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創立文明傳播學派之初，很久以來，每當打開《尚書》等《十三經注疏》、《史記》、《資治通鑒》或諸子百家等古籍或西方經典論述，我立刻產生了揮之不去的心靈印象——一個真實、完整、自足的世界，從字里行間噴薄而出，令我熱血沸騰，視眼前這個支離破碎、卑鄙猥瑣的世界如糞土——這是為什么？

每當應邀出席各大學或科研機構名目繁多的“研討會”、“年會”、“高端論壇”等活動，我內心厭惡至極：這些與會者，都是些何等平庸卑瑣之人！這些人學識、品格如此淺陋，卻自我標榜為“權威”、“精英”，如何能創造出鼓舞全民族奮進、引領全球文明復興的偉大精神產品？！每當此時，我就會想起一位偉人在因年輕氣盛而不乏武斷時寫下的、富于洞察力和預見性的、大氣磅礴的文字：“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有西方學者據此寫成討論“現代性”的名著《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現代性體驗》（馬歇爾伯曼著，商務印書館2003年譯本），現代文明的支離破碎，何時才能彌合其巨大的鴻溝與裂痕呢？

一個完整的世界，挺立在中國古籍和西方經典作品中：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中，以希臘神廟建筑、梵高的繪畫《農鞋》、荷爾德林、里爾克、特拉克爾、格奧爾格等人的現代詩，揭示出“讓天地人神在其中舞蹈、存在本真呈現”的“一個世界”；我則從中國無數世代的奮斗印跡中，從中國古人，以生命、青春、熱血，締造出一個偉大、真實、燦爛、悠久、完整的“大一統歷史運動”中，發現了“這一世界”，我逐漸懂得了這個“完整統一世界”是如何締造成的，其真實理據、道德考量與自由、美質所在，逐漸懂了眼前這個支離破碎、漏洞百出、東拼西湊的“現代-異化世界”之所以難以持久的根源。

感謝天地神明，歷經20年苦苦追尋，我找到了。

啟蒙獨斷主義的“現代性”思維定勢，是西方近代文明“強不齊以為齊”的霸道品格與全球生態-經濟-人文錯亂失衡、乃至造成全人類作為物種瀕臨滅絕的總根源，從殖民-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的建成，到全球各國的大學體制、傳媒體制的建立，皆然。

現代反啟蒙獨斷主義的“反潮流”思想（參見以賽亞伯林的《反潮流“觀念史論文集》譯林出版社2011年譯本）也被發現：蒙田、維柯、邁斯特、赫爾德是近代早期“反啟蒙”偉大賢哲的表率，也是“文明傳播學派”的重要學理資源。

極具原創性智慧的偉大思想家喬萬尼·巴蒂斯塔·維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是最早洞悉啟蒙主義哲學錯誤的偉大天才之一。維柯出生于那不勒斯一個小書商之家，自幼“對經院派的區分和爭論感到不耐煩”，憑博覽群書而自學成材，受聘擔任家庭教師和大學教授，一生清貧自守、默默無聞，卻完成了劃時代巨著《論意大利的古老智慧》、《普遍法》、《新科學》等，除《普遍法》外，均有漢譯本出版。

撫今追昔，結合維柯的反啟蒙獨斷思想，我梳理出來“文明傳播學派”的學理依據、思想脈絡與一系列根本見解：

首先，現代世界的支離破碎、顛倒錯亂的根源之一，在于空虛妄設的哲學理論與歷史情境絕緣，這一發端于蘇格拉底-柏拉圖的“定義法”（概念法），先行強加一個“定義”給萬事萬物的復雜形態與歷史情境之上，雖然有“簡化”之便，當在“簡化”的同時，傷害了萬事萬物內在豐富、完整的生命世界和復雜多變的歷史情境，違背了“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孟子）的宇宙大道，從根本上決定了“悖道妄作則兇”（老子言）的滅絕命運。

其次，啟蒙獨斷主義從柏拉圖《理想國》開始，恰如卡爾波普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所言，柏拉圖一開始就提出錯誤設問“誰有資格進行統治？誰只能被統治？”他推崇的哲人、武士等“統治階級”，根本不包括占希臘人口絕大多數的外邦人、奴隸和殖民地人民，這是現代極權主義和恐怖主義的淵源所在；與此類似，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一上來就誤判了歷史以“死刑”：“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啟蒙獨斷主義的全部錯誤與罪惡的淵藪，就在這一漂亮的開場白中：人生而自由？沒有父母、親友之恩愛撫養，人如何覓得脫離社會關系的“自由”？歷史如果僅僅是奴隸性的“枷鎖”，那人類創造的數千年文明成果，豈不就是應當“砸爛”的？各種反文明、反人類的罪行，從法國大革命到中國文革，都發端乎此！

再次，從認識論哲學的角度看，主客交融、主觀主導客觀，而不是客觀宰制主觀，才是人類認識得以發生、發展的根本條件；絕緣于主觀的客觀，與絕緣于客觀的主觀，都是不存在的。

維柯的所謂“新科學”，就是開啟出主客交融的、“用哲學反思歷史，用歷史確證哲學”的“新科學”（即“歷史哲學”）之路，這意味著“第一次成功解決了最基本的哲學問題，即真實（普遍性）和確實（個別性）之間的統一”，換言之，維柯以深沉博大的歷史統一感與生命統一感，檢驗各種哲學理論的實際，從而開辟了現代人文思想與文明智慧的康莊大道。

第四，必須如維柯、熊十力一樣，毅然決然地挑戰、拋棄、顛覆自巴門尼德-柏拉圖-笛卡爾以來西方哲學的主流傳統和主導趨向，把真實與表象的二元割裂，恢復為體用不二、本質與現象不二的大一統完整世界（參見熊十力《體用論》）：“維柯感覺到他不得不向其挑戰的哲學，其根子牢牢扎于整個西方哲學的傳統之中”。維柯反對巴門尼德和柏拉圖崇奉永恒不變的東西為真實、把變化（即歷史）的過程蔑視為“不真實”的思想，尤其反對笛卡爾受16-17世紀自然科學進展鼓舞而提出的“確切真理”這一啟蒙-實證標準——“我思故我在”，即唯有清楚、明晰的東西，才構成“確切無疑”的理性，憑此理性，人不僅能確證自我存在，也能確證一切外在事物，獲得不容懷疑的確切知識。

第五，必須拒絕啟蒙獨斷主義的霸道品格與獨裁傾向。不得如笛卡爾那樣標榜只有“合乎數理確定性的東西，才是理性值得認識與追求的”；本來，復雜事物為了簡化而設立的數理確定性，也是“人的主觀設定的一種工具理性”，但在啟蒙獨斷主義者、“理性主義教條論者”譬如笛卡爾、盧梭、孟德斯鳩、康德、黑格爾等人看來，這才是唯一的真實，其他一切都是派生的、被決定的；這一工具理性的獨斷主義烏托邦，造成了對復雜多樣、變化莫測的歷史運動（自然運動、人性自然）的極大傷害——

凡是不符合其虛擬、空想預設出來的人為的“啟蒙”獨斷標準，諸如“不進步”、“倒退的”、“反革命的”所有事物，都被這啟蒙獨斷-實證沙文主義的“一伙”人，宣判為“蒙昧的”、“反動的”、“不合乎理性”的，都被其“掃入歷史垃圾堆”，舉凡全人類數千年來艱辛累積而成的偉大宗教信仰、道德倫理、公共秩序、精神遺產、文明傳統，乃至個人財產與基本自由，只要是不符合“這伙人”憑空杜撰的“啟蒙-實證-進步標準”，就注定要遭受“被剝奪、打倒、推翻、砸爛，踏上一只腳，使其永世不得翻身”（文革習語）的悲慘命運，法國大革命、中國的全盤西化運動以及文革浩劫等愈演愈烈的文明摧殘與人道破壞，都根源于這一荒謬而粗暴的思想邏輯。

第六，全部歷史、自然、人性，都在反抗并奮力掙脫這套強加于人類其身的啟蒙獨斷主義的粗暴邏輯。這生搬硬套在歷史、自然與人性的無形枷鎖，正被全球開放社會（卡爾·波普等哲學家予以概括）及其各種漸進改良所解構、所證偽。中國自1979年以來的所有偉大進步與民族復興，都是不斷掙脫這一自我捆綁的“緊身衣”、對內對外開放與漸進改革的積極成果。

第七，必須全面認同維柯在《論意大利的古老智慧》和《新科學》等名著中，對以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為起點的近代哲學主流認識論進行的猛烈的抨擊與深刻的批判，“我思”是對“我在”的極大肢解、扭曲和摧殘，筆者在《神秘主義詩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里，系統梳理和論述了“我思”（西方近代啟蒙獨斷主義的工具理性）之外，“我在”（古今中西文明發端于“詩性智慧”的偉大詩意神秘主義傳統、生命直覺與美感）的偉大認識論哲學意義：“詩（意）性，是人從自身生命而非概念出發，對宇宙統一性（神性）的偉大生命直覺與生命認識”；

第八，檢驗真理的標準，在于歷史情境及其運動的合理性，筆者綜述詮釋錢穆《國史大綱》與陳寅恪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里提出的“所謂溫情與敬意，就是對古人不得不如此之苦心孤詣，抱持一種溫情與敬意，而不自封為歷史的頂點，而將自身的過錯諉過于古人，進而對古人的言行，加以盧梭、康德式的批判”，因為祖先在其“歷史情境”中的偉大實踐，經數千年歲月淘洗、鑒別，正是今人借鑒汲取的寶藏；

第九，文明傳播學派，完全認同于維柯提出的、在哲學史和史學史上具有愛因斯坦式思想革命意義的偉大命題：“真理就是創造”，即人類恰恰在創造流動變遷的自身歷史的偉大進程中，把握到了宇宙生命的真理，這一鮮活的歷史真理，不是外在于人自身歷史流變的、確定無疑的理型、圖式、數理實在（客觀），而是內在于人的生命、每天都在更新變化的歷史流動，人類創造出了“這一歷史性流動”的本質，同時也從萬物的神圣本源（上帝、自然）處，辨認出來這一歷史本質的根源、法則、規律。

第十，文明傳播學派高度認同利奧波德馮蘭克的名言“歷史是按其自身方式流淌的長河”，讓“歷史”自由、開放、按其自身方式“存在”，而不能如啟蒙獨斷主義那樣，妄肆肢解、割裂、偽造出一個獨斷的、“三段論”式的、什么“野蠻蒙昧的史前、現代的啟蒙-人道史、理性自由王國的美好未來”這種拙劣的烏托邦和蹩腳的彌賽亞千禧王國論，高度認同“一切時代，價值平等”（蘭克《歷史上的各個時代》名言）；

第十一，人憑其“道德觀念”建造了客觀世界（客觀即對客體的觀察），人對自身建造的“創造物”再加以“認識”，從而建樹起一個穩定、持久、完整、統一的生命世界與人文世界，一切客體由于這一“創造”而成為“屬人”的、人類的世界。著名維柯專家彼得·瑞克曼（Peter Rickman）把維柯有關“人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這一認識論原則，稱為“歷史理性批判的拱頂石”，另一著名維柯專家喬吉奧·塔格利亞科佐（Giorgio Tagliacozzo）則認為，維柯在哲學領域的新創造“其解放力，堪與物理學中的愛因斯坦革命相比美”，他“開創了一個哲學新時代，是新的更廣泛的哲學思維的奠基人”。

維柯建造了一座雄偉瑰麗的“西斯廷教堂”——米開朗基羅在這座美麗教堂穹頂上，精美絕倫繪出的壁畫、宇宙創造的偉大史詩《上帝創造亞當》等藝術史和文明史上的驚人杰作，象征著近代早期文明的瑰麗日出，可惜被工業化的精神灰霾——啟蒙獨斷主義——徹底遮蔽了：與自然科學那種靠實驗室的有限技術獲得的、對外在自然的近似的、模糊的“科學認識”（實質為概然率的猜測而已，卡爾·波普在名著《猜想與反駁》、《客觀知識》等名著中加以論析）根本不同，人類的“歷史認識”是透徹地、有機地認識、把握了自己的生命創造，才是真理性的全面知識。

第十二，文明傳播學派充分認識人類的認識局限——當客觀世界橫亙眼前，人必須自知其心智不足以徹底把握億萬年存在于斯的宇宙客體和自身意志、情欲飄忽不定的自我生命本身。

維柯深刻地指出：“當人向外探索自然事物時，最終都會認識到，實現這一目標是不可能的，因為他未包含在組成事物存在的成分之中，而且這是他自己思想的必然界限，原因在于，所有的自然事物，都存在于他自身之外?！?

由于人類作為認識主體，不能全程（億萬年存在的）參與到宇宙過程和人文歷史過程（近萬年）之中，因此，恰如色諾芬尼所言：“人類終究不能認識神（自然），因為人命的短淺和問題的晦澀”，孔子“天何言哉”、老子“可道非常道”、維特根斯坦“凡不可說的，就只能沉默”均透徹乎此理。

在此，維柯一舉把西方主流哲學自巴門尼德、柏拉圖的傳統——抗拒流變、探究真實本體（實則“木乃伊”情結在作祟，法國電影評論家巴贊妙喻之）這一有關虛幻本體的獨斷烏托邦傳統，在笛卡爾那里更變本加厲為“自然科學確切可靠、歷史人文學科不可靠”的啟蒙獨斷-理性主義崇拜、實證沙文主義的僵化教條（現當代的學術科研體系依然固執于此），決然加以否棄。

第十三，真實存在的歷史世界、民族世界、人文世界，才是人類認識的主要內容，而依據測量儀器建造的“科學世界”必須在“人文世界”的主宰協調下，才能獲得均衡化與合理化。

維柯以“愛因斯坦式的思想革命”，扭轉了近代世界偏執夸誕于工商科技進步，嚴重忽視了道德人文世界的均衡協調功能的錯誤傾向，預言了當代生態滅絕與恐怖橫行的危機：

這個民族世界確是由人類創造出來的，所以它的面貌必須在人類心智本身的變化中找到：如果誰創造了歷史，也就由誰來敘述歷史，這種歷史就是最確切可憑的了?！覀兊男驴茖W也是如此，它替自己創造出民族世界，這一科學（比幾何學）更為真實，因為它涉及人類的事務，比起點線面形來，更真實?！J識與創造是一回事?！酝軐W家們傾全力認識自然界，這個世界既然是上帝創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能認識；同時，他們卻忽視了民族世界的思考，這個世界既然是由人類創造的，那么人類就能認識它。

維柯博大而深刻地揭開人類文明史（民族世界）的本源與奧秘：從哲學認識論出發，維柯告訴我們，人類只能認識自己的創造物——歷史活動及其內在生命，這可變化的東西（歷史）才是可以真確完整認識的東西，因為人類全面參與其中；而固定不變的東西（自然、上帝、神、理念等等）卻是無從予以根本認識的，因為人不能創造（制造）出永恒不變的東西；唯其可變化，人類才能參與其中，猶如《中庸》所謂“參贊化育”；因此，人類的歷史認知、人文認知，比自然科學認識更加確定、可靠，也更加鮮活、親切、詩意，其間跳動著人類生命的溫熱脈搏；

由于歷史是人類締造、構筑自身生命的創造性活動，文明史的本真面貌，必在古今一貫的“人類心智”中，才能完整一貫地被辨認出來，其誕生、演化之謎，亦蘊涵在這種思想形態中，而非如近代西方史學主流那樣——揮舞著從自然科學那里借來的“手術刀”，憑著“啟蒙-實證-進步”的僵化標準，對活生生的歷史生命、人性真實，予以破碎化的切割、解剖。

中國近現代拙劣的歷史學家胡適、顧頡剛一度予以武斷批判的所謂“層累地造就的古史”，恰恰說明，在歷史哲學意義上，人類認知的合法性：每一代后來人，對前輩創造的“解讀”都是“層累地造成”，是后代人對前輩人的“創造性的理解”，這一“層累地造成”的“傳統”，正是歷史認識“確切可憑”的根本依據與合法性所在。后代學者，不能依憑某個虛幻的標準，譬如“進步”或“倒退”，來武斷地評判古人的創造，更不應貿然推翻古人依據“心靈的創造性認知”而“層累地”建構起來的歷史樣貌，進而奢望自己可以“去偽存真”、獲得“層累之外”的免疫性，如此勢必造成對文明傳統與文明認知的極大傷害——近代疑古、辨偽學派的迷誤，即源于此。

第十四，人類文明的全部歷史，都是“層累地”不斷創造出來的，飽受啟蒙派、疑古派攻擊的“層累地造成”，恰是人類創造性地自我認識、自我建構的核心，是人類歷史認識的基本法則，體現了每一代人的完整心智，歷史就是“層累地造成的”文明價值體系，后起者無權對前輩成就妄加懷疑與非議，而應予以“同情的了解”（史學宗師陳寅恪先生樹立的偉大中國史原則）。

第十五，人及其歷史命運，都是廣大而自由的：人生活在自己創造的歷史世界（流變世界）中，不斷締造著自己的生命，他的生活不是“一次性給定的”，而是從無盡的境遇中自我探索、獨立建構出來的，他的創造與認識、行動與理解完全統一，構成了可變化的、不斷生成的生命統一體。

第十六，自然與歷史運動，都是“現象的自行演出”，不能妄加主觀世界的獨斷意志的妄肆干涉與扭曲，這是文明傳播學派與統治中國知識界的啟蒙獨斷-全盤西化派的根本區別所在。

叔本華、尼采、柏格森、狄爾泰等生命哲學家，惠特曼、波德萊爾、蘭波、垮掉一代、博爾赫斯等人，不斷跨越西方哲學與西方社會的“木乃伊”情結與僵化形態，不斷開辟出現代生命自我建構的廣大自由之路。海德格爾在《藝術作品的本源》等一系列巨著中，創造性地“高端對接”了希臘生命哲學對“真理的涌現”、“存在的天命”的詩意解釋、東方哲學對“現象自行演出”的偉大關注、荷爾德林、里爾克、格奧爾格、特拉克爾、梵高作品等“詩性智慧”的榮耀之光，三者融貫為一，預示著人類整體生存與個體生存的“自我拯救”之路；

第十七，人的鮮活的道德可塑性、人類歷史鮮活的可塑性，從根本上揭示了西方哲學自柏拉圖直至笛卡爾、盧梭、康德、黑格爾等所有獨斷論教條主義的根本謬誤——抽象的、靜態的、原子式的個人，被西方哲學固置在一個完全隔絕于歷史境遇與人性實際之上的“理性烏托邦”之中——永無解脫，相反，在中國哲學儒道佛智慧“不齊而齊”的生命大一統宇宙觀的哲學框架下，人的自由、文明的自由，恰如讓·保羅·薩特《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所謂“決定論是沒有的，人就是自由”一般，開啟出一個鮮活變動、不知終始、紛繁多樣的人類世界與文明前景。

第十八，古今中西的人類具有“共同的道德本性”（蒼天賦予的人性），一切文明活動應當培育這一人性，而不是否棄之。

維柯從歷史哲學的高度，極其博大而精湛地解釋了各民族創造文明史的“誕生與演進之謎”：

人類本著“共同本性”（Common Nature）創造出歷史，“起源于互不相識的各民族之間的一致觀念，必有一個共同的真理基礎”，這基礎就是人性天賦的創造力。把行動和理解統一為“可變化的真理性認知”，正是這一認知，促成了人類文明在世界各地的偉大誕生和不斷演進。漢代賢哲董仲舒曰：“天不變，道亦不變”，在蒼天神明的奧秘秩序與人類自身創造的文明秩序下，人作為血緣、文化等歷史性存在的構造物，不斷“層累地”（姑且反其道用之）創造出各民族的偉大歷史，也就是“人類本性的共通歷史”，這根本建基于人類本性、自然本性之上的歷史，決定了人類文明之間的共享、傳播、互動、交流與相互影響，這一古今之間、中西各民族之間的不息對話與不盡交融，正是天地人大一統宇宙生命整體秩序（道）的鮮活體現。

在維柯心目中，歷史由神意（神性大自然）開創，而由人性不斷予以完成。在《論意大利的古老智慧》里，維柯指出：“作為統治者，全能的上帝注意的是共同的善，而個體的人，作為私人，關心的是他自己特殊的事務。這樣，私人的惡或許成為公共的善?！笏饺说男腋７墓驳男腋?，個人的特殊利益也必然屈從于全人類的事業?！?

上帝，也就是世俗人文意義上的大自然，創造出全宇宙的共同的善，是歷史運動的“第一因”，而人類的心智，則自覺或不自覺地完成了上帝的意志，同時也錘煉了自身的意志：“這個民族世界所源自的心智，往往不一致，有時彼此相反，而且常常超出意料之外；用這些狹隘的目的，卻能服務于廣泛的目的，人類心智經常用這種方法，把人類保存在這個地球上?！?

換言之，大自然（上帝）意志貫穿著、擔保著、成全著人類心智，使之局部地、漸進地、反復頓挫地緩慢推進“共同的善”，人類由于這種心智的局限性，被意外地“保存在這個地球上”；倘若人類的心智完全遮蔽了上帝的意志，無疑，文明必遭毀滅，因為依憑有限感官與理智而自謀生計的人類僭越了神（自然）的地位。維柯發現，“所有民族的民事世界，都是從宗教開始的”，“從這種畏懼天神的思想中，一定產生出人類意志所特有的沖動力或動因，來控制肉體加于心靈的那種激動，使之完全平靜下來，象明智者應有的樣子，或至少把它轉向較好的文明人的樣子。這種對肉體激動的控制，當然就是人類的自由選擇即自由意志的一種結果?！庇纱丝梢粤私?，宗教崇拜、道德觀念、科學知識等一切社會文明制度與人文形態，都在對大自然（天神上帝）的深刻博大的崇拜與道德理性的基礎上，被建造起來了：一個民族的誕生，也就是一個偉大宗教、偉大文明的誕生過程。

各民族的文明制度具有驚人的一致性，乃源于人性的內在一致，從這些普遍人性中，誕生了各種文明制度的基本原則：“根據這些原則，一切民族才被創建出來，而且現在仍能生存下去”。維柯發現，各個民族都保持了三個習俗：1，宗教；2，婚禮；3，埋葬死者。維柯把這三種普遍永恒的習俗，作為“新科學”的三個“頭等重要的原則”，并推斷文明史經歷了三個時代：1，神的時代，預兆和神諭是世俗生活中最古老的制度；2，英雄時代，貴族政體統治一切；3，人的時代，兩種人道政體分別建立了不同形式的政權——民主制和君主制，以確保人性的基本平等。三時代的基本結構是一致的：“信仰一種有預見力的天神的宗教，這就形成和賦予了這個民族世界以生命的精神整體?！?

第十九，君主政體與民主政體，都是人道的。

維柯把“君主制”和“民主制”同時列為“人道政體”，作為不同的政權組織形式，君主制和民主制都能確保人的平等與自由。這一看法明顯與啟蒙獨斷-實證沙文主義總是吹噓“民主制”而批評“君主制”的草率態度有別。

維柯深刻揭示了文明史的重演法則：

如果人民腐化到聽任自己成為無羈情欲的低賤奴隸（諸如鋪張、妖冶、貪婪、嫉妒、驕橫和虛榮等），總是追求淫逸的樂趣，又陷入奴隸般的丑行（說謊、欺騙、搬弄是非、盜竊、懦夫和冒牌者）中，天意就讓這種人按各民族的部落自然法淪為奴隸，受制于比較優秀的民族?！@示自然秩序的兩大光輝原則是：首先，凡是不能自我統治的，必由能統治他們的人去統治；其次，世界總是由本性適宜統治的人來統治。

這種文明史的反復重演與不斷更新，恰是歷史認識的基礎。與笛卡爾主義和啟蒙獨斷主義有關“自然法”、“社會契約”等“反歷史”的先驗僵化圖式不同，維柯認為，歷史認識不同于、也高于自然科學對事物外在形式的粗淺認知，能深入到事物的內在生命之中，把握其靈魂的脈動，那些“距離我們很久遠的、最早的歷史文物，（雖然）沉浸在漆黑的長夜中”，但它們“確切無疑地閃耀著真理的永不褪色的光輝”，因為它們是人類心智所造就，所以，“它的原則必然會從我們自己心靈的變化中找到”，當我們用自己的心靈去把握過往文明世界的遺跡，尤其是把握這些遺跡蘊涵的普遍的“人類精神”時，我們就理解了歷史。

第二十，萃取古今中西的偉大經驗，而不是妄肆割裂歷史與現實、中國與西方、蒙昧與文明，是全球21世紀人道進步與中華文明全面復興的精神基礎，也是文明傳播學派的道德目標。

作為整體性的思想家，維柯的著作是“所有塑造現代人文思想的名著的基礎”，盡管在18世紀默默無聞，卻在19世紀初，經由德國歷史哲學大師赫爾德、法國著名歷史學家米什萊等人推崇，受到當代一大批人文學者的重視、研究與傳播。維柯穿透了啟蒙獨斷主義-實證主義的濃重陰霾，開辟出現代性批判、反思與重建的偉大人文主義思想潮流。赫爾德、斯賓格勒、湯因比、雅斯貝爾斯、歐文·白璧德、柏格森、維特根斯坦、海德格爾、狄爾泰、文德爾班、李凱爾特、克羅齊、柯林武德、卡爾·波普、民國七賢、法蘭克福學派、伊尼斯、波茲曼等一大批歷史哲學、傳播哲學大師，巍然接續而起，把全人類的歷史認識與現實認知，提升到一個全新的水平。

美國學者、著名的“維柯專家”馬克·里拉（Mark Lilla）在《維柯：反現代的創生》這部精彩紛呈的著作中，細密梳理出維柯思想的智慧要點：

維柯的哲學如何預見到一股被稱為“反啟蒙運動”（Counter-Enlightenment）的現代思想潮流……根據這種觀點，如果一個哲學家武斷地堅持，對于理性來說，一切關于自然和人的真理，都是普遍的、客觀的、永恒的、透明的，這個哲學家就是徹底的理性主義者（rationalist）……那些缺乏歷史根據的哲學論斷和政治論斷，都被證明是……烏托邦的、僵硬的、決定論的、傲慢自大的、毫無感情的、平均劃一的、心
胸狹隘的。維柯是意識到笛卡爾的現代理性主義自身內含這種錯誤種子的第一個思想家。正是對笛卡爾的這種洞見，使維柯站到了嶄新的路徑上，這條路后來被拓展為一條反啟蒙運動的寬廣大道。

在啟蒙獨斷主義、功利實用主義、實證主義等近代主流哲學的誤導下，世界各國的近代化試驗，在短暫成功后，目前正面臨著全球文明陷入生態紊亂、經濟-社會動蕩和人文墮落等巨大危機之中。馬克·里拉對此總結道：

啟蒙運動以科學和技術進步的名義破壞了自然，以世界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名義毀滅了傳統社群，以社會工程的名義來推進某種政治極端主義。

他概括維柯的偉大主張是：

人需要比理性和自由更多的東西，來統治他自己；他需要信仰、傳統、習俗和秩序。

一生貧賤、默默無聞但卻意志堅定、灼見鮮明的偉大天才維柯，作為近代第一個真正的歷史哲學大師，遠遠超出培根、笛卡爾、康德、盧梭等人的思想水平之上，最早洞悉了每個當代大學課堂上輪番演出的人生悲?。合仁潜黄灾徽Z、一絲靈感閃光、奇聞軼事、幽默談吐所感染、鼓舞，然后伴隨感官刺激的消退，逐漸被艱深的經典研讀、浩繁的文獻梳理、人類文明遺產對日積月累的生命經驗、社會經驗的嚴苛要求、沉潛涵詠、優雅寧靜的心境、客觀條件等等一一嚇退，當代大學生的唯一退路，就是在互聯網上胡亂搜索一番，就算對問題有了“通透”把握，然后再把這些支離破碎、刻板僵化的“知識碎片”依照傳媒、時尚的風格“固執”成不可搖撼、不容非議的流行意見，還自我吹噓為“純現代的”、“象牙塔的”、“精英主義的”、“唯美”、“有個性的”（實乃“娛樂致死”的）等，在大學內外日月累積、代代傳承，將愚蠢、草率偏執成學術體系中的垃圾論文與垃圾專著，以搪塞上級部門朝令夕改、層層加碼、自以為是的貪婪苛求。

里拉在《維柯：反現代的創生》中概括出維柯歷史哲學對古今文明及其精神體現——哲學、教育、學術的總體評判：

現代哲學和科學讓自己以解放人類的面目出現，但實際上卻讓人成了奴隸——或者，是不敬野心的奴隸（培根），或是“瘋狂的”理性主義的奴隸（笛卡爾），或僅僅是未加馴服的語言和精神力量的奴隸。而古人則被認定為讓人屈服于教條和迷信。維柯為古人辯護，認為他們才是人類理性的真正解放者。古典教育是經過系統安排的，非常適宜于通過幾何學、演說術和論題法來馴服各種非理性能力。其結果是，青少年首先要經過審慎和常識的教育，以此作為理性訓練的心理基礎。盡管古人與現代人相比，也許對外在自然的理解尚有不足、未能開發自然為己服務，但他們確實哺育了更聰慧、更幸福、更自由的人類。

我要添加的是：中華文明就是“哺育了更聰慧、更幸福、更自由的人類”，亦即：中國人曾經幸福地生活在古典文明制度與憲政體系中，在憲法哲學上，我稱之為“古典憲政體系和華夏儒家民主制度”，因為它把道德知識，置于工具理性知識（工商科技知識）之上，從而將人類脆弱的感官世界、混亂的內心世界、盲目的生命世界等一切強大能量，固置在正確的文明方向上，即仁義禮智信的人道價值上，以嚴謹規整的文明制度（天地君親師等禮樂教化秩序）傳播這些價值，讓中國人轉化、提升生命能量為道德境界，進而建樹起聰慧、幸福、自由的公私生活。

我漫步在大學校園中，深入思考古今文明的傳播秩序、生命經驗的內在奧秘。從權貴富豪之家的庭院，到城郊結合部貧苦邊緣人群的“蝸居”之地，人類秩序天然如此。我深知，人類理性，只能緩解卻無法阻止貧富懸殊，社會地位有霄壤之別的廣大差異人群，各自因生存本能或貪欲野心鋌而走險、違法犯罪，社會紊亂從職務犯罪一直蔓延到治安犯罪；人類的教育，無論學校教育或公共話語，都無法阻止大學校園內外，那些雜亂研讀知識碎片的大學生、研究生們的逃學、自殺、網癮、抑郁等極端行為，因為“無道德秩序的啟蒙獨斷主義的知識碎片”只能助長人類的迷惘困惑和各種反社會的極端行為。

中華古典文明的巨大優勢，就是它在公共信仰體系（仁義禮智信的儒教信念）、公共教化體系（天地君親師的儒家人文主義思想學術體系，旁接道釋耶回各大宗教倫理）、公共治理-服務體系（華夏精英民主制下的憲政秩序）這三統（道、學、政）貫通、合一、協調中，亦即“天地人宇宙生命大一統”，締造出的偉大文明的制度體系。

這一文明體系，正符合維柯所謂的“理性和自由之上的、能夠統治、管理人類自己、啟蒙獨斷哲學嚴重殘缺而現代化進程又須臾難離的的全球信仰、傳統、習俗和秩序”。我認為，這一文明傳播的秩序、體系，就蘊涵在中華文明的固有偉大傳統中，就蘊涵在中華文明博采西方文明優長而重建自身地位的21世紀的偉大歷史進程中，蘊涵于普遍人道價值的中國話語表達與文化形式中，“中國重建自身并照亮世界”的過程，就是重新建樹中國人的靈魂，賦予重重危機中的全世界久覓不得的長治久安。

歡迎關注毛峰微信公眾號“清風廬”：houseofw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