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尚書》確立古典憲政秩序以來，天子、諸侯、貴卿、士紳、百姓之間的大一統制衡關系，歷經千百年不易，有效確保了中國在古典時代作為全球第一強國的重要地位；而啟蒙運動鼓吹“人民有權選擇自己的統治者”這一不切歷史實際與現實政治運作的“妄誕的吉普賽式預言”，最終觸發了法國大革命的大屠殺、以及隨后歐洲歷史的大動蕩與大混亂。

閱讀愛德蒙·柏克、邁斯特等偉大賢哲的文字，深思作為文明秩序核心的憲政秩序，我更加緬懷全球最古老的自由政體以及最古老的自由民族——中國，我渴慕那確立中華憲政的不朽杰作——《尚書·虞書》、《易傳》和《史記·五帝本紀》素樸而強大的智慧，那全民族的偉大憲法、秩序與自由，以噴薄的元氣，揮灑而來，真屹立千秋、輝耀全球之文明朝陽！

在全球思想摸索大一統文明秩序的進程中，最應警惕的，就是割裂傳統、蔑視信仰、鼓吹暴力變革的啟蒙獨斷主義-工具理性主義、全盤西化派一再鼓吹的“全球照搬西方政體”主張、法國大革命式的激進主義、德國近代以來批判哲學所提出的那些吹噓“人類理性”、實質卻仍然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工具理性”，外加“吉普賽式浪漫”的空想烏托邦，這些烏托邦造成的大屠殺、大動蕩、大混亂，構成了一系列現代文明的全球悲??；深思這些悲劇的根源，邁斯特、埃德蒙·柏克、卡爾·雅斯貝爾斯、卡爾·波普等當代賢哲，對“開放的社會治理與開放的自由經驗”的反復強調，顯得異常緊要；而辜鴻銘與卡萊爾、陳寅恪與白璧德，這兩對東西方的賢哲師徒，乃至整個“民國七賢”、泰戈爾、繆風林等大批東方賢哲，對于照搬西方啟蒙工具主義的批判、對中國古典憲政秩序的偉大揭示與弘揚，構成了當代全球文明秩序重建的智慧基礎。

伏爾泰

1740年，啟蒙作家中最賢明、最少激進色彩的智慧大師伏爾泰，致信友人說，自己正在寫作的史學名著《路易十四時代》，不僅僅是寫“一個偉大的國王”，而是寫“最能為人類增光的那個時代的人類智慧史”，“這一時代今后很難超過?！甭芬资臅r代的法國，是歐洲最強盛、最開明的國家，這一由“太陽王”開創的“開明專制”政體，其憲政秩序，一直延續至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前夜，不僅代表著歐洲近代代表——法蘭西文明的輝煌成就，也一直是現代法蘭西文明的偉大根基。

美國史家愛德華·伯恩斯和菲利普·拉爾夫，盡管采取肯定法國大革命的主流立場——這在啟蒙思維占據主流地位的現代史學界，堪稱一種可悲的“政治正確”——但在《世界文明史》中也不得不承認：“革命前夜的法國，仍是富裕、繁榮的國家?！碧柾醯睦^任者路易十五、路易十六的主要錯誤或過失，在于法國對英國、普魯士的戰爭——“七年戰爭”（1756-1763）耗資巨大但卻慘敗、對美國獨立戰爭的大力支持（自1778年起，連續三年維持在西半球的昂貴艦隊與軍隊），接連造成了政府債臺高筑、民怨沸騰，盡管這些政府債務，僅僅是英國政府債務的一半，假如措置得宜，也不會觸動法國大革命這根暴烈的神經。

同樣，美國史家斯塔夫利阿諾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里也不得不承認“法國革命如同古往今來其他革命一樣，先是溫和地開始，逐漸變得愈來愈激進?！睋Q言之，法國大革命的爆發及其結果，具有很大偶然性。

作為法國大革命以及美國革命的親身經歷者，法國著名史家亞歷克西·德·托克維爾（1805-1859），不僅在名著《論美國的民主》（1835）中，精確地預言了：在一個民主平等社會中，由于“多數人的暴政”，常使少數派喪失自由，而且由于缺乏貴族集團的抗衡，社會經常陷入政府專制或無政府狀態；他更在晚年專著《舊制度與大革命》（1856）以及一些雜著譬如《社會平等與政治自由》中，深刻概括了自己的立場：“在思想上，我傾向民主制度。但出于本能，我卻是貴族——這就是說，我蔑視和懼怕群眾。自由、法制、尊重權利，這些我極端熱愛——但我不愛民主?！覠o比崇尚的是自由，這就是真相?！?

凡是經歷過政治動蕩的人，都會認同托克維爾對“自由、法制、尊重權利”的強調，恰是保障私有財產與個人自由的古典憲政與近代憲政，而非罔顧歷史傳統與政治實際的“民主烏托邦”、“工具理性”下的啟蒙獨斷教義，才是全球文明秩序的未來。

古今賢哲都發現，人類的文明，一如人類的肌體。

兩者都有著淵深莫測的內在生命作為主宰，無法加以現代科學式的分解、解析。盡管為了論述的方便，我們可以姑妄分之為政治、經濟、文化、科技、軍事、外交、商業……這種“姑妄分之”可以無限地分解下去，然而，古今賢哲都洞悉：這一文明生命的整體，恰如人類完整的生理肌體一樣不可分割，李約瑟等哲人稱此為“完整主義”、“生機主義”或“有機主義”的科學、哲學智慧。

人類身體就是一個完整的生命有機體。

同理，作為天地人宇宙生命要素的完整統一體，大自然生態系統、各民族的歷史文化系統（亦即文明），同樣是不可分割的有機生命體，其外在形態的紛繁不同，恰是其內在大生命的相互補充的合理需要：一年四季七十二物候，對應著人體四肢百竅的元氣運行，對應著天上日月、北斗極星、二十八星宿體系，對應著人類的衣食住行、飲食男女諸般需求，對應著諸子百家、儒道佛耶回諸教的圓融智慧，對應著伏羲《河圖易經》這一中華民族最高智慧，而建構起廣大而鮮活的哲學-科學-人文框架、體系。

對應著印度人、波斯人、希臘人、羅馬人、伊斯蘭人等等喜馬拉雅山脈以西諸偉大文明的紛繁形態，對應著歐洲中世紀的深湛神學智慧，對應著——1300年，但丁動筆寫作《神曲》，開啟了近代史的神機，這一神機貫穿至1700年前后，喬瓦尼·巴蒂斯塔·維柯，逐年向那不勒斯大學的大一新生及其家長所作的九次著名演說《論人文教育：大學開學典禮演講集》，可有此洞悉在這400年間，歐洲的智慧正漸次飛揚；
早于但丁300多年，中國北宋哲學家邵雍（1011-1077）得“中國文藝復興”之先機，完成巨著《皇極經世》，以“春、夏、秋、冬”之天運神數，推演“皇、帝、王、伯（霸）”之文明大法，指示分明、啟迪深邃；大約500年后，1582年8月，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抵達中國澳門，驀然發現了“中華文明的神髓”，他以拉丁文翻譯《四書五經》并回傳歐洲，《中國哲學家孔子》轟動世界，歐洲一流思想家蒙田、伏爾泰、萊布尼茨、歌德等人，紛紛把目光投向東方的“理性之國”，近代啟明思想——“自然神學”與人文治理相結合的中華文明觀念與文明制度（朱謙之先生《中國哲學對歐洲的影響》首倡“啟明”之說，此等博大深刻意義上之“啟明”，非盧梭、孟德斯鳩輩之夸誕“啟蒙獨斷”可比，余采此說，讀者可參朱謙之、范希衡、范存忠諸先生相關研究）確立了中國乃古今治理典范的全球地位。
古今正反經驗反復證明了，全人類只有拋棄啟蒙獨斷思維對自然、歷史、人性的錯誤預設與草率估量，學會珍惜、欣賞、更新、捍衛往古來今一切自然經驗、人性經驗、歷史經驗、文明經驗復雜凝結而成的、內在完整、莊嚴、合理與奧妙的“生命世界”，簡言之，人類重新學會謙卑與恭敬，而沖破近現代大學、傳媒、政府與商業機構編造的“啟蒙獨斷神話”的自欺，諸如“現代登峰造極”之類的自我吹噓，認真汲取古今中外一切生命經驗的精華，才能切實進步。

現如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話，已然說出：

痛別啟蒙獨斷主義，完整自由、光明瑰麗的生命世界，必將重臨全世界，激蕩著孔夫子、惠特曼與貝多芬的磅礴正氣與靈氣，蘊藉著現代困苦中的眾生：

“一切的頂峰，沉靜；一切的樹梢，全無風影。

小鳥在林中無聲。少時頃，你快也安靜！”

（歌德：《浪游者的夜歌》，梁宗岱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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