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會貫通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活動的根本智慧，在哪里？如何汲取、領會、修煉于身心，成為普天之下最幸福、最充實、內在安穩而又外在豐饒的“萬物之靈”——人？這一久遭遺忘的問題才是全球學術思想、人文思考應直面的、“第一義諦”的問題。

最近整理部分舊藏書時，意外發現一本薄薄的小書《人生隨筆》（西方近代哲學散文大師蒙田著，陳曉燕選譯，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一版，定價0·74元），因為早已陸續購置研讀《蒙田隨筆全集》等各種選本（梁宗岱先生所譯最佳，梁為民國著名詩人、詩學、中醫藥學大師、法國文學翻譯名家、保爾·瓦雷里的親炙弟子）多種，對這本小書未加注意，此番驀然浮現眼前，展閱之下，一股寧謐的光明，從書頁間噴薄而出，使我恒久迷亂的身心，瞬間獲得洗滌、澄清、升華……

一，萃取光照人寰的中國智慧

余嘗有經典研讀之“秘法”，得自孔子《易傳》所述伏羲“仰觀俯察、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造作《河圖易經》偉大體系之古法，余謂之“伏羲大一統萃取法”：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以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孔子《易傳》保存、提升了《河圖易經》（伏羲易）以來歷代易經智慧的廣大精粹，重要性遠比流行至今的《周易》（文王易）為高，乃中華文明之哲學-科學-人文智慧體系的“總綱”，尤其《系辭》上下這兩段經文，把中華民族對宇宙萬物的創生、演化、運行、文明治理之大道予以偉大概括、偉大提純，宜悉心研讀、體會、領悟，切不可輕忽而過。

從伏羲到孔子，易學之深微廣大，賦予中國人一種超出其他文明體系的“天地智慧”，即余所謂“伏羲大一統萃取法”者：

1，中國智慧，以天地為取象范圍，廣大無垠；

2，中國智慧，以生命為彌綸之法，彌者大也，綸者絡也，即普遍包蘊萬物幽明、始終、精魂、鬼神等萬千情狀、姿態、過程，不僵滯在一種情態之下，而與喜馬拉雅以西諸世界文明之沉湎、僵滯于神學-科學兩極、難以自拔者，不可同日而語；

3，中國智慧，溫柔惻怛，樂天知命，汪洋能愛，以“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為光明理想，全球罕匹；

4，中國智慧之深廣無垠，在于仰觀天文星象而以大地元氣運行配合之，綿密俯察“鳥獸之文”（鳥者鳳凰也，萃取南方陽氣之盛大蒸騰、精熟萬物之象，圣賢向明而治，奠立家國也；獸者龍鳳虎龜蛇麒麟諸“靈獸”，以象四時運行之節點，天地陰陽之氣，締結于此，謂之八卦。近代易學家蒙昧于此，諸釋皆誤。峰按），從而精準把握“地之宜”，即大地上萬物生命之所宜，與者贊同也，即贊賞、參與到大地豐富美麗的生命事業之中去；

5，中國智慧，不必遵循滿清、近代俗儒所謂“實證”、“考據”、“二重證據”諸淺薄之法，而以敏銳、同情之感官，包括心靈器官、身體百竅，以“體證”（印度賢哲泰戈爾謂之“親證”）萬千事物的內在生命，與之同情互振、往復溝通、契合無間，所謂“近取諸身”，即德國生命哲學家威廉·狄爾泰、新人文主義思想家歐文·白璧德、民國七賢之一陳寅恪、錢穆先生所謂“同情之了解”者也；

6，遠取諸物者，中國智慧一向主張“通經致用”，即通透、貫通、融會地了悟萬物生命之精華、六經六藝之奇妙，而以“措置時宜”、興起一番文明事業為根本，以玩弄、賣弄、販賣某種“專門學問”為可恥。不幸近代西式實證教育體系被照搬照抄到中國，國人智慧因此一落千丈矣；

7，神明有好生之德，萬物有相依之情，通達之、效法之、融貫之，則中國智慧廣大自由，順承天地，不拘一時一地，玉成宇宙大一統之生生不息也！

伏羲大一統萃取法，是我創立的文明傳播學派的基本方法。

如此才能明白中國古人所謂“書不讀三代以下”之妙趣所在也。古人云“書不讀三代以下！”者，中國典籍以虞夏、殷商、文周三代著作為最精粹最上乘，而以晚周諸子著作集其大成，此后，兩漢文章、魏晉美文、隋唐以下政論、時文（八股）、司馬光與邵雍的歷史哲學、唐宋元明清古詩文諸家、詩詞歌賦、戲曲小說等，不過“三代宏規”（余謂之“古典憲政”，即中國長治久安之大道）之紛繁余緒，諸子智慧之優美濫觴而已。

中華文明在一萬年歲月里從容展開，創造了光輝燦爛的古典文明和長治久安的治理模式。相比之下，主導近代西方的啟蒙-自由-實證主義思想，在促進物質技術極大進步與社群治理相對進步的同時，極大地割裂了天地人大一統宇宙秩序，造成全球生態-經濟-社會-文化系統的巨大紊亂與崩潰性危機。

全球文明的重建與新生，必須萃取中國智慧。

二，啟蒙獨斷主義對萬物生命的肢解與閹割

中國智慧的核心，乃生命主義、生機主義的宇宙態度：自然生態、社會治理、人性涵養、歷史傳統，自有其不容割裂的大一統內在生命，這個大一統生命形態的內在完整，不容西方文明的慣常思維——希臘羅馬智慧的宗教-世俗之兩歧、希臘-中世紀-近代啟蒙之三歧、近代之科學-道德-信仰-審美等多重紛歧、彼此沖突——所割裂、所扭曲，是全球文明的堅固秩序所在。

揆之西學，希臘-羅馬哲學與教父神學長期纏斗不休，唯文藝復興早期諸賢哲，最為明澈通透：但丁之《神曲》、《新生》、《論世界帝國》（正譯為《論世界政府》）；蒙田之《隨筆》；伏爾泰之《風俗論》；德·邁斯特之《憲政生成原理》；維柯之《論人文教育》；赫爾德之《人類歷史哲學思想》；愛德蒙·博克之《法國革命反思錄》等，巍然開啟出西方人文主義（讀者此處特別要注意：非啟蒙-實證主義，而是歐文·白璧德提煉羅馬賢哲智慧，在《新拉奧孔》中提出的，對人性加以“規訓和涵養”的純正人文主義，而非啟蒙主流強調的人權伸張，峰按）的偉大智慧源泉。

米歇爾·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23-1592）就是這種文藝復興智慧的代表。他的《隨筆》洋洋60余萬言，譯者從不列顛百科全書股份有限公司1980版《西方世界偉大著作》叢書“蒙田卷”中精選出7萬字，名為《人生隨筆》，倒也契合蒙田的一貫宗旨：“唯一正當的研究對象，是人?！?

換言之，西方哲學一直致力的方向——神學、形而上學和科學研究，雖然對世界“不無小補”，但不是“正大光明的方向”——宇宙之間，唯一可稍微辨識與把握的“存在”，是“人”，亦即人文研究；而神學、形而上學、科學對象，僅僅是“人”的主觀建構物（依賴人類想象建構的“天堂”和依賴測量儀器建構的“物質”，均是某種神秘宇宙現象的概率性出現，被人類想象或人類測量儀器偶然捕捉到而已），因此，思考與寫作的唯一正當對象，是“人”的一切——那些可體驗、可辨識的欲望、意志、良知、偏好、習慣、歷史、現狀……等等。

或許，有讀者要問：笛卡爾、盧梭、康德、孔多塞等近代啟蒙獨斷思想主流所主張的，不也是“人”的欲望、意志、偏好、習慣……等等“權利的伸張”嗎？

余正告之：不然！啟蒙獨斷思想的主流，在“人”的“自然狀態”（姑且用此概念）之上，憑空歪曲地虛構出“人的合理狀態”——“人權”，即預設：理想狀態上“自然人”應當享有“多種權利的合理建制”，盧梭、康德天真地希望，且被后世啟蒙獨斷學派固執地反復加以重申：一旦人的外在“權利狀態”獲得改善，人本身也就必然變得高尚、美好、合乎理性。

全部人類歷史，都揭穿了這一預設的荒謬。

啟蒙獨斷主義，正遭遇全面的失?。何镔|進步，工商科技知識的推廣，并不能促進人類道德進步與精神提升，每個恐怖分子在實施恐怖襲擊時，都精準掌握了現代科技手段！

稍加思索與觀察，即可洞悉：人的外在權利狀態的變化，并不能帶來人類道德水準的顯著改善，因為“普遍人性”不會“進展分毫”，伴隨外在社會條件（譬如，一人一票的普選等平等政治地位的確立、經濟生活的富裕與舒適度、公共服務與技術便利、教育普及等），其直接的社會-文化后果，有目共睹：

1，感官欲望的無節制膨脹；2，政治普選、平權，必然帶來的全面政治癱瘓，從歐美日，一直到港臺澳地區、東南亞、中東北非、烏克蘭以及“休克療法”之后的許多東歐國家就是明證；3，經濟權貴化與腐敗化；4，生態環境資源與人口數量-質量之間的崩潰性紊亂與失衡；5，職務犯罪與治安犯罪激增；6，恐怖主義盛行；7，文化的全面鄙俗化；8，公共道德、公民私人道德的巨大崩潰性危機。

十八世紀中葉的某天，盧梭訪問著名政治經濟學家、人口學家羅伯特·馬爾薩斯在英國的家，馬爾薩斯之父、老馬爾薩斯非常崇拜盧梭，與亞當·斯密等所謂“蘇格蘭啟蒙派”人物過從甚密。盧梭與老馬爾薩斯在書房里高談闊論“不平等乃萬惡之源”以及“社會契約”的重訂（即普選平權主義）必將帶來巨大社會進步等“啟蒙烏托邦”思想，等等，真是不亦樂乎。

長期從事英屬殖民地印度等地經濟與政府事務管理的小馬爾薩斯，礙于其父尊嚴和賓主之誼，雖越聽越覺可笑，但僅僅私下忖度曰：“這廝（盧梭）必?。哼B人類本性‘飽暖思淫欲’都不懂——人口的膨脹、自然與社會資源的日益緊缺，只能造成社會大動蕩與大戰亂，人性非但無法改善，反而卻會一落千丈！”

果然，盧梭激進主義斷送了法國太陽王路易十四的開明專制制度，法國大革命及其持續動蕩，使法國在太陽王時代一躍而居歐洲首富的偉大文明事業一蹶不振，在普法戰爭、二戰初期等各大戰役中一再敗北。英國政府長期容留盧梭等政治激進者、流亡者、革命者，即包孕此險惡的“地緣政治”用意——歐陸內亂，必然無力與英國爭霸，這與日本長期容留梁啟超、孫中山、陳獨秀、魯迅等激進思想者，長期對其灌輸“日本漢學思想”、全面否定中國文化等錯誤思想如出一轍，孫中山等人先后醒悟，陳獨秀、魯迅卻沉迷不返，終貽誤國家民族復興大業。
儒家思想的一大貢獻，就是發現了全部人類文明活動的道德核心，即“禮”?？鬃釉唬骸巴鰢?、敗家，必先去其禮”，作為集大成的至圣賢哲，孔子告訴我們：從過往的一切文明經驗中，不斷溫習、萃取、提純其長治久安之道，謂之“溫故”；再予以一番損益、斟酌，才能符合時局之新，又不致觸發混亂，即“知新”；如此一番傳承、變通、更新，謂之文明。

孔孟子思、董仲舒、孔安國、司馬遷等儒學大師，均揭示了“人性”與“禮教”須臾難分的關系：“禮者，養也”（《荀子》、《史記·禮書》等），禮即約束、節制、規范人欲，訓導人心，使之合理、均衡、協調，使社群獲得安寧、眾生得以安享天年、暢遂其欲，故謂之“養”。啟蒙主義一味歪曲地鼓吹平權（人權、人欲的伸張、不加區別的絕對平等），不顧歷史、現狀等內外條件的限制，魯莽滅裂，一再重創文明。

人類文明活動的本質，在于合理地、溫存地、漸進地滿足一切生命體不可遏制的意志與情欲，禮教就是合理地、溫存地、漸進地滿足人類意志與情欲的最佳方法。原因在于：1，人類感官極易泛濫，必須以“禮”（尊卑秩序，禮教）加以節制；2，人類理性極易迷惑，必須以“禮”（先知長輩教誨后學，禮學，即儒學）加以引導、規訓；3，對社會穩定極其珍貴的自然-社會資源，常常無法滿足日益膨脹的人口需求，極易匱乏的資源，必須以“禮”（禮樂精神，先大后小，公侯伯子男之類，禮序）加以秩序化、分別化。文明因禮教而不亂，乃能循序漸進。

啟蒙獨斷-平權主義之所以能暫時在歐美國家取得表面成功，根本原因在于：歐美率先完成工業革命，使原本極其珍貴、稀缺的自然-社會資源，有了很大的寬裕，可以滿足西方大眾日益膨脹的意志與情欲。

具體過程有三：1，歐美工業革命初期，地廣人稀，資源豐饒，從莊園經濟中掙脫束縛的自由人口，可以安置在新興產業中，資源配置的變化，給了產業工人和大眾“烏托邦”即將來臨的假象，令其不惜為此拋灑熱血與生命，其實一切激進變革的最終結果，還是新權貴階層取代舊權貴而獲利，勞苦大眾總是糞池、炮灰；2，海外殖民地——北美、南美、亞洲、非洲等巨量資源，被歐洲殖民者巧取豪奪，暫時支撐了“啟蒙神話”——似乎只要采納西方文明的全套政教治理體系，所有非歐洲國家都能享受歐洲國家那樣的豪華奢侈、舒適安閑，而必須付出的代價，則是拋棄非歐洲國家無數祖先圣賢數千年積累而成的一切文明秩序和文明成果，使之變成“國故”供人“考古”、把玩（思古之幽情）而已；3，倘若有人膽敢反抗（甘地、毛澤東與梁漱溟就是偉大反抗精神的代表），西方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本質立即暴露，溫情脈脈的面紗頃刻撕去，慘烈的殖民戰爭、國際戰爭以及被其反復插手的各種國內戰爭迅速爆發，生靈為之涂炭。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曾言：“最差的和平，也好過最佳的戰爭?！币驗榧词乖凇白畈畹暮推健毕?，農業、工商業、公共服務以及文化建設，也能從容開展；而在啟蒙神話吹噓的“革命”、“決裂”、“解放”、“一戰而勝的最佳戰爭”等漂亮迷人口號之下，大屠殺和文明的廢墟必然反復出現，全部近代史沾滿了“啟蒙之血”，大量非正常死亡的人口，緩解了原本的資源緊張與社會緊張，恰好成為啟蒙“善政”的證據！

1699年，偉大賢哲巴蒂斯塔·維柯（1668-1774）在西班牙查理二世政府治下的那不勒斯大學，發表著名演講《全面培育我們心靈的神圣能力》，勉勵新入學的大學生們，珍惜和平、提升心靈、鉆研學問，演說義理精深，文采飛揚，獲得極大歡迎，從此，那不勒斯大學新生開學典禮，就長期由維柯致詞。維柯當時根本不可能知道：名城那不勒斯，將來許多年后會屬于意大利，也不清楚多少年后，近代意大利“馬志尼起義軍”會流血犧牲，以謀求從奧匈帝國治下獲得獨立。學問真理是超越了時代的，它只對永恒的自然與人性，發出永恒的詢問與解答。對他來說，那不勒斯屬于哪個政府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和平、信仰與學問，這些反復累積的東西，才是一個人、一個民族、一種文明，真正需要持久用力的地方！

余自幼心儀盧梭式激進主義，曾反復觀賞蘇聯電影藝術家根據愛·麗·伏尼契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牛氓》，被電影中漂亮女主演瓊瑪（著名演員上官云珠配音）和英俊果敢的男主演亞瑟·列瓦雷士之間浪漫感情所深深吸引，似乎“意大利的獨立”也是我一個十一二歲的中國孩子值得為之奮斗、犧牲的“事業”！幸虧父母親友一再提醒“別陷進去！”，否則，我的“啟蒙獨斷病”還不知反復發作到何等不可收拾的程度！

我從親身經歷中逐漸明白：不能對自己、對所有“人”的“理性”（建立在感官刺激之上、靠胡亂想象與推理渲染出來的，恰如中國孩子，受到小說和電影中俊美男女主演的感官刺激，竟然虛妄地渴望投身“意大利獨立運動”一般可笑）抱持過高的、不切實際的“奢望”，“啟蒙獨斷的幼稚病”切勿再犯！

啟蒙獨斷主義具有“不易察覺的兇殘本性”。對于涉世不深、耽于夢想的年輕人來說，盧梭、笛卡爾、康德、黑格爾、孔多塞、孔德、杜威、羅素等絕大多數西方主流哲學家，都擺出一副既親密又威嚴的、循循善誘的、如同“成功學”一般的偽善面孔，對青年學生反復耳提面命說：“你擁有至高無上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權利，你要憑此改造不合理的社會，你完全有權與過去的一切決裂！你大干一番吧！你必成功！”

他們不顧這個年輕人尚沒有起碼的理清中西學術脈絡與自身成長的基本路徑、頭緒的能力——這個年輕人在大學聽了一大堆《概論》、《講義》等蒼白混亂的課程，根本沒有下苦功夫鉆研那些啟蒙貨色、大部頭著作是否自圓其說，就被拋入冷酷社會——沒有出眾的能力、干練與道德責任的擔當能力，無法維持一身、一家之正常開銷的穩固收入，哪來的“自由”？沒有對上級、前輩的尊敬、恭順，無法獲得上進的機遇，哪來的“平等”？沒有對父母、師長、親友“貨真價實的愛”（仁愛），茫茫人海，哪來的“博愛”？啟蒙三大謊言，還要蒙蔽人類多少年？

余忽發奇想，為了拯救北師大以及全中國那些固執于啟蒙三大謊言的學者、學生，在師大東門那幾座高架的過街天橋上，讓那些喋喋不休重復啟蒙-自由-實證信條的、庸俗、淺薄的教授們，課堂昏睡、課下荒嬉游戲的大學生們，每天在過街天橋上肅立30分鐘，向他們宣布一遍《聯合國人權宣言》，讓沸騰的塵土、尾氣、人流、暴曬的、無遮蔽的陽光，對其反復“洗禮”，令其與兜售假冒偽劣商品的小販“自由、平等、博愛”地為伍，在持久眺望北京新外大街熙攘而困苦的人流之后令其自問：沒有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的自愛、自治、自我約束，要那虛妄而自欺的神話“自由、平等、人權”三大原則何用？

啟蒙獨斷-自由-實證主義之所以貽誤世人、尤其中國人極深，其主要原因，在于人類普遍極易出現的認識論錯誤：1，對于一個艱深或貌似艱深的學說，其內在理致與外在效果，近代人，尤其是近代中國人，陷于感官的天然局限與社會的混亂與急迫，根本沒有深入細致地理清、審查、分辨，就匆忙加以搬用；2，近代學者常以“概念化”的方法，把握一切復雜事物，根本無暇深入考察這個事物產生、存在、衰滅的復雜歷史條件；3，西學在近代日益狂躁、鄙俗，中國人變本加厲，譬如把“民主”、“科學”概念簡單地對照西方最近一百年復雜錯綜的治理實績，似乎“一抓就靈”，只要照單全收，必也能在中國大獲全勝！

胡言亂語，莫此為甚。

啟蒙獨斷思想更深的哲學錯誤，在于對“同一律”與“因果律”的濫用，恰如叔本華、尼采等哲人所揭示的，啟蒙概念，總是企圖把紛繁錯綜的自然、人性、歷史等“自然狀態”，納入一個簡單的“公共意志”的強制之下，結果，一切事物的多樣性、復雜性、怪誕性、神秘性……等等，都被“人民”削平了。

三，蒙田博大而深邃的人文懷疑主義

如果說但丁是文藝復興神秘主義的最高巔峰，那么，始終保持著對“人的理性”這一啟蒙主義假設的深刻懷疑與冷靜批判的、偉大而清醒的近代西方人文主義的代表人物，就是法國哲學家蒙田（1523-1592）。

在《隨筆》開篇，蒙田精辟地寫道：

讀者，奉獻于此的，是一部誠實的書。我只為家人和朋友寫作此書，我毫不考慮為您效勞或為自己增光，因為我力難勝任?！颐枥L的，僅是自我。我逼真地描繪我的弱點、缺陷……在公共尊嚴允許的范圍之內?！揖褪谴藭奈ㄒ粌热?。真抱歉，勞您費神了，再見吧?。ㄖ伦x者，1580年6月12日于蒙田堡）

初讀之時，我正在南開醫院接受中西醫結合治療，以緩解腳扭傷的隱隱疼痛。目睹醫院大廳里人滿為患、在各科室之間蹣跚奔走的病痛人群，我心想：這些人（連同我）的精神疾患，又去何處醫治呢？幸好，我有蒙田的《隨筆》。

看到《隨筆》開篇“致讀者”所言，我唇邊浮出會心的微笑——蒙田告訴讀者，他不能為“人民”（啟蒙主義的荒謬虛構之一）服務，因為他“力不勝任”！自毛澤東在延安提出“文藝要為工農兵服務”以來，中國經典著作遲遲無法誕生，似乎與此有關：每個作者被強迫要求為“人民”（實則某個政治目標）而寫作，他的“真實意愿”無由抒發，只能陷于枯竭。

更有趣的是，蒙田嚇唬讀者：

我身上弱點、缺陷太多了，被勉強抑制在“公共尊嚴允許的范圍”之內，他暗示，極有可能在“不經意、不知情”的情形下“逸出”范圍之外，所以，那些企圖保持“公共尊嚴”的讀者，最好走開。蒙田瀟灑地揮手：再見！

讀到此處，我大笑出聲：當代作者，提筆之初，就會被無形的傳媒、出版商、流行觀念所逼迫——“你的作品，能賣多少錢？”換言之，伴隨毛澤東的去世和“極左路線”的慘敗，作者又被另一重“啟蒙獨斷主義鐵律”、一種改頭換面的“為人民服務”所左右——你能服務于電視和流行歌長期“熏染”之下的庸俗大眾嗎？現代作者（譬如巴金之類）反復強調“心中要裝著讀者！”，而這個“讀者”的欲望不斷膨脹——從金庸、瓊瑤，到郭敬明之類——于是，作者心中充塞著這些“商業需求”、“為大眾服務”等目標，他唯一失落的，是寫作的真正源泉——自我！

蒙田優雅地宣稱：“我只寫給親友、自己！”

西班牙詩人希梅內斯在自己詩集扉頁上題詞：“一向只為少數人！”他為此受盡坎坷、愁苦。

蒙田很幸運，在自家古堡里，寫作《隨筆》，只為“自娛自樂”；他不說“大眾讀者”沒有從容的心態和足夠的教養水準來閱讀他，反說自己“力不勝任”，于文雅、雍容之中，透著睿智、詼諧和譏諷。

尤其令人忍俊不禁的是，他對“公共尊嚴允許的范圍”微妙地加以嘲謔：我的弱點、缺陷，雖屬“自然狀態”、人所共知或人所共有，但在“公共尊嚴”的“鐵律”下，我只好裝聾作?。核坪踹@些人性本有的東西，原本一直存在，但卻假裝不存在，以欺騙那個“公共尊嚴”或“體面”，使其“繼續裝下去”而已。

蒙田《隨筆》以大氣磅礴的開篇總攝全書——“人是什么”，我一讀再讀，每次都怦然心動：

“靈魂與肉體結合的方式全然不可思議，為人類所不能想象，然而這種結合，就構成人?！保ㄊW古斯丁《上帝之城》）

生命是一項有形而獨特的肉體運動，既不完整，也不規則；我依循生命本身來對待它，使之作為我的天職。

生命是一項不盡平衡的、沒有規則、變幻莫測的運動。

自然以其博大的胸懷對她的萬物善而待之，無不充足地向每一生靈提供生存的一切必要手段。不過我卻聽到人們普遍抱怨說，我們是唯一被遺棄的動物，赤身裸體地被拴牢在光禿的大地上，只能通過掠奪其他生物來武裝和遮掩自己；而對于所有別的生物，自然則根據它們生存的需要遮以甲、殼、毛、發、皮、羽、鱗、絨、絲、刺等等，用爪、牙、角武裝它們以進攻和自衛，教給它們生來就會干最適合各自的事：游泳、奔跑、飛翔和歌唱，而人如果不教的話，就既不懂得如何走路、說話、吃飯，也不會干任何事情，只會哭。

諸位，哲學史、文明史上，那些長期糾纏不清、聚訟紛紜的荒謬問題，在蒙田《隨筆》開篇的這幾段或言簡意賅或細致精確的話中，如清水芙蓉般呈現出真容：

首先第一段引文，來自圣奧古斯丁《上帝之城》的深湛美文：“靈魂”與“肉體”完全不可思議地結合在“人”身上，人瞬息間沉淪在肉體的“地獄”中，又瞬息間沐浴在靈魂所揭示的“天國”的神輝下，這種人類生命的奇異性、神秘性、不可想象性、不可思議性，就構成了人類的本質！對于人，對于靈魂和肉體，對于靈肉沖突與奇妙結合，還能再說什么呢？

準此，倘若有人再敢胡說：“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請立即堅決而有禮貌地打斷此人的話：“子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請不要對人類不能知道的事情，胡亂發言！”

或者，哲學功底略好的人，還可以簡單引用路德維?！ぞS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名句：“世界的意義，必伏于世界之外?！睋Q言之，世界的意義、宇宙的本質，是不能被“世界之內”的人加以認識、掌握、利用的，老子謂之“玄妙之門”。

舉凡靈魂與肉體、天國與地獄、人與世界、人與宇宙萬物的神秘的本質、意義與關系，諸如此類的問題，完全超出了人類的理解力和想象力，是終極的、超世界（謝苗·弗蘭克《實在與人》）的神秘。

為了模仿蒙田，我也添加一段有趣的觀察：

每到師大“教工餐廳”用餐，總能看到各色人等、蕓蕓眾生，擁擠在大學食堂，喧囂不寧地吆喝著、吞咽著珍貴、稀缺的食物資源，但倘若你問：“為何而吃？”這些人或許會坦然回答：“為了活著?！薄盎钪譃楹?？”這些人或許會一翻白眼：“不曉得……俺……想不明白……”奇怪的是：倘若一旦進入某教室、某會議廳，這些人會“陡然變臉”，似乎“突然”明白了，“栩栩如生”，立于講臺或發言席上，唾沫四濺、侃侃而談：“這個問題的本質是……”這些人，是如何“知道”的呢？

這些蕓蕓眾生，又是如何獲得“神啟的開悟”，突然開竅、蠻有把握，還喋喋不休的呢？或許，這些不懂裝懂的人，才正是“問題之所在”（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呢！阿爾伯特·卡繆在《西西福斯神話》中妙語解頤道：“現時代，大學等各種講臺還在，但講臺上，已經沒有言之有物的教師了?！?

誰從內心深處體驗過生命，誰就懂得蒙田所謂的“生命的不完整、不平衡、不規則、變幻莫測性”，生命的唯一憑靠，是“自然”以及從莫測自然最深處，莫名生長出來的、各民族辛勤培育的、理性經驗與非理性經驗摻雜的“文明傳統”，舍此，人不能生存。在生存本能的諸多層面，人都比不上動植物。

人必須隨時警惕、隨時糾正人的可憐、易錯的秉賦——運用理性，累積經驗、進行判斷與識別的能力，人類的認識及其文明進步，絕非康德天真地認為的——“要拿出勇氣！要敢于從傳統教條中掙脫出來！要敢于認識！”

恰恰相反，率先要敢于認識、勇于直面、隨時警惕與承認的，不是康德所謂“傳統教條”——“傳統”是古人反復檢驗自然而累積的寶貴經驗，是人類進步的唯一憑靠——而是人類一切認識的天然不可逾越、自我意欲反復強加其上的各種局限、流弊，人類自欺欺人的“天性”，率先認清人在宇宙間的脆弱地位。

笛卡爾名言：“我思，故我在”，被啟蒙獨斷-自由-實證主義吹噓為“理性精神、懷疑精神”的“天條”，而真正需要深思、反省、隨時警惕的，恰恰是“誰來啟迪這個‘我思’？誰又來約束這個‘我在’呢？”

笛卡爾認為，只要“我思”足夠精確（數學模式即他所推舉的“典范”，開科學沙文主義、機械唯物主義、實證主義等哲學錯誤的先河），就能有足夠把握來認識一切“在”（包括“我在”）。而恰恰是在這個地方，啟蒙獨斷-自由-實證主義，暴露出先天的思想殘疾——人類感官的局限、思維的盲區，足以根本扭曲“我思”，用扭曲的“我思”構筑起來的“在”（包括“我在”）就更加扭曲。精密儀器發現，人眼局限很大，而一切監測、實驗、推理，都靠眼睛等人體器官來完成，所謂“眼見，并不為實”，又如何依據不可靠的監測，推導出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呢？蒙田從人類認識的不可靠與必須信靠自然的偉大洞察出發，重申、提升了古羅馬哲學的箴言：

我所說的這一切，是為了證明人間存在相似性，為了把我們帶回到萬靈的群體中：我們既不高于也不低于其他生靈。誠如智者所言，一切在蒼天之下，承受一個法則和一種命運：“萬物束縛于同一命運的枷鎖?！保ūR克萊修）……人必定被迫限制在這一客體里，可憐的人，他確實不宜邁過這個圍欄。他受到束縛與限制，與同一級別、處于極為謙卑條件下的其他生靈一起服從同等的義務，決無任何特權或真正實在的優越地位。他由于空虛的想象和觀念而自許的東西，既無質地，也無趣味。

品讀此段文字，使我深刻領悟出文藝復興時代哲學的偉大：但丁、蒙田、莎士比亞、伏爾泰、邁斯特、維柯、赫爾德等大批思想巨匠，沒有受到啟蒙主流思想的淺薄影響，因此，敢于直面“人的可憐”而非盧梭、康德、笛卡爾那樣迷信“我思”確保了人遠遠高出其他生命的、虛幻的“人的偉大”。

他們敢于“如實地看待世界”（泰戈爾稱贊中國智慧語），認清“人的局限性、可憐性”和“靠空虛想象與觀念而妄自稱許”那些東西（啟蒙獨斷-自由-實證主義就建立在這些虛妄東西——自由平等之上）的有害性，他主張冷靜的、超脫的理性主義、世俗人文主義、懷疑主義和詩意神秘主義（由我提出），能把“我們帶回萬靈的群體之中”，即古典中國、希臘羅馬等智慧民族的世界觀——萬物有靈、生機主義、天地人貫通的宇宙大一統之中。

我要運用多少詮釋性的文字，也無法描述出蒙田偉大哲學思想那無與倫比的明澈與甘美：

無論我們傾聽什么，獲悉什么，我們仍應記?。哼@是人所提供的，接受者也是人；是凡人的手將它呈現，也是凡人之手將它接受。來自上天的事物，才具有唯一讓人信服的權利和權威，唯一標志著真理。而這也是我們既不能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也不能憑自己的方法接受的?！挂话汛笥谑?，使一抱大于臂，希望一步遠于腿之所及，是不可能復可笑的；同樣，人不能高于自己并超越人性，因為他只能用自己的眼
睛去看，用自己的手去抓?！匀粚⑽覀冎糜谧杂刹痪械氖澜缋?，而我們卻自縛于一定的狹口……

從伏羲《河圖易經》、孔子《易傳》直至但丁《神曲》、蒙田《隨筆》，所有人類的文明創造，都得自于神明（大自然、上帝、道）的啟悟、開示、成全，都是宇宙生命大一統的薈萃性表達。

誠如蒙田所揭示的，“來自上天的事物”（中國人謂之“天地君親師”）具有最高的權利與權威，是終極真理的標志，而在天地神明、祖宗圣賢的盛德光輝之下，人的權利、人憑借經驗、理性和信仰贏得的文明生活，才能穩固樹立；人的幸福、美滿、安足、充實，才能持久如新；

人能恭謹恪守“一把不能大于手，一抱不能大于臂，一步不能遠于腿之所及”的偉大智慧，也就是恪守儒家所謂人之為人的規矩、道義、本分，就能“傲立天地，融貫古今”，鼓舞奮發，成就一番輝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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