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發現，中國人自近代以來，笨得不行：學歐美，失??；學德日，失??；學蘇俄，失??；企圖恢復中華國學者，除了長期居學術、輿論支流地位的民國七賢，影響遭到刻意壓制與遮蔽外，主導者頻頻失?。嚎涤袨?、陳煥章等，拾取西洋余唾，竟然把孔子這一舉世共尊的世俗人文主義的偉大賢哲，任意涂抹為“孔教教主”，頗得袁世凱等不學武人的贊賞，至今在東南亞多地，還有“孔教學會”，或仍以此相標榜，歐美華裔學者亦頗有人將孔子思想錯誤納入“宗教對話”范疇；章太炎、黃侃、劉師培等，則把中國儒家思想“經世致用”偉大宗旨，肢解、扭曲為“訓詁、考據”所謂“小學功夫”者，或如羅振玉、王國維等專以甲骨金文為考釋標尺，被疑古派援引為“殷商之前中國無信史”之逆天胡扯；更有臺灣某些人僵化抱持“書背百遍，其義自現”之沒落私塾之陳規陋習，在海內外廣推“讀經”活動，讓鮮活孩童、青少年憑“死記硬背”脫離現代生活氛圍，成了新型“冬烘”；亦有妖僧混跡于“國學”學校內部，在受教青少年中大肆私販“素食”、“滅人欲”之邪說歪理，種種亂象令人扼腕！
中國人喪失理解力，緣于民初廢止閱讀中國經典，尤其是晚周漢唐至大至剛的儒家、諸子文獻，被廢棄不用；個別國學家沉溺于章句訓詁或元明清三朝為廢除古典憲政制度之宰相制、封駁制、諫議制而故意鼓吹程朱理學所謂“存天理、滅人欲”之偏頗流弊（儒家一向認為人欲就是天理，適當約束又適當滿足為要務，與佛教所謂“滅欲”大相徑庭），如此歪理邪說，竟然以“國學”面目招搖撞騙；外部是全盤西化派的廢止、肢解、污損、毀棄，內部則是假國學、假古董的反復誤導、招惹誤會與嫌棄，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恰當指出了康梁、章黃、王國維之流“絕無出路”。
民國七賢所謂“同情之了解”，即在精準把握晚周漢唐文獻、儒家正大光明、經世致用之思想學術宗旨的穩固基礎上，與古今中西一切生命經驗、文明經驗相“同情”、相“溝通”而互動、共振、交流，絕不能“存天理、滅人欲”，而是在張揚、宣泄、體驗、釋放“人欲”的過程中，體認廣大自由的“天道”（而非程朱理學末流所謂“天理”），進而確立起以蒙田、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為代表的生命哲學、“生存現象學”的偉大觀念，以現象學、詮釋學的“前理解”、“古今視界融合”等根本方法，實現“民國七賢”所主張的、體會古人今人鮮活創造之“同情之理解”，為中華文明匯入、融貫全球文明，設立鮮活而廣大的生命大一統秩序。
中國近鄰哲人、日本著名漢學家、東京高等師范學院、帝國大學教授宇野哲人（1875-1974），其偉大漢學名著《中國文明記》（1918年），就是這樣一部深入細致地、體貼入微地考察、研究清末民初中國社會、展現“同情之理解”的杰作，其境界之高遠、文采之優美、觀察之深刻、論斷之博大，超越大多數近代國學專著和東洋漢學專著，實乃親近體察中華文明靈魂的一流珍品。
以余目力所涉，近代中國人所寫回憶錄、游歷札記、調研報告，在觀察的敏銳、把握的精確、對經典文獻的熟悉、文筆的幽美蘊藉等諸方面，均不堪匹敵宇野哲人先生。惟堪與比肩者，則非錢穆先生巨著《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莫屬，二者同為洞悉清末民初中國古典社會、文明面貌之隱幽內情之精美、翔實之紀錄也。
宇野哲人，字季明，號澄江。一生深受中國文化熏陶，學養之深厚、信念之堅卓、對中華文明之熱愛，超過與之同時代的許多中國學者。1894年，宇野進入東京第五高等學校就讀時，就立志攻讀漢學，其直接動機，就是對著名西化派代表人物福澤諭吉之“排擊儒教論”存有深刻異議。
1900年，宇野畢業于東帝大漢學科，廣博吸取了漢唐訓詁學和西歐哲學等人文知識，開始了他卓越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生涯。1906年來華留學游歷兩年多，歸國后歷任多所大學教授，1959年被政府表彰為近代文化功勞者。
《中國文明記》分成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作者在天津、北京、山東、西安、長沙、武漢、南京、鎮江、蘇州、杭州等大半個中國的考察、游歷的札記，是彌足珍貴的清末中國的第一手觀察記錄；第二部分則是作者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簡要研究，其中不乏發人深省的真知灼見。
作者在該書《序》中說：
讀古代圣賢經傳，并以此來認識中國者，皆以為中國圣人并起、賢良如云，實是世界上理想之國。中國果然是理想之國耶？世人又往往以自己貧乏之經驗，動輒謾罵中國人忘恩背德，不可理喻。中國國民果然應得如此謾罵、不可交往耶？
晚周漢唐經典文獻中記載的中華文明，確為人類古典文明的治理典范和優雅極致，而明清以來古典憲政機制的逐漸衰頹與政府財政巨額虧空累積成的民生凋敝，是一些民眾迫于生計而無奈采背德態度的經濟-社會主因。
宇野哲人在《中國文明記》第一節“最初之所見”和第二節“天津”等文字中，開篇就鮮明刻畫出清末中國之殘破凋敝、官民貧富之懸殊隔絕、洋務派代表人物李鴻章祠堂所展現洋務派建筑之惡俗，透露出號稱“自強運動”實則外強中干、涂飾虛榮、無助國計民生之洋務派虛假繁榮也：
自塘沽上陸，最初之所見，非常遺憾，絕非愉快之事。夾白河所建之民屋，均是極其矮陋之泥屋，墻壁自不待說，連屋頂亦是泥土所涂?！y怪先時將塘沽民屋誤為豬圈。對捉襟見肘之中國而言……以此為北清之門戶，此絕非中國之名譽所在也?！碌葎趧诱摺嗔χa臟是事實，然官吏及富民，有瀟灑風采者亦不少?？偠窖瞄T雖不能亂進，然如李公祠，即前直隸總督李鴻章之祠堂等建筑，美輪美奐。惟其莊嚴典雅之趣絕無，不得不視之為俗惡，是為遺憾?？傊?，其華麗、殷賑，天津為北清門戶絕無可羞之處，與塘沽比，實有天壤之別。若以此類比中國國民貧富懸隔之甚，不亦可乎。
以中國之大、人口之多，近代化之自強運動必須傾全國之力、歷數百年經營，才能將國富、民強兩大目標循序漸進地實現。然滿清本屬“狹義的部族政權”（錢穆先生《國史大綱》斷語），中樞政治被滿清貴族把持，其政權根本不向全國精英士人開放，其在古典憲政機制上的根本缺陷，造成對廣大漢人封閉、猜忌、高壓的“合法性”內在危機，這一憲政危機必然在內憂外患的情況下加劇激化為統治危機。
宇野哲人在該書1918年修訂版序言里，亦觸及這一點：“中國國土廣袤，文化難以遽然普及。保守之中國，縱然鐵路開通之里數增加，都會之外觀亦有若干之變化，但大體之上，舊態依然?！币甓?，經濟之惠及民生，文化之惠及大眾，道德之規范社群，心態之開放自由，均需長久艱巨之舉國努力。
然而，中國近代積貧積弱，除了上述古典憲政機制被滿清皇族集團“乾綱獨斷”所破壞這一內在主因外，其外在主因就是古典農耕經濟體系，不足以支撐列強各國步步軍事進逼、不斷經濟侵奪、巨額戰敗賠款之催索無度，政府在巨大的財政虧空下，完全無力應付一切緊迫的軍政、民政需求，要舉辦經濟文化事業，更無可能。官吏群體貪污自肥，造成公德墮落；百姓迫于生計而背德妄為，造成私德匱乏；公私墮落、上下推諉，在國際間必造成衰敗印象。
一些淺學俗儒，憑粗淺印象，就草率判定“中國國民性低劣”，在日本朝野形成“辱華”成見，以作為“侵華”前奏。著名的白鳥庫吉等人的“堯舜禹抹煞論”就是日本漢學界為了抹煞中國經典文獻的可靠性、進而抹煞中華文明的偉大成就、動搖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從而為其陰謀侵占東北、侵略中國制造欺人輿論的詭計。
不幸中國學術界中的全盤西化者、疑古學派，不加分辨地承襲了這些妄談胡說而誤中奸計，更自行造作出“大禹是條蟲”、“古文尚書不可信”、“禮教吃人”、“廢止漢字”、“丑陋的中國人”等偏頗之論，流毒所及，至今中國學者尚有偏執《史記·五帝本紀》、古文《尚書》為“偽書”而不予采信者，“言必稱希臘”者更多如過江之鯽，中華文明之固有憲政光輝，完全淹沒遮蔽在西洋“啟蒙史觀”和東洋“疑古史觀”的濃重陰影下，中外人士“華夏知識”、“神州知識”之殘損扭曲、魯莽滅裂，更不一而足了。
宇野哲人是較少受日本“疑古派”錯誤影響的重要漢學家。他在抵達北京前就懷抱對中華文明的熱烈向往之情，遂在黃昏抵達北京城時自言激動心情：
予已成北京之人。暗中尚未見到任何事物，予已成北京之人。以燃燒般之好奇心，觀察北京、了解北京，實為此后數月之大事?！伪本┱?，定先登上城墻。予被此城墻之壯大所驚倒，真正之金城鐵壁之感慨亦由此而發。城墻上，正陽門側有美國炮臺，崇文門側有德國炮臺，巨炮朝向皇宮。一旦有事，一擊之下，頃刻粉碎。見此形勢，又讓人再次吃驚。中國人不得隨便登城，而吾等外國人卻可自由曳杖登臨。作為中國人，對此屈辱，又有何感？
宇野以學者之誠實、哲人之銳利，一語道破滿清政權統治危機之實質：如此悠久富麗之文明，卻因治理不善而遭受列強如此屈辱之對待與威脅，滿清政權之合法性完全喪失，已昭彰若日。距離宇野在華（1906年）僅四、五年后，這一“狹義的部族政權”即告崩潰，國人對其毫無惋惜之情，不亦宜乎？宇野更在津門目睹貧富懸隔之余，忠實紀錄北京所見之貧富懸隔：
不見皇宮，焉知帝王之尊。此是古來所傳之格言。故皇宮美輪美奐，壯麗至極。然城中人民之房屋，其矮陋令人吃驚。
貧富懸隔，乃一切政權覆亡之不變鐵律，宇野哲人一語道破，不亦史家之正見、“漢學”（中國學）之正宗耶！宇野極其細致地刻畫出清末北京房屋之破舊簡陋、道路等公共服務設施之骯臟不便、日用民俗之質樸奇異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對“貨幣”一條之記錄評論：“進入中國，最覺不便者，是其貨幣制度不一。即使北京，其貨幣亦是混雜錯綜，價值不一?！傊?，中國之貨幣無一定之本位?！?
貨幣乃一國財政之根本制度，而滿清統治之不善，從幣值不穩、幣種混雜一項即可知曉，官民上下欺瞞、肆行不法攘奪，豈不亡國？滿清實乃中國自秦漢以下中央政府治理全國事務實效最差之政權，滿清貴族把持政權卻尸位素餐、不思治理，只顧中飽私囊卻任由百業凋敝，可見一斑也。
《中國文明記》在描繪北京城內外的名勝古跡時，筆調一轉，充滿無限敬仰傾慕之情，表現了一個古典學養深厚的東洋學者，對中華文明的景仰愛慕之深：
文廟在北京城北，是祭祀孔子之處?！腴T后，見左右有石碑數十通，進士題名碑也。其最古者，是元朝之物?！蟪砷T內，左右排列著名之周代石鼓?！瓘R內古柏森然，不禁令人正襟。大成殿結構極其宏偉壯麗，黃瓦燦然耀眼。肅然于古柏中前行……在神位前謹慎行禮，圣靈仿佛在咫尺之間，敬虔之情，油然而起?！ЧЬ淳赐讼绿脕?，又向東西兩廡中從祀之歷代賢臣深作一揖，讀畢立于廟庭中之康熙、雍正、乾隆御碑而去?！膹R旁有國子監，即古之太學也?！聦W尚未勃興之時，太學即最高教育之府。近來，以京師大學堂為始，各種新學校設立，學生皆滔滔涌向新學，壯麗之辟雍，唯剩殘骸而已。
錢穆先生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自述“古今中外文化之優劣”為困其一生之“最大問題”，研讀宇野哲人這段札記，沉思清末民初以來百年間中華文明屢廢屢興之沉痛歷史，參究以孔子“溫故知新、斟酌損益”之歷史哲學、歐美東亞各國吸取舊文明而鑄就新文明輝煌之歷史進程，可為這一“最大問題”和百年公案作一論斷：
惟汲取古典文明精華者，乃有廣大堅固之未來；蔑視古典、掃蕩往昔而妄想新造一種文明者，必如清末毀棄舊學而群鶩新學者一般遭到巨大挫敗也。何故？古典文明制度與文明精神（古典憲政秩序）深具全球普遍價值，是跨越古今中外界限之恒定不變者，是人類最可寶貴的文明經驗的高度提純與凝結，毀棄、掃蕩、懷疑這些傳播遺產，人類只能在黑暗中胡亂摸索、費盡周章、挫折連連而毫無出路。宇野哲人深明此理，故而對中華文明之偉大制度與崇高精神備極尊敬愛慕，遂不惜筆墨再三致意焉：
城北安定門大街東有牌樓，上題育賢坊。此處即府學胡同，其路北有順天府學及文廟。文天祥祠在文廟之東、府學之中。此處是元朝菜市口遺址，文天祥絕命之處?！酥毓伊x，誘之以丞相之尊位，王侯之富貴，而公誓不屈服，以死殉國。其忠肝義膽，可貫日月，千載之下，尚凜凜有生氣。予……謁公之遺像，欽公之遺風，感懷如涌，低回不忍離去。
余忝列大學教席，亦嘗親往拜謁，見此地順天府學、文廟早已黃鶴杳然，文丞相祠堂亦門庭蕭條、設施簡陋，思文天祥衣帶銘“讀圣賢書，所學何事”之自我警醒、鞭策句，觀祠堂外俗流洶涌、紅塵囂張、尾氣蒸騰，深明近代化之偏頗——唯利是圖、罔顧公平與生態協調之患也。
宇野哲人對華夏經典文獻、文史典章、各地掌故的精熟程度，足令當代中國許多學者汗顏。他所記《中國文明記》不足20萬字，所涉獵之華夏人文脈絡、山川風物、歷史沿革等不下幾萬處，幾乎每頁均有多個文史典故，難怪陳寅恪先生有“群向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之句，日本20世紀初年漢學之盛、中國清末民初直至當代學術之衰頹，可堪浩嘆也！更令今人汗顏者，在于宇野哲人對待中華文明的高度尊仰、傾慕、向往之態度：
曲阜是古少昊氏之墟，周公封魯，都此。有圣廟。予生于東瀛君子之國；地，相隔數千里；世，相距三千年。私淑渴仰，茲經多年，今夕何年，得以拜謁圣廟，徘徊圣林，三生之幸也。歡喜不知所措?！缴蠔|階，大成殿輪焉奐焉，莊嚴典雅至極。楣間有匾額，題“生民未有”。鞠躬如也，登上殿堂，正面有圣人在焉。戴王冠著袞衣御服端坐，眉目間無限慈愛，口含微笑，猶在循循垂教。不覺垂頭拜倒，仿佛圣靈即在咫尺。不視可見其神，不聽可聞其聲。予之渺渺身軀，頓時被偉大之神靈所攝取，恍然無我。又見旁有人，愕然魂歸軀體。定神顧望左右，右有復圣顏子、述圣子思子，左有宗圣曾子、亞圣孟子……今日在此得以與古圣賢會于一堂，滿腔感慨，心緒萬千?！^“萬古長春”坊，到至圣林門。（孔子）墓為一撮土饅頭，其上雜草茂盛。??！彼大成至圣之孔子，近在咫尺之間，雖眠于雜草之下，然其靈魂遍滿宇宙，與天地共悠久，赫赫以照世道人心。
人降生于世，不斷遭受生老病死、得失榮辱之現象沖激，猶如急流中的脆弱飄萍，唯一穩住自己生命、克服心靈苦難的精神力量，就是廣義上所謂信仰者。而儒家教化（非狹義宗教）之高妙，恰在于以簡單平易寓托深刻廣大，無宗教之外形，卻得宗教之神髓，所以既能扶持世道人心、維系社會穩定、規范公共秩序、培育文明教養，又無其他宗教禮拜儀式之繁瑣、清規戒律之壓抑，遂被舉世推尊為“人文宗教”之最高者，錢穆謂之“秀才教”，即華夏士人之高級宗教也。
宇野哲人深慕久之，一旦親近圣澤，不禁感如神靈附體，一代漢學宗師之功業，全在此深入軀體與靈魂之至誠、至敬、至愛也！宇野哲人遍歷山東、河南、山西、陜西、兩湖、江浙等大半個中國，其人文宗旨，不在游山玩水，而在體貼自幼所習、少年立志所求之中華文明靈魂何在也。
他一方面目睹清末中國時局之混亂衰敗，一方面更從中華文明固有之道德光輝以及文史遺跡中，溫存“體貼”出其新生之偉大前途。其自述云：
予在北京之日，見人情惟利，不知有義，浮薄而背信，北京之地，或是與外國人接觸而誤染此惡習耶？以北京一地而論中國，恐亦是群盲評鼎，不游中國廣闊之內地，則無從遽斷。故而作此番過齊魯入汴梁之游。昔孔子嘗言，魯一變至道，齊一變至魯……嘗見有對聯書“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學十章半理財”，實不差毫厘，皆所謂小人喻于利也。
余嘗正言告課堂上之大學生、研究生，中華文明之靈魂，就在孔子《春秋》三辨：王霸之辨、華夷之辨、義利之辨，舉凡判斷公共生活之王道與霸道；文明生活之文雅高尚（華）與低俗野蠻（夷）；其實全在判斷其文明傳播秩序是圍繞“義”（仁愛公平）還是圍繞“利”（工商科技）展開，亦即現代經濟學之“公平與效率”之辨也：近代各國一味追求“效率”而罔顧“公平”，遂不斷釀成國內外巨大動蕩、世界大戰、生態系統紊亂滅絕等全球各種自然-社會-人文災難，清末中國之亂局，不亦全球亂局之變本加厲耶！
處此全球霸道之世、蠻夷橫行之域，中華文明也被迫“迅速發展工商科技”以應對之，但同時，國人更要心中明白：霸道終不久，蠻夷必滅亡！中華文明之靈魂、制度，必須從這種病態西化思維中率先掙脫出來，才能引導全球文明掙脫弱肉強食之野蠻邏輯，逐步走上持久和平與繁榮自由的大一統王道也。固執于貧富、貴賤、種族、宗教等一切不合理懸隔之狹隘文明，必然滅亡；公平仁愛地對待、打通一切貧富、貴賤、種族、宗教懸隔之普世價值文明，必然興盛！
這是中華文明傳播秩序顛撲不破的歷史規律，也是全球一體的當代文明的唯一前途。
宇野哲人《中國文明記》的一條札記（“長安紀行”之三七條“滿城”）可作為此基本認識之忠實記錄與鮮活注腳：
自（西安）鐘樓東至長樂門，北迄安遠門，又有城墻，其內部面積占長安城四分之一，此城謂滿城?！莾染幼M洲八旗士兵，故曰滿城。滿族一統天下，而關中在天下之上游，古來帝王之都，西連甘肅、四川，是形勝之重地，遂于此地設滿城，以威壓漢族。后來滿人漸弱，勢力失墜，加以祿米難支全家生計，而邦家之制，官吏不得從事一切商業，故日益窮迫，現今房屋已盡歸漢人之手，滿人已成無用之長物，受漢人之冷眼。
宇野哲人的犀利目光，超越康有為、梁啟超、胡適等近代所謂“知時務”者，不知凡幾：諾大的西安城，滿族八旗兵竟占據四分之一以為“滿城”，當局自以為足以“威壓漢人”，卻不知滿族“漢化”不足，反而日益自陷貧困和愚昧，房屋財產，終究落入漢族之手，此占據中國之一切外來落后勢力之必然命運也。
宇野哲人在《中國文明記》第二部分，對中華文明進行簡要論述、概要研究時，表達了振聾發聵的卓越見解：
按予之私見，作為國家，中國今日之所以不振，或起因于彼國自古以來民主主義思想發達，由此形成易姓革命之風，缺乏在一定主權下統一團結之性格。而作為民族，之所以稱之為具有大勢力之民族，有種種理由可言，其一大理由，即在于其家族主義。
中國與我國，其趣大異。我日本以皇室為中心，皇室為宗家，大和民族漸次發展，創造出世界上無與倫比之國體，皇室與國民之關系，君臣之義，猶如父子之親。然中國則反之，自古以來就形成禪讓放伐之國體?！粗袊鴩裰枷?，天是萬物之本，天降生民，賦之以彝德。為圖社會安寧、人民福祉，天命聰明睿智之人為億兆之君師，治理人民。天亦頻頻鑒臨下土，察其是否適任。若順天意，則永賜福祉；若負天意，則先降災異以示警告，若無改過之意，則廢其位以示罰，再命明德之君代為億兆之師。體民心之意向，察天子之行為，是為天。于此一點，其民主性思想，彰如日月。中國之革命屢屢勃發，即本于此天命思想。
概要而言，因為自古以來民主主義思想發達，從而實行自治制度，中央之統治不能完全徹底，所以，中國社會——無論范圍寬狹——實行了種種社會（自治）事業。（作者列舉地方自衛、會館、公所行會、消防組合、義倉、義學、慈善事業，峰按。）
總而言之，中國表面上是君主專制國家，而實際上是民主性自治國民?！l黨、同行業者之團結確實堅固，然作為國民之協調一致性，則極其缺乏；雖然社會（自治）觀念發達，但國家思想缺乏，此一點，使得中國國民與列強為伍上大大不利。
中國國民自古以來即是民主性國民。此一點，予于論文、講演中已屢屢提及，且世人亦一般如此認為，此處無須多言。上古之時，從信仰天命看，即能明其民主性思想。堯舜之禪讓、湯武之革命，無一不本于此民主主義?！朔N民主主義，始終一貫，無所變容。因具有民主性，故自治制度非常發達，從某種程度講，不劣于世界上任何民主國家。自治制盛行，人民享受和平之樂?！袊鴩褡陨砭哂凶灾涡愿瘛胤焦僦粕嫌锌偠交蜓矒?，但地方之治理，多為地方鄉紳意見所左右，即在地方人民之意見下施行政務。此亦為眾人所知。
中國強大之同化力，對外番之信仰，悉加包容?！ㄓ^中國歷史，外夷侵入、支配中國之事，不下數回，其結果，均為漢人所同化。漢人比周圍之種族更進步之故也?！F今所行明清法典，較之唐《六典》，大差無幾。千余年間，可用同一法典治理天下，足見中國之保守性?！袊洺Ｓ薪腋投鹬?，
倘若力有不及，立即屈服投降，是態度極消極、極易改變初衷之國民?！瓕χ袊硕?，武是停止干戈之手段?！瓭h武帝擊夷狄、雪高祖之恥，遠至西域，中國人稱之為窮兵黷武，大加非議?！d禮樂之政，享太平之樂，是中國人之理想?！说仁敲裰髦髁x國民，富于自治精神，又是和平之國民，其社會（自治）性之發達是極自然之事。如社會（自治）事業等方面，其設置整備極其完善，令人敬服?！袊瞬焕榇髧瘛胰毡緡?，往往神經過敏，中國國民之從容不迫性格，非常值得一學。其態度之從容，使我等聯想起大山之移動?！鋱匀坛志弥L處，驚天動地之大事業，亦因此從容不迫之性格而實現。昔有愚公移山故事，又有鐵杵成針、水滴石穿之說。鐵杵磨成針，并非絕無可能，對神經過敏者，無疑是愚蠢之舉。此豈非大之所以為大之理由耶。
中國之所以為大，之所以綿延萬年，依據從利瑪竇、伏爾泰一直到宇野哲人的《中國文明記》、“民國七賢”等中外文史巨匠的卓越論斷，今可約略概括如下：
一是因為華夏民主制下古典憲政治理體系之合理有效；
二是儒家思想反復倡導、不惜以生命加以捍衛的文明傳播秩序——三辨（王霸、華夷、義利）三統（道統、學統、政統）合一學說，憲政法治體系，面對全社會，上至皇室下至百姓，一視同仁地加以規范、教化、協調之偉大文明制度體系與傳播秩序；
三是社會自治體系之完善與中國人的道德自治精神；
四是普世一家的、對待宗教、種族等一切異己成分的兼容并包的人文主義政策；
五是堅忍不拔、持之以恒、謙恭有序的綱常禮教精神，這大一統的文明精神，賦予中國人如大山一般的性格，大山不輕易移動，但一旦移動，必令舉世驚異其偉大！
因此，可以得出基本結論是：中國近代落后之因，不在文化、社會，更不在儒家思想；唯在滿清政府之殘暴、野蠻、腐敗、僵化與渙散，才是中國落后之主因。伴隨一個清明、高效、廉能、強大的政府出現，中國必將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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