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季開學，我都要面對數百雙姑且可稱之為可愛、純真的大眼睛：大一新生和研一新生們，坐在大學課堂上，睜大眼睛，聆聽著平生第一堂大學課、研究生課，我將平生所信、所學、所思，素樸無隱、和盤托出，奉獻到這些年輕心靈的細微顫動處，古今中外的經典名著、影視資料和人類智慧，透過我揮汗如雨的講述、演示和論析，在這些心靈的湖面，激起陣陣漣漪……

然而，很快，伴隨經典文獻的艱苦研讀、對錯綜復雜的人類文明經驗的紛然羅列，曾經熱烈的掌聲、笑聲、會心的嘆息聲以及課下求教、深入討論、請求簽名的熱潮，迅速冷卻下來，一度燃起火焰的大眼睛，也逐漸黯淡下去；盡管我熱情如昔、旁征博引，但許多學生漸漸昏昏欲睡、神情恍惚而游離，有的缺席或公然無恥地在課上瀏覽手機、電腦，或者，中途溜走了……

至此，我驀然醒悟、逐漸明白，培根、笛卡爾、盧梭、康德、黑格爾哲學所主張的啟蒙主義基本信念，之所以是錯誤的，其一再遭遇深刻失敗的根本原因：人是極不可靠的動物，人的理性，根本不能抵擋身體的疲憊、感官的厭倦、新奇事物對注意力的轉移、生存壓力下人類良知與理性的屈服與自我欺騙……

人的意志，除非稟賦特異或歷經嚴苛的、反復的、自幼累積的訓練與熏陶，通常是孱弱無比的；相反，人類的感官、情欲，卻強大而堅韌，使得人的理性、意志、道德自控力等，更加脆弱，這就注定了絕大多數人不能較長時間專注于某個事物，更不能免除其他感官印象的反復干擾，在紛雜、混亂的人類感官經驗與強大情欲的不斷滋擾的狀態下，要能建樹穩固，展開堅定的行動，這只是意志堅定的少數人的品質與行為。

絕大多數平庸或自甘平庸的人、浮泛而淺薄的人，根本無法從現象大海的湍急漩渦中，從大中小學體系被反復灌輸的知識碎片與理念垃圾中，自我掙扎、振拔出來，持久、穩固、精準、合理地牢牢掌控住自身的判斷與行動，更無法在道德理性的光芒照耀下，披荊斬棘、艱苦卓絕地持續推進某個事業或人生，瞬息萬變的自然、復雜的社會進程，徹底把此人吞沒了。

先后20年的大學任教、研究的切身經歷，徹底顛覆了我曾經信奉的啟蒙主義的空想烏托邦信念：胡亂拼湊、雜亂無章的150個學分、約80門課程的當代大學教育、研究生教育制度，更加劇了人類感官的脆弱性，使當代大學生的心靈成為紛雜混亂、彼此矛盾的各種知識碎片的可憐載體，注定了這些被謬許為“知識精英”者，實際上大多數是人云亦云的“知識盲從與精神抄襲”者，根本缺乏判斷力和意志力，難以支撐自身生命、公共道德責任和人類文明傳播的巍峨大廈。

無數大中學講堂、公開講座，都是確切證據：

一個小小的噱頭笑料，譬如蘇格拉底與妻子之間的奇聞軼事，就能贏得滿堂喝彩，而細致探討《斐德若篇》中的“靈魂不朽”觀念，贏得的往往是疑惑的眼神和連連的哈欠！

坐在大學講堂里的高分而低能的學生，還是經過我國“統一高考制度、統一考研制度”長達12-16年以上的嚴苛挑選后出來的所謂“青年才俊、知識精英”，而那些在巨大生存壓力下掙扎、匍匐的大眾階層，其理性之混亂，就更可想而知了。

維柯

1，維柯深刻批判啟蒙主義的偉大洞見

極具原創性智慧的偉大思想家、學者喬萬尼·巴蒂斯塔·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是最早洞悉啟蒙主義哲學錯誤的偉大天才之一。美國學者、維柯專家馬克·里拉（Mark Lilla）在《維柯：反現代的創生》這部精彩紛呈的著作中，細密梳理出維柯思想的智慧要點：

維柯的哲學如何預見到一股被稱為“反啟蒙運動”（Counter-Enlightenment）的現代思想潮流……根據這種觀點，如果一個哲學家武斷地堅持，對于理性來說，一切關于自然和人的真理，都是普遍的、客觀的、永恒的、透明的，這個哲學家就是徹底的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那些缺乏歷史根據的哲學論斷和政治論斷，都被證明是……烏托邦的、僵硬的、決定論的、傲慢自大的、毫無感情的、平均劃一的、心胸狹隘的。

維柯是意識到笛卡爾的現代理性主義自身內含這種錯誤種子的第一個思想家。正是對笛卡爾的這種洞見，使維柯站到了嶄新的路徑上，這條路后來被拓展為一條反啟蒙運動的寬廣大道。

在啟蒙空想主義、功利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等近代主流哲學思想的誤導下，世界各國的近代化試驗，在短暫成功后，目前正面臨著全球文明陷入生態紊亂、經濟-社會動蕩和人文墮落等巨大危機之中。馬克·里拉對此總結道：

啟蒙運動以科學和技術進步的名義破壞了自然，以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名義毀滅了傳統社群，以社會工程的名義來推進某種政治極端主義。

他概括維柯的偉大主張是：

人需要比理性和自由更多的東西，來統治他自己；他需要信仰、傳統、習俗和秩序。

一生貧賤、默默無聞但卻意志堅定、灼見鮮明的偉大天才維柯，作為近代第一個真正的純粹哲學、歷史哲學大師，遠遠超出培根、笛卡爾、康德、黑格爾、盧梭等人的思想水平之上，最早洞悉了每個大中小學課堂上輪番演出的人生悲?。?

先是被片言只語、一絲靈感閃光、奇聞軼事、幽默談吐所感染、鼓舞，然后伴隨感官刺激的消退，逐漸被艱深的經典研讀、浩繁的文獻梳理、人類文明遺產對日積月累的生命經驗、社會經驗的嚴苛要求、沉潛涵詠、優雅寧靜的心境、客觀條件等等一一嚇退，當代學生的唯一退路，就是在互聯網上胡亂搜索一番，就算對問題有了“通透”把握，然后再把這些支離破碎、刻板僵化的“知識碎片”依照傳媒、時尚的風格“固執”成不可搖撼、不容非議的流行意見，還自我吹噓為“純現代的”、“象牙塔的”、“精英主義的”、“唯美”、“有個性的”（實乃“娛樂致死”的）等，在大學內外日月累積、代代傳承，將愚蠢、草率、武斷、淺薄，偏執成學術體系中的垃圾論文與垃圾專著，以搪塞上級部門朝令夕改、層層加碼、自以為是的貪婪苛求。

里拉在《維柯：反現代的創生》中概括出維柯歷史哲學對古今文明及其體現——哲學、教育、學術的總體評判：

現代哲學和科學讓自己以解放人類的面目出現，但實際上卻讓人成了奴隸——或者是不敬野心的奴隸（培根），或是“瘋狂的”理性主義的奴隸（笛卡爾），或僅僅是未加馴服的語言和精神力量的奴隸。而古人則被認定為讓人屈服于教條和迷信。維柯為古人辯護，認為他們才是人類理性的真正解放者。古典教育是經過系統安排的，非常適宜于通過幾何學、演說術和論題法來馴服各種非理性能力。其結果是，青少年首先要經過審慎和常識的教育，以此作為理性訓練的心理基礎。盡管古人與現代人相比，也許對外在自然的理解尚有不足、未能開發自然為己服務，但他們確實哺育了更聰慧、更幸福、更自由的人類。

中華文明就是“哺育了更聰慧、更幸福、更自由的人類”亦即古典中國人的文明制度與憲政體系，本人在憲法哲學上，稱之為“古典憲政體系和華夏民主制度”，因為它把道德知識，置于工具理性知識（工商科技知識）之上，從而將人類脆弱的感官世界、混亂的內心世界、盲目的生命世界的一切強大能量，固置在正確的文明方向上，即仁義禮智信的普世價值上，以嚴謹規整的文明制度（天地君親師等禮樂教化秩序）傳播這些價值，讓中國人轉化、提升生命能量為道德境界，進而建樹起聰慧、幸福、自由的公私生活。

2，文明是人類生活的價值整體，融貫著古今中西：孔廟楹聯“德配天地，道貫古今”的深刻涵義
 
我漫步在大學校園中，深入思考古今文明的傳播秩序、生命經驗的內在奧秘——從權貴富豪之家的庭院，到城郊結合部貧苦邊緣人群的“蝸居”之地，人類秩序天然如此。我深知，人類理性，只能緩解卻無法阻止貧富懸殊，社會地位有霄壤之別的廣大差異人群，各自因生存本能或貪欲野心鋌而走險、違法犯罪，社會紊亂，亙古如初：從職務犯罪一直蔓延到治安犯罪；人類的教育，無論學校教育或公共話語，都無法阻止大學校園內外，那些雜亂研讀知識碎片的大學生、研究生們、教授專家們的自我欺騙、厭學、逃學、自殺、網癮、抑郁等極端行為，因為“無道德秩序的知識碎片”只能助長人類的迷惘困惑和各種反社會的極端行為。

中華古典文明的巨大優勢，就是它在公共信仰體系（仁義禮智信的儒教信念）、公共教化體系（天地君親師的儒家人文主義思想學術體系，旁接道釋耶回各大宗教倫理）、公共治理-服務體系（華夏精英民主制下的憲政秩序）這三統（道、學、政）貫通、合一、協調中，亦即“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統”，締造出的偉大文明的制度體系。這一體系，正符合維柯所謂的“理性和自由之上的、能夠統治、管理人類自己、啟蒙哲學嚴重殘缺而現代化進程又須臾難離的的全球信仰、傳統、習俗和秩序”。

合理的文明傳播的秩序、體系，就蘊涵在中華文明的固有傳統中，就蘊涵在中華文明博采西方文明優長而重建自身的21世紀的偉大歷史進程中，蘊涵于普世價值的中國話語表達與文化形式中，“中國照亮世界”的過程，就是重新照亮中國人長久失落的靈魂，進而賦予重重危機中的全世界久覓不得的和諧與大同。

本人的思維習慣，追步于亞歷山大大帝在小亞細亞神廟前，面對著一團特意編織的亂麻，揮劍斬之的風度：文明就是人類生活的價值整體，這一整體貫通古今，涵括內外，更無所謂“存在與意識”孰先孰后、誰決定誰的虛假判定。

文明的鮮明標志，就是這一文明的“綿延性（可持續性）”、“廣大性（可傳播性）”如何，在歷史時空中一種憲政秩序、傳播秩序的興起、展開、衰落等全部生命現象之總和，尤其是其價值秩序，就是“文明”。

用中華文明傳播學的表述方法，文明的特質，就在于其綿延性（可持續性）、廣大性（可傳播性），這正是中華文明之最高價值與靈魂，其道德象征，可用著名的孔廟楹聯加以概括：

德配天地，道貫古今！

這意味著：人類的美德，足以呼應、配合天地養育之大德；文明之大道，足以貫通、融會古今萬民！注意：中國人認為，檢驗人類文明程度的最重要標尺，不是人類的工商科技水平，而是人類的道德水平；劃分人類進步的最重要標記，不是啟蒙主義妄為隔絕的古代、近代等分類學固執，而是古今生命、古今制度、古今精神一氣貫通——過往、現在、未來三者協調，密不可分；全部生存過、正在生存、將要生存的人類、萬物，全宇宙生命大交匯，是一個價值整體！

文明綿延性（可持續性）、廣大性（可傳播性）的哲學涵義，在于一舉打破啟蒙主義的哲學偏執，讓古今文明交融成生命整體，讓自我夸誕的當代人，學會“溫故知新”并向一切人類經驗、生命體驗開放，從中萃取、提純出具有普世意義的道德精華、人文精華，將之貢獻于全球一體的偉大生命進程。

歷史與未來，相向涌流，洶涌澎湃，灌注于當下，倘若全人類各種文明，能以一種普遍的人文價值（仁義禮智信等）來彌合分歧、應對全球嚴重挑戰，就會掙脫困境、起死回生。

阿爾弗雷德·韋伯

3，華夏帝國的民主制：阿·韋伯論斷中華文明

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 Weber，1868-1958）是德國現代著名社會學家、文化史家，是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胞弟。阿·韋伯的哲學見識，遠遠超過其兄。他以“文化社會學”的方法，思考貫穿于全部歷史中的人類命運，其名著《文化社會學視域中的文化史》（1935年）呈現出這位德國學術思想宗師，極善于精準把握各民族文化中“靈魂與精神”的偉大特質，比起其兄的平庸失敗之作《儒教與道教》之套用啟蒙主義偏見、遠離中國文化的諸多實際，真高下霄壤也。

用阿爾弗雷德·韋伯的話說，就是：“以往是現在的明鏡，而現在則是焚毀以往的柴堆。二者相加，經過詮釋，便為生活在這個世界上的人們打開了認識的途徑?！币甓?，現在人類掙扎生存的欲望之火，猶如熊熊燃燒、濃煙滾滾的木柴，焚毀、繚亂、熏黑了歷史的明鏡；重溫、詮釋過往的教訓，就是擦拭這面明鏡，廓清上述啟蒙觀念釋放的偏執迷霧，激發人類的道德良知與文明智慧以開辟未來。

阿·韋伯如何在該書開頭章節中，深刻揭示出“中國文化面貌”，把握住了中華文明的精神特質與制度特質：

或許從更早的時候，宮廷和國家官僚主義就漸漸形成了。無論人或物，它都和部落統治及其發展而成的封建主義有千絲萬縷的聯系。也許它是修浚河流的必然結果?！@樣的體制在某些封建世襲領地里被改造，使帝國松散，甚至幾乎分裂成一個個獨立國家。

但一次次分裂也促使整個民族進行長期的深刻反省，這種反省是保守的。自省最富有成果的時期涌現出偉大思想家（老子、孔子、孟子），他們奠定了中國這個帝國穩固的思想基礎，成為以后中國所有時代思想的標準。始于公元前202年、止于公元220年的兩漢時期，創造了無數美妙絕倫的文化珍品，至今仍影響著我們?！谐紝⑥r業問題置于中心，其生存依賴于農業，但幾百年間都沒能徹底解決農業問題。直到宋朝，著名官員和史學家司馬光于1090年前后，實行了對中國來說唯一可行的辦法：擁有千畝以上土地的大地主的土地被收歸國有，王室世襲領地也被出。此時，這個巨大農業帝國后來長期遵循的生活模式終于建立起來了。

中國文化的本質是隱藏在父系社會假象下的母權制存在，它脫離母腹之后，便沉浸在反對嗜權者、反戰的民主氣氛中，建立在由婦女主持的、極其穩固的家庭基礎之上。盡管男性趾高氣揚地擔當家長，卻只有女性能夠真正主持家庭?！袊敲裰鞯?。

官僚階層由官員構成，……這個階層建立在土地租賃制的基礎之上，土地租賃制嵌入民主的農業體制中，至今如此。沒有一個國家，在世襲貴族統治崩潰后，能像中國那樣徹底消除特權，且長達幾千年之久。

阿爾弗雷德·韋伯觸及到華夏民主制下古典憲政秩序的核心奧秘：炎黃堯舜時代以來，日益完善的古典民主-憲政制度，孔孟、老莊、陸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孔安國、鄭玄、孔穎達等賢哲，全部薈萃圍繞在《十三經注疏》和《二十四史》、諸子文獻中的中國主流學術思想，一以貫之地闡釋著華夏民主憲政精神，都在在呼應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漢高祖、文景武諸帝的偉大文明創制活動，都是要剪除、掃蕩封建主義的特權殘余（貴族分封制）、地方割據勢力以及民間工商豪強，防止經濟、軍事上等任何層面的“特殊利益集團”盤剝自耕小農——中央財稅的主要來源，確保了全國大一統的穩定、繁榮。

換言之，中華文明的“民主制趨向”，遠遠高出“貴族制趨向”之上，成功維系了全國政教通行無阻、文明傳播穩步擴大，而晚周諸侯割據、魏晉南北朝門閥制度、蒙元、滿清的貴族特權制度等，可謂對“中華文明民主制趨向”的極大反動，因此遭到政治失敗、解體、全民族上下一致的歷史唾棄。

阿爾弗雷德·韋伯，精辟地用“帝國民主思想”來描繪華夏民主制下的古典憲政制度的合理秩序：

成為國教的儒學，充滿了經過深思熟慮的、冷靜而客觀的倫理法則和理性思想，調整著國家和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實際行為?！实圻B接著整個帝國和宇宙……如果宇宙不通過讓帝國發生饑荒、旱災、用水緊缺、動亂等不幸來發泄怒氣的話，皇帝便可直接感通神靈、得到“道”。

一旦宇宙發怒，皇帝就不再是天子，無法感通神靈者，就不是皇帝。在這種超驗的、預知自然秩序的帝國民主思想主宰下，他是要被驅逐的…但不是通過革命來完成，而是通過對“此在”（民生）秩序的修復。國家對宗教的虔信和國家倫理均出于上述機理。

日常生活的倫理是社會整體與自然在宇宙中的統一，它體現為簡單的規定，以便于人們理解。其內容包含少數幾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信條：家庭責任、社會責任和涵義最深刻的仁愛。

中華古典儒教的憲政民主制，適足以在朝堂之上，限制特權階層枉法害民；在江湖之下，則保障、規范著百姓安康?？鬃?、孟子、董子等原始儒家提出、詮釋的“天地君親師”這一偉大的宇宙人文秩序，用意就是要把“君權”置于“天地”自然秩序之下，君主不遵天道推行仁政，就要遭受“天譴”，皇帝必須為帝國的水旱災害與民生國策的重大失誤“負全責”，通常的做法是“皇帝頒布自我譴責、自我改正的《罪己詔》”、修改錯誤政策、懲治腐敗官吏、大赦天下刑徒；嚴重犯錯的皇帝，也可由宰相、御史大夫與眾大臣、王室集團商議，予以廢黜并擇立新君。

阿爾弗雷德·韋伯以文化史家與一流哲人的雙重銳敏，洞悉了中華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深刻差異：

中國文化的本質一定是不會改變的，不會從內部被哪種思想摧毀，幾千年來，它就像一個閃閃發光的球體，將生活、自然和宇宙反映出來，形成輪廓分明的奇特圖像。在歷史演進中，它不僅反映生活、自然和宇宙，還梳理、調整三者的關系。

西方文明以理性掌控著“此在”，無法通過“此在”的各種力量反映內涵豐富的生活。自從高傲自大的西方文明松動了穩固的中國文化球體，這個球體開始破碎，那一幅幅圖像不僅被盲目的空無所取代，還變成了毫無規則的廢墟。在這片（全盤西化的）廢墟上，掌權者不再通曉自然、人性和宇宙間的關系，也不再明白宇宙的規律。他們或者為了彼此爭斗，或者為了建立新秩序，醉心于利用詭計、壓迫、機關槍等等諸如此類的東西進行統治。

這就是世界歷史上惟一一個偉大文化的結局，它曾由男性塑造，長期立于不敗之地，母性與宇宙力量直接神秘的結合，是它永久不變的本質。

阿·韋伯的偉大論斷，尖銳而深刻地指出了西方啟蒙工具理性下的主流文明，“高傲自大地”破壞了協調人性、自然和宇宙三者和諧關系的“中國文化球體（大一統）”、破壞了長期立于不敗之地的中華文明的內在穩定。但這一近代文明的亂局，不足以改變它的內在本質，它必將重新“由男性塑造”，即全民族的靈魂覺醒與男子氣概的巨大復蘇，從而掙脫文明困局而重獲新生。

深受阿·韋伯啟發的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就在1949年的名著《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援引韋伯洞見，率先預言了當代中華文明的驚人崛起：伴隨經濟社會崛起的中華文明，其偉大精神的復蘇與新生，必匯為勢不可擋的時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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