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讀中國古籍，自大學本科四年級讀《論語》始，迄今二十五載，猶覺華夏經典智慧之高超難及，非當代學術之淺俗瑣碎、以訛傳訛之宜知。窮本溯源，頗欲探究：古人何以在數千年前，即已洞悉宇宙人生之真諦、進而措置時宜而垂世立憲、整齊眾生，創造出光輝燦爛之文明？

是故于西元兩千零五年出版了《文明傳播的秩序：中國人的智慧》（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一書，對此稍有論究，而此后思考、研讀，仍念茲在茲，深望吾華夏民族，能擺脫迷暗，從“文明傳播”之古典憲政秩序中，汲取無盡智慧，以傲然挺立于今日世界并造福全球文明也。
中華文明萬年綿延，約略分為四大時代：

一是伏羲、炎黃、堯舜之三皇五帝文明，即古典立憲、創制文明、國家制度的時代，薈萃為《尚書》、《尚書·周書》、《周禮》等古典憲法制度體系；

二是夏商周三代的禮樂文明教化時代，尤其是西周學術教育事業的發達，造就了以孔子為表率、以老莊列子、管子、呂氏春秋等為重要補充的晚周諸子百家智慧，其思想體系超絕千百年，影響極其深遠，至今難以企及；

三是漢唐大一統古典立憲文治政府體系之完備時代，奠定今日中國大一統集權政教傳統，中華民族由此大盛；

四是宋元明清各種精致文化的繁盛優美時代，人類文明生活的智慧、技藝，更趨圓熟、精美。

與此同時，元明清三代的憲政廢弛與體制僵化，導致中華文明的活力不足。

清末民初的國困民窮，與西方物質、精神侵略迭乘，導致中國近代學術思想的極大混亂，“全盤西化”思潮占據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學術、輿論主流，長達百年之久。社會病態與人文亂象的深刻與急劇，促使國人覺醒，“中華文明復興運動”遂呼之欲出、蔚然成風而不可遏制也。

近讀陸賈《新語》、董仲舒《春秋繁露》、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劉向《說苑》、《新序》，與錢穆先生《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中名篇《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兩漢博士家法考》、《孔子與春秋》等論著，兩兩參究，豁然開朗：晚周秦漢之際，政治家、學問家彼此互動、影響；學問家各流派之間亦彼此參究、互動，終于造就秦漢之際偉大的政治、思想運動：各諸侯國憑借自身經濟、軍事實力，以“齊桓晉文”等五霸事業為代表，做“政治大一統向心運動”，即在已然衰微的周王室權威之外，企圖樹立起另一番全國統一的憲政秩序與權威，這一政治運動，最終由秦完成；

與此同時，諸子百家也對前代學術（堯舜禹三代官學謂之古學，兩漢謂之古文）予以“創造性的綜合、詮釋、提升”，用以呼應晚周時代的政治文化需求，孔子稱為“斟酌損益、溫故知新”。其標志，一是孔子儒家學派對古典官學的重新整理、詮釋、提升，即《六經》傳統的輝煌確立；一是老子、莊子、列子等道家學派對黃帝時代思想文獻（三墳）的整理、詮釋、提升，這一學派以“黃老之學”的名義盛行于西漢初年，成為與儒家并列的、華夏智慧的兩大本源之一；此外，法家、陰陽家、名家、墨家等學派亦盛極一時，法家一度成為秦統一中國的重要思想基礎，陰陽家的五行思想，博大深邃，注入儒道各學派，以董仲舒《春秋繁露》為最成功；名家以“刑名法術之學”的名義，深受文景昭宣諸帝的喜愛，蕭何采納以制《漢律》，歷代沿襲，影響至今不衰。

總之，晚周秦漢之際的學術思想，亦如秦漢之政治統一事業，做“大一統向心運動”，終于凝結為“西漢新儒家”——陸賈、董仲舒、司馬遷、漢武帝等人所主張、所建制的“儒家教化、文治主義、憲政立國”之偉大國策，而這偉大的政治、學術向心運動之“心”（華夏文明的憲政秩序的核心），遠承自堯舜《尚書》時代和周公《周禮》時代的一系列憲政觀念與憲政制度，不斷豐富完善，迄晚周時代，天下無人不知、無人不服，遂一致百慮、殊途同歸了。

《說苑》以簡潔而深刻的記述、獨具匠心的編排，將這堯舜殷周秦漢以降中國3000余年的憲政秩序亦即政治制度與精神傳統上的“偉大向心運動”，予以揭示、闡發無遺：

齊桓公問管仲曰：“王者何貴？”曰：

“貴天?！被腹龆曁?。管仲曰：“所謂天者，非蒼蒼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為天。百姓與之則安，輔之則強，非之則危，背之則亡?！对姟吩疲骸叭硕鵁o良，相怨一方?！泵裨蛊渖?，不遂亡者，未之有也。（峰按：《說苑·建本》此條記述又見《韓詩外傳》卷四，可見晚周秦漢學術思想融會貫通、相互印證，非近代“疑古學派”之淺薄可窺也。）

大一統中國文明核心，就是管仲作為晚周杰出政治家、思想家，作為春秋五霸之一、華夏聯盟之主導人物齊桓公的“仲父”和老師，教給齊桓、晉文等一切當權階層、智者圣賢、黎民百姓，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憲政格言、文明奧秘、人世真理：百姓就是人文宇宙、文明生活、社會體系之天，即最高者，如同自然宇宙之最高者——莽莽蒼蒼之天。

天者，萬物所從出之最高價值本原，一切自然、社會活動的合理性、合法性的根源所在?！鞍傩张c之”意思是“百姓贊同之”，意味著：一個政權的合法性、社會的安全穩定、繁榮富強，均來源于普通百姓的價值認同，這也就是孔子“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之千古明訓，其間蘊含著的博大精深之憲政涵義，百姓就是天，但百姓意志經常盲目暴烈，必須“明君、賢相”予以駕馭，《尚書》所謂“作之君，作之師”，作者，振作也：民怠惰無理，則君相矯正之；民貧苦無告，君相拯濟之；民合理控告，君相受理之；民安居樂業，君相教化之；民無理，君相正之；君相無理，則民正之；不能正之，則起義推翻之；故而，孔子盛贊“湯武革命，順天應人”；司馬遷著《史記》，列陳涉為“世家”，即深刻揭示中國古典憲政之精髓：中國自古奉“天”為最高，君相、諸侯、貴卿、士紳、百姓，均受“天”約束，體現為禮教和法治并重，天子犯法，輕則下《罪己詔》，重則被廢黜或推翻，廢黜、推翻舊君的新政權，自動“天然地”獲得合法性，只要百姓擁戴，換言之，在中國，天是受約束的百姓。

可惜，2000多年后，中國古典憲政體系，在元明清三朝被全部或部分地廢棄；與此同時，西方盧梭等小人，嘩眾取寵地提出“一人一票”的“人民意志”，實乃“多數意見的暴政”，以此為取舍標準的虛妄民主制，從雅典城邦民主制無辜處死蘇格拉底，一直到2016年6月，英國全民公投決議脫離歐盟，不一而足，“不受精英節制、不受道德約束、盲目而專斷的多數人意志”，使憲政體系空洞化、獨斷化、扭曲化、有害化，全球文明因此陷入紊亂。

如今到了正本清源的時候了！

歡迎關注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