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羲時代是中華文明創立“天文大軸心”即宇宙觀凝成的時代，而炎黃時代則是中華文明建樹“地文大軸心”即政治社會觀凝成根本秩序的時代，一系列公共生活的基本制度以及各種文明生活的關鍵技術，都在這一時期獲得創制、確立、擴展、傳播，為中華文明綿綿萬年的內外擴展奠立了偉大堅固的基礎，中華民族因此恒久凝聚于統一的政治實體下，即華夏大一統的憲政秩序。
一，炎黃時代的古典憲政與華夏民主制
《史記·五帝本紀》開篇即言：
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循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于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
神農（炎帝部族最早首領）是上古三皇時代的最后一皇，精于稼穡、醫藥等文明生活的各種制度和技術，與伏羲時代連稱“羲農之世”，共同代表著中華文明的“初始命名”時代，是純樸世風的偉大象征。
《史記·五帝本紀》告訴我們，當時已經形成“諸侯公推天下共主”的華夏政治民主制度，說明伴隨文明傳播的擴展、深化，各地文明水平已經有很大提高乃至飛躍，圍繞城市、都邑的“諸侯方國”群體已經形成，諸侯之間的沖突勢所難免，于是，“諸侯公推天下共主”的原始民主制度出現了。
神農雖為共主，卻無法禁制諸侯之間的相互侵伐，其中活躍于中原南部的一個諸侯——九黎三苗部落之主蚩尤，不僅挾裹神農后人、炎帝部族的參盧、榆罔等以“炎帝”名義四出侵犯劫掠各地諸侯，更霸占當時一項重要的資源——山西解縣的鹽池，企圖控馭天下。諸侯不堪暴虐，紛向黃帝部族求援。
黃帝部族是活躍于中原東部的一個游牧為主的族群，憂患于蚩尤之亂，受到諸侯的請求，遂修德振兵，率領諸侯討伐蚩尤。
史記載：“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為討伐蚩尤做好一切準備：修德以安撫結好于內外族群，因“習用干戈”而調集、演練諸侯軍隊，深研五行之氣，讓軍隊適應晴、雨、冷、熱、風五種天氣條件（五氣），進而熟悉中原地區各種天文形勢、山川地勢等等，更大力推廣農業耕作制度、技術，廣種黍、稷、稻、麥、菽等“五谷”，安撫不堪蚩尤騷擾而從四方歸附的人民，規劃丈量土地以授田養育外來民等等，一系列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措施，大得民心。
蚩尤負隅頑抗，黃帝于是“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秉S帝即天子位，遂開始了中華文明偉大的政治建制活動，即樹立“地文大軸心”。
二，黃帝時代的憲政建制
黃帝平蚩尤之亂，確為當時中華文明生活中一件大事，經此戰亂，華夏城邦聯盟更加穩固，向心力更強大了。黃帝乘此形勢，又進行了遠古最大規模的軍事、交通、經濟、政治、文化等一系列憲政建制：
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嘗寧居?！敝鹑澲?，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云命，為云師。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封禪與為多焉。獲寶鼎，迎日推策。舉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
依據文獻，可知華夏政治文明大軸心的規模、制度體系和憲政秩序：
1，建立華夏大一統，地方負有擁戴中央政府并管理地方行政的責任，“合符釜山”既是中央與地方同心同德、華夏大一統的象征，更是中央與地方之間分權制衡、天子以德居位、中央與地方分享最高政治權力的古典憲政秩序的象征。
2，在中華文明已穩步進入城市生活狀態下，在“涿鹿之阿”，營建偉大“國都”，作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傳播中心，軍隊城外筑營守衛，調動機密、經常換防，巡行駐守全國各處，隨時防備內憂外患。
3，建立中央文官官制，百官皆以“云”命名，號為“云師”，意在訓誡百官如時雨一般善待百姓，同時，文官主要職掌是望云測雨、以助農耕，全國政治、社會等一切公共生活，皆以農耕制度為中心。
4，置左右大監以監理萬國，“大監”即諸侯派駐于中央政府內的民意代表機關，黃帝受諸侯各國民意推舉而為天子，中央政治權威的合法性，最終來自聯邦制諸侯各國的民意確認，這開啟了堯舜時代以“四岳”統領各地諸侯、民意代表機關之古典憲政民主制的先河，更為“天下為公”的華夏民主制觀念樹立了偉大的道義和制度基礎。
5，建立封禪等祭祀鬼神山川的國家禮制，黃帝主祭，諸侯助祭，敬奉祭祀鬼神山川的宗教大典，象征著華夏文明敬天保民、萬邦和睦，已達到融合凝聚為偉大的、無愧蒼天的人類文明整體的高度，遂成歷代“建國垂統”之文明傳播定制。壘土為壇曰封，掃地而祭曰禪，封禪大典不僅標志著萬國安和、天下太平，更將伏羲時代敬畏宇宙神明之天文大軸心落實到“敬天保民”這一古典憲政秩序即地文大軸心上。
6，天下和睦、人民安樂，山川風物、鬼神祖宗得到全民崇敬禮拜，大自然必呼應之而產出寶物、祥瑞來祝福萬民，黃帝依天領萬民之命，采首山之銅以鑄造寶鼎，用來迎日推策，測定日月星辰等天文歷法，以助農耕；史臣大撓造甲子、容成造歷法，史稱《黃帝歷》，定天下時序和農耕制度，百業因此興旺，全國風調雨順、河山暢美。
7，上述政治制度的落實，端賴華夏民主制憲政機制，從黃帝受諸侯推舉任天子，到民意代表機關“左右大監”、各級文武官員的選舉、任用，優良的人才選拔制度、官吏的任用監管制度，確保吏治清明，確?？〗苤挪粩嘤楷F，黃帝遂命諸侯、百姓保薦、推舉，選拔大批賢人進入中央政府，其中，風后為相，力牧為將，仁賢在位、治理得法，人民樹立廉恥，鼓舞向善。
8，由于華夏民主制憲政體系的確立，中華文明很多重要的文明技術和文明生活制度在此時迅速提升、完善、成熟：譬如桑蠶、衣裳、飲食、宮室、舟車、道路、武器、文字等等，其中，尤其是文字的發明、傳播、成熟，標志著中華文明進入了天地合其美、萬民安其命、人文暢其流的文明傳播的輝煌時代。
黃帝時代順承伏羲時代“河圖八卦”宇宙圖式和自然主義、詩意神秘主義的大軸心哲學思想，更加強了對中華各民族進行人文主義文明傳播觀念的深入教化：
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
觀此段文獻可知，炎黃時代的中國人，已經從農耕生產和文明生活中積聚起無比深邃的文明傳播經驗和協調天文、地文以孕育人文事業之文明傳播秩序：
第一，“順天地之紀”：人要順應天地萬物運行的規則、歷法時序而不能違背之，人類生活均須隨順天文自然秩序。
第二，“幽明之占”：即對宇宙四時之陰（幽）陽（明）二氣進行占卜、預測，精準把握宇宙生命的運行節奏，而以人類的生命節奏、生態人文節奏匹配、協調、應合。
第三，“死生之說”：說者論也，即制訂養生送死的禮制，人遵從養生送死之禮儀規制，領悟個體生命興衰始終的根本道理，社會就能和諧不亂，人倫道理順應著天文時序、鬼神禮教一一安定下來，地文大軸心因此根深葉茂，文明傳播因此本固枝榮。
第四，“存亡之難”：難亦為說，亦可引申理解為：前人必須時時教誨后人文明興衰、社會存亡之根本原理以及存亡繼絕、祖先卓越奮斗之艱難處境，從而牢固樹立后代承擔道德責任、社會責任的意志和能力。
《史記·黃帝本紀》大矣哉！史公大義存焉：“順天地之紀，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存亡之難”一語，層層遞進、環環相扣，道出人類公共生活的制度、水平和井然不亂的文明傳播秩序——“天地之紀”說明當時歷法發達；“幽明之占”說明當時在“河圖八卦”的基礎上開始對陰陽二氣進行合理推演、占卜、天文地表等自然運動的推究預測；“死生之說，存亡之難”則從天道自然落實到文明生活的根本制度與觀念上，即遵從養生送死、婚喪嫁娶等家族制度和文明存亡的根本法則，這里突出表現出中華文明從家族親和的禮制（死生之說）中，直接引申出國族團結、家國一體、文明興衰（存亡之難）的傳播秩序來，中華文明重家族的特點凸顯鮮明，因此，中國人恒稱“家國”；而西方文明則重法律、契約意義上的社群整體，因此，恒稱“國家”，分別之處彰顯。
第五，“時播百谷草木，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當時農耕文明的各項管理制度、技術水平以及文明認識水準日益發達完善，播種養育百谷、草木的綠色農業制度緊隨時序、節氣而展開，馴養鳥獸蠶蛾以“衣被天下”，經典文獻常言“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既指衣裳制度有分別男女以穩固婚姻家族制度之義，亦含黃帝正妃嫘祖率眾養蠶紡織、衣被天下，使中華文明繁育溫暖之義；“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一語，說明當時天文、水利、建筑、冶金、制造等技術水平之高，日月星辰觀測精準，水利設施興修建造得宜，冶金制造業發達，中華文明就此興旺繁盛起來，“旁羅”者，廣泛地安排布置建制之義。
第六，“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黃帝在文明日漸發達、享用日漸豐厚的情況下，進一步訓誨中華民族以“勞勤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之偉義，農耕文明不可一日怠惰，文明生活不可一日奢靡！從此，勤勞、節儉、愛惜一切財物之用，就成為中華民族的恒久美德，《尚書》所謂“克勤于邦、克儉于家”更將之引申到政治生活、家族生活、私人生活的一切領域，遂垂為中華民族之千古明訓、文明傳播之不朽法則也。
中華民族恒自稱“炎黃子孫”，蓋感念圣賢巨德、發誓繼承黃帝“敬天保民、華夏一統”之遺教；伏羲時代之天文大軸心，炎帝時代之地文大軸心，至此融會、協調、統一，凝聚為華夏文明可大可久之古典憲政秩序。
黃帝有子25人，其中14子因后裔繁盛而獨立建宗立派，稱“得姓”?！蹲髠鳌る[公八年》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薄秶Z·晉語四》曰：“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衣，是也?！币蜃娣Q姓，因地稱氏，后來二者逐漸合一，百姓眾族繁衍生息，廣泛分布于中華大地。
三，黃帝時代的文明傳播
黃帝時代中華文明取得文明傳播的重大進展的實際情形，正被當代考古學一一印證。如果說建立華夏大一統的政治統一實體是黃帝時代凝成政治大軸心的突出標志的話，那么，這一時期形成以國都、各諸侯方國都城為全國以及各地公共生活的傳播中心，中華各地普遍形成城市、都邑生活的社會格局，就是這一時代凝成“地文大軸心”的社會人文秩序的基本風貌了。
中華民族自伏羲時代后期即逐步告別漁獵游牧生活，到神農炎帝時代，穩定的農耕定居生活已經固定成形?！兜弁跏兰o》、《竹書紀年》、《路史·太昊紀》、《水經注》卷二十二等文獻，都記載伏羲太昊氏、神農、有虞氏均在不同時代建都邑于陳，古稱宛丘，今河南淮陽也。在淮陽東南方，有“平糧臺”遺址，考古學者認為這里就是伏羲、神農與有虞氏的都城，如今發掘出土的古都城規制，屬于龍山文化的造律臺類型（又稱王油坊類型），是距今4500年即公元前2500年開始建筑的，而到距今4100年即公元前2100年時仍在使用，恰好與本書《一萬年的誕生》依據經典文獻與考古發現而推斷公元前2500年即陶唐氏堯帝、有虞氏舜帝執政時期、亦即余所謂“中華文明大軸心期之核心”時代完全吻合！
這一時代，在考古學上稱“龍山文化”，屬于新石器時代晚期、活躍于黃河中下游廣大地區的文化類型，考古學者論述說：
中國史前社會發展到一定時期，社會機體內部急速繁殖出種種大變革的因素，到了龍山時代，社會分化不斷加劇，族群集團間的相互沖突也日益尖銳，為適應這種社會動蕩的局面，城垣的興建應運而生。很快一座座古城沿黃河、長江兩大流域拔地而起……
從文明傳播學的角度看，與其說這是大變革、大動蕩、大沖突所致，不如說是中華文明在傳播進程中日益完善其生產、生活的基本價值、制度、技術、樣式所致，更合乎中華民族對天文、地文、人文等三大軸心所凝聚、所體現的文明生活“秩序化”的需求，譬如城市的興起，很有可能由下列因素促成：家族、族群自然聚居、貯存糧食、農業耕作之分工合作、建筑、水利等城市規劃的需求、市場交易以及交通的便利、抵御野獸侵襲、族群首領需要發布政令的聚會場所、祭祀等宗教制度的需要等多方原因，不可簡單歸結為族群沖突、防御外侮單方面原因。
饒有趣味的是，平糧臺古城遺址呈正方形，學者以為這種城市規制“源于伏羲深邃的八卦思想體系……我國漢、唐時期大型宮城的興建，正是以平糧臺古城為基本模式”頗有見地。1984年秋，正當平糧臺古城進行大規?？脊虐l掘之際，一個淮陽少年從城北蔡池即民間傳說伏羲帝在此鑿池放養白龜的地方，不經意釣上一只通體純白、玲瓏剔透的白龜！當地立即轟動，該白龜經科研所鑒定，是一只近300歲的龜精，其身上紋理，與伏羲八卦河圖出奇地一致！
余深味《大易》所言“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國之將亡，必有妖孽”乃至理名言、萬古不破者也：1980年代，中國撥亂反正、百廢俱興，大規?？脊虐l掘的啟動，標志著中華民族在毀棄、荒廢萬年綿延之偉大文明傳統之后痛改前非、改弦易轍、光復神物之起步也，300年神龜之出于古宛丘之伏羲畫卦臺前之神水白龜池中，豈非天賜神諭耶？余觀蘇湲著《黃帝時代：探索中華文明起源之謎》所載淮陽太昊陵前之龍湖照片，一派莽莽蒼蒼、煙波浩淼之壯闊圖景，讀蘇著更知淮陽素有北方水城之名，其1·6萬畝之水域面積大杭州西湖一倍多，真中華先民龍興之地：伏羲、神農、舜帝先后在此建立都城、施行政教、傳播文明，乃天賜寶地！
自古傳說伏羲、女媧交合產出最早人類，猶如《圣經·創世紀》之亞當、夏娃，伏羲被尊“人祖”，每年農歷二月二至三月三，淮陽伏羲廟都舉行盛大廟會，數十萬人前往禮拜祈福，香火極盛，太昊陵顯仁殿東北角廊基青石上有一圓孔，俗謂“子孫窯”（象征女陰），眾多婦女前往撫摸企盼孕育，亦原始生殖崇拜之遺風也。
宋人所繪《伏羲畫像》詩云：“繼天立極，為百王先。法度肇建，道德純全。八卦成文，三墳不傳。無言而化，至治自然?！痹娙苏嫔钣诋孆堻c睛之道也：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直至孔子儒家，圣學血脈一以貫之，即以人文法度配合自然演化，文明傳播遵循天文、地文、人文三大軸心、三大秩序而合理有序進行、運轉，所以妙和天人、道德純全、無為而化、萬年綿延。今全球文明奉行西化，損自然而奉人欲，損不足而奉有余，破壞天道人倫，不可久長。惟中華民族自我奮發，吸取西方工商科技之長，重振中華三大軸心之遺教，則保合太和，文明永固！
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黃帝時代城市遺址之一是鄭州附近的西山古城遺址，屬于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時期，距今5300-4800年之間，即公元前3300-前2800年之間，正是中華文明“政治大軸心”凝成期，其先進的版筑夯土式的城墻建筑技術，從原始的圓形環濠聚落向城墻環衛的方形城市的飛躍，城內外建筑規制、出土器物的工藝水平的發達，以及建造這樣一個中心都邑所需具備的公共事務組織、管理水平、中央集權程度的顯著提高，清楚表明黃帝時代確然已凝成穩固的政治治理的統一實體。
《史記·封禪書》說：“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薄痘茨献印ぴ烙枴氛f：“黃帝始立城邑以居?！崩畎讋t有“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的詩句。當代考古學者許順湛、馬世之、張玉石等人的考古研究，更證實了古典文獻記載的精確：黃帝時代正是中華文明穩步進入城市文明的偉大時代！
黃帝時代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仰韶文化。河南西部熊耳山（黃帝稱有熊氏）以西，與山西、陜西兩省交界、位于河南最西端的靈寶盆地，是黃帝時代中華文明重要誕生地之一，環繞黃帝之“鑄鼎原”（今靈寶市陽平鎮），散布著眾多仰韶文化遺址，這些象征著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度、幅度、廣度與深度的文化遺址，以跨地域的文化吸收與輻輳之勢，匯聚為豫、晉、陜仰韶文化最繁盛的“金三角”，而靈寶就是這個金三角的中心區域之一：黃帝龍興于此，中華騰飛于此，真神靈鐘愛之寶地（靈寶）也！
《史記·封禪書》說“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傳說黃帝率眾采首山之銅，在荊山下鑄鼎、汲鼎湖水清洗，靈寶西北陽平鎮因此有“鑄鼎原”，甚至有傳說神靈獨授黃帝政教秘典《鼎書》以配此“寶鼎”，經典文獻以及民間傳說實際上告訴后人：黃帝時代之中華文明，已順承伏羲時代的文明傳播遺產（河圖八卦為代表），以“天地人”三才綱紀天下、網羅萬物、包裹宇宙之文明傳播秩序（天文、地文大軸心）為政教核心，創造出輝煌瑰麗的人類文明！
最能體現黃帝時代文明傳播成就的，是被譽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六大遺址之首的、位于靈寶市和陽平鎮之間的西坡古城遺址的考古發現：譬如標號為F105的遠古建筑遺址，占地516平方米，室內無生活遺跡，表明是一處宗教活動、公共活動的原始殿堂，其設計之謹嚴、氣勢之宏偉、工程之浩繁、技術之精湛，令考古家們驚嘆不已！這座建筑遺址，與其他10座建筑遺址共同組成一個規模宏大的禮儀性建筑群，他們相互拱衛，門道朝向中央的大型廣場，嚴格遵循著統一的思想法則和團結一致的文明精神，表明這些原始宮殿的規劃、設計、建設者，絕非史前野蠻人，而是一個組織嚴密、精通建筑科學、善于規劃布局的代表先進城市文明的偉大族群——華夏民族！
西坡古城遺址的最突出成就，就是其合理完善的城市布局：遺址南北兩側各有一個人工挖掘的大型壕溝，與東西兩條天然河流（夫夫峪、靈湖峪）構成環城的防衛體系；城市中心區集中了諸多大型供公共活動使用的宮殿型建筑，周圍是居住區、灰坑、蓄水池，壕溝以南為墓葬區和燒陶作坊區，構成一個結構嚴謹、區劃明晰的遠古都邑。
作為西坡古城文明發達程度的另一突出標志，則是墓葬區出土的、成套成組、精美無比、具有宗教、政治、軍事等級意義的玉器（玉鉞、玉鏟等）以及陶器、骨器等殉葬品，表明這一古城在黃帝時代眾多都邑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仰韶文明的發達程度。
靈寶附近的黃帝遺跡十分眾多，譬如鑄鼎原四望中之荊山軒轅臺、蚩尤山和夸父嶺，尤其是居中的軒轅臺，象征著華夏人文的始祖，一手挽著蚩尤代表的原始蠻邦，一手挽著夸父所代表的本邦神游人士，共同追求著人類文明的偉大恢宏：軒轅臺自秦嶺蜿蜒而來，形成南北高、中間低的馬鞍狀，南北兩端各有一座人工夯筑的高臺，狀若昂頭翹尾的蒼龍，遙望云天，有凌空欲飛之勢！
經鉆探乃知：軒轅臺之兩座夯土高臺，自上而下，分別為紅、黃、灰、褐、紅褐五色土夯筑而成，一如北京社稷壇之“五色土”，象征著中華文明凝聚五方水土為社神、稷神，全民族一體和諧團結，密不可分；山南圓臺乃黃帝祭天之壇，山北方臺乃黃帝祭地之壇，天圓地方、人文薈萃，黃帝時代中華文明大軸心，在此樹立矣！
漢武帝在鑄鼎原建宮祭祀黃帝，歷代均加修祭祀，唐德宗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刻立《軒轅黃帝鑄鼎原碑銘序》石碑，縣令房進靜（房玄齡六世孫）掘地四尺以立石，得一玉佩，傳言以為黃帝升天時從臣所遺，遂上報朝廷、立石紀念。1931年，當地政府決定把石碑移往開封，石碑運抵靈寶界邊時突然自斷為三截，運送人員感覺不詳，遂留置，可謂威嚴赫赫，神靈難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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