獲得預聞政權，乃至掌握政權，皆由其社會中之資產階層發動。其先議會選舉，皆論資產，由納稅人資格而獲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故近代西方之民主政府，則必然需采取社會中資產階層之意見，于是使其社會迅速成為一資本主義之社會。而其政府亦迅速成為一帝國主義之政府，向外獲取工商原料，推銷工商成品。使其本國資本社會可以不斷向榮，而其相因而起之一切毒素，亦可向外發泄，使本國社會暫時見其利不見其害。但自帝國主義崩潰，資本主義之毒素，乃轉向內泄。于是其社會乃開始日趨崩潰，而若有汲汲不可終日之勢?！保?7頁）

全盤西化論者目眩于西方一時之物質成就，不知此種短暫物質成就背后巨大的社會代價、其終究不可持續之本性：“最近百年來，驟與西方帝國主義資本社會相接觸，富強之勢，咄咄逼人。而又欣羨其民主自由之美名，不加深察，惟求一變故常，亦步亦趨以為快。而不幸西方社會亦已臨于不得不變之邊緣。惟變當有常，萬變不離其宗，當先揭出其大本大源之綱領所在，使一切之變，皆趨向此綱領而勿違，斯其變乃可有常，有其前途。自然科學，物質文明，從西方資本社會之養育中突飛猛進，人人盡以改進物質人生為目標，為期向。而不知人生趨向，社會結構，則并不盡在物質上。物質日進，反可使人生日退步，社會日解體?！保?8頁）

錢穆親歷亞洲四小龍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經濟騰飛，以獨具之法眼，揭示其不可持續之本質：“最近二十年來，社會經濟飛躍，整體人生，隨而生變，婚姻亦失正常。家庭基礎動搖，幼童老年，全受影響。此實以物質繁榮，人情易趨涼薄。群體渙散，社會組織轉以工商團體之事業經營為主，不以人與人相處感情上之交融互洽為本。財富日增，人生情味日減。繼此以往，不加警惕糾挽，實有人倫道喪，天下將亡之憂?！袢罩S，規模日大，天空有噪音，地下有污水，上自飛禽，下及游魚，胥不受害。資本主義之為禍人類，其先如非洲販黑奴，廣州賣鴉片，演變至今……”（59頁）

全盤西化論者不僅毀壞中國固有之文明傳統，更毀壞了中華民族賴以長治久安之道德秩序：“回憶吾國，自辛亥前迄今百年，人人以慕效西化為自救自存之惟一途徑。唱為文化自譴之高論?！釃运我韵?，八百年來，《大學》成為識字人第一部必讀書。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修身為本。富潤屋，德潤身，修身當重德，不重富。民國初年，小學尚有修身科，教人如何在社會上做人，此身明明為各人私有。則私德即公德。后遂改為公民科，教人如何在政府下做一公民，于是人生重點，轉若不在私而在公。試問每一人之生命，究屬私有，抑公有？無私又何來有公？”（59-60頁）

公德私德，本為一體；人人自修私德，則公德必日進，此有源之水、有本之木也。全盤西化論者妄言傳統中國有私德無公德，妄想憑借所謂“公民教育”之虛偽說教，可以喚醒人的公民責任感，此真緣木求魚之千古蠢計也！

大抵中國兒童剛入學即被教以“愛祖國、愛人民”等大道理，問之不解其義，行之徒具虛文：學校每每令中小學生“做好事”，而每個孩子對自己身邊、日夜為自己操勞之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卻不知愛敬，如此“公民教育”只能助長虛偽做作之風，而于孝敬師長、友愛親朋、忠誠于國家社會之根本大義相隔膜，使整個人格入于不仁之狀態：“四十五十層以上之摩天大廈，林立市區，此皆所謂富潤屋。而蟄居屋中之每一人，更無德以潤身。是只潤屋，不潤身。集此無德不潤之身，其生命之干枯燥烈，惟有束之以法律，限之為公民。人生乃為財富所公有，不為此身所私有。因此有關財富，則必彼此相競。不關財富，則各自恣肆，無所底止。美其名曰‘自由’，而法律亦無奈之何。今日自由資本社會，顯已群趨此境。而當前中國社會，則亦順此潮流，奉為榜樣，向之邁進。其最后歸宿，豈不已彰灼在目?！保?0頁）

全盤西化論占據輿論中心，使中國2500年來堅持儒家義利之辨、王霸之辨的偉大道統、學統與政統，在近代面臨全面崩潰。錢穆論曰：“近百年來，我們盲目抄襲德、日，失敗了。又盲目抄襲英、美，失敗了。轉而又盲目抄襲蘇聯……”“不幸這一百年來的中國知識界，卻始終沒有勇氣來接受此教訓。他們老只在爭論應該抄襲誰、模仿誰。換言之，哪一個外國可為我們的標準?！@正是上述殖民地化社會，一種最可慘痛的悲劇。也是中國現代殖民地化的知識分子，所該擔當的莫大錯誤與罪惡?！袊F階段中之知識分子，正在模糊地崇拜西方，積極從事于全盤西化不著邊際的憧憬，懇切期求躍進于某一西方國家化的新范疇?！保?1、40頁）

這一新范疇就是西方模式的片面現代化道路。這一道路在短暫的物質繁榮之后，則是整個民族一切可持續性的喪失。整整50年過去，今日重溫錢穆的預言，可謂若合符節：今日臺灣，可謂全盤西化的樣板——西方式的民主選舉竟然選出一個臺獨政府，其倒行逆施使臺灣經濟一落千丈，大批臺灣商人來大陸建廠置家，臺灣經濟日益依賴大陸，而整個臺灣島陷入丑惡黨爭之中，一片烏煙瘴氣。而其他西方化的東方社會也大致類似：政府腐敗混亂、經濟急功近利、民眾淺薄無恥。古老東方之富足寧靜，早已是過眼云煙。而迫使東方陷入泥潭的西方文明，此刻也破綻百出、不可終日：政治操于富豪之手、經濟險象環生、文化鄙俗不堪。東方西方，茫茫一概。全盤西化論者，若起死回生，睹今日環球，將復何言？！今日世界之無窮劫難，使錢穆對近代以來受西式教育、嚴重西方化之所謂“知識分子”嚴加痛斥、不稍假借：“中國當前知識分子，論其文化傳統，本已學絕道喪。死生絕續，不容一線?！保?79頁）

作為一個社會之領導力量與道德表率之知識分子，學絕道喪如此，則一般民眾、商人政客，其無恥程度，亦可想而知矣。錢穆憑借其對中國歷史的深刻洞察，精辟論道：“中國社會的自身淵源，是唐代以來的科舉社會，它的病痛在平鋪散漫，無組織，無力量。而所由得以維系不輟團結不散者，則只賴它自有的那一套獨特而長久的文化傳統，與由此所形成的強固民族意識。若并消滅此二者，則中國社會將剩四億五千萬個生活窮苦的個人生命，外此一無所有。因此要謀中國社會之起死回生，只有先著眼在它所僅有的文化傳統與民族意識上，而這一個文化傳統與民族意識之鮮明透露，則仍不得不期望在社會之知識分子，此乃自唐以來中國科舉社會之中堅。但一則因科舉制度取消，他們在政治上無合法的出路。一則農村崩潰，他們在生活上無安定的保障。一則教育制度更新，他們在精神上無親切的安頓。這一個自唐以來一向成為中國社會中心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動搖，開始崩潰。最近期中國社會之一切亂象，知識分子該負最大的責任。非這一輩知識分子先得救，中國社會乃將不得救。今天則問題更嚴重，已非知識分子得救與否的問題，而將轉落到并無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存在的問題。這已走近了唐末五代時情況。如何來再教育再培植一輩真正的中國知識分子，來挽救中國的厄運，當前的中國，已和北宋初年相仿，這將成為中國得救與否之惟一該先決的問題?！保?8-39頁）

一切物質力量，無論多麼雄厚堅固，不得其道，則終將灰飛煙滅；而一切精神力量，無論多麼細微弱小，若得其道，則潛移默化，終將不道之物質力量摧毀。往史昭彰，殷鑒不遠：秦滅六國，勢如破竹，然不行仁道，則15年而亡；漢興儒術，則享祚400余年，一舉奠定漢民族生存發展壯大之祖宗基業；魏晉南北朝政治紊亂，但儒家傳統猶存于門第與寺廟，而為隋唐統一盛運與文采風流之準備；唐以詩賦取士，雖較經義便于辨才，但終落“進士無恥”之譏，更貽藩鎮割據、民不悅學之患，而為五代十國之全面黑暗；北宋興，獎勵儒學，雖國力最弱，崎嶇于蠻族侵擾破壞之下，然尊節重教，立近古中國士風、民風之根本，故吾華族，雖經遼、金、蒙、滿諸蠻族之摧殘、明萬歷以下中樞政治之黑暗、近代西方列強之壓迫、北洋國民黨兩政府之腐敗、倭奴之入侵，猶愈挫愈奮，終將內憂外患解除肅清，而重建獨立與統一。若非祖宗德教，則緬顏事奴亦可安享富貴，何反抗為？

3，《先秦諸子系年》與《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

文明沒落時代，必有疑古之論。儒家本經世致用之學，不事考據、詞章，不幸近古兩宋以來，儒者宗師不務收復失地，或束手坐談“以天理滅人欲”；或皓首窮經于“漢宋今古文無謂之爭”；清末康梁、章黃、胡適、顧頡剛等“疑古派”，更胡亂編造“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俱分進化”等荒謬無稽之說，國學領域偽學充斥，不熟悉經典文獻者常上當受騙。錢穆以此兩巨著，永久性地終結了“疑古辨偽”、“漢宋之爭”等千年疑案，堪稱摧陷廓清、豐功厥偉。

4，《論語新解》和《孔子傳》：歸宗圣學血脈。

錢穆以精深的文獻詮釋與歷史哲學的深入闡發，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的長治久安、萬年繁榮之道，在孔子儒家思想。

當代中國社會之種種弊病，其總根源，就在違背了中國人在2500年的悠久歲月中養成的儒家道德-人文價值觀，舍義而趨利，以急功近利的經濟行為、急功近利的教育行為與急功近利的政治行為，片面追求經濟規模與經濟效益的急速增長，而使整個社會面臨不可持續的種種危機、問題與挑戰。

今日中國國力，正欲過明、清而直追漢、唐，外國觀察家許為“重返顛峰”而雄踞世界、抗衡歐美之國民經濟體。此正梁漱溟所謂中國之第一進路——急速西方化以求富強之初步成功也。然此第一進路之弊病日顯，種種弊害均可以“可大而難久”概括也：經濟總量可大，但作為經濟活動之源泉——自然資源與生態環境則難久；市場規?？纱?，但政治腐敗、貧富分化問題、社會公正問題、龐大人口壓力、市場秩序問題、生態惡化、全球政治穩定與公共安全的巨大風險、作為綜合國力源泉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方面之可持續性不高，國民綜合素質，尤其是道德、文化素質低下，使經濟、政治、社會、文化運作橫生腐敗與浪費，等等。

民主法制建設，固然是從制度上杜絕這些丑惡現象的根本措施，但任何制度與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無缺、無懈可擊的，且立法的公正、縝密，執法的公正、嚴格，各級政府部門行政管理的公正、合理、有效、及時，全賴各級官員以及整個社會的基本廉恥心和道德責任感。綜觀古今中外，無論是東西方各大宗教，還是近代以來各種思想學說及其社會實踐，都無法與中國幾千年來儒家道德教化傳統之巨大精神力量相提并論。

儒家道德教化，以培育有德君子為宗旨，以修、齊、治、平為基本程序，順天應人，化育無窮，乃中國社會長治久安之道，人類文明起死回生之良方。君者群也，君子者，超越乎一己關懷之上，渴望對社會大群有所貢獻之人也?！洞呵铩穱廊妗醢灾?、夷夏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實為一辨：義利之辯也?？鬃釉唬骸熬佑饔诹x，小人喻于利”（《論語》），此乃千古不移之文明標準、道德標準也。一利當前，合乎正義則取之，否則不取，君子也；反之則為小人。小人者，將一己之人生渺小化之人也，孟子所謂“頑、懦、薄、鄙”之人也，不知人生有超越乎私利之上之仁義大道也。

5，《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等文化史論著。

錢穆在這些偉大巨著中完整呈現了古典中國之溫柔敦厚、圣潔美麗；近現代中國之奮斗不息；中國在21世紀復興的偉大文明資源與精神遺產——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合理詮釋。

余自1996年博士畢業，苦于“中國無學”，正苦悶彷徨之際，在北師大“港臺圖書閱覽室”驚喜發現錢穆先生系列巨著，一讀傾倒而私淑之，心底服膺曰：“道在是矣！豈能曰中國無人耶？”適逢錢穆著作在大陸解禁，遂以《論語新解》、《國史大綱》為大一、研一新生指定教材，全書解析，期中作業、期末考試，均自兩書中命題考核諸生，余之“文明傳播”學說、“古典憲政”學說等，皆自七賢論著采擇生發也。

總之，民國七賢之學行、志業、著述，堪稱中華文明偉大復興、全人類協調一致、共謀進步之深根大道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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