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長之
對我來說，久居于這200年的啟蒙獨斷主義的精神沙漠之中，那一線孤明，竟從“貧弱、空虛”地對啟蒙思維的“亦步亦趨”之國的卑俗淺薄中，依稀艱難地閃現——在杰出學者李長之先生（1910-1978）寫作于1938-1944年間的一組文章，后集結出書的《迎中國的文藝復興》中，繼杜亞泉《東方雜志》與吳宓在《學衡》雜志上的系列評論之后，予以鮮明揭示：
中國自從1911“辛亥革命”以來，政治上是經過無數的變革了，但在文化上，我始終覺得是貧弱和空虛的。一般人認為了不得的“五四”運動，我以為其意義之重大，也毋寧在政治上，換言之，也無非是在民族解放斗爭上……在學術文化上有點成績的話……乃是自然科學的成績……“五四”運動的性質……乃是一個啟蒙運動?！也毁澇捎谩拔乃噺团d”來稱呼“五四”運動……西洋文藝復興的意義，簡潔地說，只是希臘文化的覺醒；申言之，只是西洋人對其文化傳統的再認識，……所以根深蒂固、源遠流長……一發便是燦爛光華，照耀千秋?！拔逅摹边\動卻不然，試問我們的文化傳統在哪里？我們所復興的是什么呢？……我們是虛心切實地研究過，還是一律加了封條，說是封建思想，揚言打倒孔家店，徒快一時之口呢？這都是不必深問而盡人皆知的事，以那樣的認識和態度，我們如何能與西洋文藝復興相呢？……“五四”時期的荒蕪、可憐相過了，……倘若我們再不要只是瓶中的插花，那就必須是銜接（不是限于）中國文化傳統而后可。為保衛中國這種文化傳統而奮斗，就是我所謂文化國防……——《國防文化與文化國防》，1939，貴陽
五四運動是反帝愛國運動，卻被錯誤定性為“文藝復興”，這是胡適一貫粗鄙卑俗、造成歷史混亂的又一錯誤論斷。李長之旗幟鮮明地批評了“被誤導、誤解的假五四”作為全盤西化運動的內在謬誤、貧弱和空虛，深刻指出將“五四”定義為“文藝復興”實在大謬不然，深刻揭示了其在學術文化上的“荒蕪、可憐”：將中國文化傳統“打上封條”、污蔑為“封建思想”，狂悖呼號“打倒孔家店”，逆天論斷“禮教吃人”等等過激言行，就不僅僅是“徒快一時之口”，更是“政治運動”之“自封一種合法性”、以莫須有的借口玷污祖國、祖先偉大創造的卑鄙自辯！
李長之對比西方文藝復興精神與全盤西化運動的根本分歧，進一步剖析了“假五四全盤西化運動”的淺陋本質：
西洋的文藝復興肇端于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軍戰爭，因為君士坦丁堡被十字軍占領了，于是西方學者得窺希臘的寶藏……這都是一線相承的文藝復興精神。他們主要的收獲，是探知了希臘古典文化之最內在、最永久的部分，那就是人性的調和，自然與理性的合一，精神與肉體的并重，善在美之中，每個人都是各方面的完人等。用一個概括的名詞，就是人文主義，非常健朗、和諧、完美而充實！
可是中國的“五四”呢？試問究竟復興了什么？非但對于中國自己的古典文化沒有了解，對于西洋的古典文化也沒有認識。因為中國的古典文化是周秦，那文化的結晶就是孔子，試問“五四”時代對于孔子的真精神有認識嗎？反之，那時喊得最起勁的，卻是打倒孔家店。至于西洋古典文化的最高成就應是柏拉圖，而柏拉圖的價值在“玄學”，在建立一種“人生觀”，然而這也和“五四”學者好惡相反。五四時代的人生觀，假若有，也是機械的、實用的，所謂“黑漆一團”的，與古典精神求真善美的人生觀，根本刺謬?！鈬鴮W者每把胡適譽為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之父，我卻不能不說有點張冠李戴了。
近代文化，除了自欺，還能有什么呢？
1，文藝復興精神與啟蒙獨斷主義的根本差異
深入研究即知，西方偉大的文藝復興運動，有幾大精神特質，作為啟蒙獨斷主義傳人的假五四西化運動，卻無一具備：
首先，人類自相矛盾的感官，必須有一個超越感官世俗之上的價值本源，即宗教，來解決“人之為人的那一切困難”（湯因比）。因此，文藝復興諸賢哲，對于“天界自然”（神明、上帝）這西方文明自古抱持并傳承的神秘主義信仰，有了正大清明的看法，予以創造性的轉化，將僵化的天主教教條、原始崇拜儀式的野蠻性，譬如哥特風格的耶穌像，一變而為美少年的性感形象，但超越本質繼續保持：耶穌仍是偉大神明、為全人類而獻身者，仍要崇拜，西方因此獲得巨大新生，這一精神新生，由但丁《神曲·天堂篇》加以表率，那是怎樣光明、瑰麗、燦爛、堂皇的世界——塵世凡俗的一切價值的終極之源，都從但丁“神游天界”的偉大尋覓中開啟出來，這一“奧秘神恩的開啟”，恰是向天主教乃至一切宗教的智慧源泉，即“堅信人類經驗必須由神恩最終開啟”的“信念回歸”，從而沖破了腐朽教會勢力對人類崇拜本性與有限經驗的“誤導”，歐洲逐漸從“虔信主義的歧途”，步入了“敬畏與感恩的文明生活之正軌”。
其次，在“天”的終極問題恰當解決以后，“人”的問題在三個層次上也逐步獲得合理解決：
（1），確立人類知識的巨大有限性，由蒙田《隨筆》揭示，垂為人類精神不可企及的典范，這一思想傳統延續到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即拒斥一切“形而上學”對自然與人性的獨斷、虛構，保守、護持了神秘主義的淵深智慧；
（2），在無限神恩與有限經驗的相互呼應、共鳴、累積之下，人類作為整體，可以勉強獲得一些“經驗的、反思的知識”從而獲得一些有限的自由，這一歷經法國革命、維也納會議、一戰二戰等慘痛教訓艱難獲得的寶貴智慧，在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這一偉大名著中獲得合理詮釋，簡言之，“根本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教旨的、決定論的、完整主義的真理”，人類靠不斷“試錯”與“糾偏”而獲得短暫的自由，開放社會比封閉社會要繁榮、寬松；
（3），作為個體的人，其有限的自由，緣于道德理性（良知、仁愛）與技術理性（工商科技知識的運用）之間的匹配、均衡、互動、彼此約束、交互提升，這一復雜關系的比例、分寸、秩序，終由超越人類層級的“天命”所掌控；但在瞬間的“天人交通”之際，人在巨大意志與巨大神恩的交互提示下，從有限性中自我振拔出來，以意志力的彌滿（迷狂）達致“與天地參”的生命境界：子思《中庸》、孟子《盡心》、陸王心學、民國七賢；柏拉圖、西塞羅、米開朗基羅、拉斐爾、達芬奇、莎士比亞、歌德、席勒、荷爾德林、海頓、莫扎特、貝多芬；叔本華、尼采、惠特曼、波德萊爾；海子、戈麥、垮掉一代作者等古今中西的偉大詩人、賢哲，予以超然領悟并經典性地予以表達：人在美與善的極峰狀態，足以“天人合一”而傲立宇宙間！
第三，文藝復興的特質、復興文明的根本途徑與穩妥方法，是對古典傳統的高度景仰、贊美、仿效、溫習、斟酌、損益、更新、重建，這一興亡繼絕的偉大更新過程，謂之“復興”：無論孟子、子思等儒門后學；陸賈、董仲舒、司馬遷、孔安國等“西漢新儒家”；還是庫薩的尼古拉、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等意大利人文主義者；還是“民國七賢”；還是邁斯特、伯克、維科等偉大“反啟蒙”賢哲；還是海德格爾、弗蘭克等存在現象學大師；還是湯因比、雅思貝爾斯等歷史哲學大師；還是博爾赫斯等當代神秘主義作家……他們的精神支柱，都是堅信古典文明的不朽價值，拒斥“啟蒙獨斷史學”宣判往昔文化為愚昧和野蠻、從而“與之決裂”的錯誤觀念，歐美因此重建自身文明，迄今占據全球文明主流地位，根基深植于此。
這其中，耶穌會士利瑪竇、啟蒙早期歷史哲學大師伏爾泰、歐洲大陸理性主義哲學大師萊布尼茨都具有重要意義：
1604年，利瑪竇不遠萬里來到中國，驚喜地發現中華文明的偉大經驗，毅然將儒家經典《四書》翻譯成拉丁文回傳歐洲，激發了歐洲早期人文主義代表蒙田、啟蒙主義代表作家伏爾泰等重大歷史哲學思想，完美體現了但丁式的“從往昔、傳統中萃取源泉、智慧和力量”的“文藝復興”真精神；一個坦然面對世間局限、承受一切自由、美、愛之痛苦等各種不幸，把各種不幸毅然擔承下來，絕不是虛幻地訴求“烏托邦”邏輯，而是使之合乎人性、自由與美，從而綻放出對至高天界的寧靜信賴與熱烈呼應，猶如全裸的“大衛”，這正是阿伯特·卡繆燦爛鮮明的“地中海思想”的真諦，也是李長之先生所謂“人性的調和，自然與理性的合一，精神與肉體的并重，善在美之中，每個人都是各方面的完人”的極峰表現。試問，被洋奴文人捧為“中國文藝復興之父”的胡適、將中國古典文明一筆抹殺的陳獨秀、始終沉淪在“黑漆一團”的世界中不能自拔的魯迅，可曾有一絲一毫呢？
2，啟蒙獨斷主義及其全盤西化運動的淺陋本質
李長之援引德國學者漢斯·呂爾（Hans Rol）在《德國文藝中的啟蒙精神》和《德國文學詞典》等著作中的觀點，精確指出了啟蒙主義哲學與假五四西化運動的主要弊害：
“啟蒙運動是在一切人生問題和思想問題上要求清晰明白的運動。凡是感覺不對的概念和看法，都要否棄之。如此第一步勢必是消極的，對一切傳統權威、感官的欺騙、未證明的幻想，都一律拋棄并廓清之。因為純粹理智主義之故，啟蒙體系往往太看重理智的意義與目的之實效，實用價值有了，學術（文化的、詩意的，峰按）價值卻失了……”
長之先生對此精確地展開論述：
法國的笛卡兒，就是啟蒙運動的代表人物，他也要求清晰明白（海德格爾二戰后遭到美國駐軍勒令不得在德國講學，受邀訪問法國，首講即以批判笛卡兒哲學入手，歐洲知識界無論左右，均不理睬美國禁令，峰按）。啟蒙主義的主要特征，是理智的、實用的、清淺的（毋寧稱之為啟蒙-實用主義，其特征是數理上的清晰，否則即為斥無用、有害。因此，所有深刻的人生經驗、神秘經驗，都遭摒棄。故而清淺一詞，不如徑直改為“膚淺”更妥帖，遂改之。舉凡原文“清淺”，一律改為“膚淺”。峰按）。
試看五四精神，像陳獨秀對于傳統文化的開火，胡適主張“問一個為什么”的新生活，顧頡剛對于古典的懷疑，魯迅在經書中看到的吃人禮教，都是啟蒙的色彩?！自捨倪\動不妨看作明白清楚的啟蒙精神的流露，梁實秋有次批評梁宗岱說：“詩人也是人，人要說人話，人話以明白清楚為第一義?！笨梢娒靼浊宄睦碇且?，一直支配到現在。
對朦朧糊涂來說，明白清楚是一種好處，但另一面，明白清楚就是缺乏深度。水至清無魚，生命的深幽處，自然有煙有霧。五四時代沒有深奧的哲學……大家不唯不談深奧的哲學，而且很反感?！叭松^與科學的論戰”（史稱“科玄論戰”，由張君勱在清華大學演講而引發爭論，張君勱被西化派斥責咒罵為“玄學鬼”，他們自詡為“科學人”，粗俗霸道。）充分表現對形上學格格不入深惡痛絕的態度……一般
人總以為勝利在打倒“玄學鬼”一面。這是時代精神！這反玄學態度，支配了很久?！瓡r代精神，可說徹頭徹尾是停滯在以膚淺的理智為已足之中?！T友蘭先生《新理學》的系統，也全然是膚淺的理智主義?！苌偃苏劶绑w系和原則，觸及根本概念和范疇，卻只是“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而已，不過是常識的科學方法的應用而已……一般人終竟拘于這個水準以下，也不唯胡適一人而已（長之先生放言批評，全不顧忌胡適長期竊據中國知識界領袖、馮友蘭長期主政北大清華及西南聯大，民國學術之正大清剛，對比今日學界之卑污，堪嘆！峰按）。
……我們看，孔子之剛健雄厚氣魄，沒有被人欣??；孟子之健朗明爽，也沒有被人欣??；被人提倡的，卻是荀卿、王充、章學誠、崔述一般人。這般人無一不是膚淺的理智主義者！充其量，不過培根、斯賓塞之流?！?
新文藝中，新詩最差，太理智了，哪里會有詩！浪漫主義是這個時代所不容的……宜乎國人很缺少浪漫精神了。和理智主義結不解緣的，是唯物思想和功利主義。唯物思想不單指科學社會主義體系下的思想，實則一般人之過重時代、環境、社會，輕估個人力量、輕棄個人責任、遏阻個人勇氣，統是唯物的。功利主義是唯物的別名……總之，無非是打算出路。就是立場大些的，也仍是急功近利，全沒想到民族的文化命脈?！衅茐亩鵁o建設，有現實而無理想，有膚淺的理智而無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至勢利，是這一時代的精神。這哪里是文藝復興？盡量放大尺寸說，也不過是啟蒙。
李長之以淺近的語言，擊中全盤西化運動的弊害：
第一，這是一場“去中國化”的、移植西方淺陋啟蒙思維的文化運動：“凡是真正養育于‘五四’精神中的人或書，往往表現出覺得中國不行?！麄儗τ谥袊鴤鹘y的不滿，無非是拿外國的尺度來量的結果。國人之過于迷信外國權威，留學生之獲得分外地位，也無非同一精神的表現。這種文化運動是移植的，像瓶中插花，是折來的，而不是根深蒂固地產自本土的豐富營養?！睍r至今日，中國大陸的著名高校，仍以“海歸”（海外歸國的留學生）為聘任教授的首選，似乎“洋和尚”才是國家必須斥巨資“引進”的人才，那些本土精英，若無很高、很硬的“人脈”，根本沒有獲得高校教席的機會；
第二，全盤西化運動是照搬西方近代早期“資本工商邏輯”及其為其辯護的一派膚淺、偏頗、有害哲學——啟蒙獨斷思想，嚴重忽略了現代另一思想主潮——浪漫派、保守派“反啟蒙”哲學文化運動：“這種移植的西方文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全部，只是一個段落，就是資本主義文化，那時或到現在，對于西洋古典文化，吸收甚淺，文化是有歷史的東西，截取一段，當然不徹底?！奔幢闶菃⒚晌幕?，中國也錯誤照搬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膚淺哲學，卻忽略了伏爾泰、萊布尼茨等較有深度的思想，更不能指望吸取他們對中國古典文明的充分肯定了！
第三，全盤西化運動是一場自我標榜為“救亡圖存”，卻實際上毫無根據與邏輯地對中華民族進行譴責、詆毀、自我矮化、扭曲、污損、摧殘的病態運動，為了標榜西方文化高超，不惜把“民族自信”徹底毀滅：“五四運動在文化上是一個未得自然發育的民族主義運動……那時并沒有民族的自信。只是覺得西方文明入侵了，我們怎么辦呢？于是手忙腳亂起來，把自己的東西懷疑吧，毀掉吧！毫無抉擇。那時的吳稚暉說要把線裝書丟在茅廁里，魯迅說讀西洋書使人活，讀中國書使人死。這同是一種時代精神?！睍r至今日，每個稍有閱讀品味的中國讀者，只要展開中國典籍，或者西方古典著作（從希臘羅馬到文藝復興），立刻，一個“內在完整的、理據充足、情感飽滿的人性世界”撲面而來，將你的靈魂攬在懷中加以撫慰，使你在錯雜紛紜的世俗現象之外，一窺“本源世界”的光輝、奧秘、自由、寧靜和美，誰若有此品味，誰就得救了——從毫無意義的世俗沉溺中掙扎向上，進入宇宙自然-人文世界的永生境界之中！
第四，大多數人誤解或受到官方意識形態、輿論、人云亦云的大眾傳媒的刻意誤導，認為假五四西化運動的最大成績，是思想和文藝，實則不然：“論到成績，在國際上可以立足的，也只有地質生物之類可以說……凡屬精神方面的造就，必須長期培養而后可……原不能期諸倉促?！笔且回瀱⒚瑟殧嗨季S的急功近利所致。
第五，全盤西化運動是啟蒙獨斷-實用主義思想在中國的一次匆忙而病態的照搬與重演，是中國當代社會百病叢生的一大精神病源：“我們只有二十幾年，卻要（重）演人家二三百年的經歷，那得不匆遽？我們思想界上的混亂，是不必怪也不能怪的?！遍L之先生在關乎全民族文化命脈的重建與復興的“文明戰略”大問題上，情有可憫，卓見多多。
倘若較長距離地予以歷史觀察，即可明白：自張之洞、辜鴻銘、陳寅恪、吳宓等人提出英明遠大的文明戰略布局與社會主張——“洋務自強”與“中體西用說”（李長之在后來文章中亦表贊成），不幸被清末民初卑鄙、淺陋的政治派別之爭（?；庶h康有為、張勛等、政學系政客梁啟超、投機派袁世凱等軍閥、國民黨、汪精衛、蔡元培、與國民黨爭搶資源的章太炎等“國粹派”、以及陳獨秀等）取代，這些政治-學術派別，為了迎合英美日蘇等國際勢力、維護自私的“黨派利益”，將“中華古典文明”作為或反對、或借重的借口，以掩蓋其搶奪、瓜分、維護黨派既得利益而施放的學術煙霧。
因此，蔡元培不顧馬一浮等名儒反對，悍然廢止在大中小學讀經，汪精衛屢次提案“廢止中醫”，章太炎對袁世凱的先恭后倨、收蔣介石賄賂即妥協、胡適長期接受蔣介石的秘密津貼、背叛《自由中國》雜志、魯迅秘密接受蔡元培資助等等……這些紛紜“怪象”的背后，是蒙昧了基本的中國良知與學術良知，違反自身教養與學識，以激烈姿態騙取大眾追捧，謀取黨派私利而已。
第六，全盤西化運動發動之初，遭到杜亞泉《東方雜志》、吳宓《學衡》雜志、梁漱溟等眾多有識之士的批判。伴隨學術思想的進步，尤其是全面抗戰的爆發和民族感情的激蕩，全盤西化運動遭遇了一再退潮，不幸政治巨變，最終被官方輿論“定為一尊”。李長之認為，中日戰爭的爆發、全民族的偉大抗戰，將一掃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自我譴責與自我污損，一變而為“民族精神”的鼓舞、弘揚：“從偏枯的理智變而為情感理智同樣發展，從膚淺鄙近的變而為深厚遠大，從移植的變而為本土的，從截取的變而為根本的，從單單是自然科學的進步變而為各方面的進步，尤其是思想和精神上的……”，亦即“真正的中國的文藝復興”，確為民族新生與全球新生之一大關鍵！
然而，事與愿違，中國文藝復興不能在抗戰勝利后順利開展，即使在數十年之后，恐怕仍只能托諸夢寐。李長之先生在1978年因長期遭受迫害而含恨去世，他的遠見卓識，至今仍為密林絕響、空谷幽蘭，后繼者其誰耶？
無獨有偶。有學生傳回臺灣蔣中正紀念堂的照片，驀然發現蔣介石塑像后，赫然刻大字“民主、科學”，予失笑：“蔣公統一中國、領導抗戰，豐功厥偉；然外迫輿論，內掣宋美齡、胡適等西化分子，只能以民主、科學為號召，蔣公力推訓政而不得，談何民主？自身篤行王陽明哲學、且加入基督教，談何科學？真至死不得心志之舒展，從事政治之可憐，足見一斑！”
啟蒙獨斷主義所草率樹立的抽象概念，既不符合真實歷史的復雜構成，也不能經受人類經驗與理性的反復推敲，卻要求所有人頂禮膜拜、不得懷疑，而且要為之“拋頭顱、灑熱血”，即使造成無辜生靈一再涂炭，也在所不惜，這種愚昧的信奉對象，堪稱“現代一大邪教”。
最近200年來，啟蒙獨斷-實用主義思維，就以搶奪全球各種寶貴資源與市場為目標，以政府、企業、傳媒、大學的霸權話語為宣教形態，深入人類大多數心靈，使之甘愿為此焚膏繼晷、疲于奔命，淚盡繼之以血，甘愿受其愚弄，只要在購物中心或一兩款最新網絡游戲中，獲得一點可憐的補償，就心滿意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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