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的全球史、中國史，遭到啟蒙主義獨斷自欺的片面史學、全盤西化史學的肢解、扭曲、污損與遮蔽，以至于全人類閉目塞聽，拒不思考日益迫近的全球生態滅絕與人文系統紊亂，拒絕承認蕾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和何塞·盧岑貝格《自然不可改良》所揭示的全球生態災難背后的人文災難：啟蒙進步主義邪教，荒謬而狂妄地自詡為萬年文明的“拯救者”，不惜為其烏托邦主義的空頭支票，肆意扭曲全球自然生態、歷史人文傳統與人性基本的道德判斷力。

譬如，中國自伏羲時代開始，就始終是吸納各部落、各文明為兼容并蓄之生命整體的偉大文明共同體，漢唐宋明各偉大朝代，都通過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眾多途徑，與全球各國進行自由商貿、文化交流與文明互動，中國人從來就是“開眼看世界”的：舉凡器物、制度、文化、宗教等，自由出入中國，不受限制，佛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異質文化，不僅能自由傳教、設立教堂、吸納信眾，這些原本會激起巨大宗教-種族紛爭的行為，在中國完全可以自行其是、彼此相安無事；不僅如此，佛教形而上學、基督教神學所依托的西方科學思想，還融入了中國固有文明，唐宰相房玄齡、大將郭子儀、明大臣徐光啟等，都曾分別加入過“景教”等早期基督教派或天主教耶穌會，這些道德修為，并不影響其安定社稷、愛護百姓、倡導文教等儒家大臣的固有作為。

“開眼看世界”是中國人建立穩固繁榮的大一統文明的先決條件。清末，一些全盤西化分子，為了自我炫耀其留學經歷，認為當時中國人都是閉目塞聽、保守僵化的，偽造出“開眼看世界第一人”這一概念，把郭嵩燾、魏源等人推尊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其言下之意是：其余中國人都是“不開眼”的閉目自困之徒，除了向留學歸國者跪求“開眼良藥”外，別無出路；種種妄造，不過是為其“去中國化”、甘當“洋奴買辦”自辯、自我鼓吹而已：從遠古中國人的遠航美洲，到近代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再到歷代華僑勤奮經營各大洲僑居地的事業成功，都是這一胡說的反證。

倘若當時真有“不開眼”的中國人，則僅僅是一小撮竊據神州、把持朝政的滿清權貴大臣及其沒落附庸而已。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一大批洋務自強運動的中堅，民國七賢等一大批學術思想宗師，都是積極吸納外國工商科技、人文知識，用以振奮民族固有精神（儒家仁義信念）的偉大賢哲；陳寅恪《王觀堂挽詞并序》開言所謂“漢家之厄今十世，不見中興傷老至”，對洋務自強運動（中興運動）由于倭寇戰起、康梁挾裹光緒狂妄謀廢大權在握的慈禧而一再遭遇重大挫折而惋惜不已，然自強運動的精神——中學（儒家憲政）為體、西學（工商科技）為用的基本文明理念，陳寅恪篤信堅守不移，直至文革爆發前夜，吳宓自四川冒險走訪遠在廣州的陳寅恪，嘆服其“堅守中體西用說而矢志不移”也！

孔子《易傳》曰：“知幾，其神乎！”幾者，時機恰當而措置適宜之謂也；《論語》曰：“時哉！時哉！”能顧全大局、精準把握時機、穩妥推進“事幾”而有所造就者，乃君子也，非康梁之徒狂躁冒進、挾裹剛剛親政的光緒“數天之內百道詔書”，手無寸鐵卻陰結袁氏妄圖兵圍頤和園以廢太后，如此荒謬之舉，豈不葬送國家社稷？！康、梁竄逃東洋，倭寇容其鼓噪，以亂國內人心，康氏壽辰，有人贈挽聯戲之：“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何為？”以“有為”兩字嘲諷其為“妖孽、賊”，清末民初筆記多載之，其遭人痛恨有如此者。

無奈，近代中國在內憂外患下不能從容“中興”、“自強”，各種“速變”、“全變”之說甚囂塵上，錢穆《國史大綱》揭示剖析，頗為到位：待中國從容而穩步地展開其民族中興、國家自強之偉大事業，這伙抱定“全盤西化”宗旨、實則“食洋不化”、“挾洋自重”的老賊、新鬼，又如何再招搖撞騙呢？歷史教訓告誡國人：“開眼看世界”的前提，是“開眼看中國”，即梁漱溟所謂“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之知己知彼，閉目塞聽卻自困于“全盤西化”則必敗矣！

近代早期，16-19世紀廣泛傳播3個世紀之久的“中國熱”思潮，就是一個著名例證：文藝復興時期的中晚期、啟蒙主義初期，激進派（盧梭）史學尚未占據歐洲思想主流地位，這個“黃金時代”（從蒙田、維科、赫爾德、歌德到海頓、莫扎特的藝術鼎盛之年），乃中西文明“交互傳播”的偉大時代。

1，蒙田、斯卡利哲，透徹論析中國

在1585年至16世紀末的短短20年間，門多薩的《大中華帝國史》一版再版、共出版了30種版本時，法國現代學術思想巨匠、現代哲學與現代隨筆的重要創始人、無與倫比的現代懷疑主義、生命主義、人文主義哲學大師米·?！さ隆っ商铮∕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1592），就在該書的法文版譯本上，加以批注，并評論說：

中華帝國的政體和藝術在許多杰出方面都超過了我們。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世界該是多么遼闊而變化無窮。無論是前人，還是我們自己，都沒有徹底了解它。中國由國王派出的欽差大臣巡視各地，懲辦地方上的腐敗官員，褒獎清廉秉正者。

從蒙田對中國的評論中，我們可以清晰地呼吸到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即將降臨之際的清新氣息：蒙田對中國社會的深刻了解、對當時歐洲現狀的批評、對歐洲以外的“遼闊而變化無窮”的文明歷史（中華古典憲政體系、大一統文明為代表）的全新感受、試圖全盤了解歷史、改進文明制度的激情、那種文明正經歷青春期時所特有的空間感與想象力……這種種自然流露于筆端的清新感觸，實際上已呼喚著人文主義、生命主義時代的來臨，而中華文明則歷史性地擔當著啟迪理性、智慧與道德的“啟蒙者”的傳播角色。

杰出的人文主義科學家斯卡利哲（Joseph Justus Sacliger,1540-1609）在1587年寫信給蒙田談到該書時，一語道破了當時歐洲人對中華文明的推崇、對基督教僵化統治下的歐洲社會現狀的激烈批評：

和中國這一令人贊賞的王國比較起來，我們法國人太渺小了。我們法國人之間非但不能和睦共處，而且互相廝殺，中國人卻安逸地生活，在法律上井井有條。單憑這一點，中國人就會指斥我們，就會使基督羞愧難容?！?

作為一個百科全書式的偉大哲學家和科學家，萊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Leibniz,1646-1716）不僅憑藉自身的研究，將儒家思想和中華文明傳統，提升到全歐哲學和人類文明傳播的高度加以思考、汲取，更積極推進在德國、奧國、俄國、波蘭等國設立旨在促進科學研究尤其是漢學研究的“科學院”。據說他曾致函康熙皇帝，建議在北京也設立這樣一所科學院。1700年，萊布尼茨出任柏林科學院首任院長，他明確主張，以柏林科學院為手段，“打開中國門戶，使中國文化同歐洲文化相互交流”。

萊布尼茨以希臘神話“金蘋果”故事作為隱喻，提出了在文明傳播學上的極其著名但卻少有中國人注意的評判：

假使推舉一位智者來裁定哪個民族最杰出，而不是哪個女神更美貌，那么他會把金蘋果交給中國人。

他高度贊賞中國社會以儒學為中心的仁政德治模式和以“禮”為調和劑的社會關系準則，中國社會正是由“理性”創造的和諧王國，而災難深重、道德敗壞的歐洲應當向中國學習擺脫現實苦難、建立和諧社會的正確道路：

我擔心，如果長期這樣下去，我們很快就將在所有值得稱道的方面落后于中國人?！b于我們道德急劇衰敗的現實，我認為，由中國派教士來教我們自然神學的運用與實踐，就像我們派教士去教他們神啟神學一樣，是很有必要的。

萊布尼茨所言極其精辟透徹：儒道佛所遵奉的自然生機主義的哲學智慧（自然神學），與西方基督教神啟（天啟）神學有異曲同工之妙，彼此完全可以相互對話、交流甚至融會，就像唐代宰相房玄齡、大將軍郭子儀是朝廷重臣、儒家名士，同時又是新傳入的一個基督教派的信徒一樣。

傳統中國人在公共生活中擔當儒家的傳播角色，而在私人生活中盡可以是道家、佛家乃至任何一個教派以及生活方式的信徒。梁漱溟作為“最后一個儒家”親口告訴來訪的傳記作者艾愷“我是一個佛教徒”驚得艾愷瞠目結舌的故事，鮮明揭示了一點：西方文明宗教信仰上獨斷偏執、近代啟蒙主義厚今薄古、自設樊籬、割裂歷史的思維偏執，與中華文明兼容并蓄一切人類普世價值的巨大優越性，懸如天壤也。

萊布尼茨主張中西文明之間“交流我們各自的才能，共同點燃我們的智慧之燈”，位于大陸兩端的歐洲和中國，擁有全人類最偉大的文化和最發達的文明，現在，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又相距最遙遠的民族攜起手來，逐步使位于二者之間的各個民族都過上更為合乎理性的生活，“東西方關系是具有統一世界的重要性的媒介?！眰ゴ髿W洲哲人的預言，如今正成為21世紀最顯著的世界現實。

著名科學史家、自稱道家傳人的思想巨匠、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李約瑟，充分肯定了中國哲學借助萊布尼茨等人的思想，傳入歐洲，促成了歐洲理性主義哲學思潮和近代化歷史進程的巨大進步：“隨著萊布尼茨而傳入歐洲的那股潮流，推進了今天對有機自然主義的廣泛采用?！?

繼萊布尼茨之后，在充分肯定、積極評價以及創造性詮釋中華文明傳統方面，伏爾泰、魁奈等有別于啟蒙-實證主義主流的杰出啟蒙思想家發揮了巨大的傳播作用。

伏爾泰

2，伏爾泰尊孔子為“全人類唯一師表”

歐洲啟蒙運動的偉大領袖、被尊為“18世紀的良知”、著名法國哲學家、文學家、歷史學家伏爾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1694-1778），將中華文明的內在精神與啟蒙思想中“開明的人文主義”（非盧梭等人狹隘的烏托邦主義）進行高層次融合，強有力地推動歐洲近代的偉大變革。

他稱贊中國是世界上最優美、最古老、最廣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國家，尤擅長政治治理和社會風俗的培養：

中國人很早具備對社會有用的各種事情的知識和實踐，雖然在科學方面沒有取得像我們現在一樣的進展……但他們使道德至善至美，而這正是科學首要的東西。

他尊孔子“實為天下唯一的師表”，孔子學說教人以德，使普遍的理性抑制人們利己的欲望，從而建立起和平與幸福的社會，使中國2000余年來得以國泰民安：“這兩種東西（道德與治國）在中國已經臻于完善?！?

伏爾泰判定中國的政治制度不是專制政體，而是在法律限制下的君主政體。這一根本判定，也是本書所謂“中華古典憲政制度的遺產”的學理基礎。

伏爾泰認為，中國這種開明君主制度或君主立憲制度，是最好的政府形式，人類智慧再也不能設計出比中國政治更優良的組織：“他們的帝國組織確實是世界上最好的?！敝袊赖屡c政治、法律的結合，即中國式的德治主義，是公正與仁愛的典范。

伏爾泰等杰出的思想家，把中國文化尊為最合乎理性和人道的文化，內蘊理性主義和人文主義精神的中華文明，成為有別于盧梭激進派的啟蒙主義開明派、穩健派的智慧范型：“孔子成了18世紀啟蒙時代的保護神……在歐洲人的心理上漸漸形成了一種多少被普遍承認的關于中國的概念，而且繼續被人信守為一種模范……從中國，他們發現了一個完全新的道德世界?！?

3，魁奈、米拉波、歌德：揭示中國人的靈魂

一種文明的物質基礎、社會基礎和道德基礎，受該文明的經濟制度的嚴格制約。在這方面，被尊為“歐洲的孔夫子”的法國著名經濟學家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即從中國經濟制度的合理性中發現了“重農主義”經濟理論的學理基礎，他援引用來改革法國自路易十四時代以來實行的重商主義經濟政策。他在1767年發表的專論《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深刻地指出：“如果沒有農業，各種社會團體只能組成不完善的民族。只有從事農業的民族，才能在一個綜合的穩定的政府統治下，建立起穩固和持久的國家，直接服從于自然法則的不變秩序。因此，正是農業本身構成了這些國家的基礎，并且規定和確立了它們的統治形式……農業的發展或衰落必然取決于統治的形式?！?

魁奈敏銳地覺察出農業在國民經濟中作為“第一產業”的舉足輕重的基礎地位，并且意識到農業生產方式與國家統治形式之間的緊密關系，這一點正揭示出中華文明的制度性基礎：“在中國，租地農民的地位高于商人和手工業工人……這（單一、較低的農業稅）就是許多世紀以來一直由政府如此杰出地遵循的學說（及政策）的基本原則”。

換言之，以農為本、國家經濟政策向農業傾斜的文明，就是符合“自然秩序”、“自然法則”的最合理的文明：

廣大的中華帝國的政治制度和道德制度，是建立在對于自然法則的認識基礎上的……因此，完全可以作為一切國家的范例。

他解釋用“專制制度”一詞稱呼“中華帝國”的原因：“用專制一詞來稱呼中國政府，是因為中國的君主獨掌國家大權”，但是，“中國的制度建立于明智和確定不移的法律之上，皇帝執行并審慎地遵守這些法律?！彼?，“在那個帝國的統治中，一切像它賴以建立的普遍和基本的法則不可改變一樣，是永遠穩定和永遠開明的?！?

魁奈所謂“中國的君主獨掌國家大權”的看法，只適用于明清廢宰相、建內閣以后，特別是滿清時期的政治運行，明代政治的閣老（大學士）、六部以及一般官民，也通過廷議、封駁、督察、清議、上書言事等制度分享國家治理權，《利瑪竇中國札記》第一卷第六章“中國的政府機構”對此有第一手的記錄與論述?？嗡^“專制制度”至多可稱“開明專制”或“古典憲政”制度而已。

魁奈特別景仰中華文明的奠基人孔子：“中國人把孔子看作是所有學者中最偉大的人物，是他們國家從其光輝的古代所留傳下來的各種法律、道德和宗教的最偉大的革新者”；孔子“堅貞不渝，忍受著各種非難和壓制”，是一位具有崇高聲望、立法明智、要求在全民中樹立起公正、坦誠和一切文明風尚的“賢明大師”。

魁奈的學生米拉波，著名知識與政治領袖，在老師葬禮上發表的著名演說，更直探中華文明的內在靈魂：

孔子的整個教義，在于恢復人受之于天而被無知和私欲所遮蔽的本性的光輝和美麗……對這種宗教、道德的偉大箴言，似不可能再有增補……

魁奈本人，曾在綜合考察中國的教育、科舉、諫議、文官（學者）內閣、司法制度等各個方面后，總結性地得出了18世紀啟蒙-人文學者對中華文明的總體評判：“一個繁榮和持久的政府，應當按照中華帝國的榜樣”。

這樣，經歷3個多世紀的努力，一個完整的“中國形象”，憑藉傳教士的實地考察和深入研究，憑藉啟蒙-人文主義偉大學者，在新的人文主義哲學思維的觀照下，對中華文明的深刻洞察與創造性詮釋，已經牢固地樹立起來：萊布尼茨揭示了中華文明的哲學基礎，伏爾泰揭示了中華文明的政治、社會治理的偉大完善機制，而魁奈則從經濟學的角度揭示了這一文明的最深的制度基礎。

對照當時歐洲連綿不斷的宗教戰爭、政治動蕩和法國大革命恐怖專制主義政治的倒行逆施，“中國形象”更是大放異彩，成為啟蒙-人文主義思想家呼吁進行理性化、人道化改革的最強大、最銳利的思想武器和輿論武器。

中華古典文明的各種制度，通過這些學者的詮釋、傳播，直接促成了歐洲及全球近代化的偉大變革，其巨大的文明傳播學意義，至今仍令中國人深思、反?。何覀冏鳛橹腥A10000年偉大文明傳統的直接傳人，我們是如何傳承、詮釋、弘揚、建構、激活自身文明的深廣活力的？
“中國熱”在18世紀的歐洲達致新的高潮，舉凡飲食、家居、服飾、園林、建筑、繪畫、工藝美術、文學藝術、人文社科等領域興起一股模仿、吸收中國文化的觀念、式樣、趣味、風格、情調的熱潮“中國風”。

影響所及，偉大的德國詩人、被尊為“魏瑪的孔夫子”的思想文化巨匠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Goethe,1749-1832）在閱讀中國文學作品時提出了“世界文學（文化）的時代即將來臨”的著名預言，并且精辟地指出：“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數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

他在《中德四季晨昏雜詠》中深情地表達了歐洲近代文明中最具理性深度和情感強度的、渴望吸收中國文化的普遍精神取向：“視線所窺，永是東方?！?

4，“中國熱”退潮的歷史鏡鑒意義

持續3世紀之久的“中國熱”短暫退潮的深刻原因，在于滿清政府的高壓、僵化、拖沓的內外政策，促使中國國力跌落、形象受損，而那些原本落后的西方國家譬如英德等國，卻在積極借鑒中國儒家人文思想與治國模式的基礎上，積極推行內外開放的靈活政策，成功趕超中國而后來居上。

美國學者孟德衛（David E. Mungello，1943-）在《1500-1800：中西方的偉大相遇》一書結尾處，以富于啟發意義和反諷意味的筆觸，描述了1793年英王特使馬戛爾尼在中國熱河行宮覲見乾隆皇帝這一標志著1500-1800年中西文明富有成果的相遇歷程的落幕：

盡管中國的榮耀仍是一目了然——莊嚴的陳設、精致的帷帳、成群的隨從、掌控外國使節的能力——但衰落的征兆已經呈現……乾隆皇帝正在日益衰老，他的衰老引發了他對一個外表俊朗的年輕侍衛的迷戀，只因為他的英俊面龐，使他回憶起失去的寵妃。此人就是貪污腐化的和珅，正是他加劇了18世紀末中國的衰落。這些跡象在馬戛爾尼看來如此明顯，他把中國比作一艘碩大的漂浮著的輪船，正在危險地四處游弋。雖然馬戛爾尼使團的出使是一次外交失敗，但在東印度公司看來，其所獲取的信息可以抵償他們的贊助費用。這些信息在以后的兩個世紀被很好地運用于英國趕超中國的偉大事業中，直到1997年英國人被逐出香港。

仔細觀察中國自1979年以來重新開啟的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的偉大進程，我們發現了文明傳播史的不變鐵律，這一鐵律，在中華文明的黎明時分，就已被《尚書》和《周禮》揭示無疑——任何公共權力的產生，不是為了當權者的榮耀和利益，而是為了普天下的公共利益。

《尚書》、《周禮》的古典憲政語匯是“敬天保民”，而實現公共福利的最大憲政保障，就是當權者與人民大眾必須共同遵循一套合理的文明傳播秩序——普遍信守的公共信仰體系（仁義禮智信）和教化體系（詩書禮易春秋等文獻所揭示的道德準則——義在利上、義利均衡等），為此，政府必須實行內外改革與開放，以確保人口、資源、財物、訊息、物質精神利益等一切人間價值和品質的合理流動，政府只有在公平、開放的法制環境中，才能建構起促進公共福利的公共服務體系的運行，才能從根本上避免乾隆皇帝與和珅戀情觸發的貪腐與停滯循環相生的文明悲劇的重演，也才能確保中華文明在復興進程中進行偉大的價值創造。

當代中國的飛速發展，正面臨一個巨大的戰略挑戰：如何建構、設計、傳播一個與其歷史、現狀和未來相適應的、恰如其分的文明形象。美國高盛公司顧問、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因提出“北京共識”而引起國際矚目的戰略分析家喬·庫·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中國形象：外國學者眼里的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目前最大的“戰略威脅”在于“國家形象”的不確定、內外評價的巨大反差。

他援引一些國際知名的調查機構在最近數年對全球十幾個國家的受訪者進行調查分析的數據，發現：在人們對中國的評價中，“難以親近”、“不可信賴”是幾乎滿分的評價，除“充滿活力”一項外，其他諸如“有創新力”、“可靠可信”等許多方面都得分很低，并且在“其他國家如何看中國”和“中國如何看自己”之間存在巨大落差。

他認為，中國國家形象的危機、聲譽資本的匱乏，不僅增加經濟改革、開放、社會穩定諸方面的成本，更不利于營造緩和的國際環境。

當代西方自由主義民主理論，目前正遭受貧富懸殊、經濟失衡、社會動蕩以及資源、環境、生態滅絕等全球內外問題的巨大困擾。敏銳的西方學者譬如湯因比、郝大維、安樂哲等人，在《歷史研究》、《先賢的民主: 杜威、孔子與中國民主之希望》（The Democracy of The Dead）等一系列名著中，從歷史哲學和“社群主義民主”理論出發，重新審視儒家民主制的理論和實踐問題，刷新了以往對儒家思想、憲政體制的認識，為中西文化克服成見、在人文價值的基礎上創建全球共同體社會開辟了一個重要的對話與傳播平臺。

本人認為：以固有文明傳播的強大資源（儒釋道等普世價值、古典憲政機制、天地人大一統文明傳播遺產）為基礎，塑造一個與西方自由主義民主制度各自獨立又交流互動、補充的社群主義民主機制的理論探索與實踐嘗試平臺，不僅有助于樹立中華文明在參與并引導全球事務中，享有崇高的道德威信和巨大的“聲譽資本”（軟實力之一），更足以洗刷中西近現代交流中的一系列錯位、誤讀、緊張與傳播失敗，進而有助于廓清近現代以來，全盤西化的中國人文學術思想，缺乏深邃鮮活的獨創性、詮釋力以及實踐性等諸多積弊。

開眼看中國，將是長期的文明傳播任務。

歡迎關注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