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節提要：古典中國的經濟-社會形態，不應被蔑稱為“封建小農經濟”，而是生態-經濟-社會具有高度可持續性、天地人巨系統葆有高度均衡性、協調性與合理性的綠色文明整體。]

近代以來，人們習慣于把古典中國的傳統經濟-社會形態稱之為“小農經濟”，還常常蔑視性、歧視性地貶斥其為“僵化落后的封建小農經濟”，似乎只有全盤否定、拋棄這種經濟-社會模式，中國才能迅速實現西方式的現代化；事實證明，這是落入啟蒙獨斷主義窠臼的錯誤預設與判斷，是西方文明獨霸全球意識形態、推進全球單一化和單極化的陷阱。

與這一未經檢驗的預設、前提、基本概括大相徑庭的無數歷史事實，呈現出完全相反的文明狀況與社會場景，一言以蔽之，正是這種屢遭貶斥的“封建小農經濟”，卻在人類歷史的最長時期內，供養了世界上最大規模、且不斷增長的人口，這是為什么？

相反，在被普遍艷稱和吹噓的所謂現代文明、即西方模式下的全球工業革命，推行了200年之久后的今天，全球人口七分之一仍處于食物短缺、營養不良、疾病和饑餓引起的死亡等悲慘狀況，這又如何解釋？

同時，從美國到世界，財富與社會地位的兩級分化，造成財富分配的巨大懸殊與社會機會的巨大鴻溝，少數人口占有世界財富的絕大部分，而絕大多數人口卻必須為每日溫飽而疲于奔命，緊衣縮食，甚至忍饑挨餓！據“澎湃新聞”最新報道，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安格斯·迪頓在論著中揭露說：“目前仍有數百萬人難以逃脫赤貧和早夭，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平等！”

這又是因為什么？

近期拍攝公映的紀錄片《占領華爾街：誰偷走了美國夢》（HEIST: Who Stole the AmericanDream，2011 ）揭示了資本勢力如何蠶食、操縱、破滅了美國人堅持200年的夢想——以民主自由的所謂現代文明方式（實則是西方近代啟蒙模式）實現個人幸福的基本信條；美國學者尤斯坦斯·穆林斯在《美聯儲的秘密》（吉林出版集團2011譯本）、中國學者宋鴻兵在《貨幣戰爭》（中信出版社2007首版）中深刻地揭示出西方國家如何操縱貨幣、玩弄全球金融體系，玩弄各種經濟-金融手段，以達到攫取全球物質、生態與人才資源和經濟-社會成長空間的目的，凡不俯首聽命的國家、地區，就橫遭西方操縱下的經濟-社會動蕩之苦。

為此，西方國家刻意培植親西方的“全盤西化”的知識精英、工商傳媒精英、權勢階層，使之心甘情愿地自覺為西方價值（被刻意打扮為“普世價值”）奮斗，同時，用盡一切手段，污損、摧殘、扭曲、破壞、疑惑一切非西方的文明傳統，判定其為“非理性的、不人道的、不自由的、落后、神秘、祭祀階層等權勢階層控制的、以巫術等非理性手段加以控制的、漆黑一團、吃人的”等，這一切“污名化”的傳媒宣傳與議程設置，將學術教育制度、公共話語，全盤設置為“西方文明的仿制品”。

久而久之，在各國政、商、學、傳媒各界，養成一種不加辨別地照搬照抄西方文明經驗、設置西方標準為唯一參照系、奴顏婢膝地撿拾西方文化唾余的“東方主義態度”（愛德華·薩義德所言）、“次殖民地心態”（錢穆夫子所謂），以達到在政治上、精神上全面控制非西方的全球大部分人口的思想活動、生產活動、日常生活與話語表達的卑鄙目的。

如果我們真的能“以實踐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如果我們擁有足夠的道德勇氣、文明信念與開闊的理論視野，那麼，我們就不能不直面、深思這一基本事實；我們就不得不對最近100年來執意“去中國化”的各種全盤西化派誤導中國的重大“公案”，即潛移默化影響國家戰略、民族生機與民心向背的根本議題，進行重新審視、梳理、澄清、判斷、決策！

 [準此，可以得出的一個基本判斷是：古典中國，是高度可持續的經濟-社會-文化的統一整體，順應天道、精耕細作的農耕文明形態，形成山林水土、水利興修等生態保護的完善系統，以“儒家禮教”為精神核心的宗族鄉紳治理、為其輔助的工商經濟活動、天文歷法、中醫養生、城鄉一體互動等，構成偉大文明的生命鏈條，以“敬天保民“為根本宗旨的古典憲政制度、儒家仁政愛民思想，具有高度合理性。]

自新石器時代農業革命普遍發生于小亞細亞、上美索不達米亞和中國大陸以來，中國人就發現并保持了維持文明生活的根本法則——以精耕細作的方式來保持土壤肥力、生態活力的農耕文明體系，這一套偉大、自洽的經濟-社會-文化制度體系，以伏羲時代的《河圖易經》為代表的天文歷法與時憲物候之學、神農時代的稼穡方法、中醫藥養生方法、黃帝時代“治五氣、藝五種”的大一統國家農耕技術推廣、堯舜時代“敬授人時”的天文-地文-人文制度的大一統協調為標志，把中華文明的萬年根基牢牢建樹起來，確保了中國士農工商的巨大繁榮與人口的不斷增長。

近代西方農業化學的創始人、德國學者李比希，對此論述道：“國家或民族的興衰，是受同一法則支配的。按照這一法則，如果對國土肥力有關的一些條件加以掠奪，就會使它（國家或民族）沒落；而設法加以維持增進，則能使它永存，并獲得財富和力量?！?

李比希發現，這正是中華古典文明長存不衰之奧秘所在：“地球上一個偉大帝國（中國）的歷史，說明了這個民族從不知興衰隆替為何物。從阿伯拉罕進入埃及的時候起，一直到我們所處的時代，在中國，只有由于內戰才偶然中斷了人口有規律的增殖。但在它廣大國土的任何一部分，都沒有使土壤肥力衰竭，也沒有耕作者的鋤犁沒有觸及的地方?！?

而對土壤采取掠奪性使用的西方遠古游牧、畜牧文明，難以支撐其膨脹的人口，必然頻繁爆發城邦戰爭，從美索不達米亞-埃及之戰、巴勒斯坦之戰，直到希臘聯軍遠征特洛伊、希臘-波斯之戰、伯羅奔尼撒之戰，直到馬其頓帝國、羅馬帝國、天主教會十字軍東征等貫穿中近東與西方歷史的連綿戰爭的真實原因，不過是其農業、畜牧業、工商業不足以供養其日益膨脹的人口，除了發動掠奪戰爭外，別無出路。

而戰爭的直接結果，是人口被屠殺而減少，暫時緩解了城邦的生存壓力；但與此同時，土壤的大規模沙漠化、農牧業、工商業的進一步破壞與停滯又接踵而至，使下一次戰爭不可避免。這就是直至工業革命前，歐洲的農業勞動生產率，僅僅是中國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十幾分之一的根本原因所在。

古典中國長期保持繁榮和社會穩定，其秘訣就在于這種保持并增進土壤肥力的傳統自然農業、有效滿足全社會基本物質需求的傳統工商業所共同構成的、可持續發展的綠色經濟。

傳統經濟被稱為“自然經濟”，其生態學的偉大意味在于：它是符合自然生態規律的偉大經濟-社會系統，它絕非“封建小農經濟”所能概括，“封建”一詞更是胡扯；它以有效保護、促進自然生態、經濟與整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根本的人道宗旨，而不是以犧牲資源與環境來換取無限度的經濟增長和物質滿足的、合乎生態道德的人類經濟-社會活動。

民以食為天，農業為傳統經濟中心，全國絕大部分人口，以農業為生，傳統農業因為精耕細作的生產方式和個體農戶為主的生產關系，具有供養全國有規律增長的龐大人口的驚人能力，其頑強的生命力和獨特巨大的文明優勢，支撐、維系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合理生存與巨大發展，確保中國取得了古典時代世界農業的最高水平、最豐碩的經濟成就和社會進步。

中華農耕文明其超常規的、舉世罕見的巨大合理性，奠定了傳統中國長期穩定繁榮的牢固基礎。很多當代西方農學家們認為，中國傳統農業的經驗，是當代世界農業、生態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最重要源泉。

具體來說，中國傳統農業要面對的，是相當脆弱的全國自然生態條件：中國境內多山地、多丘陵，西部多為不宜耕種的沙漠、高原、冰山和丘陵，人口密集于東南沿海，因此，中國傳統農業必須采取精耕細作、保持土壤肥力的可持續發展方式。

傳統農業的成功經驗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

一是培育了數以萬計的優良品種，使中國成為世界上作物品種資源最富有的國家，馴化了大量野生動植物；

二是在保持增進土壤肥力、利用土地方面，創造出當時世界的最高水平：糞肥、綠肥、泥肥、餅肥、骨肥、灰肥、礦肥、雜肥等多種肥源，漚肥、堆肥、熏土等多種肥料配制方法，輪作、連作、間作套種、混作等栽培方法，極大地提高了土壤肥力和利用率，一年兩熟、一年三熟制十分普遍，而歐洲中世紀農業由于粗放耕種，只能采取二田、三田等休閑農作制；

三是中國傳統農業的一整套精耕細作的農藝技術體系，使糧食單產遙遙領先于整個世界：據古羅馬《克路美拉農書》記載，當時歐洲農業的收獲量，一般是播種量的4-5倍，而據約同期的《云夢秦簡》推算，中國農業的收獲量至少是播種量的10倍以上。

而一千年后的《亨利農書》記載，13世紀英國農業的收獲量僅是播種量的3倍，而距秦簡約2000年后的我國典籍《補農書》記載，17世紀太湖地區農業收獲量是播種量的30倍！

四是中國傳統農業積累了豐富的糧食生產、水利灌溉和山林、土壤等生態保護的經驗，形成了傳統農學的科學知識體系，歷代農書多達500余部。

石聲漢在《中國農學遺產要略》中說：我國“在農業生產上有一個先進的、豐富的、完備的科學技術知識體系?！?；“在有歷史記載的近幾千年中，我國農業，經過了無數次大大小小的天災人禍的考驗，始終沒有出現由于技術指導上的錯誤而引起的重大失敗。這件事實，雄辯地證明了這一科學技術知識體系的優越性?！?

傳統農業的中心地位和巨大成就，引起一系列深刻而持久的政治、經濟、社會、人文等文明后果：

首先，中華古典憲政的最大政治核心，即視農業為國之命脈，形成了“農業第一”的古典憲政治理思想、制度體系和完備的政策、措施體系，歷代政府把保障農業生產順利進行、扶持小農經濟列為頭等大事，獎農、勸農，輕徭薄賦，三十、四十稅一，設立常平倉等多種救濟賑貸制度，幫助農民抵御天災人禍。

其次，古典憲政的一大社會基礎，是城鄉之間的良性互動：農民子弟中的優異者，清貧而苦學，經公平合理的保薦、推舉和科舉制度的公開選拔，受朝廷任命為官員，只身進入城市生活，受國家俸祿供養，而長期教養、支持他讀書為人之道的大宗小族，仍留在鄉村生活，維系一方水土之政教、治安、經濟，城鄉之間的鮮活關系在于，城市只有朝廷官員及其服務業，民間絕大多數人口被中國廣大土地、綠色山林所吸納，絕不會形成大量良莠不齊的人口滯留城市這一“現代病”；官員退職，返鄉居住，將城市文明經驗帶回鄉村，繼續主持鄉邦文教，成為鄉紳、鄉賢，彌補國家地方官員之缺。

漢唐鼎盛時代，全國自宰相、三公、九卿，以至七品縣令，不過區區數萬人而已，絕無“辦公經費”隱瞞、虛耗、貪污民脂民膏之弊；更以嚴格有序的戶籍制度，限制農業人口外流和從事非農經濟活動，推行重農抑商、限制流民以及工商業發展的偉大政策，使勞動密集型的小農生產活動始終保持、消納了最大限度的全國人口，保障了整個社會的穩定與生機；

第三，古典憲政保護私產，朝廷允許土地自由買賣但限制大地產及其大規模土地兼并，使中小地主和自耕農各自占有小規模的土地，保證土地總是處于較穩定的經營規模和精耕細作、保護生態的經營方式中，因此無需形成大地產所要求的資金、技術、勞動力密集型的近代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錢穆先生《國史新論》精辟論為“憑其富而不產生資本主義，憑其強而不產生帝國主義，永葆四民繁榮之最佳文明狀態”；

第四，崇本抑末、貴德賤藝、重道輕器、安土重遷的農民生活，是儒家偉大的仁愛思想、人文主義精神和道家自然主義精神的偉大源泉，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仁愛主義的中國世界觀，使中國農民以及社會各階層，最痛恨戰爭與動亂，最愛好和平與秩序，對內實行士大夫主導的古典憲政和各民族、各階層寬容合作的人道主義政策，對外實行和平主義的國際政策，使古典中國保持長期穩定繁榮，穩居世界最前列。

事實上，傳統中國“農業為主、工商輔之”的經濟結構，符合人類生存的自然規律：在衣食住行四種人類生活的基本物質要素中，每時每刻最緊迫的物質需求是糧食，而對衣物、住房、交通設施等物質要素的工商需求，相比較而言，不如糧食急迫。因此，傳統中國“農業為主、工商輔之”的經濟結構，符合人類生活的根本規律和生態文明諸多條件。

與古希臘羅馬社會“工商為主、農業輔之”的經濟結構相比，中國傳統經濟結構適合人類的安居樂業、繁衍生息，因此養育了世界上最眾多的人口，其愛好和平、不事擴張、尊重自然的基本文明品格，帶給東亞以及整個世界巨大的福祉與繁榮。

比較之下，高低自現：古希臘羅馬的工商為主的經濟結構，必然以對外擴張、對外殖民為生命線，而軍事擴張、商業擴張以及兼而有之的殖民擴張，必然以掠奪和實際占有財富、土地、奴隸等一切有生資源為基本目標，也必然引起被掠奪和被占領的廣大地區的反抗，各希臘式城邦之間的爭權奪利，更會使這種岌岌可危的脆弱文明，曇花一現、難以久長。

古典中國重農抑商的經濟結構與經濟政策，在大多數情況下，非但沒有傷害傳統工商業的自然發展，反而由于“男耕女織、自給自足、互通有無”這種農業與工商業之間、鄉村與城市之間的自然協調與穩定協作，傳統工商業在古典時代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傳統工商業實行官民分營，官營工商業集中于金屬冶煉制造、采礦、制鹽等掌握國家命脈的行業，民營工商業則集中在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紡織、陶瓷、造紙、印刷、木材、建筑、服務等行業。

古典中國的貨幣流通、金融經濟十分發達，市場體系非常完備，商品經濟異常繁榮，同時市場秩序井然，誠信生財的經濟理念貫穿于其主要的經濟活動。

在古典中國，殷實豐足、人才濟濟、生機盎然的廣大鄉村，是城市文明繁榮的源泉，而繁榮的城市文明又是“鄉土中國”廣大鄉村中淳樸人才、殷實財富、豐富的物品，得以薈萃、流通的有序中心。

西漢都城長安，城市周長達25公里，人口超過50萬，是當時歐洲中心羅馬城的3倍。唐都長安，城市周長約40公里，人口達100萬?！肚迕魃虾訄D》則栩栩如生地描繪出北宋商品經濟的繁榮。而元、明、清三朝的都城北京，其繁華程度更令西方來華者艷羨不已，馬可波羅驚嘆：“置身中國，猶如天堂！”

傳統農業、工商業所孕育、所促進的中國科學技術及其工藝水平，更是獨步世界、舉世無雙，一直保持古典時代全球文明的第一流、超一流的地位。

著名華裔學者何炳棣，在巨著《明初已降中國人口與社會問題研究1368-1953》（1959）中，追溯中國自北宋初年從印度支那“占城國”引進“占城稻”以來，一千年間糧食生產和人口增長之間的復雜關系，引用各種地方志和中國海關的詳細資料，指出：即使在1923年、1927年和1932年這樣動蕩不寧的近代年份，中國需要進口的糧食僅占全國糧食總產量的4%，而且這4%基本屬于國家儲備用糧。

他引用中國專家吳傳鈞《中國糧食地理》（上海1948年版）的結論說：“在正常情況下，中國應能達到糧食自給?！边@“正常情況”是指：通常發生在大城市等政治中心的騷亂與動蕩，只要尚不足以擾亂中國廣大農村平靜的農業生產，且政府能稍稍扶助小農從事合理生產，則糧食自給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中國社會的穩定，都不會構成重大社會問題。

換言之，若無西方工業文明的強制性、掠奪性入侵、摧殘與破壞，中國自身沒必要大規模地推行西方近代啟蒙獨斷模式下的、以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為內政中心、以參與世界帝國主義體系為外交本質的所謂“西式現代化”，更無須為此付出極其慘痛、巨大的政治動蕩、文化毀滅、生態破壞等文明代價。

換言之，西方模式的、啟蒙獨斷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現代化”，在中國并不具有天然的、根本的合理性、必然性，只具有“境遇性”的、有限度的、有重大缺陷的“合理性”，中國人在國際勢力的逼迫下，出于迫不得已，被迫接受這只具有“境遇性合理”而并無終極價值之合理性，是無奈的被迫選擇。

歷史固然不能回頭，但歷史可以重新認識。

中國歷史在重新認識的根基上，應重新書寫！

歷經百年磨難，中國在付出巨大慘痛的文明代價的前提下，也取得了西方啟蒙獨斷模式下的“片面現代化”的巨大成功，證明了重要一下四點：

1，被全盤西化派錯誤認定的中國人的所謂“國民劣根性”或“國民性批判”（陳獨秀、魯迅預設的偽命題）沒有任何歷史根據，中國人在道德、審美、創造性等所有人性領域，毫不輸于任何外族人；

2，證明“去中國化”的西式啟蒙獨斷史學，粗暴橫加于中國古典政治（所謂“封建專制政體”）、中國傳統經濟-社會形態（所謂“封建小農經濟”）上的一系列“誤判”完全沒有歷史、理據與事實支撐，完全不能成立；

3，證明在21世紀的全球，中華文明的古典經驗，是沖破西方啟蒙獨斷模式下經濟社會失衡、動蕩、生態環境崩潰、恐怖主義蔓延的全球困境，謀求全球大一統文明進步和長治久安的最佳治理與精神寶庫；

4，證明當代有骨氣、有見識的中國人，如今終于可以挺直脊梁、挺身站立，對“言必稱希臘、言必稱美國”的西方近代學術界、傳媒界、政商等各界人士，對全盤西化者，理直氣壯地，發布如下宣言：

人類文明的真相，你們已然講錯了200年之久！如今，你們雖還盤踞在各種講壇的“高端”，雖然仍在喋喋不休，但已言之無物！

中國人民已經或正在覺醒！

請坐下來虛心研讀、聽講！

聽一聽真實的、合理的、不被扭曲的中國歷史——

自伏羲《河圖易經》燦爛人文之光，照耀全球文明萬年以來，中國人在“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孔子仁愛精神、奮斗精神的鼓舞下，在廣袤的東亞大陸上，披荊斬棘、辛勤經營數千年，積累了舉世無雙的古典憲政治理、生態農業、士農工商四民繁榮的偉大文明經驗，正是這些寶貴經驗，繼續鼓舞著中華民族，在農耕文明的條件下，擊退工業文明條件下的日寇侵略；繼續鼓舞著中華兒女，在最近35年內一舉取得西方國家200年內取得的工業化、城市化、信息化等巨大成就；還將繼續鼓舞著中華民族，在“中國夢”偉大戰略思想指引下，繼續取得民族復興、全球各國仁愛共贏、交流互鑒、和平發展之大一統文明的空前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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