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從什么時候變得越來越卑俗勢利的？從啟蒙主義的主流人文智慧——利瑪竇、蒙田、伏爾泰、魁奈、米拉波、萊布尼茨、沃爾夫和英國自由思想家約翰遜、哥德斯密等一流大師對儒家思想及其古典憲政治理的熱烈肯定，被全盤西化派刻意遮蔽之時；與此同時，啟蒙主義的偏激末流——盧梭、孟德斯鳩等少數負面評價、自相矛盾的錯誤論斷，卻被全盤西化派刻意夸大、渲染，拉來作為自身偏激論斷之“外援”；從這一刻起，伏爾泰為了批評盧梭《論科學與藝術》所謂“科學藝術使人墮落”的錯誤論斷而專門創作的戲劇《中國孤兒》的主旨——文德（道德理性、科學藝術中的道德合理性，終將戰勝野蠻暴力（包括不道德、不恰當地運用科學藝術）——這一孔子儒家《春秋》所謂“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被刻意掩蓋、扭曲、毀棄之后，中國人成了天底下最卑俗的、仰人（洋人、官人、名人）鼻息的可憐蟲，道德理性（儒家思想）被錯誤否定，實際上也就斷絕了中華一萬年文明的精神根基，在不問善惡是非、只求功利與實效的社會里，各種價值紊亂與失衡，只能造成文明的沒落與沉淪。

1，道德理性與工具理性之間的重大區別

道德理性，是人與禽獸之別，儒家義利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基礎上的社會治理等一系列古典憲政思想，為偉大代表；工具理性，則是人與人、國與國之間求生、經營、謀財等技藝的高下之別，西方近代工商科技文明為代表；二者缺一不可：古典中國，以儒家道德理性來約束、引導各階層的工具理性，取得了全球第一的穩定繁榮之文明治理實效；西方近代以工商科技的工具理性贏得發展、擴張的先機，值得中國借鑒；道德理性與工具理性，應當彼此協調、互補、共振而不可偏廢。

啟蒙主義的激進派（盧梭、康德）及其影響下的中國全盤西化派（胡適、陳獨秀等），就犯了片面強調工具理性、忽略、否棄、污損儒家道德理性傳統的重大罪錯。

著名法文翻譯家范希衡先生，在專著《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中，深入分析了啟蒙主義諸家有關道德理性與工具理性之別的所謂“中國之爭”。他針對伏爾泰《中國孤兒》首先精辟揭示：元代遺民作家紀君祥編撰《趙氏孤兒》的主旨在于：“以程嬰存趙影射恢復趙宋……作者在元人統治下不能明說‘華夷之辨’，特意用‘魏絳和戎’典故暗點出來，具見其愛國苦心。作者一起手就想到了這樣的收場，所以第一折里韓厥自刎就為第五折魏絳出臺設伏……表達祖國復興的愿望”。

范希衡還在該頁注釋中批駁日本著名學者青木正兒《元人雜劇序說》認為《趙氏孤兒》第五折是“畫蛇添足”的錯誤觀點，明確指出：“在思想上，第五折是畫龍點睛?！币娊飧叱觥皪u夷”（日本）所謂學者名流，不知凡幾。

范希衡進而分析了17-18世紀在巴黎和整個歐洲普遍發生的“中國熱”風潮：“自十七世紀末葉直到十八世紀的七十年代，中國知識和中國工藝品仿佛突然涌到了巴黎?！屠枞速x性就愛好新奇，他們突然發現遠東，有這樣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這樣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又有這樣高的文化，便放佛看到一個奇跡，一致趨之若鶩。中國工藝品在巴黎‘與黃金比重’。一個上等人家的沙龍里，如果沒有幾件中國陳設品，便仿佛是個恥辱?！睙岢彼?，連當時的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也用法文寫了一部小說，題為《中國間諜在歐洲》（1765-1774），原著“無名氏著”，經考證為腓特烈二世手筆。

范希衡在該書中羅列分析了一些深刻影響法國啟蒙思想的大部頭中國文化著作，譬如《中國通史》（塞麥多神父1667年著）、《中國現狀記》和《中國禮儀》（李明神父1697、1700年著）、《中國通志》（杜赫德神父1763年編）以及《成吉思汗大帝史》（白迪·德·拉·夸爾神父1710年著）和《滿人征服中國史》（馬亞神父1754年著）等，這些著作使“中國熱”更加洶涌。范希衡先生精辟地指出：“中國思想，就是由于這些著作，透過法國啟蒙運動作家的吸取和宣揚，影響了法國1789年資產階級大革命?！?

范希衡具體分析說，法國在路易十四“黃金時代”之后，政治沒落、社會混亂、風俗腐敗，法國啟蒙主義作家不再像文藝復興前輩那樣遠覓古希臘羅馬文明，而是就時代所近，以康雍乾盛世期的中華文明為榜樣。

范希衡大致勾勒出當時中國現狀與法國乃至歐洲現狀之間的落差：法國政治由路易十四的開明專制制度，逐步演化成權貴個人、上層小集團滿足私欲的暴政，而中國皇帝卻是全民的“家長”，負責全民福利；路易十四后期及其繼任者豪奢黷武、苛捐雜稅，耗盡民財，中國皇帝則崇尚節儉、鼓勵農耕、長期與鄰邦和睦；法國天主教會驕奢淫逸，與耶穌會等不同教派彼此傾軋、嚴酷迫害，而中國儒教，只有教義卻無教會，教義也僅僅是簡單實用的道德，對佛教等一切異教十分寬容；法國世襲貴族沒落無能，而中國沒有世襲貴族，是“選賢與能”的古典選舉政治，單憑文章即可獲取高官厚祿。

事實上，對待中國事物，由于缺乏一貫透底的邏輯、深入細致的研究和病態飄忽的思維風格，盧梭本人缺少定見，時常搖擺，在《論科學與藝術》、《新愛洛伊絲》和《論政治經濟的演說》中，對待中國事物，采取了時而痛詆、時而歌頌的混亂態度。

范希衡對盧梭之論，深深不以為然。他高度認同于另一位啟蒙大家狄德羅在《百科全書》里“中國”詞條的總體評價：

中國人民被一致認為，其悠久歷史、聰明才智、藝術進步、道德、政治、其哲學好尚，均為亞洲國家之冠，甚至有人認為，可以凌駕歐洲任何最進步的國家。

范希衡更贊許伏爾泰對中國的推崇：

他才力過人，胸襟開闊，讀書多，見識廣，篤信世界主義，所以他對中國的認識，比孟德斯鳩要全面些、深刻性，決不像盧梭那樣零碎、
矛盾，更不像狄德羅那樣籠統、空泛。

事實上，在啟蒙運動四大哲人中，唯伏爾泰的見解最深刻、最公允、最恰切、最全面，范希衡、范存忠等精通歐洲文學的學者的專門研究與精確評價，堪稱不刊之定論。譬如，伏爾泰論中國，在全面肯定的同時，也指出某些不足以待改進的方面：

一方面，伏爾泰精準地認定，孔子學說為中國文化的靈魂，認為孔子學說是一種自然宗教，古老而純正：“他們的宗教是簡樸的、明智的、莊嚴的，無任何迷信，無任何蠻氣……”

他贊美中國政府是世界上組織最好、最明智的政府，因為皇帝以“好家長”的身份治國：“基本的法則是：全帝國即家庭；在這個大家庭里，人們把公共利益看作第一義務，這在任何其他國度里都不能如此。所以皇帝和官府經常注意修公路、疏水道、鑿運河、獎勵農業和工藝?！?

也就是說，伏爾泰一方面充分肯定中國社會由孔子學說簡樸教化下的良好道德風尚與皇帝、官府全面擔負公共利益的維護這一政治制度的合理（前者簡稱“道德”，后者簡稱“政治”，二者相輔相成）。

在另一方面，伏爾泰也指出中國的若干缺點：譬如科學藝術進步較慢、對祖先遺產過度崇拜等等，盡管這些觀察和評價，如今看來尚不夠全面，已被后來譬如李約瑟《中華科學文明史》等研究所“證偽”，但也具有“發人深思”之處，足以令國人自我警惕、防備其固有文明陷于僵化而無精準傳承以促新生之機。

如今，真相終于大白：中國近代“新史學”（梁啟超、胡適、顧頡剛、陳獨秀等人主導）和“新新史學”（郭沫若、范文瀾等人主導）錯誤判定中國古典歷史是落后愚昧的、封建專制的，以全盤西化的價值立場，對中華古典文明，多有誤解、扭曲、污損，證明其洞察力遠不如視野開闊、豁達的西方近代賢哲。

近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傳媒輿論占據主流地位的偏執與失誤，就是把儒家精英民主、古典憲政機制乃至一切古典文明的燦爛成就，與西方近代具有局部合理性的自由主義民主機制，人為虛構成“你死我活、水火不容、舍此取彼、彼此替代”的虛妄對立的兩級，而沒有深入細致地掌握史料，精準洞察出二者的本質同一性、互補性，胡適、陳獨秀、魯迅等人，錯誤宣稱中國古典文化是“落后、僵死、反人道的”，因而鑄成思想大錯。

民國初年，印度詩人、哲學家泰戈爾來華訪問，主張中西融合，立即無端遭到當時輿論界、知識界一股激進逆流的粗暴圍攻，以陳獨秀為首的一批人，發起“驅逐印度大象團隊”，對泰戈爾思想進行無理攻擊，如今歷史已證明了這些做法的錯誤。

當泰翁訪美期間，正留學的馮友蘭曾面詢泰翁：“方今西方功利文明猶如利刃襲來，東方道德文明如何應對？”

泰戈爾妙語解答：“善用利刃，而不被利刃所用！”

偉哉詩圣！泰戈爾之見，一如伏爾泰之遠見卓識！

盡力保守中華道德理性，善用西方工具理性的優長，二者融貫合一，中華文明必復興，全球文明必康寧！

2，蘇格蘭醫生的第一手觀察與深刻警告

蘇格蘭醫生、傳教士杜格爾德·克里斯蒂（1855-1936）的精妙回憶錄《奉天三十年：1883-1913年》，忠實記錄了滿清王朝末年的文明結構性問題（滿漢、新舊矛盾等）和日本侵占東三?。M洲）、日俄戰爭、義和團騷亂、滿清覆滅等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內幕真相，堪稱洞徹古今。

《奉天三十年：1883-1913年》以第一手的觀察和深入研究，直面滿清王朝的內外困境：1894年初夏，戰爭的陰云已然密布。日本帝國主義一直企圖控制朝鮮，而中國政府對此不能漠視。7月末，駐扎東北的左寶貴將軍，奉命率所部開赴朝鮮。隨后幾周，從東北各地召募了數萬士兵，大多是農民或大街上的乞丐，根本沒有經過起碼的訓練，就開赴戰場：“看到這些可憐的受蒙蔽的家伙們情愿去接受現代武器的屠殺，是件悲慘的事情?！?

克里斯蒂醫生銳利的目光橫掃這些烏合之眾（東北自古被視為化外蠻夷，兵痞橫行，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有“兵匪一家”唱詞即言此），橫掃社會亂象背后的社會結構危機：

大批士兵來自滿洲的最北部，平生第一次南下遼沈，還有許多是滿人中的預備軍人，常年從國家領取兵餉，但從沒打過仗。所有的滿人，包括預備軍人或沒有參加過實際軍事行動的旗人，都頑固且盲目地排外。他們根本不了解自己和將與之戰斗的外國人之間有什么區別?！麄兩踔凛p蔑地看待漢族人，把他們當作理所當然的踐踏對象?！藗儚男熊娐愤^的村莊里逃走，把婦女兒童以及沒被掠走的牲畜都藏了起來，地里農活也停止了……“漢人士兵還沒有那么壞，”人們壓低聲音說：“可怕的是滿人?！?

滿清政權的結構性危機，自1644年清兵入關后就始終存在：處于文明極其落后狀態的滿人少數軍事貴族集團，始終對占人口大多數且文明程度很高的漢人各階層，采取高壓、歧視、摧殘和猜忌的錯誤政策，這一政策的直接后果，是這一“狹義的部族政權”（錢穆《國史大綱》的重要論斷），逐漸喪失其原本就殘缺不全的統治的合法性基礎，墮落的八旗子弟、八旗部隊，內不能平叛（譬如太平天國大動亂的平定，全仰仗曾、左、胡、李等人組織的漢人團練部隊），外不能御敵（譬如對日、對俄戰爭等），只能貽誤國計民生、魚肉鄉里、侵害百姓，形同土匪；滿清政權，既在文明觀念和文明制度上落伍于華夏古典憲政機制，更落伍于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憲政機制，其敗亡覆滅，僅僅是時間問題了。

蘇格蘭醫生杜格爾德·克里斯蒂在其偉大名著《奉天三十年1883-1913》里觀察極其敏銳，在該書最后一章“展望未來”中，對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進行了總括性的精辟論述、深入剖析與闡釋，堪稱洞悉古今、燭照中外之偉論：

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中國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特性，這一特性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即使在今天的革命中亦可看出來。盡管時有王朝更迭，征服洪流的激蕩，但這個國家依然存在。中國人的固有觀念很難改變，如天命難違、祖先崇拜、家庭神圣、敬奉鬼神等等?？鬃由詈蛯懽髟诨秸Q生前5世紀，他的理論觀點、哲學思考、人生態度，基本上為今天的中國人所傳承。中國人不僅信奉孔子，而且把孔子的著述融入思想中，并轉化為具體行動，這一點是無法改變的。

不管她的歷史多么漫長、前些年有多么衰落，如今，中國正在強大起來，擺脫萎靡不振的狀態，越過各種各樣的障礙，生機勃勃地屹立在世人面前。王朝會滅亡，但人民常在。與那些不利的觀點和質疑相反，他們的生活充滿了生機與活力。中國人民的特質永遠不會改變，而且，事實證明這種特質是無與倫比的。他們能夠融入世界潮流，能夠吸收迄今對他們來說還是陌生的優秀思想?！悄窃欢韧{到中國統一的進步力量，會將中國塑造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大的國家。我們對此堅信不疑。

最初，中國似乎只是在模仿其他國家，但是，或遲或早，她將開辟出一條自己的道路?！切χ袊藘仍谌烁窳α可钣懈杏|的人們確信：中國有著光明的未來。當一個古老文明吸收了年輕的文明之后，這個國家完全可以走上與世界其他國家不同的發展道路?！藗兛释谰玫暮推?、穩定的政府、公正的規則，由此，中國可以發展和繁榮，從而完成其偉大的歷史使命。

克里斯蒂醫生以敏銳的觀察，洞悉了中國歷史的偉大前途。今日中國，仍在為實現這些1913年的“蘇格蘭醫生的這一偉大預言”而積極奮斗著：葆有中國獨一無二的文明特性、中國人內在的人格力量、和平穩定、發展繁榮、廉潔高效的政府、公正合理的公共規則、對西方文明的合理吸納等等。

作為精準的預言家，克里斯蒂醫生對1910年代即距今100年左右的中國年輕人的觀察，更顯得振聾發聵：

在那些為革命與共和制度奔走呼號的年輕人中間，許多人具有非凡的才干與智慧，國家的興衰就落在他們肩上?！赡艿那闆r是，他們不
能容忍與自己觀點不同的人及措施，這將最終阻止他們對國家的重組與改造?！壳按嬖谝环N不良傾向，即輕率地拋棄舊的東西，僅因為其舊；盲目采納新的東西，僅因為它新。既不嘗試，也不了解。嘲笑傳統的禮儀制度；模仿和夸大西方兩性之間的自由……孔子的道德理想也被棄置一邊。在孔子有關國家和社會制度的理論中非常重要的五種關系，現在實際上被顛倒了。在處理這些關系時，孔子主張把忠誠和服從作為人們內在和恒久的義務，但是現在……孩子們開始藐視和反抗父母；青年人不再尊敬長者；學生們決定教師必須教什么、什么時候教、以及如何教；少年宣稱有自己的原則，對老者的經驗嗤之以鼻。

在有身份有責任感的中國人眼里，新中國成長起來的青年缺乏道德自律，這是現實生活中最為急迫的危險?！赖潞托叛鍪侨藗兤毡榈南?br> 往……為了抵制今天社會上的不良傾向，為了給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從而擺脫只為個人利益和幸福而奮斗的困擾……

毫無疑問，克里斯蒂醫生批評的100年前的新青年，就是奉西方文化為唯一圭臬、主張拋棄舊文明的那批人，這些全盤西化論者的流毒，至今仍盤踞在人們頭腦和知識系統中，仍在誤導著從事自私式功利主義奮斗的一代代中國青年。

3，被歷史掩埋很久的至理名論

自民國乃至當代，除“民國七賢”的光輝論著外，朱謙之、范存忠、范希衡，堪稱學貫中西的學者宗師。朱謙之先生的巨著《中國哲學對近代歐洲的影響》（1940商務印書館）、著名翻譯家范存忠先生的專著《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鳳凰出版傳媒集團、譯林出版社2010年11月首版，南京）和著名翻譯家范希衡（1906-1971）的遺著《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都一脈相承地揭示出古典中國所具有的“現代意義”。三先生的光輝巨著，在中西思想史、學術史和文明傳播史上，堪稱洪鐘大呂、振聾發聵，至今交相輝映，難以企及；其飽含“溫情與敬意”地論證了近代西方對中國古典文明的大肆采借、鏡鑒，發人深??；可惜這些觀點，被人為埋沒了很深、很久。

朱謙之先生（1890-1972）的代表作《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自1940年在商務印書館首次出版以來，謙之先生又對該書反復修訂，前后長達40年之久。日寇轟炸中國期間，謙之先生只攜此稿避難，看得比生命還寶貴！

1958年，謙之先生將書稿交商務印書館，希望予以再版；1962年，幾經周折，終于排出鉛樣，不料“左禍”思潮日益抬頭，巨著被剝奪出版權利。1972年，先生彌留之際，仍對此書不能出版耿耿于懷，乃至落淚而不能瞑目！

范希衡先生（1906-1971）的不幸遭遇，也是一面深刻的歷史鏡鑒。范任，字希衡，筆名任典、知人、范行，1906年10月出生于安徽桐城縣西鄉小楓樹村一個私塾先生兼中醫醫生家庭，他四五歲就能即席吟詩、作對、作文，人稱“神童”。自幼隨父修習四書五經，后隨父赴任湖南《公言報》而就讀長沙養中中學、安徽安慶六邑中學。

他1922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學法文特別班，后入本科一二年級，1925年因參加五卅運動而被開除，逃往北平。同年考入北大法文系插班三年級，1927年畢業，就任中法大學孔德學院法文講師，1929年獲庚子賠款獎學金赴比利時魯汶大學攻讀拉丁文學，1931年以最優等成績獲碩士學位，1932年以優等通過博士論文《伏爾泰與紀君祥——對〈中國孤兒〉之研究》，獲拉丁語言學與拉丁文學雙博士學位。1932年歸國，先后就任中法大學、震旦大學法文教授，有大量譯著、專著問世。1952年院系調整至南京大學外語系任教。

范希衡先生的晚年十分悲慘：1958年被錯判入獄十年。1961年國家重點文化建設工程《外國文學名著叢書》、《外國文藝理論叢書》等翻譯任務，需要落實，1962年5月，經中宣部、文化部批示，中國社科院外文所所長戈寶權、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鄭效詢，與江蘇省公安廳反復交涉，該年6月以保外就醫名義將范希衡接回家，作為人民文學社特約編譯，先后編譯波瓦洛《詩的藝術》、盧梭《懺悔錄》、《圣勃夫文學批評文選》和伏爾泰《中國孤兒》等一批名著。

1970年先生完成翻譯工作，再被押送到安徽桐城掛鎮公社接受“強制勞動”，仍堅持在煤油燈下翻譯、寫作，1971年8月2日，因“人不堪其苦和憂的逆境折磨”而猝死。

直至1979年5月江蘇省高等法院才撤銷原判，宣布無罪；南京大學黨委也以冤假錯案予以平反昭雪。

展讀該書扉頁，有范希衡先生遺照一禎，儒雅英俊、雙目炯炯、氣質不凡，讀其書、想其人，不禁感慨系之：一位溫文爾雅的君子、魯汶大學拉丁語文雙博士學位的優等獲得者、法文翻譯家，卻生活在昏亂惡濁之現代社會環境中，不幸冤死于勞改徒刑與荒涼鄉村，不亦人間一頁痛史耶！

范希衡先生遺著《趙氏孤兒與中國孤兒》，對元雜劇《趙氏孤兒》與伏爾泰名劇《中國孤兒》進行深入透徹的比較研究，揭示出17、18世紀歐洲“中國熱”思潮中，著名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與盧梭之間進行的，對“科學藝術是否促進人類道德進步”這一重大文明傳播學、文明傳播史課題的觀點交鋒、思想實質，作出了里程碑式的歷史評判。

三人之中，唯有范存忠先生（1903-1987）的生活，比較平靜、順利：范存忠，字雪橋、雪樵，上海崇明人，留學美國，1931年以英文論文《中國文化對十七、十八世紀英國的影響》獲得哈佛博士學位，回國任教。1958年被任命為南京大學校長；多次當選為民盟中央委員、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市政協副主席等職。他把哈佛博士論文修訂再版為《中國文化在啟蒙時期的英國》一書，榮獲第六屆中國圖書獎和1995年國家教委評選的全國高校人文社科成果一等獎。

由此可見，歷史正逐步掙脫盲目，朝向光明。

2011年5月4日，我應邀到中國國際廣播電臺的“孔子學堂”節目，為海內外聽眾錄制“中華文明‘和的智慧’”系列講座。我詳細闡釋了孔子仁愛學說的偉大精妙的哲理涵義，剖析說：當代青少年以及社會各階層，之所以經常陷入價值混亂和行為偏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幼缺乏儒家思想的精神教化，不懂得仁義禮智信是一切社會關系的基本準則。我進而引用蘇格拉底、耶穌、叔本華、惠特曼等圣哲的名言警句，告訴全球華裔人士：惟有建樹起仁者愛人的儒家君子人格，才能掙脫“深度無聊與短暫刺激之間反復搖擺”的惡性循環，進行光明普照的人生奮斗！

國際廣播電臺的編導特意安排專車送我回校，在路上我驀然意識到：錄制的當天，恰是所謂五四政治事件及新文化運動的紀念日，我在這一紀念日熱情洋溢地宣講孔子仁愛學說，可謂恰逢其時：100年前被宣告為該當砸爛、打倒的“孔家店”如今巍然屹立，依然光披四表、輝耀人寰！

我在錄制節目的現場說：“中華文明在最近百年來出現了可悲的斷裂，我的使命就是接續上這一偉大的文明傳統！”錄音現場的節目導播、參與互動的大學生等，都不禁為之肅然。

自孔夫子、董仲舒、司馬遷、利瑪竇、伏爾泰、杜·克里斯蒂、湯因比，一直到辜鴻銘、梁漱溟、錢穆等民國七賢大儒等大批學術宗師的慷慨悲歌、存亡繼絕的事業，在這偉大義勇軍中，又增添了我和門生弟子這些普通一兵，吾輩三生有幸焉！

在每年為本科生、研究生課上，余常?；ㄙM數月時間，串講并逐一討論錢穆先生《論語新解》的重要命題，事后，我與學生進行交流，有學生發言：“應當在大一新生第一學期入學就來聽您的課、讀《論語》等經典，不僅能廓清我們在初高中階段死記硬背的那些荒謬之論，更能培育青年一代積極向上的人生品格！”

我呼吸并暢飲了未來的氣息。

歡迎關注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