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自幼被學校灌輸“中國自古為封建專制國家，儒家是維護封建等級秩序的工具”云云，直至讀書閱世稍廣，這些卑鄙說教才漸次雪化冰消：每當我捧讀《論語》等儒家經典，一個光明瑰麗的世界，一種廣大自由而又深根寧極的世界，驀然浮現，如浩天瀚海，高山巨川，不可搖撼，予恍然大悟：中國自古是“別一樣的國家”，中華文明自有其締造、建樹、綿延不息、不斷復興的精神與制度，雖迭遭屑小之徒的反復詆毀、污損、扭曲，但卻不減其道德光輝、不損其“人道性、普適性”，那是我的祖先、先賢、世世代代生命揮灑凝結而成，是中華民族汗盡繼之以血，血盡繼之以命的東西，是中華民族一萬年的靈魂所在！

每當靜夜展閱《尚書》、《周禮》、《禮記》、《春秋》、《易傳》、《論語》、《孟子》、《中庸》等儒家經典、古人著述，立刻，一股強光灌注到我的生命中，似乎我往昔蜉蝣一般的歲月、言談、思緒的斷片，舉凡古今、內外、中西、得失、榮辱、悲歡等萬千肢解生命的碎片，都被一股溫暖而潤澤之光所熔化，合為明澈充實之美、安身立命之道，猶如維也納三圣的美妙音樂，把我送入宇宙懷抱，使我沐浴于清風朝陽之中，與萬象嬉戲，輕歌曼舞、呢喃不盡，又恰似伊夫·蒙當、米萊伊·瑪蒂厄低聲吟唱的著名法文歌曲《大?！?，燦爛與蔚藍之下，天地間浩瀚無垠、啜飲不盡的甘美，伴隨海濤，向我撲來！

1，“國于天地，必有與立”

民初國學宗師錢基博（1887-1957）在《經學通志》等垂世巨著中，常有八個金剛不滅的字，足以概括中華文明：“國于天地，必有與立”，中國之傲立于蒼天大地之間，綿亙焉、屹立焉，如巍巍太行，如日月錯行，其能廣納百家、諸教于燦爛一體，必有博大精深者、經久不磨者在，豈可以“封建專制”、“等級秩序”之昏亂概念一筆抹殺之？

2015年暑假居津門，自書柜隨機取出《大戴禮記》讀之，剎那間，古典文明之精湛之華美，從字里行間撲面而來，把我俘獲；我驀然想起讀博期間曾研讀并批注之，鉛筆字樣仍在，如今體會更深醇甘美：其光明俊偉之中華國體、古典憲政大一統之浩瀚無垠，伴隨孔子儒門之揭示性、建構性闡釋而越發燦爛地呈現出來，遂將王維、李白、杜甫全集暫擱一旁，援筆立意，憑清儒王聘珍名著《大戴禮記解詁》之詮釋，探究“中國古典憲政之宏綱巨典”之義蘊所涵也。

清儒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一書，乃儒家禮學即中國古典憲政思想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大戴禮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王聘珍，字貞吾，號實齋，江西南城人，清中晚期著名學者，一生未仕，潛心研究《大戴禮記》三十多年，義理精恰，援引完備，其卓絕當代、超邁前賢之處，約有三點：一是他廣博而精確地征引古文尚書、周禮等一切能深入揭示孔子憲政思想的思想材料與歷史記載，凸顯中國古典文明治理之全貌；二是將長期以來困擾中國學術思想界、宋元明清和近代愈演愈烈、甚囂塵上的所謂之“今古文經學之爭”、“漢宋門戶之爭”、疑古學派所謂劉歆、王肅等漢魏群儒“遍偽群經”等妄說掃除一空；三是將孔孟子思等儒門之憲政道統，儒家損益古今、斟酌薈萃、經世致用的偉大學風，完整呈現出來。如今，伴隨地下考古的詮釋與固有文獻的重新發現、彼此印證、反復參究，橫遭疑古派史學厚污之《古文尚書》、《周禮》、《子思子》、《孔子家語》等珍貴文獻被清洗污穢，光明燦爛以出，迸發出照耀古今人類的奪目文明光輝，日益成為中華民族全面復興的重大靈魂支撐，誠乃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偉大精神寶庫。

2，大道廢，門戶起：“今古文”爭議由來

《大戴禮記》乃孔子儒家“大道學派”（現代奇哲熊十力《原儒》命名）之政治哲學代表作，乃儒家古典憲政思想的輝煌巨著之一。滿清名臣、經學大師阮元贊王聘珍《解詁》“義精語潔，恪守漢法，多所發明……能使三千年孔壁古書無隱滯之義，無虛造之文，用力勤而為功巨矣?！彼^“孔壁古書”即指漢武帝時代被發現于孔子故宅墻壁中的、以先秦篆文書寫的儒家經典《尚書》、《左傳》、《周禮》等奠定中國古典憲政的偉大文獻，這些文獻遭到當時主持朝廷學術的一些今文學派官員的排拒，無法列為朝廷經學正統，長期處于“在野”的學術地位。

《大戴禮記》即其一，乃晚周秦漢時代儒家詮釋孔子禮學（古典憲政之學）思想的政治、社會、人生哲學等重大憲政問題之哲學論文集，由西漢禮學名家戴德（稱大戴）、戴圣（稱小戴）分別傳習之，稱《大戴禮記》和《小戴禮記》，二戴影響巨大，不可偏廢。

西漢立于官學者乃傳習秦漢隸書所寫之儒家經典“今文經”的今文學派，依據孔子故宅墻壁所出、以先秦小篆體寫成的“古文經”及傳承其學的古文學派，長期不能納入官方學術體系，遭到今文經學盤踞者所持“利祿之謀、門戶之見”的極力詆毀、排斥。西漢晚期著名學者劉歆積極主張將孔壁古書《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最能代表儒家大一統古典憲政思想的著作，立為官學，設博士講授，配備博士弟子予以傳承，遭今文學官的一再反對，未果，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怒斥其為“保殘守缺”。

西漢平帝時，王莽當政，將劉歆主張的“古文經”立于學官，東漢王朝建立，因王莽篡漢之故，恨烏及屋，將古文經再度擯棄不立，朝廷所立十四經學博士，皆為今文經學。盡管如此，伴隨古文經大量流布民間，古文經學不脛而走，在中國民間已大為興盛，許多今古文經學家均破除門戶之見，相互大量采納古文經、今文經的記述、詮釋，東漢鄭玄、賈逵、馬融等名儒“遍注群經，博采兼綜”，朝廷在石渠閣、白虎觀等地多次召開今古文經學“融通合一”之朝廷官學會議，最終確立、恢復了“今古文經學博采兼綜、經世致用”的儒家經學根本宗旨、憲政精神，兼收并蓄、博學洽聞、貫通古今的新的經學學風，在朝野上下，蔚然勃興，聲勢浩大，影響深遠；如此，經學今古文問題在漢末，歷經魏晉、六朝、隋唐、五代十國、宋明等諸多王朝的反復辯證、踵事增華，這一歷史問題早已“不成問題”，近儒錢穆《先秦諸子紀年》、《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等，更可謂此一問題之“蓋棺定論”。

由于《小戴禮記》被東漢晚期著名學者鄭玄予以出色注釋，被唐代朝廷列為“正經”之一，作為科舉考試的指定官方教材，研習者趨之若鶩，遂大興于世；而《大戴禮記》，雖然也經北周學者盧辯注釋，但畢竟注釋者不太知名，因此影響不廣，沒有能夠列入朝廷“正經”之中，故而歷來受到相當程度的忽視。

依予所見，《大戴禮記》大量征引《周禮》、《逸禮》等古文經，完整呈現了儒家經世致用、廣大自由、光明瑰麗的學風道統、古典憲政之宏偉視野，完整呈現了晚周、秦漢直至盛唐、宋明，一以貫之的儒家政治、社會、人生哲學，完整呈現了漢儒歷經今古文末流之學派藩籬、門戶之見，直至漢末重歸“博采兼綜、經世致用”的儒家正大光明之學風道統之偉大歷史軌跡。今古文經學之薈萃、融通，兼綜為一，《大戴禮記》與唐代撰集而成、列為定本、刻于石經之《十三經注疏》同為古典憲政之垂范天下之基本文獻；《大戴禮記》本當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等，同列為儒家憲政思想集大成之作，巍然垂為“中國儒家經典傳承之正宗”，官學講授，私學修習，朝野傳誦，允稱巨典，漢唐文明得以不斷萃取其憲政精華，《大戴禮記》與《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等古文經所飽含的偉大憲政精神，以“敬天保民”、“君臣士大夫共治天下”為憲政哲學宗旨，歷“三公九卿制”、“大夫、士紳、鄉賢制”、“三省六部制”等憲政治理體系之沿革與逐步完善，奠定了中華文明長治久安、廣大自由、兼收并蓄、穩定繁榮、士農工商“四民并盛”、舉世獨尊的全球第一大國民經濟體與全球第一大繁盛文明的經濟社會規模、公共治理的文明典范與不斷復興、不斷新生的偉大歷史根基。

3，作霧自迷：趙宋以來“疑古學風”之積弊

凡衰亂之世，平庸學者不僅對固有文明傳統產生相當程度的懷疑、動搖甚至否定，連同支撐這一文明傳統、作為“普遍王道信仰”基礎的“基本文獻系統”也往往無端遭到懷疑、非議、否定和錯誤批判。

譬如北宋朝廷，不能收復幽燕，歲輸巨幣于遼；南宋更是偏安江南，山河破碎，朝不慮夕；偏偏學術思想界不思“拯救時艱”以“經世致用”，卻以“疑古”（譬如歐陽修等）、“新學”（譬如王安石等）為高。

與柳詒征、錢穆并稱“國史三大宗師”的繆鳳林先生（1898-1959）在《中國通史要略》極贊“有宋一代，百學昌明”，然“經學則頗變于古”，他援引王應麟《困學紀聞》卷八《經說》曰：“自漢儒至于（北宋）慶歷間，談經者守故訓而不鑿，《七經小傳》（劉敞著）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即《三經新義》，王安石著，強行頒為科舉取士的朝廷指定教材，峰按），視漢儒之學若土?！??？婙P林總評之曰：“（朱熹、弟子蔡沈等）莫不思以其說加之于漢唐諸儒之上。今存宋人說經之書，多于唐者，不啻十倍，雖其發明經旨，或非前人所及；要多自矜新義，不免空疏之弊?！泵稍胫髦性?，科舉制一用宋儒之說，漢唐經學之博大深湛，一變而為宋明經學之空疏、理學奢談心性之流弊，再混雜佛老之自私自了之談，儒家經世致用之弘旨，被遮蔽、被扭曲達千年之久！

《大戴禮記》作者王聘珍摯友、清翰林院編修汪廷儒在《大戴禮記解詁·敘錄》（即序言）中揭露曰：“昔朱子謂《大戴禮注》當是鄭康成所為。此疑辭，無實據?！敝祆湟慌芍螌W，常不加細細考證參究，便妄作狐疑，此理學之固有流弊也；譬如其治易經，《周易本義》開言即錯：“易本占卜之書”，乃錯誤定位，清儒胡煦《周易函書》、今人常秉義《易經圖典》言之甚明：易經乃伏羲炎黃堯舜歷朝天文官、史官記錄上古天文氣象物候歷法之書，被后世陰陽五行家、風水形勝家所附會，孔子著《易傳》力糾其偏弊，朱熹將其定位為“占卜”，大乖本義，史學宗師繆鳳林著《中國通史要略》謂之“經學積弊時代”甚恰。

不幸1644年建夷髡奴入主華夏，滿清軍事占領集團趁中國內亂而長期以高壓政策盤踞中國，以殘暴手段虜視華夏長達260余年，將遠承炎黃堯舜、近接漢唐宋明、推行四千余年以上的中國古典憲政制度體系，盡予廢除，士子一言“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即深深刺痛夷清軍事占領集團野蠻無學之底蘊，作者橫遭滅門之禍，如此毫無任何人道與合法性的殘暴政權，其籠絡天下精英知識分子的唯一手段，就是在僵化科舉制度之外，吹噓、粉飾其違背儒家學術根本宗旨“經世致用”的“考據學”，為“實事求是”之“扎實學問”，讓漢族知識分子皓首窮經、百無一用，根本沒有過問建夷髡奴“軍機”即國家大事的膽識、才具，使之成為被“乾嘉樸學”無形閹割的廢人。

當時占據經學統治地位的是古文經學，今文經學學者龔自珍、廖季平等人，目睹晚清國危民困的殘破局面，妄想以“孔子托古改制”的今文學派理路，重振夷清政治的內在活力，這已然距離孔子一貫憲政哲學和通經致用學風甚遠，更不幸的是，無聊文人康有為竊取其師廖季平的學術思想，胡亂寫出《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等荒誕不經著作，援引啟蒙進化史觀的淺薄論點，憑其嘩眾取寵、造成晚清政治開明重大挫折的“戊戌變法”而聲名大噪于海外，連同古文經內部的“革命派”章太炎的《訂孔》等非議孔子、雜糅諸子佛老印度、標榜小學以考據“國故”等昏亂思想，實則把孔子憲政哲學當成他們兜售其“變法”、“革命”主張的幌子，遭到保守的經學大師梁鼎芬、俞樾，開明的經學名臣張之洞等人的嚴詞駁斥，更遭到近現代國史宗師錢穆批駁。錢穆在《劉向劉歆父子年譜》、《先秦諸子紀年》、《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等輝煌巨著對其逐一駁斥，康、梁、章、胡諸人胡亂考據出所謂“劉歆、王肅、梅賾等人”、“遍偽群經”的近代學術冤案，被徹底洗清；北平主要大學的“經學史”課由于建立在“疑古”派基本結論上，被迫一一停開；顧頡剛主辦《古史辨》雜志，竟考據出“大禹乃一條蟲”，貽笑各界大方；博學通儒饒宗頤先生接辦《古史辨》第七期，見其所收論文，均抱持妄生狐疑、胡亂猜測的昏亂之見，遂毅然停辦這個昏亂雜志，但其流毒，由于胡適、傅斯年、顧頡剛等人長期竊據中國學術思想主流，陰魂始終不散。

著名美籍華裔學者林毓生在《中國意識的危機》等杰出論著中，進一步深刻揭露了康、梁、章、胡等紊亂荒誕的“國學思想”，實際上乃淵源于、表征著、大大加速了中國人由于夷清國困民窮而對孔子憲政思想所代表的“普遍王權”觀念（這是林氏擷取自西方學術的一個政治哲學概念，予謂之大一統古典憲政）及其背后價值信仰系統、基本文獻系統的大規模懷疑、扭曲、誤解、紊亂與崩潰。

蔡元培、范源濂等執掌中國教育部者，悍然廢除中國數千年讀經致用的偉大學統；伴隨科舉制的廢除，青年學子、普通大眾，已然完全生疏、隔膜于數千年文明傳承下來的經史子集基本文獻、儒家道德信仰，胡適、陳獨秀、錢玄同、魯迅、吳虞等人，才能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對祖宗遺產“趁火打劫、以售其奸”，標榜“禮教吃人”、“必須死心塌地學習西方”、“全盤西化”等錯誤主張；為了建構其政治與學術的“合法性”，他們悍然將儒家“民貴君輕”的偉大憲政道統，肆意歪曲、野蠻判定為“吃人”、“封建專制”、“一團漆黑”，由于政治勢力刻意的“去中國化”和傳媒勢力（報章、影視劇之類）刻意渲染“厚黑學的歷史觀”，充斥中國百姓心目之中的“古典文明”，除了宮廷奪權、后宮淫亂之外，一無所有；中國古典憲政體系、儒家憲政思想真相、經學傳承，這些維系全民族數千年屹立不倒的偉大文明根基，被攔腰斬斷而蕩然無存，愚昧大眾、幼稚學生、蠢笨教授們，只能在“全盤西化”的啟蒙頑固教條下，仰洋人鼻息、東騙西騙；在政治上顛沛流離（在美俄歐日之間徘徊不定），在相互殘殺（反右、文革）或相互撫摸（某諾貝爾獎獲得者批語）下，奄奄了此殘生了。

王聘珍一生坎坷而寂寞，巨著撰成，無資予以刊刻，死后三十年，才由其侄子王嘉會等人籌資出版。

其侄“后記”謂：“先伯生平，學豐遇嗇，……所侍以不朽者，惟在此書?！痹史Q恰切沉痛也。

觀當代版本（1983）點校者所撰之“前言”， 對作者生平、成就等最緊要事體，語焉不詳；卻對胡亂“考據”作霧自迷的所謂“歷史疑案”、一大堆“疑古”、“辨偽”等夷清及近代學術垃圾津津樂道，讀者可棄之不用、不予理會。

4，《大戴禮記》：儒門巨子之憲政探討

如果說《小戴禮記》以較大篇幅探討古代“禮制”、即公共倫理、儀節制度等內容，因而“禮治”與“禮節”并重的話，那么《大戴禮記》則直面“更根本、更緊要的問題”，重點探討華夏“禮治”，即中華古典憲政制度體系及其憲政精神宗旨。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嫻熟引用《周禮》、古文尚書、左傳等“孔壁古書”所載一系列珍貴歷史記錄，根本不理會閻若璩等所謂“乾嘉時代之考據派、疑古派”那些妄作狐疑的昏亂結論，顯示了一位杰出學者的遠見卓識，將《大戴禮記》的偉大憲政精神，揭示無遺。

因《大戴禮記》前三十八卷亡佚，今本《大戴禮記》從卷三十九“主言”開始，生動刻畫出孔門師生推闡大道之誠，弟子求學之恭謹、孔子施教之精妙：

孔子閑居，曾子侍。

孔子曰：“參！今之君子，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其至于君子之言者，甚希也。於乎！吾主言其不出而死乎？哀哉！”

曾子起曰：“敢問何謂主言？”

孔子不應。

曾子懼，肅然摳衣下席，曰：“弟子知其不遜也。得夫子之閑也難，是以敢問也?！?

孔子不應。

曾子懼，退負序而立。

孔子曰：“參，汝可語明主之道歟？”

曾子曰：“不敢以為足也。得夫子之閑也難，是以敢問?！?

孔子曰：“吾語汝。道者所以明德也，德者所以尊道也，是故非德不尊，非道不明。雖有國焉，不教不服，不可以取千里。有博地眾民，不以其地治之，不可以霸主。是故昔者明主內修七教，外行三至?！枪蕛刃奁呓潭喜粍?，外行三至而財不費，此之謂明主之道也?！?

此篇名“主言”者，乃“君天下之言”也。

《曾子》曰：“圣人為天地主、為山川主，為鬼神主，為宗廟主?！焙喲灾?，主言乃安定天下、主宰天下之言，非士大夫任職受事之言，乃憲政之言者也?？鬃娱e居，哀此大道之言日益“?！保ㄏ∩伲┮?，乃喟然浩嘆也。

曾子乃孔子周游列國歸魯后所收門下之晚近弟子，由于才藝資質平平，被孔子評價為“魯”（《論語》），即愚笨之意?？鬃娱e發感慨，曾子先是陪侍而魯莽發問，孔子不答；曾子懼師教之嚴，起身再問，孔子仍不答；直至曾子倒退至學宮東墻下，誠惶誠恐，再三而問，孔子乃告以肺腑之言也。

孔門施教之精湛，可見一斑：尋常之探問、魯莽之提問，若再報以尋常之答，資質平平之凡人，如何能震悚而聽之，刻骨銘心而志之？孔子默然，秘而不宣，惟當其震悚、鄭重、全身心投入，乃告之。

5，民治乃儒家禮治（憲政治理）之精髓

孔子告以“主言”之根本、憲政之精髓，在“道”與“德”即教化之治（禮治）。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以下稱《解詁》）援引子思《中庸》、《周禮》諸圣典，將孔子“道德”之意予以精粹之詮釋也：“《中庸》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達道者，大道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尚書》（古文尚書之“舜典”）謂之“五倫之教”，即人間生活的根本秩序，有天地生民，必有此“五倫”，無論社會經濟境遇如何變遷，滄海桑田如何巨變，不能動搖其根基，故謂之大道；知（智）之傳承、仁之寬惠、勇之擔當，乃三達德（大德），即運行上述五倫大道之文明精神，智慧之省察、仁愛之包納、勇毅之自任道義，將天下家國、天地萬物摶合為燦爛一體，故而孔子極力推尊此“道”、此“德”之足以取千里之地、致億萬之民，使之上下井然、怡然歡洽、恭敬有禮、長治久安、天下太平者也。

曾子緊追不舍，再問政教之“明”，即孔子所謂“不勞、不費”之施政訣竅，何在也？

孔子“揪然揚眉”，諄諄再告：“昔者舜左禹而右皋陶，不下席而天下治。夫政之不中，君之過也。政之既中，令之不行，職事者之罪也。明主奚為其勞也！昔者明主關稽而不征，市廛而不稅，稅十取一，使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此六者取材之路也。明主舍其四者而節其二者，明主焉取其費也！”簡言之，儒家憲政、教化之“明”，首要在經濟上安民、惠民，即關、市、山、澤，寬免賦稅，使民生蘇息、市場繁榮，田賦、勞役均受到國家法制的嚴格限制，不能橫征暴斂、盤剝、靡費、魚肉百姓，如此，明主“不勞”、“不費”而天下大治；而這一切的“憲政責任”，在“君”、在“職事者”，而不在百姓；國家橫征暴斂、百姓民不聊生，罪責在上層。如此，儒家憲政之民生主義、民治主義，燦焉呈現。

揆之柏拉圖《理想國》將城邦人民分為哲學王等統治者、軍事貴族（城邦保衛者）和商人、工匠等普通民眾、沒有選舉權與充分人身權的外邦人、奴隸等五個等級，以統制財產乃至妻室等專制獨裁方式奴役人民之“烏托邦”，開啟古今殘暴專制制度先河之本質昭然若揭，卡爾·波普《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言之甚確；羅馬帝國之殘暴壓迫殖民地、基督教帝國之殘暴迫害異教徒、近代西方殖民帝國殘暴壓迫非西方殖民地、當代世界各國以“GDP崇拜”、經濟周期為幌子、金融戰爭、貨幣戰爭為實質手段、瘋狂聚斂世界財富、肆意摧殘全球生態系統與文明傳統的罪惡行徑，儒家新政思想所締造的、漢唐大一統憲政制度常三十稅一、四十稅一的偉大文明制度，其高下真不啻霄壤也！
針對曾子進一步追問“何謂七教”、“何謂三至”，孔子為其條分縷析、深入揭示曰：

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上樂施則下益諒，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好德則下不隱，上惡貪則下恥爭，上強果則廉恥。民皆有別則貞，則正亦不勞矣。此謂七教。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教定是正矣。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則何物不正。是故君先立于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壹，女僮，婦空空，七教之志也?！枪适ト说戎远Y，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棄惡也如灌。

儒家憲政思想，在于以“七教”來“責上以順下”，即站在人民立場上，督責社會上層來履行、來表率公共責任、憲政責任，而非如全盤西化派、新文化派之信口雌黃，污蔑儒家為“刻意維護封建等級秩序”，此彌天大謊，在這段經文面前，立刻扯去畫皮、現出原形——
孔子告曾子，所謂儒家憲政者，自天子以至士大夫等社會上層，必須“先立于仁”即以己德己責為表率，來感化民眾，舉凡孝悌仁義之“民德”，必以社會上層之敬老順齒、樂善好施、尊賢用賢、清廉不貪等“官德”為先決條件，君行仁政，大夫忠于職事，士子誠信教人，民風敦厚，工匠樸拙，商賈有德，未嫁之女若僮仆一般天真無知，已嫁之婦恭謹無求，敬奉夫婿，如此，圣賢明君以“禮”治理天下，樹立道義于家邦，推行和順于文明生活之方方面面，百姓棄惡揚善如同清水灌溉莊田，萬物繁茂無間也！

6，選舉賢德：中國自古為憲政法治國家

孔子告曾子：“昔者明主之治民有法，必別地以州之，分屬而治之，然后賢民無所隱，暴民無所伏。使有司日省，如時考之，歲誘賢焉……”王聘珍《解詁》援引儒家憲政思想之淵藪《周禮》等文獻，精辟揭示了中國古典憲政治理的重要環節——選舉制度，即《大戴禮記》所謂“有司……歲誘（進）賢”制度：“有司，謂《周禮》鄉大夫之屬……日省時考，謂四時孟月月吉日，聚眾讀法，以考其德行道義，糾其邪惡過失。誘，進也。誘賢，謂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義，而興賢者、能者?！?

《周禮》最具古典憲政制度特質者，在地方官“鄉大夫”考核制，即“三年大比”，即審查地方官選拔、推舉、歷練、試用每年各地方的“賢德者”的職責履行狀況，《禮記》所載“鄉飲酒禮”即與此相關：每年定期，鄉大夫與地方父老，相聚飲酒，恭敬行禮，典禮兩項重要內容，一是宣讀法令，一切政務，無不公開，此鮮明凸現了中國自古為“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國家；一是選舉人才，將地方父老推舉、鄉大夫歷練過的青年才俊，公開列入花名冊，上報中央政府，以備錄用，謂之“歲貢”之士。

古典憲政制度的核心，一是養民惠民，各種賦稅勞役，均予公開，公平攤派，以“法令”宣讀的形式，公布于眾，政無所隱，眾目睽睽，群起監督，中央政府隨時、定期督責、監察，貪官污吏，何由滋生？一是公開選拔青年才俊，由鄉大夫予以考核、試用，登錄花名冊，公平推舉于朝廷，人才憑賢良方正而入選，無朋黨之患，無賄選之憂，古典憲政制度之完善，構成中華文明數千年合理有序、穩定繁榮之根基。

古典法治嚴明，選政合理公開，百姓家給人足，自然守法奉公；子弟教化有道，晉升有路，青年才俊從質樸的鄉村社會，不斷被貢舉、進賢而源源躋身中央政府，榮耀父母、宗族、鄉邦，如此，禮治、德治、法治三者融為一體：禮治乃古典憲政之精神秩序，予所謂“文明傳播秩序”者也；德治乃地方政府、鄉邦社會之融洽自治；法治則由中央政府主持，頒布法令，自天子以至庶人，一體遵行：天子詔書，宰相府、六部尚書等文治政府可予封駁，不予執行；御史臺等中央地方監察機構，上監天子、下控百官；各級言官、士紳清議、百姓訴愿，均可直達朝廷、天子，禮治、德治、法治的完備體系，自炎黃堯舜、中經夏商周三代踵事增華，綿亙數千年而屹立不倒，孔子據此而巍然創立起儒家憲政哲學（道統），此番在《大戴禮記》中，向曾子反復申明：“有司日省，如時考之……使之哀鰥寡，養孤獨，恤貧窮，誘孝悌，選賢舉能，此七者修，則四海之內無刑民矣?！薄妒酚洝ぶ鼙炯o》記載曰：“周公制禮作樂，成康之世，刑錯四十年不用”，諒非虛語，乃古典憲政秩序、文明教化機制，長期完善推行的美好效果：刑罰制度雖設，但四海清晏，人民守法，刑法措置不用，長達四十年之久矣！

儒家憲政思想的核心在于尊賢、選賢、用賢?？鬃俞槍υ印昂螢槿痢敝畣?，耐心予以剖析：

孔子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粽呙髦鞅M知天下良士之名，既知其名，又知其數，既知其數，又知其所在?！?

王聘珍引《周禮·鄉大夫職》：“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庇忠抖Y記·射義》：“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闭f明天子、諸侯、大夫、鄉老、群吏負有“憲政職責”定期（歲貢）向天子朝廷舉薦人才，選任賢德，天下士子晉升有路，百姓見弟子才俊文質彬彬，立于天子之側、廟堂之上，必心悅誠服而天下大治也。

孔子以綿密精致的邏輯、謹嚴有序的論證、華麗斐然的文采，暢論斯旨曰：“明主因天下之爵以尊天下之士，此之謂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因天下之祿以富天下之士，此之謂至賞不費而天下之士悅；天下之士悅，則天下之明譽興，此之謂至樂無聲而天下之民和。故曰：所謂天下之至仁者，能合天下之至親者也；所謂天下之至知者，能用天下之至和者也；所謂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此三者咸通，然后可以征。是故仁者莫大于愛人，知者莫大于知賢，政者莫大于官賢。有土之君修此三者，則四海之內拱而俟，然后可以征?！?

孔子真不愧為晚周時代中華文明之集大成者、古典憲政思想的瑰偉宗師，其思維之淵深綿密、道德文章之恢弘廣大、富麗堂皇，蓋曠古絕今者也！

《孔子圣跡圖》謂孔子誕生，蒼天降下“鈞天圣樂”以賀，蓋均衡天地、熔鑄古今，非孔子至圣先師而誰耶？

王聘珍以清代儒者罕見的膽識、才具、功力，將中國古典憲政思想一以貫之的制度紀錄、文獻紀錄一一援引、論列，將孔子憲政思想予以淋漓發揮，一舉將“疑古學派”打入“學術冷宮”的古典憲政文獻，一一“解放”、激活，真超邁前賢，后繼乏人者也！譬如，孔子論曰“至禮不讓而天下治”在于“爵祿賞賜之明”，王聘珍援引《周禮·太宰職》并予以精確詮釋曰：“爵，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也。尊，貴也?！短茁殹吩唬壕粢择S其貴，祿以馭其富?！盵18]非常精辟地詮釋了孔子“至禮不讓”的深邃憲政治理思想：爵祿乃天子朝廷控馭貴戚勛舊的根本機制，天下之士有功于朝廷、百姓，天子以爵祿尊之富之，使之為天下百姓所矜式；天下之士奮然興起，報效國家，官居宰相、三公九卿、大夫、士之榮耀地位，執政于朝廷，自治于鄉邦，上限天子非法，下控百姓非為，君臣百姓彼此綱維，古典禮制作為古典憲政制度體系的穩固維系，絲毫不可紊亂，儒家一貫主張“遜讓”，但此處“至禮不讓”之法治精神、憲政精神，巍然燦然浮現，雖無聊文人以“吃人”厚誣之，又何損乎吾儒家憲政體系之盛德光輝耶？！

《大戴禮記》直截了當地揭示出儒家憲政思想之根本秩序，王聘珍《解詁》更以緊湊而綿密的文獻征引加以詮釋，將孔子、子思、孟子、董子之儒門巍然憲政精神，將“圣學血脈”及其背后的燦爛文明體系的制度支撐——古文尚書、周禮等垂世憲政巨典一一精確展示出來，所有華夏觀念、制度、文獻、詮釋完整一體，直接凸現了中華文明廣大自由、光明瑰麗的文明巔峰！

概言之，古典憲政之三要點，在孔子《大戴禮記》與王聘珍《解詁》之間若合符契、毫厘不爽也：第一，古典憲政之王朝合法性的基點，在于執政者（上層）與百姓（下層）之間彼此相親之“至仁”，孔孟儒家反復以“仁”之“天下至和”之憲政觀念，來締造、建樹、維系大一統中華文明之協調一致也。名賢王聘珍援引《小戴禮記·經解》曰：“上下相親謂之仁”，更征引《逸周書·王佩》曰“化行在知和”、《逸周書·大開武》曰“維王其明用開和之言”、孔注“可否相濟曰和”、古文尚書《舜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云云，精妙詮釋了孔子“三至”之第一“極致”即“仁者莫大于愛人”之憲政精神底蘊；

第二，古典憲政制度的最大表征，在于“至知（智）”、“至明”即選舉制度?？鬃釉唬骸八^天下之至明者，能選天下之至良者也……是故……知者莫大于知賢，政者莫大于官賢”[20]，即天子朝廷、三公九卿、鄉老大夫、士紳群吏，均嚴格執行尊賢、選賢、用賢之憲政選舉制度，以嚴明法治控馭百官守法，使“官賢”即選拔賢德以官之，不斷裁汰庸濫貪腐之官，選拔任用清正賢德之人，是之為“德政”、“至政”。

第三，內用憲政、禮教、德治以致其天下之至和，外以德威君臨華夏、包容四夷，以致其天下之至正，則夷狄之邦、天下萬民，仰慕德教而欣然來朝，天子朝廷，修此“三至”而“萬邦協和”者也。

……

憶昔北宋名儒張載，嘗以兵法干謁知西北軍事之名臣范仲淹，仲淹以子思《中庸》一編授之，告以“儒者自有名教樂處，何以兵為？”張載恭敬拜受，持回讀之，煥然領悟：原來儒家可以如此廣大浩瀚、光明瑰麗、挺拔不屈，張載因此發奮讀經，終成一代巨儒，其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垂之不朽者也！仁乃天地之心，義乃生民之命，孔仁孟義，安定國家民族，灌溉人類精神，萬世太平是賴也！

《雪落琴弦》（毛峰詩選）

雨滴

在某個單調的

樂句上，往返行走

少女

在一條躺于荒草中

的小巧鐵軌上，起舞

閃電

擊碎童年夢湖上

所有完滿的

星光

雪，不盡的雪

葬我于千里潔白

覆蓋我周身

所有敞開的音節

（1993年7月19日，晨9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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