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對西方模式的片面現代化之不可持續性的認識日益深化，這種現代化模式的本質，在日益加劇的、從局部地區向全球蔓延的經濟崩潰、社會危機、生態滅絕等災難中的不斷暴露，都在呼喚著中國各界乃至全球有良知的人士奮然覺悟、蘇醒、徹底變革啟蒙獨斷思維的日子早日到來。

在時代的急流中，保持思想的清醒與行為的審慎，絕非易事。大眾迫于生計，無暇細思，很容易接受有權勢的輿論操縱者強加給他們的觀念。在輿論工具與技術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大眾的盲從更是最突出的文化現象。由于盲從而形成的輿論暴政，往往斷送一個社會的前途。魏瑪共和國的民主、現代輿論工具——無線電廣播等大眾傳播媒介的擴張，最終導致了靠欺騙性宣傳上臺的希特勒的上臺，從而給全球帶來災難。所有不同的聲音，都因勢單力孤而陷入文化傳播學者所謂的“沉默的螺旋”，被淹沒在眾聲鼎沸之中?；仡櫼幌掳l生在20世紀20年代的一起著名的“文化碰撞”事件，以檢討最近100年來輿論導向的利弊得失，對我們眼下迫在眉睫的社會變革與文明更新，是具有深長意義的。

1924年4月12日，20世紀偉大哲人、印度詩圣泰戈爾（1861-1941），以64歲高齡和病體，遠渡重洋到達上海，開始了他在中國近50天的訪問演講。此前一周，孫中山專函邀請曰：“先生來華，如得親自相迎，當引為大幸。尊崇儒者，乃我古道，我之所以恭迎先生者，不徒以先生曾為印度文學踵事增華，亦且以先生之盡力尋求人類前途之幸福，與精神文化之成就，為難能可貴也?！?

泰戈爾在華受到熱烈歡迎，他在北京欣然度過了64歲生日，接受了梁啟超的贈名——竺震旦，并觀看了他的劇作《齊德拉》的演出。徐志摩、林徽因陪伴泰翁在北京、上海、濟南、太原、南京、杭州等地的訪問演講并擔任翻譯。梁啟超在北京師范大學為泰戈爾舉行的歡迎儀式上致辭，贊揚詩人“崇高的理想”以及中印兩國文化交流的歷史，將泰戈爾比喻為佛教高僧馬鳴菩薩；徐志摩著文比喻這位東方巨人在世界舞臺上的出現為“泰山日出”；冰心在散文中以詩的言辭贊美這位偉大詩哲的美麗莊嚴的信仰；鄭振鐸則褒揚了泰戈爾的藝術觀與世界觀。

然而，以陳獨秀為首的一批全盤西化論者，對泰戈爾的思想和在華演講的內容進行了粗暴的攻擊與批判。陳獨秀于泰戈爾來華前即發表短文《我們為什麼歡迎泰戈爾？》，將泰戈爾的思想定性為“根本的反對物質文明與科學之昏亂思想”，因而反對他訪華。聞一多從藝術上予泰戈爾以否定性的評價。瞿秋白撰長文從政治思想上批駁詩人的主張，并稱其為“過去的人”。郭沫若、茅盾、周作人、林語堂等也發表了保留意見。陳獨秀在有關泰戈爾來華的第二篇文章《泰戈爾與東方文化》中，將東方文化概括為三點：尊君抑民、尊男抑女；知足常樂、能忍自安；輕物質而重心靈。他竟然宣稱“印度、馬來人還過的是一手拭糞一手啖飯的生活”，真到了放言無忌、胡說八道的地步。

他在文末訓斥泰戈爾“不必多放莠言亂我思想界！”且把詩人與“中國老少人妖”相提并論。陳獨秀在《評泰戈爾在杭州上海的演說》中認為泰戈爾思想的主要錯誤是否定科學及物質文明本身的價值、引導東方民族解放運動走向錯誤的道路。他在短文《巴爾達里尼與泰戈爾》中直接稱詩人的演講“是為帝國主義做說客，所以在北京的英美人尤其是宰制中國的舒爾曼、安格聯都很歡迎他……”他的另一篇短文題目竟是《泰戈爾是一個什麼東西！》，并且宣稱：“他在北京算未曾說過一句正經，……他是一個什麼東西！”

作為當時輿論界的領袖、青年學生崇拜的偶像、北京大學的教授和文科學長，對享譽世界的詩人、舉世敬重的思想家作如此不堪的評論，完全違背了中華民族熱情好客、禮敬圣賢的傳統美德和一個學者持論嚴謹公允的職業品德，實在是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一大污點。這一粗暴蠻橫地對待古今中外思想文化現象的做法，為現代中國的政治文化命運以及知識分子本身的命運投上了巨大的陰影，惟我獨尊、強詞奪理地對待復雜的現實問題與理論問題的作風，使熱切追求獨立與富強的中華民族蒙受了不必要的巨大損失，延安整風的擴大化、1957年的反右運動以及1966-1976年造成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等等，都是這一粗暴思想方式與行為方式的一脈相承的結果。

徐志摩以詩人的敏感與同情，為抱病前來訪問的詩圣所遭受的無理圍攻鳴冤叫屈：“我想只要我們的良心不曾受惡毒的煙煤熏黑，或是被惡濁的偏見污抹，誰不曾感覺他赤誠的力量……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納他的靈感，并且成心誣毀他的熱忱……他們說他是守舊，太遲、太老。他頑強奮斗的對象只是暴烈主義、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武力主義、殺滅性靈的物質主義；他主張的只是創造的生活、心靈的自由、國際的和平、教育的改造、博愛的實現。但他們說他是帝國政策的間諜、資本主義的助力、亡國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腳的狂人：骯臟是在我們的政策與暴徒的心里，與我們的詩人又有什麼關連？昏亂是在我們冒名的學者與文人的腦里，與我們的詩人又有什麼親屬？我們何妨說太陽是黑的，我們何妨說蒼蠅是真理？同學們，聽信我的話，像他這樣偉大的聲音，我們也許一輩子再不會聽著了。留神目前的機會，預防將來的惆悵！……人格是一個不可錯誤的實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們是餓慣了的，只認鳩形與鵠面是人生的本來面目，永遠忘卻了真健康的顏色與彩澤。標準的降低是一種可恥的墮落。我們只是踞坐在井底的青蛙?！?

徐志摩所言頗符合近代以來中國社會以及知識界急功近利的實際情形。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中國社會的貧窮落后、滿清北洋國民黨三政府的腐敗，是當時中國人急欲清除之對象。急切之下，全盤西化等急功近利的方法深受當時青年及大眾的擁護，而泰戈爾批判西方文明、主張以東方文明改造之之思想，一如戰國時代之孟子以仁義之說答對梁惠王功利之問，被譏為“迂遠而闊于事情”。

中國社會自1840年以來積貧積弱，滿清政府腐敗無能，外不足以御侮，內不足以安民。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洋務派，企圖引進西方工業、軍事技術以挽救之，卒歸于失敗。其理論綱領“中體西用”說雖含合理內核，但其宗旨在挽救腐敗蠻橫的滿清部族政權已無任何政治出路。

一代史學巨匠陳寅?。?890-1969）終生服膺“中體西用”說，其志行之高潔、學術之造詣，廣受近代學人尊仰，被喻為“20世紀中國之文化英雄”，可知一種學說雖遭政治敗績，仍無礙其合理光輝；繼洋務派而起之康有為、梁啟超（早期）等立憲派，企圖引進西方政治制度以挽救中國，康有為以今文經學之舊瓶，裝西方立憲民主之新酒，然種種設計因慈禧太后等滿清頑固勢力阻撓鎮壓而再遭敗績；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局促海外，無奈與滿清政府中的實力派軍閥袁世凱聯合，逼清帝退位，遂開中華民國之政治亂局。革命派力量薄弱，不足以節制軍閥，民初中國遂陷入軍閥統治與軍閥混戰之極度腐敗與黑暗之中。

針對這種局面，中國知識界分化為兩大派：一派以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派，主張繼續進行激進的政治革命、社會革命與文化革命，使中國社會“全盤西化”，全盤拋棄傳統文化，以為非此不足以救亡圖存、走上富強之路，頗代表當時中國人求富強心切之心態，胡適、陳獨秀等人多為“開風氣、好為師”之言論領袖，一時主宰輿論，成為引導大眾心理之思想主流。

另一派則以辜鴻銘、杜亞泉、梁啟超等“東方文化派”、吳宓、梅光迪、柳詒征等“學衡派”、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等“現代新儒家”諸學派為代表，反對全盤西化，主張融會中西，保持中華文明之優長，以補救西方文明之缺失。此派持論公允，且多為思想巨匠、學術宗師，但他們多與左右中國社會之政治勢力無緣，因此無力扭轉當時輿論之主流，長期處于支流地位。

然此時世界局勢發生重大變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隨后出現的歐洲各國的政治動蕩、經濟蕭條，極大地暴露了西方文明的許多重大缺陷，而與滿清政府一起垮臺的，則是維系中國數千年之久的社會道德秩序。一些人痛心于此，憤而自盡：

1918年11月10日，梁濟（巨川）自沉于積水潭，《遺書》自稱：“吾固身值清朝之末，故云殉清。其實非以清朝為本位，而以幼年所學為本位。吾國數千年，先圣之詩禮綱常、吾家先祖先父母之遺傳與教訓、幼年所聞，以對于世道有責任為主義。此主義深印于吾腦中，即以此主義為本位，故不容不殉?！碧彰虾驮凇墩撟詺ⅰ芬晃闹?，評論道：“在現在一切事物都商業化的時代里，會有巨川先生這樣的人，實在是稀有的現象?！笨芍敃r社會風氣商業化之程度。

另一些人則毅然隱居，以示抗議：馬一?。?883-1967）隱居西湖廣化寺等地，潛心研讀國學，巍然名家。1912年蔡元培出任民國政府教育總長，聘馬一浮為秘書長，到任不足三周即因政府令全國大中小學停止讀經而拂袖去。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又邀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馬一浮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八字電辭。蔡元培遂轉聘陳獨秀，新文化運動乃一時成為輿論主流，影響至巨。同年，辛亥革命的參加者、最早醞釀武昌起義的熊十力（1885-1968），在廣州孫中山幕府，目睹黨人爭權奪利，憤而發問：“由這樣一群無心肝的人革命，到底革到什麼地方去呢？”乃慨然棄政向學，與馬一浮、梁漱溟并稱“現代新儒學三圣”，巍然一代宗師，開創出現代新儒家的燦爛學統。

更有人大聲疾呼，為中國文明傳統作嚴正的辯護：辜鴻銘（1857-1928），1915年出版英文著作《春秋大義》（《中國人的精神》），系統論述了中華文明的偉大傳統與精神。1918年，杜亞泉（1873-1933）主編之《東方雜志》（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表日本人評介辜氏思想的文章《中西文明之評判》、杜亞泉所寫《迷亂之現代人心》、錢智修所寫《功利主義與學術》，主張中西文明各有長短、應相互調和，反對全盤西化，招致《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強詞奪理之“質問”，“中西文化論戰”遂爆發。

不久，商務印書館迫于輿論壓力，解除了杜亞泉已任近10年之久的主編職務，可見當時全盤西化論之輿論優勢。

然全盤西化的、去中國化的“新文化運動”，終不能一手遮盡中國知識界之天空，1920年，梁啟超（1873-1929）發表《歐游心影錄》，首次宣告西方文明及其科學崇拜的破產。

1921年，梁漱溟（1893-1988）出版《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現代新儒學宣告誕生，梁漱溟更以自己的錚錚鐵骨和一身正氣，為浮躁淺薄的中國近代知識界立一道德典范，被海內外尊為“當世孔子”，其學派巍然宗師、燦然學統，接續了中華民族之文化慧命于不墜，可謂豐功厥偉；

1922年，《學衡》創辦于南京，曾留美深造的吳宓、梅光迪、胡先肅等學者尖銳批評“新文化運動”的激進反傳統主義錯誤，推介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思想，柳詒征（1880-1956）、湯用彤（1893-1964）、王國維（ 1877-1927 ）、陳寅恪等學者齊集，巍然為一代巨匠，尤其是柳詒征之《中國文化史》首先在《學衡》連載發表，不僅為這一領域開山之作，且為了解中國文化之第一參考書，至今80年來，尚無出其右者；

此一時期（20世紀二十——四十年代），名家大師輩出，二十年間結成一批學術思想史上的燦爛不朽之巨著，如梁漱溟之《朝話》、馬一浮之《復性書院講錄》、熊十力之《新維識論》、《讀經示要》、《十力語要》、錢穆之《國史大綱》、柳詒征之《國史要義》等。

1923年初，梁啟超弟子張君勱（1887-1969）在清華大學發表《人生觀》之演講，認為科學不能解決人生觀問題，旨在破除“新文化運動”的科學萬能論。胡適弟子丁文江則發表《玄學與科學》一文，斥張君勱為“玄學鬼”，論戰遂起。近代中國知識界的基本陣營再次顯露：胡適、陳獨秀為“科學派”，占據當時輿論之主流，而梁啟超、張君勱等為“傳統派”，兩派爭論的思想背景仍然如一：在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是拋棄傳統文化、實行全盤西化呢，還是繼承、吸收傳統文化之精神，而予以發揚光大呢？

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的演進變化，已經為這場自1840年以降的著名公案（爭論）作出了答案：所有全盤西化論的觀點都是錯誤的，這些觀點給中國社會的現代化、中國社會的穩定繁榮、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害。流毒至今，一時尚難以清除。歷史的結論，莊嚴地銘刻在陳寅恪1934年的一段簡潔而深邃的文字中：“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體系、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昭示者也?！?

急功近利者往往能成就事功，但同時也遺留種種弊害于未來。深謀遠慮者雖一時不能與急功近利者爭勝，但必在將來救弊補偏，為文明奠定長治久安之道。古今中外皆然：秦用法家急功近利之說，則能統一中國；漢用儒家仁義道德之教，則奠定中華民族繁榮昌盛之大道。近代西方用啟蒙主義、功利主義思想建成一獨霸全球之物質科技文明，但這種文明對自然資源、地球生態的破壞，對人類各種關系（家庭、社會、國家）以及人類身心的摧殘，使全人類面臨滅頂之災。西方文明200年來急功近利的擴張，恰如15年秦政一樣，難以久長。今日世界當務之急，在復興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世界觀，以促使人類文明獲得新生。

不幸泰戈爾滿懷對古老鄰邦的熱愛、對東西文明的深刻洞察而來，卻陷入當時全盤西化論的輿論重圍，遭到種種漫罵攻擊，當時左翼輿論把泰戈爾比擬為“印度大象”，組成“驅象團”以驅逐之，使詩人深感痛心。然而一時輿論的錯誤導向，并不能動搖詩人對中國人民的深厚感情、對東方文化的深沉信念。1937年，泰戈爾發表公開信，強烈譴責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暴行，認為“中國人民是不可征服的……日本今日之所為，必將自食其果?！?938年6月，他又發表《致中國人民書》，再次對中國人民的英勇抗戰表示聲援。

歷史塵埃落定，一時的飛沫無礙于萬古之清流。1956年周恩來總理訪問印度，他的講話可謂對20年代那一“文化碰撞”事件之“蓋棺論定”：“泰戈爾不僅是對世界文學作出了卓越貢獻的天才詩人，還是憎恨黑暗、爭取光明的偉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國人民對泰戈爾抱有深厚的感情。中國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泰戈爾對他們的熱愛。中國人民也不會忘記泰戈爾對他們艱苦的民族獨立斗爭所給予的支持。至今，中國人民還以懷念的心情回憶著1924年泰戈爾對中國的訪問?！?

歷史的教訓是：不要對不同的聲音進行粗暴的壓制，而應當細心地傾聽這些少數人手上的“真理”。如果能從少數派意見中吸取許多有益的東西，一個社會的發展才會少走彎路、少受損失、少交“學費”。當舉國西化之時，一個精通西方文化、深受西方知識界崇拜的東方人，以他融會東西文明的廣闊視野與有利位置，向他無限熱愛的國度——中國奉獻出發自肺腑的忠告，大多數不知西方文明為何物的中國人，受幾個對西方文明淺嘗輒止的歸國留學生的誤導，竟然拒絕對這一忠告進行深思，此下中國社會的發展必將付出許多盲目的代價，不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嗎！

而今，當全人類文明正面臨掠奪成性的西方文明的同化與破壞而處于生死存亡的嚴重時刻，重溫泰戈爾《在中國的談話》（浙江文藝出版社2001），深入思考人類文明的根本價值與出路，有著巨大的現實啟迪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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