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戴禮記》乃孔子儒家“大道學派”（現代奇哲熊十力《原儒》命名）之政治哲學代表作，乃儒家古典憲政思想的輝煌巨著之一。滿清名臣、經學大師阮元贊王聘珍《解詁》“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書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為功巨矣?！?
所謂“孔壁古書”即指漢武帝時代被發現于孔子故宅墻壁中的、以先秦篆文書寫的儒家經典《尚書》、《左傳》、《周禮》等奠定中國古典憲政的偉大文獻，這些文獻遭到當時主持朝廷學術的一些今文學派官員的排拒，無法列為朝廷經學正統，長期處于“在野”的學術地位。
《大戴禮記》即其一，乃晚周秦漢時代儒家詮釋孔子禮學（古典憲政之學）思想的政治、社會、人生哲學等重大憲政問題之哲學論文集，由西漢禮學名家戴德（稱大戴）、戴圣（稱小戴）分別傳習之，稱《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二戴影響巨大，不可偏廢。
西漢立于官學者乃傳習秦漢隸書所寫之儒家經典“今文經”的今文學派，依據孔子故宅墻壁所出、以先秦小篆體寫成的“古文經”及傳承其學的古文學派，長期不能納入官方學術體系，遭到今文經學盤踞者所持“利祿之謀、門戶之見”的極力詆毀、排斥。西漢晚期著名學者劉歆積極主張將孔壁古書《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最能代表儒家大一統古典憲政思想的著作，立為官學，設博士講授，配備博士弟子予以傳承，遭今文學官的一再反對，未果，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怒斥其為“保殘守缺”。
西漢平帝時，王莽當政，將劉歆主張的“古文經”立于學官，東漢王朝建立，因王莽篡漢之故，恨烏及屋，將古文經再度擯棄不立，朝廷所立十四經學博士，皆為今文經學。盡管如此，伴隨古文經大量流布民間，古文經學不脛而走，在中國民間已大為興盛，許多今古文經學家均破除門戶之見，相互大量采納古文經、今文經的記述、詮釋，東漢鄭玄、賈逵、馬融等名儒“遍注群經，博采兼綜”，朝廷在石渠閣、白虎觀等地多次召開今古文經學“融通合一”之朝廷官學會議，最終確立、恢復了“今古文經學博采兼綜、經世致用”的儒家經學根本宗旨、憲政精神，兼收并蓄、博學洽聞、貫通古今的新的經學學風，在朝野上下，蔚然勃興，聲勢浩大，影響深遠；如此，經學今古文問題在漢末，歷經魏晉、六朝、隋唐、五代十國、宋明等諸多王朝的反復辯證、踵事增華，這一歷史問題早已“不成問題”，近儒錢穆《先秦諸子紀年》、《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等，更可謂此一問題之“蓋棺定論”。
由于《小戴禮記》被東漢晚期著名學者鄭玄予以出色注釋，被唐代朝廷列為“正經”之一，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官方教材，研習者趨之若鶩，遂大興于世；而《大戴禮記》，雖然也經北周學者盧辯注釋，但畢竟注釋者不太知名，因此影響不廣，沒有能夠列入朝廷“正經”之中，故而歷來受到相當程度的忽視。
依予所見，《大戴禮記》大量征引《周禮》、《逸禮》等古文經，完整呈現了儒家經世致用、廣大自由、光明瑰麗的學風道統、古典憲政之宏偉視野，完整呈現了晚周、秦漢直至盛唐、宋明，一以貫之的儒家政治、社會、人生哲學，完整呈現了漢儒歷經今古文末流之學派藩籬、門戶之見，直至漢末重歸“博采兼綜、經世致用”的儒家正大光明之學風道統之偉大歷史軌跡。今古文經學之薈萃、融通，兼綜為一，《大戴禮記》與唐代撰集而成、列為定本、刻于石經之《十三經注疏》同為古典憲政之垂范天下之基本文獻；《大戴禮記》本當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等，同列為儒家憲政思想集大成之作，巍然垂為“中國儒家經典傳承之正宗”，官學講授，私學修習，朝野傳誦，允稱巨典，漢唐文明得以不斷萃取其憲政精華，《大戴禮記》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等古文經所飽含的偉大憲政精神，以“敬天保民”、“君臣士大夫共治天下”為憲政哲學宗旨，歷“三公九卿制”、“大夫、士紳、鄉賢制”、“三省六部制”等憲政治理體系之沿革與逐步完善，奠定了中華文明長治久安、廣大自由、兼收并蓄、穩定繁榮、士農工商“四民并盛”、舉世獨尊的全球第一大國民經濟體與全球第一大繁盛文明的經濟社會規模、公共治理的文明典范與不斷復興、不斷新生的偉大歷史根基。
凡衰亂之世，平庸學者不僅對固有文明傳統產生相當程度的懷疑、動搖甚至否定，連同支撐這一文明傳統、作為“普遍王道信仰”基礎的“基本文獻系統”也往往無端遭到懷疑、非議、否定和錯誤批判。
譬如北宋朝廷，不能收復幽燕，歲輸巨幣于遼；南宋更是偏安江南，山河破碎，朝不慮夕；偏偏學術思想界不思“拯救時艱”以“經世致用”，卻片面偏狹地以“疑古”（譬如歐陽修等）、“新學”（譬如王安石等）為高。
與柳詒征、錢穆并稱“國史三大宗師”的繆鳳林先生（1898-1959）在《中國通史要略》極贊“有宋一代，百學昌明”，然“經學則頗變于古”，他援引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說》曰：
“自漢儒至于（北宋）慶歷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劉敞著）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即《三經新義》，王安石著，強行頒為科舉取士的朝廷指定教材，峰按），視漢儒之學若土?！?。
繆鳳林總評之曰：“（朱熹、弟子蔡沈等）莫不思以其說加之于漢唐諸儒之上。今存宋人說經之書，多于唐者，不啻十倍，雖其發明經旨，或非前人所及；要多自矜新義，不免空疏之弊?！?
蒙元入主中原，科舉制一用宋儒之說，漢唐經學之博大深湛，一變而為宋明經學之空疏、理學奢談心性之流弊，再混雜佛老之自私自了之談，儒家經世致用之偉大憲政弘旨，被遮蔽、被扭曲達千年之久！
《大戴禮記》作者王聘珍摯友、清翰林院編修汪廷儒在《大戴禮記解詁·敘錄》（即序言）中揭露曰：“昔朱子謂《大戴禮注》當是鄭康成所為。此疑辭，無實據?！?
朱熹一派治學，常不加細細考證參究，便妄作狐疑，此理學之固有流弊也；譬如其治易經，《周易本義》開言即錯：“易本占卜之書”，乃錯誤定位，清儒胡煦《周易函書》、今人常秉義《易經圖典》言之甚明：易經乃伏羲炎黃堯舜歷朝天文官、史官記錄上古天文氣象物候歷法之書，被后世陰陽五行家、風水形勝家所附會，孔子著《易傳》力糾其偏弊，朱熹將其定位為“占卜”，大乖本義，史學宗師繆鳳林著《中國通史要略》謂之“經學積弊時代”甚恰。
不幸1644年建夷髡奴入主華夏，滿清軍事占領集團趁中國內亂而長期以高壓政策盤踞中國，以殘暴手段虜視華夏長達260余年，將遠承炎黃堯舜、近接漢唐宋明、推行四千余年以上的中國古典憲政制度體系，盡予廢除，士子一言“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即深深刺痛夷清軍事占領集團野蠻無學之底蘊，作者橫遭滅門之禍。
如此毫無任何人道與合法性的殘暴政權，其籠絡天下精英知識分子的唯一手段，就是在僵化科舉制度之外，吹噓、粉飾其違背儒家學術根本宗旨“經世致用”的“考據學”，為“實事求是”之“扎實學問”，讓漢族知識分子皓首窮經、百無一用，根本沒有過問建夷髡奴“軍機”即國家大事的膽識、才具，使之成為被“乾嘉樸學”無形閹割的廢人。
當時占據經學統治地位的是古文經學，今文經學學者龔自珍、廖季平等人，目睹晚清國危民困的殘破局面，妄想以“孔子托古改制”的今文學派理路，重振夷清政治的內在活力，這已然距離孔子一貫憲政哲學和通經致用學風甚遠。
更不幸的是，無聊文人康有為竊取其師廖季平的學術思想，胡亂寫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荒誕不經著作，援引啟蒙進化史觀的淺薄論點，憑其嘩眾取寵、造成晚清政治開明重大挫折的“戊戌變法”而聲名大噪于海外，連同古文經內部的“革命派”章太炎的《訂孔》等非議孔子、雜糅諸子佛老印度、標榜小學以考據“國故”等昏亂思想，實則把孔子憲政哲學當成他們兜售其“變法”、“革命”主張的幌子，遭到保守的經學大師梁鼎芬、俞樾，開明的經學名臣張之洞等人的嚴詞駁斥，更遭到近現代國史宗師錢穆批駁。
錢穆在《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紀年》、《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等輝煌巨著對其逐一駁斥，康、梁、章、胡諸人胡亂考據出所謂“劉歆、王肅、梅賾等人”、“遍偽群經”的近代學術冤案，被徹底洗清。
當時北平主要大學的“經學史”課，由于建立在“疑古”派基本判斷上，錢穆書出，被迫一一停開；顧頡剛主辦《古史辨》雜志，竟考據出“大禹乃一條蟲”，貽笑各界大方。
博學通儒饒宗頤先生接辦《古史辨》第七期，見其所收論文，均抱持妄生狐疑、胡亂猜測的昏亂之見，遂毅然停辦這個昏亂雜志，但其流毒，由于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長期竊據中國學術思想主流，陰魂始終不散。
著名美籍華裔學者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等杰出論著中，進一步深刻揭露了康、梁、章、胡等紊亂荒誕的“國學思想”，實際上乃淵源于、表征著且大大加速了中國人由于夷清國困民窮而對孔子憲政思想所代表的“普遍王權”觀念（這是林氏擷取自西方學術的一個政治哲學概念，予謂之普遍王權、大一統古典憲政）及其背后價值信仰系統、基本文獻系統的大規模懷疑、扭曲、誤解、紊亂與崩潰。
蔡元培、范源濂等執掌中國教育部者，悍然廢除中國數千年讀經致用的偉大學統；伴隨科舉制的廢除，青年學子、普通大眾，已然完全生疏、隔膜于數千年文明傳承下來的經史子集基本文獻、儒家道德信仰，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魯迅、吳虞等人，才能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祖宗遺產“趁火打劫、以售其奸”，標榜“禮教吃人”、“必須死心塌地學習西方”、“全盤西化”等錯誤主張。
為了偽造其政治與學術的“合法性”，他們悍然將儒家“民貴君輕”的偉大憲政道統，肆意歪曲、野蠻判定為“吃人”、“封建專制”、“一團漆黑”，由于政治勢力刻意的“去中國化”和傳媒勢力（報章、影視劇之類）刻意渲染“厚黑學的歷史觀”，充斥中國百姓心目之中的“古典文明”，除了宮廷奪權、后宮淫亂之外，一無所有。
中國古典憲政體系、儒家憲政思想真相、經學傳承，這些維系全民族數千年屹立不倒的偉大文明根基，被攔腰斬斷而蕩然無存，愚昧大眾、幼稚學生、蠢笨教授們，只能在“全盤西化”的啟蒙頑固教條下，仰洋人鼻息、東挪而西騙；在政治上顛沛流離（在美俄歐日之間徘徊不定），在相互殘殺（反右、文革）或相互撫摸（某諾貝爾獎獲得者批語）下，奄奄了此殘生了。
王聘珍一生坎坷而寂寞，巨著撰成，無資予以刊刻，死后三十年，才由其侄子王嘉會等人籌資出版。
其侄“后記”謂：“先伯生平，學豐遇嗇，……所侍以不朽者，惟在此書?！痹史Q恰切、沉痛也。
觀當代版本（1983）點校者所撰之“前言”， 對作者生平、成就等最緊要事體，語焉不詳；卻對胡亂“考據”作霧自迷的所謂“歷史疑案”、一大堆“疑古”、“辨偽”等夷清及近代學術垃圾津津樂道，讀者可棄之不用、不予理會。
歡迎關注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