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炎黃、堯舜、夏殷、周秦、漢唐文明，在全球范圍內，相繼取得古典時代具有普遍人文價值和典范意義的巨大成功。盡管在宋元明清等近古中華文明中，古典憲政體系，遭到宰相制廢弛、權貴黨爭、官僚腐敗、外族入侵等重大挫折，但作為飽含人文價值的古典憲政治理的文明典范，中華文明的偉大觀念與合理制度，諸如儒家治國理念、易經大一統自然哲學等，在近代早期的中亞細亞-地中海世界（西方）仍被廣泛傳播，持續產生深刻影響，形成了歐洲長達3世紀的“中國熱”潮流，直接催生了擺脫天主教會僵化統治的“啟蒙思想”，中國儒家人文主義的治國模式，與復興古希臘羅馬人文思想的“文藝復興”一道，促成了全球近現代文明的偉大誕生，中國啟蒙思想（儒家人文主義思想），是締造全球現代世界、擺脫各種宗教蒙昧的偉大精神力量。

與盧梭、孟德斯鳩等啟蒙獨斷主義-烏托邦主義對中國古典文明的扭曲、誤判不同，馬可波羅等來華經商者、天主教耶穌會著名傳教士利瑪竇等人，憑借在華傳親身經歷，發現了“合乎理性的儒家士大夫統治”的“政治文明的新大陸”，他們把在華經歷回傳歐洲，在1500-1800年的三百年間，“中國形象”被大多數西方人士，尊奉為合理、穩定、繁榮的文明楷模、人類道德秩序的典范。

中華古典憲政秩序、自然生機哲學，更被伏爾泰、萊布尼茨等“啟蒙-人文”大師奉為理性主義、人文主義和憲政治理的榜樣，啟蒙思潮憑借其對儒家理性精神的詮釋，積極探索擺脫教會統治的世俗治理與憲政治理的模式。

百科全書式的著名學者朱謙之（1899-1972），在其偉大學術巨著《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1940、1985、1999、2006等各版）中，深刻精辟地指出、論證了：中華文明，尤其是儒家思想，在中古晚期的全世界，承擔著以人文主義、理性主義“啟蒙”（照亮）西方世界、引領世界潮流的重要傳播角色，具有的極高價值與全球史的里程碑意義。

如果說“中國四大發明”，賦予了西方乃至世界以物質動力的話，那么，儒家人文主義思想，則賦予了西方乃至世界以思想啟蒙和精神解放的偉大動力。

朱謙之在《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中寫道：

東西文化接觸是文明世界的強大推動力?！晕崴?，13世紀至16世紀中國的重要發明，以蒙古人與阿拉伯人為媒介，其所傳播的中國文明，實予歐洲文藝復興之物質基礎創造了條件；而16世紀以來耶穌會士來華傳教，其所傳播之中國文化，則實予17、18世紀歐洲啟明運動創造了思想革命的有利條件。

自13世紀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3）訪華以來，合理、健康、繁榮的“中國形象”，憑藉大批西方商人、探險家、傳教士的回憶錄回傳歐洲而建構起來，引起整個西方世界對中華文明的熱烈想象與憧憬，在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等一系列塑造近代世界歷史進程的偉大事件，“中國形象”的熱烈吸引力都是重要主導因素之一。

馬可·波羅

一，感官印象： “置身中國，猶如置身天堂！”

1271年11月，馬可·波羅（Marco Polo,1254-1323）一行從威尼斯啟程前往東方，1275年夏抵達中國元朝上都。他以客卿身份在朝中供職并深受忽必烈器重。在1298年即回到故鄉威尼斯后的第三年，他口述了舉世聞名的巨著《馬可·波羅游記》，將“迷人的中國文明”介紹給西方。他憑在華17年的廣泛游歷與深入體驗，盛贊中華文明富足繁榮、文教昌盛，置身中國，如同“置身天堂”。

《馬可·波羅游記》這部名著竟誕生于牢獄，馬可·波羅因參加威尼斯與熱那亞的戰爭而身陷囹圄，正反映出當時歐洲內亂紛爭的殘酷局面，與中國之穩定繁榮形成了極鮮明的傳播落差：作為落差一方的中華文明顯得如此富足寧靜、繁榮昌盛，作為落差另一方的歐洲，此時就顯得更加落后紛亂、不堪忍受了。16世紀來華的西方人士，無論商人還是傳教士，都對這種“傳播落差”有鮮明而一致的感受，說明當時中西社會之間“文明落差”的巨大。

葡萄牙商人科沙利（Corsali）在1515年1月6日的一封信中寫道：“我們葡萄牙的航海家到了中國。他們是發明了偉大的瓷器和絲綢的人民?！覀冊趶V州度過了幾天美好的時光。他們（中國人）出售貨物，使我們獲巨利?！绷硪晃缓胶＜野Ｄ凡ɡ‥mpoli）則把這種最初的感觸上升為一種總體的評價：“我們發現了中國，并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時間。這是世界上擁有最富裕財產的國家，很多美麗、偉大的情景，使我們大吃一驚！所以，我假如不死的話，真希望再到廣州時，能帶領我的同伴們到北京去見中國的皇帝！”

自16世紀初即源源不斷來華經商、傳教的西方人士，都對當時中國的富庶繁榮、中國政治治理之秩序井然以及中國人的友善熱情、聰明能干、彬彬有禮贊不絕口。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中國沿海從事走私貿易、被中國政府羈押、流放數年之久的葡萄牙貴族蓋略特·伯萊拉（GaleotPereira），在1565年首版于威尼斯的《中國報道》一書中，對中國的司法制度的寬大、公平仍給予高度贊揚：“我不知道有比他們尊重我們這個事實更足以證明他們司法值得稱贊的了：我們不過是浮囚和外國人。因為在基督教國土的任何城鎮，無論何處，像我們這樣的異鄉人受到控告，我可不知道真正無辜者的案件將有什么結果?！袊嗽谒痉ǚ矫娴拇胧嵌嗝闯交酵?，比他們更講公道和事實?！?

對中華文明偉大繁盛的各種報道、記錄和文獻，在1580年奉西班牙國王之命出使中國的奧古斯丁會修士胡·岡·德·門多薩（JuanGonzales de Mendoza,1540-1620）1585年出版的《大中華帝國史》（Historia del Gran Regno de China，又稱《中華大帝國史》）中，匯聚為第一個文明傳播的高峰。這部名著描繪了一個強大的帝國，為首的是一個穎慧非凡、修養深邃的君主，根據“理性的法律和高尚的倫理原則”進行統治；人民受高尚而純粹的習慣規范約束，生活在一種有規律的、樂于承受的制度（古典憲政）中；藝術和科學繁盛，受到所有人尊重；戰爭和爭端被摒棄于社會之外，和平與和諧成為最高的追求。

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史》是16-18世紀歐洲人眼里“中國形象”的重要文明傳播基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這部名著在細致觀察中國社會的基礎上，對中華文明的道德層面和精神層面，提出了飽含智慧和哲理的精妙概括：“和平與和諧成為最高的追求”，換言之，直到今天，對外主張“正義”與“和平”，對內推行“公平”與“和諧”的大一統文明價值觀與治國理念，一直是中國當代社會的主要目標。經過420余年的古今激蕩和中外融合，當代中國社會各界，仍把“和平”與“和諧”懸為文明的最高理想。

如果我們再追溯到中華文明軸心時代的偉大經典《尚書·堯典》所宣示的“協和萬邦”的政教理想，我們不能不贊嘆：在一萬年的文明傳播進程中，中華文明形象的基礎、自我認同的傳播角色，始終是孔子在儒家經典中所揭示的“天下為公”、“和而不同”的“大同”境界。

利瑪竇

二，理性分析：利瑪竇精準概括中華文明的實質

1582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hewRicci,1552-1610）來到中國澳門，開啟了近代溝通中西文明的偉大事業。在許多西方人士的影響下，中華文明在海外迅速傳播，歐洲16-18世紀掀起了持續三個世紀之久的“中國熱”。這一社會文化熱潮，直接促成了歐洲啟蒙運動的發生，引發歐洲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結構的巨大變革，進而“啟明”整個世界。

人們往往對文藝復興時代古希臘羅馬文化的傳播耳熟能詳、津津樂道，卻較少有人了解：中華古典文明，在近代歷史的關鍵時刻，即16-18世紀的歐洲，擔當著全世界從教會統治下掙扎而出的“啟蒙者”與“解放者”的傳播角色。

對16-18世紀歐洲“中國熱”做出巨大貢獻的，是一批批高瞻遠矚、洞燭幽微的歐洲杰出思想家：先是一批批前仆后繼、富于宗教熱忱和獻身精神的耶穌會傳教士，即抱有理性態度與獻身精神的“利瑪竇主義”者；后是一批批對中西文明的內在肌理洞若觀火，并能提出各自文明改進方案的啟蒙-人文主義偉大思想家，伏爾泰為其代表。

耶穌會是天主教內部反對新教改革所造成的歐洲宗教分裂、主張通過真誠信仰和廣泛參與社會事務重振天主教的一個重要改革教派，創始人是西班牙貴族伊納爵·羅耀拉（Ignacio de Loyola,約1491-1556）。耶穌會至今仍是天主教會內部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國際性修會組織。它的特點是：修士不穿僧服、不住修道院，而以開辦學校、醫院等人道主義事業、擔任公職和傳播福音教義為己任。

喬治·福特·穆爾（George Foot Moore,1851-1931）的《基督教簡史》說：“耶穌會士是歐洲天主教國家中的教育改革家……（他們）積極參與科學新發展的活動。在……促進天主教的文化發展方面，耶穌會的學者與老修會的修士們可以并駕齊驅?！?

耶穌會士可謂歐洲天主教內部的人文主義思想家和改革家。他們不僅能尊敬并靈活對待“受傳教國”的信仰、禮儀、風俗，而且能深入研究該國文明的各個層面，這樣，他們不僅傳教成功，且成為歐洲近代東方學、漢學的權威。

1601年，利瑪竇從南方啟程，到達北京，受到明神宗萬歷皇帝的召見，開啟了以基督教耶穌會為代表的教會革新派、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交互傳播”。從1581年到1712年間，總計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達249人，到清初康熙年間，中國天主教徒已達15萬之眾。耶穌會傳教士在中國傳教的成功，主要得力于兩點：一是他們的科學文化知識受到中國朝廷的器重；一是他們盡量將基督神學教義與中國人千百年來形成的信仰、禮俗進行調和。而之所以進行這一調和，則主要得力于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文明傳統的高度尊敬和深入研究。這方面，《利瑪竇中國札記》就是杰出代表。

1615年，《利瑪竇中國札記》由利瑪竇學生、耶穌會來華傳教士金尼閣（P. Nicolaus Trigault,1577-1628）整理出版，立即轟動歐洲，成為了解中華文明的權威著作。

利瑪竇詳細介紹了中國皇帝的統治方式、中央地方官制、科舉考試制度、教育制度等主要文明制度，尤其贊賞中國知識階層——儒士階層，能有效參與政府管理：

標志著與西方的一大差別，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實是：全國都是由知識階層即一般稱為哲學家的人來治理的。井然有序地管理整個國家的責任完全交付給他們來掌握?！?

與此同時，利瑪竇敏銳的目光橫掃晚明官僚的腐敗和龐大皇族的糜費，正是這二者最終拖垮了大明江山：“大臣們作威作福到這地步，以致沒有一個人敢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不難想象他們（皇族）構成多么大的公眾負擔?！?

換言之，深具合理性的中華古典文明制度、古典憲政制度、文官制度等，被實際運行中的腐敗利益集團逐步拖垮，正符合明清直至近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的實際運行狀況。盡管利瑪竇對中國文明制度的合理性、普世價值予以充分肯定，但也不諱言這一制度運行中出現的巨大扭曲，展現出一個嚴謹學者、成熟思想家的敏銳、深刻。

相比較于長期在華研究、生活的利瑪竇等傳教士而言，身為啟蒙主義空想家、教條主義者的孟德斯鳩、盧梭、亞當·斯密等人，混淆了中華文明制度本身的巨大合理性與實際運行中的諸多問題，因而做出了自相矛盾的論述或簡單化的誤判，如孟德斯鳩判定“中華帝制的統治原則是恐怖”、斯密認為“中華帝國的經濟長期停滯”等錯誤觀點，不僅不符合中華古典政治經濟體制的常態，更被當時以及此后國際學術研究的一系列結論所推翻。

作為精通漢語、在華生活、工作多年，以學識和品行深受朝廷、士人和民眾尊敬，率先翻譯了多部中國儒家經典的西方偉大哲人，利瑪竇高度評價了儒家學說對治理國家、維持社會穩定與大一統和諧秩序上的巨大作用：

它（儒家經典）主要著眼于個人、家庭及整個國家的道德行為，在人類理性的光芒下對正當的道德活動加以指導……儒家這一教派的最終目的，和總的意圖，是國內的太平和秩序。他們也期待著家庭的經濟安全和個人的道德修養……完全符合良心的光明和基督教的真理?！麄冞€教導說理性之光來自上天，人的一切活動都需聽從理性的命令。

利瑪竇以“理性和良知”來把握和詮釋中國儒家思想的實質，可謂精準把握住了人類道德自治的價值源泉和中華文明廣大堅固的憲政秩序的精神核心。

三，啟蒙獨斷主義的錯誤預設與慘痛后果

鮮為人知的重大差異：歐洲文藝復興運動的精神基礎，之所以是希臘羅馬人文主義和中國儒家人文主義，就在于這東西方的兩大世俗人文主義思想體系，都主張運用人類的理性來協調人類身心的一切需求和情欲，使之“合理化”。

啟蒙主義中的偏激派——盧梭、孟德斯鳩、康德等人，錯誤理解了文藝復興運動的精神實質——人憑理性自控達至身心協調與完美，而是片面強調迅速而激烈地改變人的外在社會環境，以便解放被教會、世俗壓抑的人權與自由，卻嚴重忽略了人以“道德理性”約束自身這一大前提，造成法國大革命等一系列文明災難，伏爾泰為此怒斥盧梭為“主張野蠻”的“魔鬼”，如今看來，深有見地。

與伏爾泰一致，具有先見之明的著名史家雅克布·布克哈特（1818-1879）在《歷史講稿》（1865-1885）這部演講于瑞士巴塞爾大學的講稿和筆記中，對“啟蒙主義”的一系列諸多預設，進行了深刻的反思與尖銳的批評。

該書英譯本序言，揭示了這些反思的卓絕預見：

雅各布·布克哈特有力挑戰了那個在他的時代就已廣為傳布，今天更為人們所固執的觀念，即過去四百年的歷史，其實質是進步和啟蒙的挺進?！笸锌司S爾一樣，他對平等主義大眾民主的來臨深感憂慮，認為將導致粗俗的不斷加深、文化和政治的單一化和敗壞，最終是煽動家的專制。大眾民主文化的主要問題是把平等奉為全部生活的主導原則……這一荒謬結論將導致文化的毀滅和野蠻的復歸。布克哈特同樣嚴厲對待19和20世紀的另一尊偶像，即作為“進步”實質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普及?！@個信念，連同資本主義的成長、工業化以及為在經濟上掠奪地球資源而不斷增多的技術發明，已造成一種燥熱貪婪、物質主義、在精神和美感上邋遢的文化?！S著大眾民主、平等主義和工業化的推進，削弱了諸如教會和貴族這樣一些國家權力的圍欄，國家權力被用來服務于暴政只是個時間問題?！降戎髁x、消費主義和福利國家的結合，已造成廣泛的道德敗壞、政治冷淡，以及自由秩序與公民能力之間日益嚴重的不協調……人們對快樂和財富的嗜欲已不能忍受任何限制……早在核子生化武器、基因工程和廣泛的環境破壞來臨前，他就擔憂，科學、經濟優先和國家對權力的無盡索求將把西方引向何處?！?1世紀的拂曉，我們有更確鑿的依據為這一切如何收場擔憂?！@嘆西方文明的成就，特別是精神和藝術成就，相信
這些遠比物質和技術成就重要。由于深深意識到世界多元文化的豐富性，他相信西方文明的繼承者們，有責任好好理解自己特有的文化遺產?！麑δ切┎魂P心自己過去的人們有一個稱呼：“野蠻人”?！F代世界無情地邁向龐大城市，在這些城市里，人類過著禁錮在瑣碎、粗俗和物質飽足之上的、疏離、孤獨和茫然的生活。

布克哈特的深刻洞察與憂思，揭示出了全球近代史的基本進程和困擾當代世界的危機根源：導源于啟蒙-自由-實證主義的自我夸誕，全球自然、社會、人文系統陷入空前而全面的紊亂，全人類在金錢崇拜、道德敗壞、政治冷漠和生存焦慮中苦苦掙扎、難知所終。

啟蒙空想-激進-獨斷主義者孟德斯鳩、盧梭、亞當·斯密等人，極力主張的大眾民主和市場經濟，在釋放平民活力和市場活力上卓有成效，但在培育公民自制與公共道德上乏善可陳，因為啟蒙運動的主流思想，激憤于中世紀晚期天主教會的僵化，遂夸誕地將一切約束人類情欲、自私貪婪本能與民族國家權力膨脹的文明要素——傳統宗教、道德、社群禮儀、憲政治理等古典傳播遺產，一一予以否棄，釀成法國大革命等一系列文明浩劫。

而古典中華文明的憲政制度與儒家傳播遺產，恰恰全社會的道德自治、全社會的上下約束等倫理領域，積累了最博大最豐富的治理經驗，因此，利瑪竇、伏爾泰、萊布尼茨等巨匠才一再掀起“中國熱”浪潮——儒家世俗人文主義，一方面可以沖破天主教會的蒙昧壓抑，另一方面又能建構“道德理性”的自控能力，是人類自處自安的法寶。

伴隨西方殖民擴張、工業擴張，啟蒙主義的表面繁榮，促使“中國熱”退潮，直到“21世紀的拂曉”，人們才無限痛惜地發現：當初被啟蒙運動中的急功近利派，武斷而輕率地加以否棄的“中華文明的治理經驗”彌足珍貴，耶穌會士思想家、早期啟蒙學者，作為飽學先見之士，對中華文明的積極肯定，才飽含著全球文明治理的典范意義。

反思自身，近現代中國崛起的一個主要迷誤，其在文明傳播學上的深刻教訓，就是簡單、粗暴地拋棄了儒家歷史觀、社會觀里最核心的價值尺度——斟酌損益、溫故知新、平衡古今的道德理性、“中庸”思維方式，一味追隨近代西方粗淺、武斷的啟蒙主義偏執，造成一萬年綿延的中華古典文明的中斷和毀棄，進而致使中國復興大業，目前仍然處于全球緊密一體的產業、信息、價值生產鏈條的低端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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