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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峰:孔學源流之——道義至上,論中國大一統(十一),經典日讀第五
    毛峰
    2016年07月13日

    最近由美國設計、主導的政治-軍事陷阱、菲律賓非法挑起的所謂“南海仲裁案”非法鬧劇,以仲裁庭完全否認中國歷史上一直對南海實施管轄的基本事實,驚醒了一直崇拜美國為“上國”、西方近代文明為“人道”、中國歷史“一團漆黑”等諸多持全盤西化立場的中國人持續100年的西化迷夢,看清了西方近代文明的霸權本質,道德義憤勃然而起!

    最近200年之全球史,至此了了分明也:西方工業革命創造出驚人財富,但工業革命所必需的道德革命(人文精神之革命)卻遲遲沒有出現、跟進,遂在自然秩序(道)和人文秩序(德)眾多領域造成嚴重紊亂,致使人類血淚凝成的全球財富,被各種社會沖突和生態災難所吞噬。

    文明衰敗的根源,恰在于啟蒙獨斷主義錯誤判定歷史為野蠻、宗教為迷信,遂使維系社會責任和人倫操守的人類文明的歷史傳統和傳播遺產,一一陷于紊亂和崩潰。

    全球許多急功近利的觀念和行為,經常到了厚顏無恥、傷天害理的程度,不受道德控制的工商科技擴張,最終使全球生態系統和社會體系漸次瓦解。

    孟子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最近200年西方霸權主導下的人類文明之逼真寫照也。此下人類能否重建公元前500年至公元1世紀間(軸心時代)偉大圣哲孔子、佛陀、耶穌等人所遺之道德教誨與宗教訓誡,進而重演漢唐王朝構筑中華道統、學統以及人文政治之政統、佛陀組織僧團、耶穌門徒組成西方教會,以構筑東西方文明核心之偉大傳播進程,使創造財富的工業能力與消受此財富之道德力量達致平衡,拯救全球生態系統和文明體系,此刻殊難逆料者也。

    恢復、培育被全盤西化在最近100年里掃蕩殆盡的中國人的道義觀念,當務之急,在于重建《尚書》、《周禮》、《春秋》、《史記》、《通鑒》為代表的中國正統史學的偉大傳統。

    陳寅恪先生在1929年所作《北大學院己已級史學系畢業生贈言》曰:“群趨東鄰受國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魯仲兩無成,要待諸君洗斯恥?!?

    近代以來,神州動蕩、國困民窮,國人遂對固有文明產生莫大懷疑乃至嫌棄,即使治人文學術乃至國史者,亦祖述東洋、西洋或蘇俄主流史觀,全然蒙昧于本國歷史觀念、源流、制度、文獻等,寅恪先生自稱“羞欲死”,遂渺茫寄望于新一代史家。

    無奈“疑古學派”(實乃全盤西化派)居近代學術、輿論主流,遺禍至今,國人對自身文明傳統仍極蒙昧,“洗斯恥”殊非易事也。

    錢基博、邵祖平、張爾田諸人均批評梁啟超、胡適、陳獨秀等“新史學”之失,在“讀書滅裂、勇于專斷”、“循從、詐取、詭獲”以迎合時流、沽名釣譽也,甚有見地。

    陳寅恪先生又贈一詩,以警戒當時舉世若狂、奉西方文明為唯一圭臬之時流、尤其是青年一代:

    “天賦迂儒自圣狂,讀書不肯為人忙;

    平生所學寧堪贈,獨此區區是秘方?!?

    昔者孟子被譏為“迂遠而闊于事情”,儒家之理想主義正是天下道統與操守之所系,倘舉世皆僅只求功利,則必使天下陷溺也。迂儒、俗眾之間,必維持一種相反相成之張力關系,社會乃安、文明乃傳。

    若設定學術、教育、文明事業,必須為某種功利目標服務,則社會必喪失道德準繩,一個文明之內在傳播秩序必嚴重失衡也。

    在國家論述、各種政府文告、公私論述、尤其是學校教育、學術研究話語中,必須立即恢復“中國士大夫政治”(古典憲政體系之一、中國古典政治根本)的合理地位。

    陳寅恪1950年詩《題冼玉清教授修史圖》曰:

    “國魄銷沉史亦亡,簡編桀犬恣雌黃。

    著書縱具陽秋筆,哪有名山淚萬行?!?

    陳寅恪在1931年《吾國學術之現狀及清華之職責》中認為“今日國雖幸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吳宓在1945年10月10日對來訪的孫貫文說:“赤縣古國,遂至今日,淪胥以盡。況文字已擅改,歷史不存。教化學術,悉秉承于美、俄,即(使)中國名號猶在,甚至人民安富尊榮,(然)其國魂已喪失,精神已蕩滅?!倍?950年代,陳寅恪直截了當稱“國史已亡”!

    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考據“簡編桀犬恣雌黃”一句,典出《史記·鄒陽列傳》“桀之狗可使吠堯”,陳寅恪嚴正指斥范文瀾所著《中國通史簡編》,作為中學課本,印行數百萬冊,乃官方史學代表,如同“桀犬吠堯”、信口雌黃,尤其是范文瀾在該書前言《研究中國歷史的鑰匙》、《論正統》中,以傳統士大夫統治為“亂”而以農民起義為“治”之說,可謂不顧基本歷史事實,奉“亂”為“治”、指鹿為馬,故受陳寅恪、錢穆、柳詒征等史家嚴肅批評也。

    晉代史家孫盛著《晉陽秋》(即《晉春秋》),秉筆直書,觸怒當道,子孫大加刪削乃敢傳布,孫盛遂寫定兩原本,寄存于遼東友人處,晉滅始出。

    陳寅恪亦懷孫盛之志,無奈身殘境迫,平生宏愿之撰述“中國通史”亦隨之玉碎,俞大維稱此為“我們時代的悲劇”。

    中國社會長期穩定繁榮的道德基石,是我在《清風廬》和《天下專欄》(中國日報中文網)上連載的系列文章《論中國大一統》之“綱紀之道”(俗謂“三綱五?!闭咭玻?。

    孔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也?!蔽ㄉ钊霚亓晜鞒羞^往之傳統者,乃能深知并開創文明之新局,此人文主義之基本信念,中國正史傳統所謂“損益”觀也。

    無奈胡適諸人對歷史抱實用主義態度,奉杜威“實驗主義”、“效能主義”等近代進步主義之粗鄙學說為宗旨,簡單判定一時困難之中華文明傳統為“國故”,甚至提出“捉妖打鬼”以促傳統文明速速滅亡或僅供賞玩以“就博物館之位”,從而“再造”出一個嶄新的“新文化”、新文明,如此淺薄自欺之理論,竟然博得中外淺俗者不斷喝彩。

    近觀鳳凰衛視“鳳凰大視野”、“文化大觀園”專欄播放專題節目《血色黃昏:李鴻章洋務生涯》、《撥云見“適”》介紹李鴻章、胡適生平,仍陷此愚昧淺俗之見,而“鳳凰衛視”乃華語傳媒之最佳者,見識尚粗淺如此,它如中央電視臺者,更何足道哉!

    讀史可知:自1912年蔡元培出掌北洋政府教育部、旋即廢止全國大中小學讀經、時任秘書長之名儒馬一浮為此憤而辭職至今,90年間社會風氣之昏亂無恥,致使中國民主政治、自由經濟、獨立學術屢遭挫敗,社會各界、教育學術之混亂更無以復加,大陸、臺灣、香港、澳門以及全球華人社會,僅混亂程度差異,卻無實質不同:

    一旦仿行西式民主必亂象疊現,如臺灣;若肆行集權專制,則必民不聊生;其根本茫昧處,即在未嘗透徹了悟儒家人文主義之終極宗旨,因此始終無法樹立道德良知、倫理底線、社會責任于國民人心,俗謂“一放即亂、一統則死”,近代化進程至今不成功也。

    蓋儒家學說之核心——三綱五常之名教,如柏拉圖之理念、耶穌基督之“道”、佛陀之“佛法”,辜鴻銘所謂“榮譽與責任之大法”,猶近代西方之“憲法”,每一國民必須率先履行這一責任,然后才能求取個人夢想之實現、個人欲望之滿足,如此,則人我兩安、天人和諧也。近代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卡萊爾、愛默生、泰戈爾、雅斯貝爾斯、湯因比、美國當代新人文主義大師歐文·巴比特(白璧德)等,均具此先見之明而嚴批啟蒙主義之“釋放欲望卻未樹道德”,特尊中華文明之道德傳統,猶如西方之基督教、東方之佛教一般博大精深、敦養人道。
    無奈梁啟超、蔡元培、胡適、陳獨秀諸人,身負引導輿論、規劃學術之重任,卻無深究中西學術之教養,蔡元培竟胡亂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之說,試問:宗教乃研宇宙人生之本源究竟而設立之偉大教化也,美術之教育如何擔此圣責?胡適更拾取英國經驗主義之牙慧,喋喋云“經驗、試驗以外無存在”,民國時代一老者曾劈頭罵之:“混帳!汝祖父死于汝降生前,汝未嘗經驗、試驗,汝祖亦不存在耶?”

    熊十力嘗與胡適等人聚餐于中山公園“來今雨軒”,見胡適喋喋談說諸子不休,乃拍案怒斥曰:“晚周諸子,唯熊某能講,余皆胡扯!”胡適唯唯而已。牟宗三躬逢其盛,回憶稱“入讀北大三年,方始見一真實學人!”熊先生更撰文《須從根本處注意》,但蔡、胡、陳諸所謂學術領袖者,從未“從根本處注意”樹立道德本源而把注意力全放在所謂“工商科技”急功近利之片面近代化所謂國勢擴張也。

    試思:人之惻隱、同情、仁愛諸良知美德,不待“試驗”而潛存,文明若不敦養此道德,則各國、各階層、各個人逞其爭逐名利之心,禍害天人,已陷全球文明、天地萬物、萬千生靈、有情世界于苦海也,睹之今日,復何言哉!

    陳寅恪1952年有《男旦》等詩,批評1951年秋開始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曰:“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華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后,傳薪翻是讀書人?!?

    1952年2、3月間,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發表《我在三反運動中的思想體會和檢討》、《自我檢討》兩文,經此“洗澡”和“人人過關”,陳垣乃重得政府寵信,后就任北師大校長,而陳寅恪認為這是“趨炎附勢、曲學阿世”之舉,告來訪者:“我和他們不同,告訴北京的人,需分清楚?!?

    余自1993年入讀北師大博士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至今,愈益深察此校學風之淺薄勢利、管理之腐朽不堪,讀此乃知“其來有自”,諂媚權貴以自肥,實此校遺風也。

    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載,文史宗師錢基博先生,曾當面訓誨其子錢鐘書說:“你當效法你叔(錢穆乃錢鐘書叔父輩)所愿:盡量不在平、津、滬高校任教,以免庸俗!”無奈當今全球知識分子,均乞食于各主流大學,仰鼻息于洋人、洋理論、洋期刊,志向、節操均難以葆全,非能如陳寅恪先生之壁立千仞、名節不虧也。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乃中國自立、自強之道也。

    經典日讀第五

    論語神髓

    (毛峰詮釋十三經系列之一)

    人世的復雜程度,超出人的想象。

    能否平穩有效地治理一個廣土眾民的國家,使之長期處于穩定有序和繁榮富庶之中,是古今政治、學術的試金石。

    觀古典經籍,賞《清明上河圖》,即可知,中國自三皇五帝、虞夏殷周、秦漢唐宋,直至元明清,綿延五千年以上的燦爛文明,平穩有序、繁榮富庶,堪稱全球奇跡,其治理的奧秘何在?

    孔子寥寥數語,即予破的: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注意這第一個“道”,意思是“設立政教,引導百姓”,簡言之,要“導萬民于正途(道)”,即“以仁道治理、引導萬民”,讓舉國上下,有所依歸。換言之,就是合理地治理、引導老百姓。

    治理大國(千乘之國)的方法有三:一是敬慎其事,講求信用,不能朝令夕改,失信于民;二是把有限資源用對、用準(節用),愛惜民生;三是使用民力要遵循天地四時的自然節律。

    簡簡單單五個字:敬、信、節、愛、時;卻囊括了天地人大一統的法則:敬與信,講人事的治理;節與愛,講有限資源的合理配置與投放重點——民生;最后一個字:時,講天文節律,所有人事的治理、大地資源的配備、使用,最后都歸宗為天文節律的精妙把握,天地人大一統的協調與繁庶,由此誕生!

    《論語》原文及譯文: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孔子說:“治理一個大國,政策必須謹慎,能守信義,節省資源財用,以愛民為念。使用民力,要充分考慮到天文時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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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任編輯:管理員】
    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國際文化傳播學、中國國學傳播、西方哲學藝術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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