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5年，年已61歲的伊曼紐爾·康德在《人類歷史起源臆測》（轉年，即1786年，作為首篇，該文發表于《柏林月刊》第7卷第1-27頁）里寫道：“理性使人類得以完全超出于動物社會……他理解到（不管多么模糊）他才真正是大自然的目的，大地上生存著的沒有任何一種東西在這方面可與他匹敵。當他第一次向羊說：你蒙的皮，大自然把它賜給你，并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人，并且把它揭下來穿在自己身上；這時候，他就具備了一種使他的本性超出一切動物之上的特權，他不再把它們視為與己同類的受造物，而只把它們視為由他任意支配以達到自己喜愛的目標的手段和工具?！?

這就是被奉為“哲學領域一場哥白尼式革命”的發動者、年已六旬的成熟作者所寫的著名文字，這令人膽寒的一段話：羊身上的皮，只為了讓人類撥下來穿在自己身上而存在，以此為邏輯，可推導出一個可怕的結論：動物、植物、一切不符合人類喜好的東西，都可以被消滅，正如它們被利用那樣。

我在康德《歷史理性批判文集》這一頁上批注：“卑鄙無恥，暴政之源??！”西方啟蒙獨斷主義哲學思維模式下的全球近現代社會，就是建立在這種啟蒙哲學的殘暴邏輯——“知識就是權力”、“人欲為自然立法”等根本錯誤的觀念基礎上的，如此野蠻、粗暴、錯誤地對待人與自然關系的啟蒙獨斷態度，一直貫穿在西方近現代文明的主流觀念與行動之中，是全球文明在生態-經濟-社會-人文系統中不斷遭遇危機、動蕩、紊亂、崩潰等不可持續性的深層原因。

1，人與大自然的生命-道德關系

啟蒙獨斷模式下的西方現代化的本質，是掠奪地球不可再生的一切自然生態資源、掠奪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的廣大弱勢群體、造成高能耗、高污染、完全不可持續的黑色經濟。它所到之處，黑煙滾滾、沙塵蔽日、機器轟鳴、疾病叢生，萬物不得安寧。它把黑色的死亡帶給生機勃勃的大地、青翠的群山、純凈的河流、湖泊、海洋，曾經青蔥一片的人類心靈世界與道德世界。它用超大城市的擁堵煩雜、虛假繁榮和奢靡墮落，掩蓋著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目前“工商為主，農業輔之”的經濟結構，其賴以運行的基本能源——石油以及天然氣等資源，最多只能維持50-80年的時間。

在最近一個世紀，礦物燃料的使用增加了30倍；僅1990年一年，全世界的人類活動向大氣排放了9900萬噸的硫氧化物、6800萬噸的氮氧化物、5700萬噸懸浮顆粒物、17700萬噸的一氧化碳。每年從城市排放的廢水總量達幾千億噸，每天從城市排放的固體廢氣物達100億噸。全世界每天有35萬兒童、更多地成年人、老人因環境污染造成的疾病而痛苦死亡。這真是中國古人在《尚書》所謂的“自做孽，不可活”之真義。

直至20世紀七十年代以前，人類沾沾自喜于戰勝了自然；很快，大自然開始實施連續報復了，而人類仍然執迷不悟、一意孤行地掠奪自然、追求經濟增長和物質滿足，結果，不僅工業革命早期的一些文明成果不能維持，全部人類文明也將變得不能維持了。西方有著名的“西緒福斯的神話”，中國有“搬起石頭砸了自己腳”的諺語，不正是現代人疲于奔命、不得善果的真實寫照嗎！毛澤東主席用“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來形容西方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歷史命運，如果移來形容現代人對地球生態的“帝國主義政策”、最終因“搗亂”大自然而自我毀滅的文明悲劇，豈不更是恰如其分的嗎！

現代文明不僅制造出毀滅自身生態基礎的機械化大生產，同時也制造出被迫從事這一毀滅性大生產的現代大眾。在肉體上受到損害、在精神上遭到摧殘的現代大眾，其文化表現就是無力接受高深精致的經典教育，無力欣賞高深的文化成果。淺薄庸俗的娛樂節目、肥皂劇、言之無物的流行歌曲、網絡游戲、微信聊天等所謂大眾傳媒產品，造成大眾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雙重貧困；現代出版業、傳媒業、文化產業、現代大中小學教育制度、學術體制，喋喋不休于“啟蒙獨斷哲學”的諸多錯誤預設，強迫大眾、精英在這些“啟蒙教條”下反復記憶、背誦、實踐，甘受其愚弄而不自覺。

天才的學術思想與社會預見，被媒體聚光燈和各種從大學和研究機構成批生產的平庸著作的汪洋大海所淹沒、所窒息，“我作秀故我在”成為現代傳媒、文化產業的金科玉律，正把無知而盲目的大眾一步步引入深淵。

歷史真是絕妙的諷刺：馬爾薩斯與亞當·斯密、李嘉圖等人同為工業革命早期的重要經濟學家，可不幸的是，馬爾薩斯的天才理論與社會預見，并沒有被當時的廣大公眾所接受，一直被當成“危言聳聽”的理論幽靈，時至今日，仍被排斥在全球經濟學界的主流觀點之外；更不幸的是，馬爾薩斯的偉大人口經濟學-社會學理論，被庸俗的、啟蒙獨斷偏見主導下的生物學家達爾文，刻意曲解大自然乃“偉大生物鏈條，彼此依存，缺一不可”這一生態真相，達爾文依據錯誤的啟蒙獨斷的生態哲學，鼓吹“一切生物靠競爭進化”，后來更蛻化為“社會達爾文主義”，為近代西方帝國主義政策張目：即然一切生物靠競爭而生存，那么，不能競爭過西方的東方文明、美洲、非洲等一切非西方文明，都合該滅亡！

馬爾薩斯

馬爾薩斯在1798年的巨著《人口原理》中，提出了“資源絕對稀缺論”，真正揭示了人類文明從古至今的基本規律：“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產力之間，天然地不相等，而偉大的自然法則卻必須不斷使它們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認為，這便是阻礙社會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難。與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難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即由此派生的。

人類過剩的性欲及其造成的人口膨脹，總是超過土地及其經濟活動所能承受的生態極限，一切政治與社會動蕩的面目雖然不一，本質卻相同：簡言之，伴隨動蕩造成的人口減少，使政治經濟條件的些許改善得以實現，然而，政治經濟條件的這些改善，必然引起人口的大規?；謴?、增長，而人口的膨脹，必然超過經濟增長的速度和資源、生態的極限，因此一個社會的存續，或者靠疾病、貧困、饑荒、戰亂等自然災害或各種人為災害譬如政治革命等等借口而減少人口，或者靠節欲、晚婚等手段進行抑制，他英明地主張控制人口（與他同樣英明的，是弗洛伊德的勇敢建議：以性滿足而非制造人口為目的的性自由活動，應當予以支持）。

與之相反，李嘉圖（1772-1823）作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集大成者”，卻提出了“資源相對稀缺論”，即資源的相對稀缺不構成對經濟發展的制約。而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約翰·穆勒（1806-1873）雖接受了“絕對稀缺”的概念，卻認為生態極限是無限遙遠的事情，因而盲目樂觀地認為技術革新與社會進步會無限推延這一極限。時至今日，大多數經濟學家仍然堅持這一發端于啟蒙-自由主義的錯誤信念。

20世紀三十年代，著名經濟學家凱恩斯發表《通論》，錯誤地認為人口減少會引起需求不足、導致長期停滯，因此反對控制人口。1956年，美國人口學家赫茨勒出版《世界人口危機》一書，首次用“人口爆炸”一詞形容當代世界的深重人口危機；1968年和1970年，保羅·埃里奇先后發表《人口爆炸》與《人口、資源、環境》等著作，更進一步證實了人口爆炸這一基本的全球現實。

1972年，“羅馬俱樂部”的科學家們，在名著《增長的極限》中假設：一，地球上全部礦產資源按1970年的使用率可再維持250年；二，社會、自然、經濟關系均按1900-1970年的發展規律保持不變。而巨型計算機運算的結果是：由于經濟增長不斷消耗大量能源，隨著能源價格的不斷上漲和資源環境的枯竭，可用資本只能用于獲取資源而無法擴大再生產，緊密依賴工業的現代化石農業，以及各種服務業，將緊隨工業資源短缺而紊亂或崩潰，糧食危機的爆發最終導致從21世紀中葉開始的人口與經濟的災難性下降。綠色現代化是避免這一災難的合理途徑。

2，重整天人大一統關系，重建中國世界觀

早在1793年，清代名臣、以《春秋左傳詁》名垂青史、被尊為“中國的馬爾薩斯”的洪亮吉（1746-1809），在馬爾薩斯巨著《人口原理》初版問世之前5年，在《治平》、《生計》等文中，早已敏銳而深刻地論述了人口、生態和人類政治經濟活動之間的關系：“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為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br> 他的主張是儒家憲政的一貫有效作法：開辟耕地、減輕賦稅、禁止浮靡、抑制兼并、政府扶助、救濟小農等（《卷施閣文集》甲集8-10頁）。但自清初直至中葉，康熙、乾隆等連番數次“下江南”，以軍事征服者的野蠻姿態，強索中國廣大腹地人民對這些征服者的靡費加以不合理的供養，承平之下整個人口規模的持續增長、滿清官僚的暴殄天物，使日益貧困的大眾，再也不能忍耐滿清的腐敗和西方列強的剝削，為西式現代化迅速開辟道路的中國革命必然爆發。

人們深刻認識到，中國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人口，人均資源十分匱乏，生態環境極度脆弱，這一切決定了西方式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現代化道路，根本不適合中國基本國情，盲目照搬西方啟蒙獨斷哲學基礎上的黑色現代化模式，對中國來說，是一場最大的災難。

中國必須刻不容緩地摸索出一條獨特的、持久的、綠色現代化的道路，在數千年古典文明傳統的基礎上，以中國世界觀的生態智慧與仁愛精神為引導，建立一個政治、經濟、文化、環境可持續發展的綠色文明與綠色社會。

啟蒙獨斷主義和工業革命模式，作為西方片面社會模式下的近現代文明主流，預設了兩個根本錯誤的前提：一是依據啟蒙主義一廂情愿的空想，在物質巨大進步的基礎上，人性可以無限度地獲得自我完善與提升，從而實現全人類的巨大道德進步，這一空想如今已被證實為毫無依據、且完全破滅：中國古人云：“飽暖思淫欲”，即物質進步并不必然帶來人類的自我完善與道德提升，恰恰相反，人類在物質限制一一被超越的當代，伴隨道德約束的同時瓦解，人類絕大多數并無心或無力去自我完善與提升，而通常會墮入驕奢淫逸、暴殄天物、自我夸誕或自我貶損的精神泥潭，一如羅馬帝國晚期以及一切王朝崩潰前的惡貫滿盈之中。

另一個與工業革命有關的錯誤預設是：地球生態系統，可以無限度地供給全球人口和工業的巨大增長。如今，全球生態-資源-環境-人文系統的大規模紊亂與迅速崩潰，宣告了這一錯誤預設所帶來的驚人失?。喊殡S南北極冰層、西伯利亞永久凍土帶的融化，大洋環流以及大氣環流正出現不可逆轉的紊亂，所有物種都面臨巨大而不可預期的滅絕風險。

西方近代啟蒙模式主導下的全球經濟、社會、生態系統，是完全無法持續的錯誤模式，全球生態、資源、能源以及社會系統的不可控的猛烈下滑乃至崩潰，是21世紀必須直面、必須未雨綢繆的第一全球現實。

全球聞名的“羅馬俱樂部”的科學家們，自1972年發表第一個驚世報告《增長的極限》以來，不斷搜集、完善各種數據與模擬分析，在2004年編制出新的圖表，用以說明：“人類需求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超出了自然的供給能力，到1999年，已經越過極限達20%?！鼮閲谰氖?，人類‘已經’處于無法持續的恐怖之中?！?

中國古人早就從漫長而豐富的歷史經驗、生態經驗中，總結出一系列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成功經驗，并在這些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綠色生態世界觀、天地人“大一統”的宇宙大一統生命觀。

西周初年，在整個黃河流域的大分封、大建設，以及向長江流域的大拓展，晚周各諸侯國經濟文化的大發展和軍事沖突的加劇，一再造成的生態破壞，引起了春秋戰國諸子百家的深刻思考，并逐步形成了尊重自然、愛護生態、愛惜民力物力、關懷人民疾苦的綠色政治傳統與精神文化傳統。

成就春秋霸業之一的齊國宰相管仲，嘗言：“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有時”，“為人君者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苴澤草萊，不可以為天下王”（《管子》“八觀”、“地數”）。圣人孔子主張“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仁愛萬物的思想構成中國世界觀的基石；而荀子對“王制”的描繪可謂最早的自然保護思想體系：“草木榮華滋碩這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鰍鱔孕別之時，網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秦朝頒布的《田律》，是世界上最早誕生的環境保護法，以后歷代增華，成為數千年的文明定制。

上世紀八十年代的改革開放，無疑是新歷史條件下的最大“仁政”，中國經濟開始了自19世紀初以來200年間最輝煌的“重返巔峰之路”；與此同時，人口、資源與環境的巨大壓力也迅速凸顯出來。根據生態經濟學原理與中國基本國情，人口的低素質膨脹、資源的迅速枯竭和生態環境的惡化，正成為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大障礙和社會穩定的巨大威脅。這些生態-經濟-社會-人文挑戰呼喚著理順、重整天人合一的中國古典世界觀的新生！

歡迎關注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