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論文《中國照亮世界》（在2009年11月5日“中外文化中的共同價值觀”研討會上發表）指出中國儒家思想是促使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發生的文明動力。

近研讀翻譯家范存忠先生（1903-1987）的專著《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10年11月首版，南京），再次印證了這一長期以來被忽略、遮蔽、掩蓋的驚人結論：儒家人文主義思想，既是古典中國的治理核心，也是近代全球文明的啟蒙者、照亮者。

《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用大量史料和分析，揭示了中華文明的人文主義特質，如何深刻影響了英國、法國等歐洲近代先進國家的政治、文化、藝術、風俗等諸多方面，進而推動了歐洲啟蒙運動、自由思想的風起云涌。

進一步閱讀中西史料發現，法國哲學大師、散文大師蒙田（1533-1592）在晚年閱讀了西班牙教士門多薩出版于1584年的名著《中華大帝國風物史》（即《大中華帝國史》），遂在1588-1592年間的《論經驗》中，對中國的政治制度由衷表示欽佩。而在1590年的澳門，三位葡萄牙人用拉丁文出版了《絕妙論著》，對中國大量人口妥善分布于城鄉、土地的肥沃、物產的豐富、科技的發達、政治宗教道德制度的考究完善等，大為欣賞。

到了1621年，英國出版了學者羅伯特·伯頓的名著《憂郁癥的解剖》，書中三十多處都提到中國人勤勞整潔、彬彬有禮，良好的政府治理以及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度：“他們從哲學家和博士中選拔官員……顯貴來自事業上的成就，而不是由于出身……他們的老爺、高官、學生、碩士以及由于德才而升上來的人——只有這些人才是顯貴，也就是被認為可以治理國家的人?！?

1，作為“自由思想”之源泉的孔子智慧

自馬可波羅中國游記發表以來，中國被歐洲人視為傳奇性的國家；到了17世紀后半葉，由于多種確實可靠的報道與研究，中國被塑造為一個富有智慧、獲得成功治理的國家。

1687年，是中西文明交流史上最富于紀念意義的一年：法國教士柏應理，將利瑪竇等人翻譯的《四書》在巴黎出版，題名為《中國哲學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 Philosophus），立刻在歐洲引起轟動，各種譯本極多。

1688年6月巴黎的《學術報》登載柏尼埃的文章說：

中國人在德行、智慧、謹慎、信義、誠篤、忠實、虔誠、慈愛、親善、正直、禮貌、莊重、謙遜及順從天道諸方面，為其他民族所不及，你
看了總會感到興奮，他們依靠的只是大自然之光，你對他們還能有更多的要求嗎？

由于耶穌會教士們對孔子學說系統、深入的翻譯、介紹、研究，整個歐洲到處都能聽到稱頌中華文明的聲音。

約翰·奧格爾比（Ogiby）在1688年翻譯的《中國史新編》譯者序言中，引用馬加利亞內斯（Magalhanes）的話說：“中國這個國家，這樣巨大，這樣富饒，土地這樣肥沃，氣候這樣溫和，人口之多幾至不可勝數，而他們的制造工業和治國之道又如此突出，所以我們可以老實地說……這個題目（出版有關中國的書）真是夠大了……需要動用最有才能和最有見識的作家?！?

英國政治家、散文家威廉·坦普爾（William Temple，1628-1699）在《政府的起源及其性質》（Essay upon the Original and Nature of Government,1671）和《英雄德性論》（Of Heroic Virtue,1683）里，對孔子的德治主張，表現出高度的激賞與深入透徹的理解：“政府的管理形式多種多樣，但是其間差別遠不及政府管理人員的品格來得偉大?！?

他概括孔子的治國之道是：“沒有好的政府，百姓就不能安居樂業；而沒有好的百姓，政府也不會使人滿意。所以，為了人類的幸福，從王公貴族到最微賤的農夫，凡屬國民，都應當端正思想、聽取勸告、遵從法令、努力為善，發展自己的智慧與德性?！彼浅Ｍ瞥缈鬃訕O其杰出的天才、高超的品性，和詞句典雅、巧譬善喻的文風。

在《討論古今學術》（On Ancient and Modern Learnning）中，他形容中國如同一個“偉大的湖泊或蓄水池，是知識的總匯”，他比較希臘和中國說：“希臘人注重個人或家庭的幸福；至于中國人，則注重國家的康泰?！蓖ぬ蛊諣栍小段募罚?770年版）多卷問世，賢明睿智的威廉·坦普爾爵士，深深掌握了孔子治國、治人智慧的核心。

可惜僵化的歐洲天主教會，對此不加研究，就武斷行事，在17世紀末屢屢挑起“中國人教派事件”：利瑪竇來華，對中國固有風俗之祭祀孔子和崇拜祖先，善加容忍、疏通，且學行深湛，受中國朝野尊敬。不料，羅馬教廷1704年明令禁止中國教徒祭祀孔子和祖先，引發朝野不快乃至中西沖突。

法國耶穌會士李明（Louis le Comte）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于1688年來華，歸國撰成《中國現狀新志》（1696）和《論中國禮儀書》（1700），備受歐洲矚目。

李明指出，中國人的宗教信仰與西方信仰如出一源，其原始時代的信仰，完好保存在儒家學說中?？鬃有盘斓?，不信偶像，與基督教無大出入，雖然形式上屬于另一系統。

中國儒生所信奉的，就是這些簡單樸素的真理，與大眾被和尚、道士糟蹋了的偶像崇拜不同。巴黎神學院和教會當局對此觀點大為光火，竟然下令予以查禁。

孔子具有“自然神學”（deism）色彩的精辟言論，如“天何言哉”等名言，成為17、18世紀一大批自然神論者的思想解放利器。休謨在《論迷信與宗教狂熱》中宣稱：“孔子的門徒，是天地間最純正的自然神論的信徒”。

思想史家稱這一瓦解天主教思想禁錮、告訴歐洲人基督教信仰以外的生活方式、信仰方式的存在，進而獲得對人類歷史的正確認識和人生基本問題——信仰問題的合理解決的觀點，叫“來自中國人的議論”。

自然神論，興起于啟蒙早期，即17、18世紀的英法等國，這批思想家常常自稱或被稱為“自由思想者”（free-thinkers）,代表人物有安東尼·柯林斯（1676-1729）、馬修·廷德爾（1657-1733）、切沃利·蘭塞姆、亨利·圣約翰（博林布魯克子爵，1678-1751）、伏爾泰、萊布尼茨等，對近代啟蒙運動有著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1731年，馬修·廷德爾發表《基督教探源》（Christianityas Old as the Creation）,又名《圣經原是自然法則的翻版》，宣稱：“我不認為孔子和耶穌基督教的格言有何差異，我甚至認為：前者簡單樸素的語錄，可以幫助我們闡明后者比較晦澀的指示?！?

英國著名的軍事家、外交家亨利·圣約翰，即博林布魯克子爵，在1714年寫給英國大文豪斯威夫特的信中說：“孔孟之道含三部分：一，個人對自己的責任；二，個人對家庭的責任；三，個人對國家的責任?！?

妙矣哉！我讀遍近代論著，除“民國七賢”等大師外，未有如此簡潔明白地說清孔子學說的偉大、簡樸、深邃：人對自己、對家庭、對國家的責任，就是孔子所謂“仁”和“義”的神髓所在?？鬃痈嬖V古今一切人類：孤獨一人，無法自存、自足，唯善待別人，才能贏得別人善待；唯幫助別人，也就是幫助了自己；這是人生、社會的鐵律，也是宇宙自然的大道（即天命，我所謂“天地人大一統”者）！

博林布魯克子爵恰切地概括、總結說：古代中國的帝王要親自示范種田，后妃要親自養蠶，用流汗的收獲，來祭祀上帝。中國人信仰“自然的道理”（order of nature），一切后起的私人道德和公共政策，都由此推導、設立出來。

孔子的天道信仰，沒有任何晦澀難明的啟示，天就是自然，天道就是自然的法則、道理，因此，“生活的大原則是，理性應當統率情欲；而按照這個道理行事，就是沿著生活的康莊大道前進?！?

偉哉！英國近代早期的一位軍事家、外交家，其遠見卓識，竟然超過兩百年后的中國輿論領袖、知識領袖，不知凡幾！他竟然明白：生活的康莊大道，即孔子仁愛之道！

約當1714-1718年間，伏爾泰還是20多歲的青年，就在法國與博氏訂交，而在1726-1728年間，伏爾泰流亡英國，與子爵過從甚密，全面接受了其“自由思想”。

伏爾泰仔細研究中華文明，稱道教、佛教是滿足一般大眾精神需求的“粗糧”，而孔子學說，則是中國精英階層（儒生）的信仰與道德基礎，是“細糧”、“精品”。

在《哲學辭典》“中國”條目下，伏爾泰說：“我認識一個哲學家，他的書齋里只掛孔子像，畫像下有這么幾行詩：

他探索思想，一點也不狂妄。且為人類，揭示那理性之光：他是作為哲人而立言，不是先知；但也怪，他的國家奉其為祖師。

伏爾泰詩歌所吟詠的，是孔子思想的兩個方面：一方面，他揭示了孔子思想的實質——孔子“為人類，揭示理性之光”，另一方面，他也揭示了孔子在古典中國的廣泛而深入的社會影響——孔子以哲人立言，不是宗教先知，但是，自古至今，總喜歡崇拜偶像的大眾，總是把孔子打扮成宗教“祖師”，近代康有為之流，還把儒家智慧稱為“孔教”，至今盛行于西方，殊為可笑復可憫：孔子是文明智慧的最高層次，無端被降格了！

2，古典中國作為全球文明治理的偉大典范

英國近代啟蒙思想家約翰遜、哥德斯密、羅伯特·伯頓、坦普爾等人，經過對中華古典文明的深入研究，得出了與伏爾泰、萊布尼茨、魁奈、蒙田等哲學大師相同的結論：近代世界的政治治理與人文建設，應以古典中國為典范！

約翰遜與許多歐洲哲人一樣，從利瑪竇、杜赫德等傳教士對中國事物的描繪中，無比驚喜地發現了一個單憑人文理性和道德規范，毫不憑借各種神秘啟示、宗教教條，就能公平有序地獲得治理與繁榮的文明——中華文明！

苦于戰亂與宗教紛爭的歐洲哲人，終于看到了人類創造的最悠久文明的道德光輝，其完善的政治組織、全社會一體遵守的法令、禮儀、道德規范的法治精神、至德要道對全社會的巨大協調作用、完備的文官晉升制度、御史諫議等，彰顯出中華古典民主憲政機制的巨大合理性。

這一切，鼓舞著約翰遜、哥德斯密、寫出名著《憂郁癥的解剖》的思想家羅伯特·伯頓、坦普爾等英國啟蒙主義作家、學者們，積極借鑒“中國事物”，進而大膽探索適合歐洲文明的近代民主憲政模式。伏爾泰、魁奈等法國啟蒙思想大師，更憑借對中華文明的鉆研與詮釋，掀起了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歐洲啟蒙（啟明）運動。

英國大文豪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1709-1784）在1733年，為其所譯葡萄牙耶穌會教士洛沃《阿比西尼亞游記》精心撰寫的序言中，首次提及中國人，說“他們最講究禮貌并對各門科學十分熟練”。

他參與編撰著名的《君子雜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時，發表了兩篇有關中國的文章，一篇收入1825年的《約翰遜文集》，該文以讀者來信的形式，稱贊中國人說：“他們的古代文物，他們的宏偉、權威、智慧及其特有的風俗習慣和美好的政治制度，都毫無疑問值得大家注意?！?

請注意，約翰遜對古典中國的“美好的政治制度”的積極肯定，這一肯定是歐洲啟蒙思想家對中國評判的主流。

該文在贊揚了法國教士杜赫德（Jean-Baptist du Halde）編輯的《中國通志》（Descriptionde la Chine）具有詳盡引介之功后，聲稱：“當他（讀者）讀了中國圣賢們的道德格言與智慧的訓導，他一定會心平氣和、感到滿意。他會看到德行到處都一樣，也會對胡言亂語的人更加鄙視；因為那些人斷言道德不過是理想，而善惡區別完全是幻夢?！?

約翰遜末句是對英國功利主義哲學的譏諷，英國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實用主義哲學，有沖破天主教道德僵化的歷史意義，但這派思想落入另一種偏執——忽視、否認、曲解了道德價值、文明傳統、宗教信仰等事物具有不可替代的巨大合理性，把人類社會的根基，錯誤設定在實用經驗、工具理性這一貧乏易變的考量之上，極容易滑入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深淵，這一派實用主義思想，經過美國杜威和胡適等人的推介鼓吹，誤導出中國近代化的急功近利等不良傾向。

約翰遜從三個關鍵角度，抓住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層面——首先，是中國儒士階層，對全社會的巨大楷模作用。

約翰遜精辟地指出，對中國事物的滿意感覺，建立在健全的思維和細致的考慮之上：“當他熟悉中國的政府和法制以后，他能享受新鮮事物所引起的一切快感。他會對世上有這樣一個國家而感到驚奇。在那里，高貴和知識是同一件事；在那里，學問大了，地位就高，升級晉升是努力為善的結果；在那里，沒有人認為愚昧是地位高的標志，懶惰是出身好的特權?！眱H憑知識學問，就能獲得高的職位、社會地位，這在中古、近代早期的歐洲，是不可想象的。

法國大文豪司湯達，憤懣于貴族統治歐洲的現狀，寫出了不朽巨著《紅與黑》，小說主人公于連·索雷爾，憑一介平民的身份，為了躋身“上流社會”，不得不絞盡腦汁，妄想披上軍隊的戰袍（紅色）和教士的黑袍（黑色），更妄想通過勾引上流社會的婦女而發跡，最終被判死刑的悲劇故事。小說《紅與黑》的命名、立意、主旨，就是對憑出身來決定社會地位的歐洲貴族壟斷政權的控訴。

與上述深刻觀察相一致，現代國學宗師錢穆，在《國史大綱》等一系列偉大巨著中，以不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證明，中國自晚周以來，國家政權向一切社會階層、尤其是貧寒階層開放，其不遺余力的公平選拔人才、授予官職的體制，是中國遠勝于西方“軍功貴族”或“宗教精英”（教士）壟斷國家政權的“西方專制政體”的更民主公平的政治形式，也是古典中國長期開明進步、穩定繁榮的關鍵所在。

其次，則是大臣與天子之間的憲政制衡關系：

約翰遜寫道：“當他聽到關于忠臣的記載，會更感驚訝。那些忠臣……竟然敢于指出皇上對國家法令沒有遵從，或在個人行為上有所失誤，以致危及自身安全或人民的幸福。他會讀到，帝王們聽到諫議，對大臣不冒火、不威嚇、不訓斥，也不以堅持錯誤為尊榮，而是以中國帝王們所應有的寬宏大量，心甘情愿地按照理性、法令和道德，來檢查自己的所作所為……”這就是自炎黃至明朝末年，歷代王朝一直奉行的華夏古典憲政體系、天子大臣之間彼此制衡關系的體現。

第三個關鍵角度，就是孔子學說對全中國的道德軌范作用，從天子、大臣、士子、百姓，一體奉行孔子學說，是為古典中國之“活的靈魂”，確保古典憲政合理運行的“大憲章”（辜鴻銘語）。在1742年6-9月間，《君子雜志》發表塞繆爾·約翰遜第二篇推介《中國通志》的文章，其第二部分是《孔子小傳》。小傳總結孔子學說為：“他的整個學說的傾向是在于宣揚道德性，并使人性恢復到它原有的完美狀態?！?

準此可知，古典中國“美好的政治制度”體現在，1，公平選拔士人；2，士人組成文治政府，以制衡天子貴戚的權力；3，全國上下，一體奉行孔子學說即“一視同仁地進行道德自治”的主張，確保古典中國長期開明進步、穩定繁榮的三大文明法則，被約翰遜精準地概括、表達出來了。

約翰遜在1749年發表《人類的虛榮》一詩，開篇說：“要用遠大的眼光來瞻顧人類，從中國一直到秘魯?！?

他向往中國的萬里長城，深愛中國茶，對中國園林建筑也曾加以研究，可謂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通”。

3，向中國古典憲政之一的諫議制度學習

十八世紀二十至四十年代初，英國首相羅伯特·沃爾波爾當政，他糾集一部分輝格黨人專斷獨行、賄賂公行，輝格黨中受排擠者與托利黨結成“在野黨”聯盟，發起倒閣運動，中國事物（古典憲政體系）就是反專權的武器之一。

報章作家巴杰爾（Eustace Budgell）發表《致斯巴達國王克利奧米尼斯書》（Letter to Cleomenes, King of Sparta,1731）,宣稱，高官厚祿應當歸屬確有功勛者這一政治準則，“此刻，最認真地遵守和執行那條完美準則的，是世界上幅員最大、人口最多的帝國，中國?！?

巴杰爾宣稱，在政治和道德方面，中國超乎一切國家之上。他所創辦的文摘周刊《蜜蜂報》和切斯特菲爾德勛爵創辦的《工匠報》以及利特爾頓勛爵創辦的《常識報》等彼此聲援，以中國政治與道德成就，攻擊首相為首的“在朝黨”任人唯親、獨斷專行，主張英國政治應當學習中國皇帝、官府公開傾聽臣民意見的諫議制度等古典憲政機制。

“在朝黨”氣急敗壞，組織匿名作者撰寫《一篇非正式的論文》來反擊“在野黨”對中國的推崇，宣稱“虛偽是中國一切政策的基本準則”，但立論毫無說服力。

著名戲劇家威廉·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率先把《中國通志》里的元雜劇《趙氏孤兒》改編成《中國孤兒》（著名的后繼者，有伏爾泰、阿瑟·墨菲等），掀起“孤兒熱潮”，他以戲劇形式揭露首相弄權、朝政腐敗等，使援引“中國事物”來批評歐洲朝政的聲浪，更加高漲。

首相沃爾波爾氣急敗壞，唆使法院傳訊《工匠報》負責人及印刷商，效果也不佳。再加上政府因錯誤決策在外交、軍事上連連失利，沃爾波爾被迫于1742年下臺。

中華古典文明的合理性、人文性、民主性，成了促使腐敗專權政府瓦解、垮臺的道德與輿論力量。

另一位英國大文豪奧利佛·哥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1730-1774）從1760年3月11日起，在倫敦《公共記事簿報》（Public Ledger）這一當時英國唯一的日報上，連續創作了假托一位“中國哲學家”與北京禮部官員及親友之間往還信函的一組文章，名為《中國人信札》，1762年以《世界公民：中國哲學家從倫敦寫給他的東方朋友的信札》出版，一舉成為英國文學史上的名著。

哥德斯密是愛爾蘭牧師之子，1749年畢業于都柏林三一學院，1754-1755年間游歷歐洲，飽讀伏爾泰等法國啟蒙主義作品，他創作的小說《威克菲爾德牧師》（1766）、詩歌《旅行家》、《荒村》和喜劇《委曲求全》（1773）等，均成為歐洲膾炙人口的文學名著。

在他發表《中國人信札》之前，孟德斯鳩的《波斯人信札》（1721）和英國首相羅伯特·沃爾波爾的幼子霍勒斯·沃爾波爾（Horace Walpole,1717-1797）的《叔和通信》（A Letterfrom Xo Ho,1757，全稱《旅居倫敦的中國哲學家叔和致北京友人李安濟書》）已享有盛名，收藏家托馬斯·珀西翻譯的《好逑傳》與阿瑟·墨菲改編自元雜劇的《趙氏孤兒》也一時轟動歐洲，哥德斯密借此時機，以《中國人信札》來表達自己啟蒙主義的人文觀點。

在18世紀“中國熱”中，傳教士的中國觀察，與商人、冒險家對中國的觀察大相徑庭，時常矛盾。

哥德斯密精辟地分析了兩種“中國觀”之所以不同的原因，在于對中華文明的“認識深度”不同。他認同于伏爾泰、約翰遜等大師的看法，認為真正有知識、有教養、有操守的中國游歷家，應當是文化使者，主要任務不是描繪山川河流或勘查古廟殘碑，而是要深入到受訪國的人民生活之中，描繪其風俗習慣、工藝發明和學術、道德成就。

因此，曾經訪問并居住在中國的傳教士，接觸了中國“士大夫”、研習了中國學術思想、服膺了儒家學說，故而看重中國文化的積極層面；而商人、冒險家，接觸的只是沿?？诎兜纳馊?，由于言語不通、操奇計贏，難免心存怨氣，憑此淺嘗輒止的片面經驗，往往看重中國文化的消極方面。

后者如英國旅行家鄧碧安（Captain Dampier）和安遜子爵（LordAnson）的游記，要么語焉不詳，要么無理謾罵，不足為憑?？上?，孟德斯鳩依據這些游記，寫出《論法的精神》等作品，誤判“中華帝國的統治原則是恐怖”。

哥德斯密借“中國哲學家”之口說：“一個人離家遠行，目的是為了改善自己和他人，那才是哲學家；要是盲目地受好奇心驅使，從一國跑到另一國，那只是個流浪者而已?！睈勰凇蹲匀怀了间洝分幸灿蓄愃瓶捶ǎ含F代游客，毫無哲學氣質，只是到別地、別國尋求刺激，等同乞兒。

哥德斯密筆下的中國哲學家，總結人類生活的目的，是“追求智慧，以促使生活過得愉快?！睘榇?，應當擺脫狹隘的民族、宗教等偏見，成為“世界公民”。

蘇格拉底、柏拉圖、西塞羅、普魯塔克、威廉·坦普爾、約翰遜等大師，都喜歡“世界公民”這一稱號，哥德斯密在《中國人信札》第24函中直接將這一稱號的創始人，應歸于孔子名下：“孔子講過，讀書人的責任在于加強社會的聯系，使百姓成為世界公民?！?

《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的作者范存忠先生，認為這句孔子的話“待考”，實際上，熟悉孔子思想和儒家文獻者，當知《禮記·禮運》里的孔子名句“圣人耐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即：全人類不分民族、宗教、生活方式而能“一視同仁”地彼此以仁義相對待。這一大同主義，乃中華古典憲政體系的固有價值，是儒家崇高弘大教化之要義。

哥德斯密在名著《世界公民》（又稱《中國人信札》，1760-1762）中，對中國人治國安民的藝術（政治與道德），給予高度推崇，顯示了他對中國事物的深刻洞察：

一個帝國換了多少朝代，依然如故；雖被韃靼人征服，但仍保持古代的法典、古代的學術。因此，與其說屈服于侵略者，倒不如說它兼并了韃靼。一個國家，幅員可抵歐洲全部，但只服從一個法典、一個君主，四千年來只經歷一度長期革命。這是它特別偉大之處。因此，我覺得別的國家和它比，真是微不足道了。在這里，宗教迫害是不存在的，人們的不同主張也沒有引起戰爭。老子的信徒、崇拜偶像的佛門弟子，繼承孔子的哲學家們，只是通過各自活動來盡力表達其學說的真實而已。

哥德斯密在《中國人信札》中，以古典中國為鏡鑒，深入解剖了西方近代早期文明治理的諸多流弊：

不論從哪一個角度看，你總可以找到這樣一條線索貫穿著整個歐洲歷史，就是罪惡、愚蠢與禍害——政治沒有計劃，戰爭沒有結果?！F兵黷武、分散財富，難道能導致長治久安嗎？……你在任何場合都可以聽到自由之聲，千千萬萬的人為此喪命，也許沒有一人懂得自由的意義?！ㄆ┤?761年倫敦地區的競選）場面十分熱鬧，雖不及中國的上元燈節，大吃大喝卻有過之而無不及。候選人合適與否不取決于才能高低，而取決于款客的豐嗇，取決于牛排和白蘭地酒的份量?！姆芍粦椭巫飷?，中國更進一步，它還獎勵善行?！ㄔ诜ňW紊亂的情況下，受害最深的是勞苦人民。）貧苦人的啜泣得不到注意，卻受到每一專制胥吏的迫害?！ㄓ制┤缡ケＡ_大教堂的布道）做禮拜者不少，但樂聲一停，大部分人開溜，好像原是跑來聽音樂的?！倏词Ｏ碌?，有的東張西望，有的向隔座女子丟眼色，有的竊竊私語，有的嗅著鼻煙……其中一個因為吃喝過量，另一個青年女子因為通宵打牌，都倒在墊子上睡著了?！總€人，只要有足夠的興趣去租一個會堂，都可以像開鋪子那樣自立門戶，販賣一個新教規。他的鋪子一定生意興隆，花最小費用就可進入天堂，那自然再好不過了。

細細研讀自希臘羅馬帝國以來，直至兩次世界大戰、冷戰、核戰爭威脅、恐怖主義襲擊事件等全部西方歷史，不能不承認：哥德斯密所言不虛。

作為敏銳無私的觀察家，哥德斯密在肯定中國的社會理想、政治理想的合理有序——開明的統治、幸福的生活、獎善懲惡的法律制度、合理近情的道德準則——的同時，也細密而深刻地指出了18世紀下半葉即滿清乾隆朝政的腐敗僵滯：“中國也今不如昔了：法律比以前受到更多的金錢腐蝕；商賈們更加投機取巧，藝術科學也不如以前活躍了?！?

哥德斯密對此提出的文明學解釋，是中國古老的循環論哲學思想，即所謂“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政治上的一治一亂，經濟上的一盛一衰，個人命運的一得一失、一榮一辱，亦即“成由勤儉敗由奢”的歷史鐵律。

哥德斯密援引道家“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的超越學說，推崇每個人在小康狀態下的克制平靜、自求解脫。

至此，哥德斯密從啟蒙主義推崇的“合理近情”的理性主義原則（Reasonableness）出發,在中華文明中，發現了高度發達的民族智慧與合理有序的文物制度，認為中國思想系統與文明制度下培育的公民，能切中當時歐洲社會文明治理的諸多流弊，啟迪全人類的頭腦與心智。

范存忠先生總結《世界公民》（《中國人信札》）的歷史意義說：“從中國的思想文物與英國啟蒙運動的關系來看，《世界公民》應該說是一個值得注意的里程碑?！?

今日中國，再度奮起，渴望著以“世界公民”的姿態，融入西方主導的文明潮流，哥德斯密的真知灼見、對中華固有文明的睿智剖析，均堪反復玩味、吸納融會。

每當我在大學講堂上宣講孔子這一偉大智慧時，總有學生不解地問“老師要反對技術進步嗎？！”我每次都不厭其煩地解答說：“我的主張是：富要仁義，窮要上進！既要工商科技，更要四書五經！近代大學制度、社會風俗，只講工商科技，不講四書五經，所以扭曲、荒蕪、失??！”

伏爾泰是在近代西方，能夠深刻洞悉“中國精神”與文明奧妙的諸多啟蒙主義大家之一。他將《趙氏孤兒》描繪的“家族復仇”故事，全然改換了時代背景，描繪成吉思汗征服中國后殘暴屠殺中國軍民并搜尋宋室遺孤，中國儒家士大夫臧惕夫婦毅然救孤并最終感化成吉思汗的故事。

經伏爾泰如此改寫、提升，“文德”最終戰勝了野蠻“暴力”，象征著文明、理性、道德力量的終極的合理性，而這種超越了工具理性亦即“實用性”層次的道德合理性，恰是“中國精神”（亦即文明大一統精神）所在！

針對這場啟蒙論爭，范希衡精辟地指出：

韃靼人的代表成吉思汗征服了亞洲，征服了中國，殄滅了中國皇室，中國人的代表臧惕夫婦發揚著中國民族的道德，為保全正統的一脈，對韃靼人進行著不屈不撓的抵抗。這是一場文德與暴力的決斗。最后文德的威勢壓倒了暴力的恐怖，成吉思汗感化了，首先向臧惕低頭，戰勝者接受了戰敗者的文化的統治。這就是伏爾泰與……《趙氏孤兒》完全不同的題材，也就是他……的命意。

《趙氏孤兒》就是影射宋元之爭。伏爾泰并不知道中國作者影射的意圖，卻將中國作者不能明言的直接搬上了舞臺，真可謂無巧不成書。然而這個巧絕不是偶然……伏爾泰對趙宋那些孤兒的悲慘結局和中國儒臣那一連串壯烈抗爭是早就清楚的。他在寫《中國孤兒》之前已寫成《風俗論》，戈比爾的《成吉思汗及蒙古朝史》是他重要參考之一。

這部書把元人的殘暴寫得很詳細……直至文天祥不受元職“南面叩頭，從容就義”止，都寫得如火如荼。這就是伏爾泰所謂之“中國精神”，也正是他在《趙氏孤兒》里所發現的“中國精神”。

偉哉“中國精神”！中國精神，就是絕不向任何野蠻粗暴的勢力低頭，而是想盡一切辦法予以抵抗，促使其轉化、提升的道德理性精神、儒家剛毅果敢的忠孝節義精神！

伏爾泰《中國孤兒》就是以“雄渾豪壯之美”（盧梭評價伏爾泰文才之語）展現了“文德”不僅有用，而且可以最終戰勝“蠻力”，這不僅批駁了盧梭的“科學藝術無用有害論”之立論荒謬，也樹立起“文明終勝野蠻”的全球文明史上普世進步與古今傳播的偉大規律。

中國人自古信奉“一時勝負在于力，千秋勝負在于理”的儒家道德理性主義學說，西方近代功利-實用主義，推奉“工具理性”之“實力決定一切”說，不斷侵蝕著全球各古老文明的道德信念，遂使寡廉鮮恥、急功近利之風橫掃世界，并使人產生盧梭式的浪漫錯覺，以為“科學藝術不足以促進人類的道德進步”，進而墮退、沉淪、偏執，反其道而鼓吹“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為”（揚朱學派），或“小國寡民、絕圣棄智、清心寡欲”之說（老莊學派），或“嚴刑峻法、君尊臣卑”（法家學派）等等，均未洞悉自孔子儒家一直到伏爾泰所揭示的人類文明大道：“富而教之，富而好禮”，“齊一變而為魯，魯一變而為道”之博大境界與深邃義理。

每當我在課堂上宣講儒家義理，總有學生堂下辯難道：“儒家既然很好，為何不能阻擋西方入侵呢？”我告訴他們，不能“以成敗論是非”，西方近代憑借“工具理性”戰勝中國，不等于中國“道德理性”有錯，培根“知識就是權力”之說，可以行之一時，不能行之久遠。
正確合理的文明態度是：盡量吸納工具理性以發展工商科技，同時大力發揚中國固有之道德理性（孔子學說），以約束、規范、提升工具理性之野蠻粗暴、自私自利偏向，使之服務于人類的幸福與天下太平，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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