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當代重要的經濟學家，林毅夫是深刻意識到全盤西化運動的歷史錯誤，發現了被錯誤否定的“儒家仁愛思想”對中國與世界發展具有重大倫理價值與文明傳播意義的著名學者。
在論文《對新文化運動的反思：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摘要”與“正文”里，林毅夫首先提出：一百年前，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主張“全盤西化”，認為中國文化落后于西方不僅在物質和制度上，還在于學術、道德、思想層面，因此，要拋棄傳統，全盤西化。顯然，這是對深刻而復雜的歷史文化-經濟與社會等現實問題，做出了一個簡單、草率、粗暴的解說。
其次，林毅夫援引文化人類學家的理論，使之與馬克思辯證觀點貫通：馬林諾斯基將文化分為三個層次：器物、組織、精神，此觀點與馬克思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劃分有異曲同工之妙，器物是經濟基礎，組織與精神是上層建筑。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文化的先進與落后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決定的標準在于經濟基礎，亦即：經濟基礎作為器物層面的問題，不能如新文化運動等全盤西化派的簡單做法，判定中國文化落后、必須拋棄。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既未全盤西化，也并按照西方主流理論來指導與進行。理論的適用性，決定于理論的前提條件是否和真實世界的條件一致，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證明，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論、制度此路不通。理論的目的，在于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照搬啟蒙獨斷主義觀念，既不能合理解釋我國歷史文化，也不能分析、揭示中國現實問題的根源與實質。我國的社會科學工作者，需要擺脫最近100年的全盤西方思維的自我囚禁，自己了解發生于中國的各種現象的本質和原因，提出理論解釋，以此推動中國的進步和社會科學的發展。
林毅夫進而提出：中華民族在保留以“仁”為核心的傳統倫理價值基礎，提高經濟基礎，推動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的合理完善，實現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讓中國成為世界文明史上第一個擁有由盛而衰，再由衰而盛文明的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條件和我國相似，擺脫全盤西化的理論思維，創新中國社會科學的理論視野，才能較合理地解釋中國歷史與現實，也能較好地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現古今中西互補的大同世界。
林毅夫發現，在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前的50、60年，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推動了一場以引進西方軍事裝備、機器生產和科學技術為主要內容的洋務運動以圖強。甲午戰敗，使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梁啟超所言：“所希望的件件落空，漸漸有點廢然思反，覺得社會文化是整套的，要拿舊心里運用新制，決計不可能，漸漸要求全人格的覺悟”。
陳獨秀、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和梁啟超一樣，認為中國落后于西方不僅在于物質和制度上，還在于學術、道德、思想層面上，并且，東西方的文化是不可調和的。陳獨秀直言：“無論政治學術道德文章，西洋的發展和中國的發展絕對是是兩樣，斷不可調和、遷就的，……若是決計革新，一切都應該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國粹、國情的話來搗亂”，胡適則指明：“我們必須承認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資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险J錯了，方肯死心塌地去學人家?！庇谑?，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強烈主張“全盤西化”， “必須死心塌地去學人家”也可說是我國學術界這一百年來不少學者的基本信條。
林毅夫指出，從實踐上來說，新文化運動之后的這100年，中國顯然并未如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那樣，進行全盤西化。以發達的西方國家的現狀為標準來衡量，我國在經濟社會各個領域仍然有許多差強人意的地方，這些差距，從西方現有的理論來看，是由于我國的體制機制問題所致，但是，這些問題的存在并未阻礙中國的進步，尤其是1979年開始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的快速發展。1979到2014年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速度達到9.7%，總量增長了28.3倍。按市場匯率計算2009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購買力平價計算2014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1979年改革開放剛開始時，我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按當時的市場匯率計算僅182美元，低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平均數的三分之一，2014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則達到7600美元，成為一個中等偏上收入的國家，期間6.8億人擺脫一天1.25美元的國際貧困線，為世界的減貧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一個10多億人口的貧窮落后國家能夠維持這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堪稱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跡。
按照十八大提出的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在2010年的基礎上翻一番的規劃，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完成之時，中國有可能跨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12,615美元的門檻，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立下一個重要里程碑。
正如2012年11月29日，中共十八屆黨代會選出的新的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到國家博物館參觀《復興之路》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現在，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在紀念新文化運動100周年之時，我國學界有必要以這100年的實踐和認識的深化，來反思新文化運動當時的認識和倡導的觀點，并對民族的復興提出新的看法和主張。
林毅夫在這篇重要論文中，提出了一個核心觀點：經濟基礎才是判定一個文化先進或落后的標準，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看這種文化能否解放生產力”，而新文化運動判定我國傳統文化落后，必須全盤拋棄，中國必須全盤西化以追趕西方先進文化，這一判斷沒有正確厘清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復雜關系。
文化是人類在社會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可代代相傳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一個文化體，在沒有外來文化撞擊的時候，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會形成一個自恰的實體。比如，在原始社會里，生產工具是石頭，生產形態是游獵，生產組織方式是公社，倫理、價值是共有、共享。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很低，公社的組織方式有利于發揮打獵時的規模經濟，共有共享的倫理價值則有利于克服因為生產力水平低、食物不可儲存給每個人的生存帶來的風險。所以，這種倫理、價值和組織方式和當時的生產力水平是相洽的。后來生產力水平提高了，由游獵進入到農耕，由以石頭為工具進入到以銅器、鐵器為工具，組織的方式則演進為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倫理、價值由原來的共有變為私有。這種演變歸因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在農耕的生產方式中，只要每個人努力，將來生產、收獲多少是可以預期的，而且，生產出來的糧食是可以儲存的，所以，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族社會組織和私有制的價值倫理有利于提高每個人的生產積極性，和單個家庭為克服各種風險透過血緣的紐帶來解決生存保障的問題。如果沒有外來文化的沖擊，在長期的實踐中，每個文化體，應該都會是器物、組織、價值三個層次自恰的實體。
文化的先進與落后其實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其決定的標準在于經濟基礎。當兩個文化相沖突時，其差異性會在前面提到的三個層次上表現出來。1840年鴉片戰爭時，從器物層次看，中國的生產活動以農耕為主，西方已進入到工業化生產，中國的戰爭武器是弓箭、長矛，西方則是鐵甲船、大炮。組織層次上，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西方則是民主議會制或是君主立憲制。價值層次看，中國是以儒家倫理為核心的價值體系，而西方則是以基督教倫理為核心的價值體系。
當文化的三個層次都存在差異時，何謂先進？何謂落后？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共有、共享與農耕社會里的私有相比，前者有利于分擔風險，保障生存，后者有利于調動積極性，各有利弊。儒家的核心倫理價值“仁”和基督教的“博愛”（Fraternity），都有“愛人”之義，前者從自己的內心感受出發，而有親疏遠近之分，后者以神為紐帶，而有教徒和非教徒之別，也難分高下。
如今究實而論，把人類文化分為先進與落后的主要評判標準，是經濟基礎，也就是器物這個層次，如生產工具、戰爭工具等等。當我國還在用耕牛時，西方國家已用拖拉機，生產效率高下不言而喻。19世紀時，我國使用大刀、長矛，而西方使用洋槍、大炮，因此英法聯軍能以兩萬余人，長驅直入北京城，火燒圓明園。所以，文化的先進、落后，固然也表現在于組織層次的不同，根本則在于經濟基礎的差異。
林毅夫從全球經濟史的角度，指出：全球各國，尚無以“西天取經”的方式實現現代化成功的先例。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原來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者半殖民地紛紛取得政治上的獨立，開始追求自己國家的現代化。當時不管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精英，認為發達國家所以那么先進、發展中國家那么落后必然有其道理。因此，和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一樣普遍存在“西天取經”的心態，認為“做好學生”，學會這些道理的理論，拿到發展中國家來推行，就能夠推動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實現對發達國家的追趕。世界銀行的一個研究表明，在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兩個發展中經濟體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后，繼續進入到高收入行列，一個是韓國，一個是我國臺灣。中國大陸，有望在2020年前后，成為第三個從低收入進入到中等收入，再進入到高收入的經濟體。從1950年到2008年，只有13個中等收入經濟體進入到高收入，這13個中有8個是西歐周邊的歐洲國家，本來差距就不大，或者是石油生產國。去除這8個，另外5個是東亞的日本和亞洲四小龍。其他18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經過70年的努力，依然陷在中等收入或者低收入的水平。
發展經濟學主流思想之一結構主義的倡導者，就像中國洋務運動的偉大先驅，看到的是發展中國家因為缺乏發達國家先進的產業和技術，導致勞動生產力和收入水平低，認為發展中國家要率先發展發達國家資本、技術密集的先進產業才能趕上發達國家，主張發展中國家的政府采用進口替代戰略，克服市場失靈，直接動員資源、配置資源來發展先進產業。
70年代末，發展經濟學的主流理論為新自由主義所取代。當時的倡導者和戊戌變法以及辛亥革命的推動者一樣，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落后、發展績效差的原因是發展中國家沒有發達國家那樣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政府對市場有太多扭曲干預，這些干預扭曲不僅造成資源錯誤配置，而且會創造由行政干預扭曲所形成的租金，導致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的惡化。這個理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績效差的解釋邏輯也很清晰，道理也很有說服力。
當時國際上盛行的“華盛頓共識”就是根據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制定，主張轉型中、發展中國家應該以休克療法推行私有化、市場化、自由化，把政府對市場的干預一次性的取消掉，以讓市場發揮作用[16]。但是20多年過去了，發現推行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的國家普遍經濟崩潰停滯、危機不斷，平均經濟增長率比60年代、70年代結構主義時期低，發生危機的頻率則更高。有些經濟學家把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稱為發展中國家迷失的20年。中國、越南以及1970年初開始轉型的毛里求斯等少數幾個在轉型過程當中實現了穩定和快速發展的國家，推行的則是從新自由主義的觀點來看最糟糕的漸進、雙軌的轉型。
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經驗表明，到現在為止，還沒有一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論來制定發展和轉型政策取得成功的例子。新文化運動的推動者所倡導的、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 “必須死心塌地去學人家”的主張在經濟發展理論和我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的實際經驗來上來看顯然不成立。
林毅夫作為中國經濟改革決策的重要參與者，以切身經歷提出：“1987年我在芝加哥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回到國內工作，1988年我國出現第一次18%的高通貨膨脹。從西方學過現代經濟學理論的人看到這么高的通貨膨脹一定會主張提高利率來治理，認為提高利率后資金的價格提高，投資需求會減少，提高利率會鼓勵儲蓄，消費需求也會減少，通貨膨脹就會降下來。但是當時中國推行的不是提高利率，而是砍投資、砍項目、壓低總需求，結果是通貨膨脹治理了，同時也出現了許多半拉子工程。這種治理方式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是絕對錯誤的，可是，如果中國政府不如此治理，怎么能夠從79年到87年維持年均9.9%的高速增長，所以這樣的選擇一定有道理。中國有一大批資本很密集的大型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關系到城市里50%甚至更高比例的勞動者的就業和國防安全，如果提高利率，資金成本增加就會虧損，政府不給補貼就會倒閉，影響到就業和國防安全，不敢也不能讓這些企業倒閉。所以提高利率以后，在當時財政收入緊張的情況下，就要以增發貨幣的方式給虧損的企業補貼，貨幣增發的結果則是進一步推高通貨膨脹。西方的主流理論總結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西方發達國家不存在大量需要政府補貼的大型資本密集型企業，所以，這個政策從當時的主流經濟學理論來看是錯誤的，不過從中國的現實條件來看它是有效的。
西方主流理論在發展中國家的運用所遇到的困境除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條件的差異之外，還在于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也隨著西方國家自身條件的變化而不斷在變化。以宏觀經濟學的理論為例，宏觀經濟學是凱恩斯在1936年發表了《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之后才成為現代經濟學的一個子學科，但是在凱恩斯之前并不是沒有宏觀經濟理論，當時的新古典理論認為經濟下滑的時候，投資需求減少，利率會下降，就會鼓勵投資。利率下降也會減少儲蓄，鼓勵消費。投資和消費增加，經濟就會平衡，所以不需要政府的干預，市場會自動調節。
但是，上世紀30年代出現的經濟大蕭條，導致30%多的失業和大量的過剩產能，利率即使降到零，沒有好的投資機會，企業家也不會投資，就業不能增加，經濟將長期蕭條，必須由政府以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去創造投資和消費需求，經濟才能恢復均衡。凱恩斯主義提出后曾經盛行一段時間，上世紀60、70年代出現了滯脹，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只是提高了通貨膨脹率，并未導致就業增加，經濟增長加快。原因是到了60年代發達國家經濟基本恢復平衡，不是原來的失衡狀況。于是在80年代出現了回歸到新古典理論的“理性預期”學派，反對政府使用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袄硇灶A期”學派假定經濟中各種調整不需交易費用，并且瞬間完成，現實則非如此，于是就出現了新古典綜合派和新凱恩斯主義，兩者均認為政府宏觀政策的干預長期來說無效，短期則有作用。這些理論提出來以后，西方發達國家出現了20年左右經濟沒有出現大的波動起伏，被稱為“大緩和”（Great Moderation），經濟學家認為現代宏觀經濟學非常成熟，根據這些理論形成的政策可以使經濟不再出現大的波動。沒想到2008年出現了國際金融經濟危機。
最近國際貨幣組織首席經濟學家國際著名宏觀經濟學家歐利佛?布蘭查德（Olivier Blanchard）在退休前發表了一個反思，認為現代宏觀經濟學不僅沒有預測2008年危機的來臨，而且在解決當前的危機上也無能為力，例如，2010年時，發達國家在2009年反周期的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的貨幣政策的刺激下，開始出現了復蘇，當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政策建議是退出積極財政政策，保持寬松的貨幣政策。這兩個政策從新凱恩斯主義和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來看是很正確的，但是推行的結果卻是使得發達國家的經濟出現二次探底。他現在反思，當利率接近0的時候，退出積極的財政政策，即使保持寬松的貨幣政策，投資需求也不會增加，于是總需求下降，經濟出現二次探底。在這些經驗事實面前，過去經濟學家絕對反對用增發貨幣支持政府的赤字財政的政策，現在則很多經濟學家支持。
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的理論也是隨著發達國家的條件變化而不斷演變的，發展中國家如果要應用發達國家理論來制定政策，到底依據那個理論？更何況發達國家的理論在發達國家運用都必須要有和理論相適應的條件才能有效，條件變了理論也必須隨之而變，更說明發展中國家若要“認識世界、改造世界”，不能簡單照搬發達國家的理論、經驗。
林毅夫意味深長地揭示出中國知識界一貫采取所謂“批判立場”的問題：發展中國家的知識精英在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理論時面臨的最大的困境，在于很容易變成一位批判家。西方主流的理論都是總結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現象，是以發達國家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為其假設前提的，而且，經常還是以在發達國家也尚未能完全能夠達到的理想條件為前提。和發達國家對比，一個發展中國家除了經濟基礎的差異外，也必然有體制的落后性和過去的政策所造成的扭曲性。從發達國家的主流理論來看，這些體制的落后和扭曲都有成本，因此，很容易使發展中國家的知識分子認為發展中國家存在的問題，就是因為缺乏主流理論作為前提的那些發達國家的理想的前提條件。
以此來批判發展中國家的現實，似乎邏輯很清晰，又站在道德的制高點，很容易獲得群眾的掌聲。但是問題是根據西方主流理論來制定政策，經常會是“淮南為橘，淮北為枳”，100年前新文化運動開始時，西方國家的發展一日千里，我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差距越來越大，因此，對自己的文化產生了全盤否定的心態，主張“死心塌地去學人家”。
但是，100年來，200多個發展中經濟體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論經驗和制度來推動現代化的諸多努力，除了西歐周邊幾個同一文化體系、本來差距就不大的歐洲國家以及少數幾個石油生產國外，進入到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就只有日本和亞洲小龍。
這些成功的東亞經濟體在追趕發達國家的時期，推行的主要政策從西方主流理論來看是錯誤的，也沒有完全照搬西方的體制，而且，還保留了自己的核心價值和道德倫理。我們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在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努力上，認識應該有所提升。在現代化、全球化的大潮中，閉關鎖國不行，承認差距，虛心學習是必要的，但是，必須明白應當學習什么。
到2020年時我國可能跨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只要繼續保持穩定和發展，到建國100年，我國肯定是世界上最大最有影響的國家，我國經濟現象對世界影響越來越大，根據中國現在所提出的理論解釋，影響也會越來越大，21世紀有可能迎來社會科學各個領域的世界級大師在中國輩出時代的到來。
新文化運動在100年前，秉承中國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之心，在國家衰弱、民族沉淪、生民涂炭之際，看到東西方文化的巨大差距，號召全盤西化。100年后我們迎來了最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刻，作為這一代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以更為冷靜、平和、客觀的心態，來重新審視中國文化和中華民族命運之間的血肉關系。過去這100年來我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尤其是改革開放以后這30多年的實踐一再證明，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論、制度此路不通。同時，只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深入了解我們自己所處時代的現象的本質，根據自己的條件提出理論，與時俱進，動員有利因素，克服不利因素，那么中華民族必能不斷克服困難前進，在保留以“仁”為核心的倫理價值的文化傳統的基礎上，提升經濟基礎，推動與之相適應的社會政治等上層建筑的完善，成為引領當今世界發展的先進文明。
林毅夫以冷靜平實的語調，訴說了我大聲疾呼的東西：綜括概要而言，中華文明的進步，盡管應當盡力吸取西方文明的合理經驗，但不能照搬照抄；新文化運動的全盤西化思維，盡管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但它總的判斷是錯誤的，具有很大的歷史局限性，需要深刻反思與警醒；一如杜亞泉《東方》雜志所主張的“平衡古今中西”，應當獨立自主繼承、建構中國歷史文化傳統，沖破西方近代啟蒙獨斷主義的思想牢籠與話語陷阱，民國七賢的偉大智慧，易發顯得彌足珍貴、啟迪深廣，值得深入探討與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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