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現代史上，第一個鮮明地舉起“反啟蒙獨斷、反實證主義”偉大旗幟的歐洲賢哲，被尊為“第一個歷史哲學大師”的學者，是意大利人喬萬尼·巴蒂斯塔·維柯（1668-1744）。

維柯堅決反對笛卡兒等人倡導的主客對立、主體以“數理的確定性”宰制、割裂復雜而有機的萬物生命這一啟蒙獨斷主義的哲學前提，鮮明提出“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偉大哲學命題，被現當代學者尊為“愛因斯坦式革命”的發起人。

所謂“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革命性的發現，告訴我們一個牢不可破的認識真理、知識現實：人類的所有經驗，都不像啟蒙獨斷主義者、科學實證主義者所設想的，在主客絕緣的條件下，人的主觀如“白板”（洛克）一樣記錄客觀印象，再予以整理，使之合乎邏輯（亞里士多德最早提出），從而“認識事物”，從而建立起“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知識。

恰恰相反，人類的生物機體“可以記憶”，人的每一滴血液都傳承著、記憶著他的“族類訊息”；在父親的精液和母腹的溫暖體液中，人類就在認識他的“文化環境”；而伴隨人的降生，他的“族類訊息與文化環境”就蜂擁而至、紛至沓來，他在受造之初（精子與卵子的結合）、在第一眼觀看世界時，他就創造了他的“主觀世界”，這一主宰性的意志世界（叔本華）才是他一切經驗、判斷、意見與行動的“基點”、“準繩”，因此，他信誓旦旦的所謂“眼見為實”的客觀世界，不過是他的主觀世界（眼睛等器官、自制的儀器與分析邏輯）的構造物。

徹底排除主觀意志的客觀世界，是虛假的。

啟蒙獨斷主義、科學實證主義之所以作霧自迷、弊病叢生、破綻百出，根本原因在于，盧梭、孟德斯鳩、康德、洛克、霍布斯等人認為，既然“已經”排除了主觀意志的干擾，人類終能“認識事物的客觀規律”（黑格爾夸誕地形容為“鐵律”），從而制服一切自然與人文，最終建立起人類的理性-自由王國。

莫測變幻的宇宙自然與頑固不化的“人性”，無情嘲弄了這些烏托邦與獨斷論，從而使一切武斷、草率、魯莽滅裂的改變原形畢露，先是捉襟見肘、東挪西搬，再繼之以“強不齊以為齊”的鎮壓和屠殺：以“自由平等博愛”相號召的法國大革命，卻造成恐怖的大屠殺、法國總人口八分之一的無辜慘死等一系列大破壞、歐洲秩序的大動蕩、路易十四開明專制造成的法國在歐洲第一的國力從此一蹶不振、元氣大傷、歐洲經過一番折騰，以完全恢復原狀而告終，類似的悲劇在200年里不斷重演，迄今尚未見底。

從近代早期的但丁、莎士比亞、蒙田、邁斯特、維柯、赫爾德，再到近代中期的惠特曼、梭羅、坡、波德萊爾、叔本華、尼采、弗洛伊德，一直到近代晚期的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湯因比、加繆、佩索阿、博爾赫斯、垮掉一代，這些天才作者，敏銳發現“啟蒙主義的空頭支票”完全不能兌現，一如2016年8月的一美元，刨去龐大美元債務，僅剩下約合3美分的等價物（詳見前美國國會圖書館研究員尤斯塔斯穆林斯所著《美聯儲的秘密》一書，吉林出版社2011年版），美國除了挑撥全球動蕩、地區混亂、局部戰爭以從中漁利外，別無出路。

筆者近期的學術反思與哲學寫作，即圍繞剖析“啟蒙獨斷主義的窠臼與陷阱”（曾在手機微信公號《清風廬》和《中國日報》中文網專欄連載）而展開，目前已獲得初步結論：

第一，  西方哲學傳統的主流——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主客割裂、二元對立觀念，深入西方文明靈魂，是《理想國》的獨裁主義、希臘城邦聯盟的殖民活動失敗并自身陷入紊亂和解體的深層根源所在（詳見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專著）。

第二，  由于逐漸認識到主體意志（情欲）的強大，晚期希臘哲學轉向“以道德意志控制自身情欲”的主題，斯多亞學派（原意為“畫廊”）、懷疑派等賢哲輩出，可惜這一哲學運動，被希臘內戰以及馬其頓的征服所打斷；斯多亞哲學在古羅馬才結出碩果：馬可奧勒留《沉思錄》、愛比克泰德《哲學對話》、塞涅卡《書信集》、李維《羅馬建城史》等為代表。

第三，  近代哲學“自封的”主流——盧梭的政治哲學、康德的純粹哲學、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在“哲學上站不住腳，更無法獲得歷史證實”（利奧波德馮蘭克《歷史上的各個時代》原話）；不幸，這些難以自圓其說的淺俗直白思想，被杜威、胡適誤判為“西方哲學正宗”，予以大力推介，成為全球知識界與中國知識界此后認識一切事物的錯誤哲學框架，流毒至為深廣（余謂之“自封的”，因近現代的大學體制、傳媒機器、知識話語，全是工業革命所造成的權貴階層的附屬品，杜威、胡適等人的淺俗議論，容易投合輿論和庸眾的淺俗認識水平，畢竟，在大工業生產線上掙扎的大眾、知識人，無暇品讀經典，最多匆匆瀏覽一下報刊或電子媒介而已，卻因手中一票或掌中點贊而極具影響力，峰按）。

第四，  近代哲學另一主流——蒙田、邁斯特、維柯、赫爾德、叔本華、尼采、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湯因比、別爾嘉耶夫、泰戈爾等（余謂之“現代哲學十二家”）——深湛發現了主客交融的人類認識真理，從而發起“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這一革命，直接或間接地啟迪了浪漫主義、社會主義、現代主義、生態主義等“反啟蒙獨斷主義”的偉大思想-政治流派，中國的現代學術思想宗師辜鴻銘、陳寅恪、柳詒征、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錢穆（余謂之“民國七賢”）為繼任者。

第五，  作為古今中西哲學智慧的巔峰與偉大源泉，孔子在《論語》、《易傳》和《春秋》等儒家六經體系中，精準提出了中國哲學的偉大洞見——“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物一體之感通，即仁），也就是維柯提出的“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宇宙自然，即《易傳》所謂“神明”，秉賦“好生之德”，人能“通”之，而自歸于“仁愛”之“情”）；同時，孔子反復告誡學生“勿意、勿必、勿故、勿我”，即反對以主觀意志強加于萬物生命，即“反啟蒙獨斷主義”的最早智慧源泉；而列子作為道家偉大代表而提出的“古今一如”的歷史哲學、莊子的“齊物論”偉大認識哲學、老子的“玄同”哲學等，作為儒家哲學的合理補充，締造出中國哲學的巍峨大廈，是中國繁榮昌盛、全球長治久安的法寶。

維柯出生于那不勒斯一個小書商之家，自幼“對經院派的區分和爭論感到不耐煩”，憑博覽群書而自學成材，受聘擔任家庭教師和大學教授，一生清貧自守、默默無聞，卻完成了劃時代巨著《論意大利的古老智慧》、《普遍法》、《新科學》等，開啟出“用哲學反思歷史，用歷史確證哲學”的“新科學”（即“歷史哲學”）之路，這意味著“第一次成功解決了最基本的哲學問題，即真實（普遍性）和確實（個別性）之間的統一”，換言之，維柯以深沉的歷史感與生命統一感，開辟了現代人文思想的康莊大道。

一，維柯毅然顛覆了西方哲學的主流傳統

維柯毅然決然地挑戰、拋棄了自巴門尼德-柏拉圖-笛卡爾以來西方哲學的主流傳統和主導趨向，“維柯感覺到他不得不向其挑戰的哲學，其根子牢牢扎于整個西方哲學的傳統之中”。維柯反對巴門尼德和柏拉圖崇奉永恒不變的東西為真實、把變化（即歷史）的過程蔑視為“不真實”的思想，尤其反對笛卡爾受16-17世紀自然科學進展鼓舞而提出的“確切真理”這一啟蒙-實證標準——“我思故我在”，即唯有清楚、明晰的東西，才構成“確切無疑”的理性，憑此理性，人不僅能確證自我存在，也能確證一切外在事物，獲得不容懷疑的確切知識。

換言之，似乎只有“合乎確定性的東西，才是理性值得認識與追求的”，這一啟蒙空想哲學的“理性主義教條”，貫穿于盧梭、孟德斯鳩、康德、黑格爾等一切獨斷論和教條主義烏托邦之中，造成對復雜多樣、變化莫測的歷史運動（自然運動、人性自然）的極大傷害——凡是不符合其虛擬、空想出來的人為“啟蒙”標準，諸如“不進步”、“倒退的”、“反革命的”所有事物，都被這啟蒙-實證主義的“一伙”人，宣判為“蒙昧的”、“反動的”、“不合乎理性”的，都被其“掃入歷史垃圾堆”，舉凡全人類數千年來艱辛累積而成的宗教信仰、道德倫理、公共秩序、精神遺產、文明傳統，乃至個人財產與基本自由，只要是不符合“這伙人”憑空杜撰的“啟蒙-實證-進步標準”，就注定要遭受“被剝奪、打倒、推翻、砸爛，踏上一只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文革習語）的悲慘命運，法國大革命、中國的全盤西化運動以及1949年以后“改造知識分子運動”、反右、文革等愈演愈烈的文明摧殘與破壞，都根源于這一荒謬而粗暴的思想邏輯。

全部歷史、自然、人性，都在反抗并奮力掙脫這套強加于其身的粗暴邏輯。這生搬硬套在歷史、自然與人性的無形枷鎖，正被全球自由市場經濟的開放社會（卡爾·波普等哲學家予以概括）及其各種漸進改良所解構、所證偽。

中國自1979年以來的所有偉大進步，都是不斷掙脫這一自我捆綁的“緊身衣”、內外開放與漸進改革的積極成果。

維柯在《論意大利的古老智慧》和《新科學》等名著中，對以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為起點的近代哲學認識論進行了猛烈的抨擊與深刻的批判，他進而提出了哲學史和史學史上具有革命意義的偉大命題：“真理就是創造”，即人類恰恰在創造流動變遷的自身歷史的偉大進程中，把握到了宇宙生命的真理，這一真理不是外在于人自身歷史流變的、確定無疑的理型、圖式、數理憑據，而是內在于人的生命、每天都在更新變化的歷史流動，人類創造出了“這一流動”的本質，同時也從萬物的神圣本源（上帝、自然）處，辨認出來這一歷史本質的根源、法則、規律。

二，維柯的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

著名維柯專家彼得·瑞克曼（Peter Rickman）把維柯有關“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認識論原則，稱為“歷史理性批判的拱頂石”，另一著名維柯專家喬吉奧·塔格利亞科佐（Giorgio Tagliacozzo）則認為，維柯在哲學領域的新創造“其解放力，堪與物理學中的愛因斯坦革命相比美”，他“開創了一個哲學新時代，是新的更廣泛的哲學思維的奠基人”。

維柯建造了一座雄偉瑰麗的“西斯廷教堂”——米開朗基羅在這座美麗教堂穹頂上，精美絕倫繪出的壁畫、宇宙創造的偉大史詩《上帝創造亞當》等藝術史和文明史上的驚人杰作，象征著近代早期文明的瑰麗日出，可惜被工業化的精神灰霾——啟蒙進步主義——徹底遮蔽了：與自然科學那種靠實驗室的有限技術獲得的、對外在自然的近似的、模糊的“科學認識”（實質為概然率的猜測而已，卡爾·波普在名著《猜想與反駁》、《客觀知識》等名著中加以論析）根本不同，人類的“歷史認識”是透徹地、有機地認識、把握了自己的生命創造，才是真理性的全面知識。

維柯深刻地指出：“當人向外探索自然事物時，最終都會認識到，實現這一目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未包含在組成事物存在的成分之中，而且這是他自己思想的必然界限，原因在于，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存在于他自身之外?！?

維柯一舉把西方哲學自巴門尼德、柏拉圖的傳統——抗拒流變、探究真實本體（實則“木乃伊”情結在作祟，法國電影評論家巴贊妙喻之）這一有關虛幻本體的空想烏托邦傳統，在笛卡爾那里變本加厲為“自然科學確切可靠、歷史人文學科不可靠”的啟蒙-理性主義崇拜、理性-實證主義教條（現當代的學術科研體系依然固執于此），予以“愛因斯坦革命一般”的扭轉：

這個民族世界確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的面貌必須在人類心智本身的變化中找到：如果誰創造了歷史，也就由誰來敘述歷史，這種歷史就是最確切可憑的了?！覀兊男驴茖W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創造出民族世界，這一科學（比幾何學）更為真實，因為它涉及人類的事務，比起點線面形來，更真實?！J識與創造是一回事?！酝軐W家們傾全力認識自然界，這個世界既然是上帝創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能認識；同時，他們卻忽視了民族世界的思考，這個世界既然是由人類創造的，那么人類就能認識它。

維柯博大而深刻地揭開人類文明史（民族世界）的本源與奧秘：首先，從哲學認識論出發，維柯告訴我們，人類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歷史活動及其內在生命，這可變化的東西（歷史）才是可以真確完整認識的東西，因為人類全面參與其中；而固定不變的東西（自然、上帝、神、理念等等）卻是無從予以根本認識的，因為人不能創造（制造）出永恒不變的東西；唯其可變化，人類才能參與其中，猶如《中庸》所謂“參贊化育”；因此，人類的歷史認知、人文認知，比自然科學認識更加確定、可靠，也更加鮮活、親切、詩意，其間跳動著人類生命的溫熱脈搏。

其次，由于歷史是人類締造、構筑自身生命的創造性活動，文明史的本真面貌，必在古今一貫的“人類心智”中，才能完整一貫地被辨認出來，其誕生、演化之謎，亦蘊涵在這種思想形態中，而非如近代西方史學主流那樣——揮舞著從自然科學那里借來的“手術刀”，憑著“啟蒙-實證-進步”的僵化標準，對活生生的歷史生命、人性真實，予以破碎化的切割、解剖。

中國近現代拙劣的歷史學家胡適、顧頡剛一度予以武斷批判的所謂“層累地造就的古史”，恰恰說明，在歷史哲學意義上，人類認知的合法性：每一代后來人，對前輩創造的“解讀”都是“層累地造成”，是后代人對前輩人的“創造性的理解”，這一“層累地造成”的“傳統”，正是歷史認識“確切可憑”的根本依據與合法性所在。后代學者，不能依憑某個虛幻的標準，譬如“進步”或“倒退”，來武斷地評判古人的創造，更不應貿然推翻古人依據“心靈的創造性認知”而“層累地”建構起來的歷史樣貌，進而奢望自己可以“去偽存真”、獲得“層累之外”的免疫性，如此勢必造成對文明傳統與文明認知的極大傷害——近代疑古、辨偽學派的迷誤，即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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