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功近利的啟蒙獨斷化的、片面狹隘的西方式近代工業化，造成全球生態-社會-人文災難，印證了中華文明在數千年歲月中錘煉而出的宇宙自然哲學與歷史人文哲學之偉大真理性洞見：人類從大自然和天賦良知中不合理攫取的任何一份物質和精神資源，大自然和人類道德良知以及社會系統，就必然要付出雙倍乃至更多倍的慘重代價！

這一迭經伏羲、炎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等往圣先賢一再闡發的偉大真理，在晚周秦漢時代達致輝煌，其標志性成果之一，就是奉孔子儒家學說為根本標尺，融貫諸子百家智慧，吸取秦亡漢興的歷史巨變時代的傳播經驗，開創華夏文明儒教大一統的偉大思想家董仲舒。

董子不朽巨著《春秋繁露》以及清代學者蘇輿所撰“義證”，全面體現孔子《春秋》之歷史哲學、政治哲學，同時參以孟子義理學派和荀子禮教學派的精華，創造性地吸取道家、陰陽家、名家、雜家等豐富智慧，開創出儒家詮釋經典文獻與歷史實踐的博大堅固的“經學傳統”和“史學傳統”，為中華民族的高度凝聚力和傳播力奠立了不朽根基。

清末學者蘇輿（？-1914）所撰《春秋繁露義證》取義弘深、舉證詳密、闡發精準，不愧為儒家偉大經史之學的最后傳人，該注釋善本，巍然凸現董仲舒思想對炎漢文明創制垂憲所起作用、周秦漢初之際中國思想界之百川匯聚、朝宗大海（儒教）之文明傳播之深層機制，憑此可窺漢唐宋明之道、學、政統，可謂南山捷徑也！

1，《春秋繁露》：普世一貫的大一統王道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卷一開篇詮釋董仲舒命名自己不朽巨著為《春秋繁露》之深廣義蘊曰：

《周禮·大司樂》賈（公彥）疏云：前漢董仲舒作《春秋繁露》。繁，多；露，潤。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南宋《館閣書目》云：《逸周書·王會解》“天子南面立，冕無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聯貫之象?！薄洞呵铩穼俎o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諸比?！妒酚浰麟[》及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說同。

董仲舒極推重儒家名教、大道綱常，立書名為“繁露”，唐儒賈公彥注疏《周禮·大司樂》時解釋“繁露”之義蘊為“為《春秋》作義，潤益處多”，疏解極其精辟?！胺甭丁币粫诟鶕洞呵铩妨x法，指點華夏文明垂憲立法的根本機制，其天下政教長治久安之潤澤益處，多如時雨繁露，仲舒命名己書之深意，至此鮮明無疑。唐宋名儒諸說皆大體相同。南宋《館閣書目》引申疏解出古天子所戴冠冕之垂“繁露”潤民，更增優雅趣味。

蘇輿注解《繁露》用力精勤，但不免稍稍沾染清末考據學之瑣碎陋習。他依據《漢書·藝文志》無此書名、隋唐《經籍志》始有此書名，遂判唐宋諸儒之說為“近傅會”，稍嫌武斷魯莽。儒者立名之本義，在于潤澤人世，即使《繁露》一名真如蘇輿所言，非仲舒自定，為后世學者從書中一篇“蕃露”中采擇而定，即使如此，亦無關“繁露”立名之宏旨。清末民初之疑古派考據，徒然虛耗精力于瑣碎可疑之推斷，反而傷害了儒學“通經致用”根本，動搖、轉移了人們對古典文獻以及華夏憲政的深刻信念，以至后來形成“疑古辨偽的學派陋習與錯謬偏見”，竟然宣稱“古書幾乎無一書不偽”的荒謬說法！考據主義、實證主義以自作聰明的“小疑小辨、小考小據”開端，而最終落入“破碎大道、毀棄綱?！敝枷敫厕H，不可不深自警醒而痛予戒除也！

董仲舒深于孔子《春秋》歷史哲學之宏旨，在《繁露》第一篇“楚莊王”中，詮釋楚莊王殺陳國篡權大夫夏征舒、《春秋》何以貶楚莊王，乃因“不予專討也”，即不贊同其作為諸侯，擅自興師伐罪、僭越禮制而行天子之權。仲舒憑借詮釋《春秋》對晚周重大政治事件的深刻歷史評價，進而發揮出華夏歷史哲學之精義：

春秋之辭，多所況，是文約而法明也?！ü剩┰唬捍呵镒鸲Y而重信。信重于地，禮尊于身?！呵镔t而舉之，以為天下法，曰禮而信。禮無不答，施無不報，天之數也。

華夏文明之傳播秩序，就在“尊禮重信”這一最高價值設定上，擴而充之，就是“仁義禮智信”這五常信念，這一信念支撐起華夏文明的公共信仰體系（道統）、公共教化體系（學統）和公共服務體系（政統），三者生成人性準則、規范人本憲政、培育人文秩序，合成華夏文明與人類文明之長治久安。

《春秋》順承《尚書》、《周禮》等華夏民主制之古典憲政精神，特舉“禮”和“信”為一切社群關系、政治關系、公共關系的準繩，為仁、義、智等公共秩序的核心表征，西周禮制下規范天子諸侯關系（中央地方關系）之“禮”，規范人際關系之“信”，作為古典憲政的制度形態，得到普遍遵守奉行，則“天之數”亦即天之道得到捍衛，一種文明不僅能穩定繁榮，更不斷擴大、昌盛也。
董子深察古今之變，乃謂：

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是故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成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矣。故圣者法天，賢者法圣，此其大數也。得大數而治，失大數而亂，此治亂之分也。所聞天下無二道，故圣人異治同理也。古今通達，故先賢傳其法于后世也。

余自幼受西方啟蒙獨斷主義主流史學所謂“歷史進步論”的教育熏染，懵然不知“奉天法古、古今通達”之儒家大道思想，待歷驗人世、深加思考，乃渙然冰釋，徹悟啟蒙進步論之大謬不然也：外在社會形態、規模、法度等變動不居，乃人世常態，此之謂“術”，即文明的器物層面，常予人古今之際巨變、屢遷的粗淺印象；然而，深察體悟文明器物背后的深層義理，即“道”之價值層次，則古今中外，普世一貫，徹始徹終，絲毫未嘗變遷！

展閱品味、沉潛涵詠《尚書》、《周禮》、孔子、孟子、荀子、莊子、老子、列子、陸賈、董子、司馬遷等不朽名論，再參酌體悟、借鑒比照柏拉圖《斐德若篇》、《理想國》、馬可·奧勒留《沉思錄》、塞涅卡《哲學的治療》、但丁《神曲》、惠特曼《草葉集》等西方巔峰之作，你會發現：每個人的心靈，都面對著一個本體同一的內外世界，這個世界不分古今、不分中外，永恒如一，董子《天人三策》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春秋繁露》所謂“古今通達”，其“術”、其“權”之變動不居，根本不能搖撼其道體（天之法度、人之本性）之自我統一、亙古不變、普世一貫也。

目擊今日全球文明之危機，灼然而知當今危機的根源，在于“道”（普世人文價值）之義理不明，而“術”之紛歧淆亂也：天道自然生態秩序穩固有序、能量守恒，人類自然、社群本性穩固有序、良知不朽，文明傳播之兩大根本秩序，均穩固有序、博大堅卓，則由此根本性的文明傳播秩序中，才能逐步孕育、生發、擴展出文明外在形態——器物、法度、權變、規制細節等外在方面的“真實進步”，而非僅僅當代全球文明注重之“經濟規模進步”也。

“道”（普世價值）不明，則術之悖理之變，常常觸發自然秩序和社會秩序的紊亂乃至崩潰。董子所言“天之大數”、“治亂之分”，恰如此前2000年之《尚書》所言：“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恰如此后2000年之公元2016年之全球文明大危機：自然生態系統、公共服務系統（物種、人口、資源、財富等）的均衡而舒緩的流動，被最近200年工業化、城市化完全打破，貧富如此懸殊、生態被人類盤剝、摧殘到如此地步，那么，上天賦予人類的一切自然恩惠（“天祿”）均岌岌可危，而依賴自然的脆弱“人祿”（不合理不公平不均衡的全球財富及經濟繁榮）又能保守多久呢？

為《繁露》進行注釋的清末學者蘇輿，援引晚周秦漢著名經傳《韓詩外傳》對“古今一如”說，進行精湛論述道：

夫詐人者曰：古今異情，其所以治亂異道。而眾人皆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于其所見猶欺也，況乎千歲之后乎？圣人以己度人者也。
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類度類。古今一也。類不悖，雖久同理。

宣稱古今異情、治亂異道之啟蒙“詐論”，之所以能行欺騙性的宣傳，即在于大眾愚昧無知，眼前現象尚不能分辨，更無力辨析自遠古至未來即“歷史長時段”內人類文明傳播的規律、秩序。唯具有較高智慧的人（圣賢、哲人、智者），才能“以己度人”，亦即運用生命現象學（以己度人之深湛生命體驗與對現象的穿透式領悟力）和人文主義認識方法（陳寅恪所謂“同情的了解”）掌握古今文獻、治亂興衰之精髓，才能洞悉人類文明傳播的深層秩序與普世一貫的大一統價值奧秘。

古今一如、普世一貫的價值認知，最早在伏羲《河圖易經》哲學-科學-人文體系、炎黃堯舜憲政時代即已成熟，更在晚周孔、孟、荀、老、莊、列子、墨子等各派哲學中繽紛呈現，此刻，遭遇秦楚漢之交社會巨變的陸賈、董子、司馬遷等，再度予以確認：《尚書》“協和萬邦”的理想，孔子“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信念，《太史公自序》所言“通古今之變”之“通”，均宣示著中華文明的一個根本道德信仰、文明憲政秩序的根本哲學基礎。

宇宙本性、人類本性，萬古如一、穩定不變，無所謂古今中外，無論種族、信仰、生活方式的表現形式如何紛岐變幻，但其本質，始終如一。因此，“一視同仁”就成為中華文明的最高憲法哲學，“視”即平等看待天下一切生命體（從天子到庶民，從生存者到已逝者、未來者，從人類到宇宙萬物），“仁”亦即一切生命體之間的深廣交流、感通、憐惜、價值共享與傳播，就成為華夏文明第一要義！

華夏古人遭逢晚周固有憲政禮制體系的崩潰，各種新勢力（如五霸）、新學說（如法家）肆虐其“詐人”之力以兼并、攻取、屠殺，文明傳播秩序瓦解崩壞，新舊交替（秦亡漢興）造成的生靈涂炭、社會殘破等災難，使人們在喘息之余終于認識到：文明外在層面（器物技術）的“悖理之變”（秦用法家詐力之說以推行暴政），不僅重創文明秩序，更令人民生命財產遭受巨大損失和無盡痛苦，大眾終于驀然警醒、幡然悔悟，懂得了古今一如、普世一貫之義理，懂得了保守、珍視、繼承道統（儒家普世價值體系），懂得了循序漸進、溫故知新、斟酌損益地擴展文明，懂得了以博大深廣的價值秩序感，穩步均衡地擴展人類文明，才能避免動蕩，才有利于文明傳播秩序的重整，各種傳播失衡、傳播斷裂，最易觸發文明滅絕，應設法力避！

于是，晚周諸子分歧雜陳之說，至秦漢之際漸趨匯聚，合流為陸賈之《新語》、賈誼之《新書》、董子之《繁露》、司馬遷之《史記》等一代名儒俊彥之確論：中華文明必以儒家思想為正統，以道家、陰陽家、名家、雜家之說為補充，吸取眾家合理因素，同時蕩滌法家暴虐愚民之說、墨家宗教之說、楊朱極端利己之說等，穩固協調全社會之公共信仰、公共教化與公共服務體系之傳播秩序，以“休養生息”、“敬天保民”的憲法精神與憲法機制，力避一切“古今異道、除舊布新”之紛亂邪說，以儒家思想穩固協調人心，同時博采道家、陰陽家、名家、雜家等“息事寧人”之說之合理因素，以“古今一如、普世一貫”之價值秩序，均衡協調人類文明的一切活動，這一普世價值的文明傳播秩序，不僅開創出漢唐文明的千古輝煌，亦足以解救今日惶惑紛亂之全球文明于倒懸也！

2，全球文明新生：古典憲政秩序的重整與更新

董仲舒在確立儒家道統、學統、政統之古今一如、普世一貫，其“道”體恒久不變之巍然燦然之博大義理后，繼而深入探討文明傳播秩序在器物、法度層面即“術”上的傳播秩序、變革規律?！斗甭丁こf王》曰：

春秋之于世事也，善復古，譏易常，欲其法先王也。（宣十五年傳：“上（尚）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福憾友灾沃胤ü?。其《對策》亦云：“春秋變古則譏之?！睗h世儒者，多循其說?！敦曈怼肥瑁?

“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于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稍仿古以自節焉?！保袼^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變其理……故必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者，無他焉，不敢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若夫大綱、人倫、道理、政治、教化、習俗、文義盡如故，亦何改哉？（申制度之可改，以明道理之決不可改?！抖Y大傳》云：“不可得而變革者，親親、尊尊、長長，男女有別?！保┕释跽哂懈闹浦?，無易道之實。（《鹽鐵論·尊道篇》：“……師曠之調五音，不離宮商。圣王之治世，不離仁義。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上自黃帝，下至三王，莫不明德教、謹庠序、崇仁義、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修而昌，秦王變法而亡?！保茷閼旄闹?，樂為應人作之?！乙院驼?，且以興德?！瓚渲螘r，制禮作樂以成之。成者，本末質文皆以具矣。（《禮·樂記》：“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保┦枪首鳂氛弑胤刺煜轮紭酚诩阂詾楸?。

董子所謂“改制不改道”之大一統主張，恰道出文明傳播在外在形態（“徙居處、更稱號、改正朔、易服色”之類）上的變化形式，其“傳播發散”效果是：憑借王宮、朝廷等政府所在地建筑之規制變化、天子諸侯公卿大夫百官群臣等稱號、禮儀的變化、年月紀歷等天文歷法的變化、朝廷命官、庶民服色的變化等外在形式，昭告天下——新王朝已經堅固樹立，萬民掃蕩晚周之亂政、暴秦之殘政，一一重新歸返華夏文明之正統（伏羲炎黃堯舜周公孔子一以貫之之古典憲政精神），人人當鼓舞奮進、日新其德，《禮記·大學》所謂“新民”，即更新人民道德、改進社會風習，掃除貪鄙政風民氣，使華夏文明煥然一新也！

余告諸生：吾華夏文明自伏羲炎黃以來，一萬年綿延傳承不息者，端賴吾儒家經學、史學傳統之秩序井然、巍然屹立、一絲不亂也。試觀《春秋繁露義證》之首篇《楚莊王》論道不變而禮樂制度因治、時變遷而改制之義，寥寥數頁間，孔子《春秋》公羊經傳、董子《對策》、《繁露》、《漢書·貢禹傳》奏疏、《禮記大傳》、《鹽鐵論》、《禮記·樂記》等晚周秦漢文獻一一引述其間、彼此印證，蘇輿更援引漢唐宋明諸名儒以詮釋之，天下何等文章能如此秩序井井、統系分明、詮釋真確、斷無可疑耶？

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秩序、制度沿革、斟酌損益之憲法精神，一一呈現古典經史傳統中，天下執政者，倘能稍通經術，即可與董仲舒、弟子貢禹同一見識，即“盡如太古難，宜稍仿古以自節焉”，意謂：恢復太古很難，但可以有節制、有次序地“仿古”更化，重整天人秩序、崇起禮樂教化，在確立儒家仁義禮智信之公共信仰體系、詩書禮樂易春秋之公共教化體系，進而在梳理、培育人類共享價值秩序的基礎上，變而通之，采擇吸取華夏文明古典憲政制度之公共服務體系，借鑒西方近代憲政體制之若干優點，同時剔除各自若干流弊，則中國改革開放、民族復興之偉業，必走上穩定、協調、繁榮之大道，全球文明之振刷積弊、重獲新生也！

方今重整天人大一統秩序，最急莫過于對普世價值之道統、學統、政統之重新梳理與重新確立也：西方近代啟蒙主義、自由主義主流輿論，將人類本性偏執鎖定于人權之伸張、人欲之滿足、人財之保障上，從而嚴重忽視了人類道德良知之確立、培育、養護，造成當代社會道德淪喪、法令滋章卻盜賊多有的危險局面，全球文明傳播秩序的嚴重失衡（貧富懸殊、急功近利）與嚴重斷裂（生態滅絕、恐怖襲擊）與人性的內在迷失，相互激蕩、亂上加亂，攪成一團！董仲舒處秦亡漢興之大亂時代，毅然決然以重整天人、再鑄儒家道、學、政之三統，作為深湛賦予社會、人生以博大秩序感之突破點，進而穩定樹立起華夏文明傳播和一切人類文明之內在嚴整秩序之前提：

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惡惡之性，可養而不可改，可豫而不可去，若形體之可肥臞，而不可得革也?！又谖徽咧荒芤詯悍艘?，是故簡六藝以贍養之。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美，易春秋明其智。六學皆大，而各有所長。（《漢書·儒林傳》云：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至治之成法也?！犊锖鈧鳌罚撼悸劻浾?，圣人所以統天地之心，通人道之正。）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書著功，故長于事。易本天地，故長于數。春秋正是非，故長于治人。能兼得其所長，而不能遍舉其詳也。（所謂讀書通大義。如《大戴禮記·保傅篇》所云：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是故善為師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

董子精湛于孔子“性近習遠”之說，深知人性含善惡兩端，唯有嚴謹養護之，乃能棄惡從善也。養護培育人類善行的根本，在于儒家“六經”亦稱“六學”。仲舒言《詩》《書》足以規范（序）人生志向、意欲，《禮》、《樂》可醇厚完美人生之德行，而《易》、《春秋》則足以使人類通達天地萬物、歷史沿革之智慧。

儒家之地位，猶如古羅馬帝國憲政體系之“保民官”，其憲政作用，更遠超其上：儒家在朝廷，為天子三公三孤、冢宰上卿、太子師傅，反復訓誡天子朝廷“在位者不能以惡服人”之華夏價值信念，王侯將相、群臣百官，只能以古典憲政精神之價值準繩——“敬天保民”來養育、愛護、治理人民，所以儒家學者，以其朝廷師傅、政府教官的尊貴地位，以“六經”儒學來教育、培養、督導天子、太子、百官，使之愛民勤政、自我約束；儒家在士農工商之“四民社會”中，為士紳、庶民之統領、表率、老師，以“六學”教育、訓導萬民，使之安于職守、自我修身。如此，上下綱維、天人歡悅、協調凝聚，永葆穩定繁榮也。

公共信仰體系與公共教化體系經儒家確立，華夏古典憲政之公共服務體系，遂獲得依法運行、法度嚴明之價值保障與制度保障，董子謂之“圣化”：

省其所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勞而身大成，此之謂圣化……（《禮記·保傅篇》云：天子不論先圣王之德，（則）不知君國蓄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是古天子習經之證。）

人能隨時省察自身所修為，則學問人品皆可大成也：寄身天子、大臣之高位，則可君國養民；托身士農工商之平民，亦能安己安人而不虛此生也?？杀虍斒罊噘F階層，不悟儒家道義，肆意為非作歹，或身陷囹圄，或逃竄海外；小民無知，迫于生計，或蠅營狗茍、身殉名利；或鋌而走險、以身試法，法令律條高達億萬條，猶不能禁制、壓抑官民為非，誠乃道義不明而萬事皆亂也。

仲舒曰：“春秋修本末之義，達變故之應，通生死之志，遂人道之極也?！狈浇袢蚬步袒w系（學校、家庭、傳媒、人際社群等）之流弊，在舍本逐末、急功近利，以考試成績及畢業求職為唯一目標，學生一味死記硬背而嚴重荒廢仁義良知、廣博學識、道德素養，大眾傳媒、社會習俗、文化時尚更以淺薄名利為唯一價值趨向，如此，不僅一個社會的文明秩序無從建立，連一個人為什么活著這樣的問題，都無法獲得合理的解釋與安頓，抑郁、吸毒、自殺、網癮、犯罪等個人罪錯與職務犯罪泛濫成災、危及公共秩序，整個社會對此束手無策、惶恐不安，啟蒙自由主義標榜的“人道”理想，如今已成鏡花水月之虛幻“烏托邦”。

重返儒家道、學、政之偉大三統，斟酌損益于古今中外憲政之優點而革除其弊病，不僅可以重整天人秩序，更可救全人類于價值紊亂與心靈陰暗也。

3，民生乃邦本：古今憲政大一統秩序之真諦

漫步全球各地奢華富麗之商品走廊，全球頂級名模的美艷形象撲面而來，他們背后那些宣示當今貧富懸殊實情的商品天價，更令余默然心驚：天下多少生靈，為這些商品之設計、制作、運輸、存儲、批發、零售、消費、炫耀、占有，而披肝瀝膽、大動干戈、受困終生而不得自拔呢？老板與員工之間、老板與權貴之間、權貴與受其私養的情人之間、馴養者與其寵物之間，那曠日持久、兵不血刃的“相互羈縻”的關系，不是全都圍繞這些無生靈的物品展開嗎？！

驀然想起漢初奠立文景之治、奉行黃老治國術之丞相曹參，他在《史記·曹相國世家》中的一句深沉名言：“市獄如寄”，此刻豁然開朗：市場、監獄何用？乃為寄托眾生盲目情欲也！眾生孤懸于生死飄忽、現象詐變之激流中，必百無聊賴、無處宣泄、揮霍其生命情欲，唯有市場、監獄，作為合法經營與非法侵奪之世俗生活之兩極致，古今一如，恰似鐘擺兩端，足以寄托其命也！亞當·斯密、瑪·撒切爾、羅·里根等“自由市場經濟”代表人物，頗與曹參同一見識而有以導致全球貧富懸殊之畸形繁榮，可謂滋生流弊之偏教也；老莊、佛祖、叔本華、尼采、垮掉一代作家，則冰雪聰明、洞悉真偽，浩然不與世俗同殉也！孔、孟、荀、陸、董、司馬遷等儒家，更于眾生顛倒沉淪之際，矯正偏教流弊、超然振拔萬民以自愛、愛人之道，實天地間至大至剛之正教也！

近世名儒錢基博有云：“國于天地，必有與立?！贝笤账寡?！立國立民之道，在仁義禮智信，舍此無他。樹立華夏文明與人類文明之道，首在“協和萬邦”（《尚書》）、“天下一家”（《禮記》）之憲法原則，在于“尊王斥霸”、“貴義賤利”（《春秋》）之憲法精神，在于“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之古典憲政體系和“限制權力、保障民生”之近代憲政體系也。古今一如、普世一貫，余所謂普世價值、文明傳播秩序者，舍此亦無他也。

立國之道在仁義，儒家謂之“道統”，即公共信仰體系；立人之道在六經，儒家謂之“學統”，即公共教化體系；立政之道在剛柔兼濟、禮法并用、儒家一尊、百家互補、敬天愛民之華夏古典憲政體系也，儒家謂之“政統”，即民本主義、人道主義的公共治理、服務體系，其表征形態就是古典憲政之“天地君親師”綱常秩序，與近代憲政之民選、民治、民生保障制度，足以融會貫通也。

董子《春秋繁露》第三篇《竹林》以下諸篇，深入細致地剖析了華夏憲政體系之精粹涵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覽觀《春秋》之林”；《文選》注云：“《春秋》義理繁茂，故比之于林藪也?！盵11]古典憲政之制度資源、精神資源，其規模、法度，誠大可借鑒也！

研讀董子《繁露》以及蘇輿旁征博引道家、法家、墨家、陰陽家、雜家以及晚周秦漢隋唐名儒之妙論，不僅煥然了悟中華文明在制度和義理層次上，匯聚眾族、融貫百家、折衷一是、不斷自我更新的巨大傳播凝聚力和發散力，更驚嘆于古今價值傳承之連續不斷、中外憲政體系之互補互動、普世價值雖表象紛繁但其“傳播內核”卻始終如一、顛撲不破也！《易》曰“精義入神”，《莊子》云“道通為一”，不亦神乎！

《繁露·竹林》首揭華夏民本主義、仁義道德為準、中外一如之國際關系哲學，凡愛民、養民之憲政治理，即視為華夏文明而不論其地域、種族如何；凡殘民虐民之暴政，無論其地域或種族，一律貶斥為蠻夷文明，因為這種蠻夷文明急功近利，只求權勢、物欲之伸張，不認同、不遵奉華夏仁義保民之教而自甘于道統、學統、政統之貪鄙墮落也：

春秋之常辭也，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進夷狄而為君子，以其合于禮義耳?！套右嘣疲捍呵?br> 之法，中國而用夷道，即夷之。）春秋之敬賢重民如是。（敬賢重民，春秋之大義也?！墩f苑·君道篇》：夫天之生人也，蓋非以為君也。天之立君也，蓋非以為位也。夫為人君，行其私欲，而不顧其人，是不承天意，忘其位之所以宜事也。如此者，春秋不予能君而夷狄之?！栋谆⑼ā肪硭模和跽呒次?，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

博大哉！中華文明之不斷擴展、長治久安、穩定繁榮之傳播內核，均在此寥寥數言間：吳、楚等國，原本屬于貪鄙蠻夷之邦，因逐漸遵奉華夏禮教，華夏文明遂接納其加入聯邦王政體系中，封其爵位、視為中華；晉、齊等國，原本為華夏大國，但逐漸不行仁義禮教，遂被貶斥為“蠻夷”，亦即被降格看待。蘇輿注釋董子之論曰：“此圣人之大，天地之至仁也?！奔粗袊嗽缇蛻驯煜乱患抑帐乐髁x，凡行仁義者，不論其地域、種族、膚色、語言、文化如何，均視為華夏之人、文明之國也。

孔子著《春秋》，就是為人類文明垂憲立法。凡擺脫蠻夷貪鄙詐力之教而遵奉仁義禮智信之教者，則立即接納為“華夏聯盟”之合法成員，予以榮寵；凡自甘墮落而奉行貪鄙詐力、兼并虐民之教（如晉、秦等）者，則嚴詞痛斥為“蠻夷”而排斥于“華夏聯盟”之外！韓愈《原道》所謂“孔子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睖蚀丝芍?，中國非地域、種族之稱謂，乃普世價值之體現、仁義憲政之寄托也！

華夷分辨的唯一標準，乃在仁義，即看其政教是否“敬賢愛民”。敬賢則天子、諸侯、群臣、百官不可專權，必須不斷公平選拔人才來分享民眾的治理權，華夏民主制之憲法基礎于斯樹立；愛民則朝廷上下、中央地方之憲政治理，一一以民本主義為準繩，古典憲政之法權來源，由《說苑》、《白虎通》等偉大文獻，予以揭示分明：蒼天設立君王、諸侯、卿大夫之權力、官府，非為君王、諸侯、官府之權位、尊寵，而是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從《尚書》、《周禮》到《春秋》、《繁露》、《說苑》、《白虎通》，華夏古典憲政之制度與精神，可一言以蔽之：人民是政治的本體；人民利益，高于一切！

倘有人問余：方今全球之世道，何如耶？

余必謂：當今全球各國，夷狄之世道也！西方列強掠奪全球資源、掃除全球文物典章而自富、自美，非西方社會之上層權貴集團，徘徊于全球價值鏈、信息鏈與產業鏈之低端而遭其轄制，猶沾沾自喜、自吹自擂為“加入世界潮流”而不問此“世界潮流”將沖決全球生態-社會-人文系統于何方！錢穆《國史新論》援引明末大儒顧炎武所謂“亡國亡天下之別”而形容當今世道為“盲人瞎馬、夜半深池”、“國雖幸存、天下已亡”，不亦先見之孤明、老成謀國之危言耶！

董子《天人三策》謂秦楚、漢初之政為“以亂濟亂”，頗與今日全球局勢相類似。楊雄《法言·問道篇》曰：“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蛟唬嚎梢赃m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钡勒咄ㄒ?，通古今中外為一也，普世價值之謂也，堯舜文王之表征也，孔、孟、荀、董之論說也，尚書、周禮、春秋、易傳、新語、繁露、白虎通所言之古典憲政體系之綱常名教也，斯密、盧梭、密爾、波普所昌言、所完善之近代自由主義憲政之“開放社會體系”也，舍此適他，歪門邪說，必亂天下也！

今日中國推行偉大的改革開放，國運因此復興?！懊癖緲淞ⅰ倍f象繁茂、百業興旺之根本也。倘再行深究古典憲政之博大有序體系，以補充完善近代憲政體系之活潑有余、穩健不足之流弊，則華夏民族之長治久安、人類文明之起死回生，頗可期許也。

董子《春秋繁露》曰：“天之為人性命，使行仁義而羞可恥，非若鳥獸然，茍為生、茍為利而已?！惫倜裰柿x而懂羞恥，則天下人類之安、中華文明之美，均不可估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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