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明自伏羲、炎黃直至兩漢、唐宋、有明一代，葆有歐亞大陸東端最大文明統一體的古典憲政治理的典范模式，這一文明治理的典范，是融會數千年各種古典憲政制度體系和各種思想觀念為一爐，斟酌損益、融會貫通、折中一是、巍然建樹、長期陶養而凝成，即使在漢末六朝巨大社會動蕩、魏晉隋唐時代佛教、回教、基督教等教派強盛傳播的情況下，仍然堅固不變，同時吸納外來文明的有益成分，其制度和觀念體系保持活力與穩定，故至今中華民族仍以漢文化為主體，中華文明亦自稱炎漢文明。

余素喜天津楊柳青年畫，近日在北京王府井外文書店購得一套新版《楊柳青木版年畫》八輯，歸來欣賞，喜慶祥和之氣立刻充盈滿室。尤其是第三輯《金玉滿堂》一幅，一個白胖男孩正專注閱讀一冊書卷，身邊陳設為花木、古器，并無金玉，唯男孩頸項上掛一項圈，上墜書有“長命百歲”字樣的麒麟鎖。年畫作者的深刻寓意，傳承古人崇高之價值信念：遺子黃金滿筐，不如遺子一卷經典。讀書明理，則金玉滿堂、書香滿室，忠厚之教深入幼兒靈魂、溫潤大眾身心，則詩書禮樂文章，必使人類文明生活之優雅美麗，如清水芙蓉，合盤托出，不摻雜一絲絲紛擾繚亂也。

大抵具一定資質的著述，誠然是主觀信念之表達，其客觀驗證有三：一是歷史經驗教訓之文獻記錄；一是全人類恒相感通之良知，熊十力先生所謂“心證”；三是古今中外藝術品之無偽呈露：觀賞希臘雕塑、文藝復興以來西方美術、音樂杰作、柏拉圖、奧勒留、但丁以來的西方偉大名著，乃知西方文明何以在近代崛起而至今不衰；觀《十三經注疏》、《諸子集成》、《新語》、《春秋繁露》、《史記》、《白虎通》等歷代經典，甚至公元1800年前后才開始稱勝于中華大地之楊柳青木版年畫，一種沐浴天恩、歷經精純培育、一萬年未嘗中斷的古典文明的極峰體現，就從這些文字、圖畫、國樂、戲曲、建筑、器物等文明的一切方面、層次與境界中呈露出來，任憑“新文化”淺學俗流之肆意污損扭曲，卻不改其本真無邪、雍容美麗之貞正品格，天地間人生之寶貴、萬物生命之蔥蘢，一一如明珠閃耀，難掩其曠古絕今之光輝也！

一，大一統文明：內建憲政，外靖邊疆

炎漢文明之創制，在高祖、文、景、武帝諸朝經營締造，尤以漢武帝時代為多。研讀《史記·匈奴列傳》乃知當時匈奴為患中國邊疆之烈，漢武帝與李廣、衛青、霍去病、張騫、蘇武等人艱苦經略，終于掃除此心腹大患，華夏民族乃能從容舒展、培育其文明。時論多以武帝為靡費，至今乃知：非如此不可！

觀《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乃知炎漢文明創制之規模、內憂外患之解除、古典憲政體系之漸次成熟：

丞相公孫弘，齊淄川國薛縣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學春秋雜說。養后母孝謹。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弘年六十，征以賢良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上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病免歸。元光五年，有詔征文學，淄川國復推上公
孫弘。弘讓謝國人……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博士各對策，百余人，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菚r通西南夷
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詔使弘視之。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砍瘯h，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br> 元朔三年，張歐免，以弘為御史大夫。是時通西南夷，東置滄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為罷蔽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愿罷之。于是天
子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罷西南夷、滄海而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湟院霝樨┫?，封平津侯。

漢武帝雄才偉略，深知中華文明要長治久安，必須掃除外患，才能內安社稷、外靖邊疆，這一高瞻遠矚的賢明決策，當時漢初群臣百姓未必通曉，大多“以為罷蔽中國以奉無用之地”，若干朝代之后，人們才懂得武帝開疆拓土的偉大意義，公眾輿論未必一定正確，此見。

公孫弘就是當時輿論的代表。他出身貧苦，創造了炎漢文明流傳千古的一則奇跡：“朝為放豬郎，暮登天子堂?！毖诐h人才選拔制度之不拘一格、地方用人之不避權貴，可謂輝映千秋：公孫弘初使匈奴、歸報忤旨被免，淄川國不顧天子喜怒，再次薦舉于朝廷，百余博士對策論政，天子從被朝廷九卿之一的太常推薦的百余對策中，偏偏要將被壓在下面的公孫弘對策擢拔為第一！公孫弘的巧妙處，在于“不面折庭爭”，而是將方方面面的情況擺在天子面前，由天子自作抉擇。這樣，天子權威獲得維護，同時丞相亦通過對社稷民情的陳述、比較中，曲折表達自己對政治措施的看法。

從公孫弘的被破格擢用亦可見，在天子、朝廷重官（太常）、地方官吏（淄川太守）、底層人才（公孫弘）之間，構成古典憲政在人才選拔制度上的彼此制衡關系：天子不能以喜怒進退人才，淄川太守不畏強權而再次薦舉；太常覽百余博士對策，將公孫弘所對壓在下面，天子卻不受蒙蔽而擢拔為第一！

底層人才憑其真才實學而被上下推舉、考量、破格擢用，天子、太常無從以個人好惡而隨意進退人才，炎漢文明之偉大、政風士風之廉潔清明、古典憲政之權力制衡，不亦昭然若揭耶？！

當時大政之一，就是在驅逐匈奴、打通西域之外，再開辟西南夷、東海、朔方等華夏民族的地理空間，將中央政府的權力貫徹到這些邊遠地區，而措置這些軍事、民事治理，必然會大量靡費百姓生命財產。

公孫弘為民請命，為達到諫諍的效果，采取“迂回戰術”，即不面折庭爭，而是推陳利害，由天子自作抉擇；天子為了論證自己抉擇的合理性，就發動與自己同一觀點的大臣朱買臣等，與公孫弘辯論，公孫弘表面服輸，實則得寸進尺，主張暫停經略西南夷、東海，專力經略朔方，遂以委婉方式獲得天子支持。

觀此可知，即使是天子，以孤見之明、九五之尊而決心推行某項大政，天子也不能獨斷專行，而必須在朝廷上進行辯論以論證其合理性，時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主掌天下輿論的公孫弘，必須被說服，這項政策才能順利通過“廷議”而獲得合法性，古典憲政體系之法度嚴明、規制凜然，由此燦焉可見。

從今天觀點看，西南夷、朔方的經略，與驅逐匈奴、經略西北、東北等廣大地區的經略部署，實乃彼此呼應、配合，華夏民族憑仗這一戰略而在這些地區站穩腳跟、擴展文明，漢武帝之英明雄才與宏偉韜略，非公孫弘自謙之“山東鄙人”可比；而天子時時采納諫諍、尊重古典憲政之廷議制度、以理服人、愛惜人才、尊敬民意，則更顯天子法度之嚴明、見識之高超、制度之嚴飭。

《史記索隱》引《漢書》曰：“漢興，皆以列侯為丞相，弘本無爵，乃詔封弘高成之平津鄉六百五十戶為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盵3]從此，平民階層，靠苦學修德、恭謹持重、巧妙設施而能進身公卿、拜相封侯、主持天下大政，“文治政府”體系巍然樹立，那些靠出身貴族世家而位居諸侯王地位者，卻常因驕奢淫逸而國除身滅，炎漢文明至此煥然而為平民人士不斷崛起之偉大文明，而同期之古羅馬文明，因僅限于軍功貴族憑武功封爵而日漸僵化，炎漢文明卻因不斷接納平民人士之健康血液而勃然興旺、永葆繁盛也！

與公孫弘恭謹、持重風格截然相別、同樣對掃除內患做出重大貢獻的，是同為齊人的主父偃。他出身貧苦，武帝時代遍游諸侯，無人理睬，無奈，以一介布衣上書闕下。朝奏而暮即受天子召見。其所言九策，與陸賈、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并列漢文巨典，讀之乃知古人盛稱“唐詩、晉字、漢文章”為華夏文明“三璧”之誠然不虛，更可知西漢輿論制度之合理開放，一介布衣可上書天子，朝奏而暮即獲天子召見，古典憲政下華夏民主制之采納民意、拔擢人才，真如浩然江河。天下英雄背秦向漢，由此：

《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春搜秋狝，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兇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圣王重行之。昔秦始皇……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
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于邊，聞匈奴聚于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知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于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往結和親之約，然
后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蛐倥y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為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

主父偃援引《司馬法》等兵書戰策、虞夏殷周千年文明傳統、秦始皇漢高祖之功過得失，勸諫武帝深察民間疾苦、百姓呼聲，深思熟慮其征伐匈奴之拓邊政策之輕重緩急也。

二，古典憲政奧秘：整肅權貴，剪抑豪強

與其同時，更有趙人徐樂所剖析“土崩瓦解”之局面，道盡古今政權變遷之深刻規律，足令千古警醒也：

臣聞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何故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是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
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室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于中原者，此其何故也？非權輕于匹夫而兵弱于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g者關東五谷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

徐樂所言，深明華夏文明大局，在于民眾安足，人民富足、安定，則“土崩”之勢難成，而“瓦解”之情勢，雖亦需重視、防范，但遠不及“土崩”之危急也。明末三大儒之一的顧炎武《日知錄》所言“亡國”與“亡天下”之別，蓋導源于此：亡國乃中央政權之變動、中央地方政權之間關系之消長，亦即徐樂所謂“瓦解”之勢，亡而復振、解而復合，較易；亡天下則是《尚書》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即人民貧苦而騷動，聞風而起義，則“土崩”之勢已成，如何相救？華夏文明的國策根本，就是強本抑末，即富足百姓而剪抑豪強，否則“土崩”之勢形成，“瓦解”之勢必隨之，亡國亡天下必然同時出現！

嚴安的書奏，則將晚周秦漢天下大勢和漢初國策的根本問題，以簡潔而清晰的語言勾勒完整、指示明確，不僅體現了當時歷史認識的高度，更顯示了秦亡漢興這一歷史巨變銘刻在華夏民族心頭之深刻程度，華夏文明正是在總結秦亡漢興的傳播遺產的基礎上，摸索出了顛撲不破的價值真理——儒家仁義道德之教、敬天保民之說：

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余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余年而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余歲，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圣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并
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爸燎赝?，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曰皇帝，主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于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向使秦緩其刑罰，薄賦斂，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智巧，變風易俗，
化于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而循其故俗，為智巧權利者進，篤厚忠信者退；法嚴政峻，諂諛者眾，日聞其美，意廣心軼。欲肆威海外……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于道樹，死者相望?！刭F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者，窮兵之禍也。
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

華夏古典民主制的三大階段，一是炎黃堯舜的大同民主制，二是夏殷周時代的聯邦王制，三是秦漢以下的中央集權制，嚴安所謂“周失之弱、秦失之強”即精準概括出古典憲政后兩大階段的固有問題：聯邦王制往往諸侯權勢超過王室；中央集權制下地方權力往往被過度集中于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不恤民情、一味暴虐，則秦之滅亡、漢武帝時代軍費靡費足以困民、擾民，以此。

漢唐政治采取周秦之間強弱兼具、剛柔并濟、王霸參雜的中庸之道，因此穩定繁榮，長達數百年。

公元2010年1月底，時值寒假，余攜17歲兒子前往北京位于西四大街的歷代帝王廟參觀，見大殿之上，伏羲、神農、黃帝神位居中，周武王以下三十二代周王之神位居右，漢唐諸王不及也。

余告兒子：“孔子嘗言：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觀歷代帝王廟，即可知圣人之言不虛：周王朝綿延八百余載，真乃人類文明奇跡也！百家姓氏學說，吾家姓氏‘毛’即傳自周文王，《史記·周本紀》言，文王八子毛叔鄭（伯明），助武王伐紂成功，吾毛姓先祖毛叔鄭（伯明）奉明水清酒，輔弼武王、周公告成于天地祖宗，后受封毛國，因姓毛。小子繼之，以宣續祖德！”兒子唯唯。

步出大殿，見庭院內《歷代帝王廟介紹》，文稱歷代帝王廟制，不列秦始皇、曹操?；丶胰鹤痈叨炭茣稓v史1》（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赫然見秦始皇畫像印在教科書封面上，余告兒子：此等歷史觀念，遠遠遜色于公元前2世紀漢武帝時代一介布衣儒生嚴安的見識，人民百姓大不堪于暴政，自殺于道樹者累累相望，起義者更風起云涌、接踵而至，此等教科書，卻推尊其為中華文明代表，與推行雅典霸權的古希臘將軍伯利克里，同列于封面，東西霸道代表、武人遙遙相對，汝之學校所習，何其荒謬無知乃爾！

主父偃、徐樂、嚴安三人對策談古論今，全在長治久安之國策，天子覽奏，立即召見三人，謂“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7]很快拜三人為郎中，主父偃數上書言事，一歲中四度升遷，拜為中大夫。主父偃向武帝進“推恩策”，將地廣千里、易于叛亂的諸侯國，分封給諸侯王眾多子弟，使諸侯國勢力大為削弱，內患為之掃除，華夏大一統之中央權威因此穩固，武帝欣然采納；又建議將“天下豪杰并兼之家、亂眾之民”強制遷徙到茂陵地區，以便削弱其在當地的權勢，收到“不誅而害除”的政治效果，武帝亦從其計策。

蓋豪杰并兼之巨室、久擁權勢之權貴階層，富可敵國、操控權柄，必然多有藐視國法、侵逼小民、為非作歹之事，將之強制遷徙到皇陵守陵，則地方行政必然清靜安寧不少。華夏強本抑末、強干弱枝之國策，意在有效維持社會穩定與小民利益，而維持社會大局穩定的秘訣，恰在扶貧抑富、剪除豪強、嚴打貪官，主父偃之策頗可玩味也。

三，古典憲政秩序：君臣制衡，社稷安康

中華文明近代以來外遭列強侵奪，內逢政府之腐敗專制，亟亟探求富強之道而不可得，直至1980年代毅然推行市場化改革和全方位對外開放，中華富強大業方走上正軌。然貧富懸殊、權力腐敗以及自然、法制環境頻遭破壞等流弊，卻始終如影隨形、屢治不止。何故？

立國之道在立人，人人自立而不盲從、不茍且，則舉國上下以天下道義之擔當為己任，法條不必滋章、懲治不必嚴苛，人人懂得奉公守法的道德責任、社會操守，亦即從內心深處接受華夏普世價值——孔子儒家倡導于2500年前、中華文明奉行10000年之久的價值規范“仁義禮智信”，切實獲得舉國尊崇、貫徹，則中國必能革除上述流弊，中國法制環境必大為改善而贏得舉世尊敬！

君不見西方近代文明奉行法制數百年、國富民強程度全球第一，但其各種社會流弊亦隨之滋生，絕不亞于東方社會之內政混亂，二者僅為程度之別而非本質不同。原因在于：西式法制懲辦于流弊滋生之已成，而儒家道德預防于流弊滋生之未成，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當代社科學界長期分歧于人性之本質主義和建構主義，對此毫無成熟見地。其實這一問題，早在周秦漢唐時代即獲解決：人性如水流，端賴渠道之引導。以儒家道統（仁義禮智信）、學統（詩書禮易春秋）、政統（天地君親師）以規范之、引導之，作奸犯科者蓋寡；以啟蒙主義“個人至上”之法權觀念以放縱之、引導之，人人尋求物欲滿足而伺機規避法制，則物質主義、消費主義、拜金主義、實用主義甚囂塵上，舉國富而不足、強而不安，各種不可持續性長久積累匯聚，貧富懸殊、價值顛倒、流弊叢生而最終出現《增長的極限》所預言的生態社會人文系統的巨大動蕩！

中華文明為一萬年后的華夏子孫，預先儲備了一筆巨大的、具有高度可持續性的文明憲政制度與文明道德精神的遺產，這筆巨大的傳播遺產，將幫助中華民族成共度過當代全球性危機而率先迎來國運昌盛與文明新生。

這筆舉世無雙的文明遺產，就是以儒家共享價值為公共信仰體系；就是以詩書禮樂易春秋為公共教化體系和學術體系，參酌諸子百家、西方學術精華而融會貫通之；就是以華夏民主制之古典憲政體系為藍圖，參酌西方近代憲政若干優點而為東西文明融貫的新憲政體系！誰領悟繼承了這筆巨大深厚的遺產，誰就率先迎來新普世文明的曙光！

余深夜研讀《史記·汲鄭列傳》，喟然而嘆：華夏文明之社稷長存，不僅需要叔孫通、公孫弘之類審時度勢、不面折庭爭卻巧為彌縫、關鍵時刻亦能挺身而出的賢臣，更需要汲黯、鄭當時以及《儒林列傳》所記敘的各色賢士、儒生之剛直極諫、賢良方正之凜凜風骨，二者或柔或剛、互為補充，構成華夏文明最為亮麗的人文風景與社會圖景，余閱讀深思、默然心會，仿《孟子》而眉批《史記》卷120之《汲鄭列傳第六十》曰：“讀古文，如集浩然正氣也！”

華夏學統貴在通達世務、普濟蒼生、為民請命之道術之學，不貴學術專精于某一狹小領域而不問國計民生、天下利害之專門學問也。前者稱“君子儒”，后者稱“小人儒”；前者擔當道義，后者區區營營于世俗權勢或專門技術而已。

近代中國學術模仿照搬西方學科分類，將完整復雜、彼此勾連的社會問題、文明問題、人生問題，人為肢解割裂為若干彼此不可通約的領域，即政治、經濟、文化三大領域，以及自然、社科、人文三大學科，如此分類、分科，彼此隔絕、無從互動，活生生將萬物生命大系統、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的鮮活空間框得過死，后學者閱其文獻，一股死氣撲面而來，久而生厭惡之心，不亦宜乎！

儒家學術則不然?？鬃有訅⒔?，渾圓完整、融貫眾家，舉凡詩書禮樂、天下利害、人生進退、掃灑應對、燕居之樂、窮困之固、政教措施、天命流行、弟子品格，無一不教養、無一不深研，《論語》稱“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弟子因此享譽列國、受舉世尊仰，儒家學統如同活樣板立于世人目前，儒家學說得以在孔子身后300余年而巍然復興，其傳播奇跡之一，就是孔子所謂“君子不器”，即不分?？贫芡ㄟ_世務人情、進而增長個人智慧與公共福祉。

觀《史記·汲鄭列傳》所記汲黯之成長經歷與從政風格，即可了悟余所言君子儒與小人儒之別，即可了悟漢初黃老、儒家、陰陽家、雜家之學薈萃一爐，雖主張微有不同，但根本宗旨一致，即維護人民利益，反對當權者靡費擾民：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余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余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
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旨而已，不苛小。黯多病，臥閨閣內不出，歲余，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于九卿。治務左無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

汲黯誠世卿之家，莊嚴威武，時人忌憚，然內自高潔，愛民如子。武帝時為謁者，持節視察，中途矯制，便宜行事，歸報天子，天子以為賢。派遣為令，汲黯竟以為區區縣令乃大材小用，辭官歸田。武帝欣賞其廉直，拜為中大夫。數度切諫，不稱上旨，外任東海太守，治理得宜，再拜為九卿：西漢官制之賢明，不以官員之個性鮮明、剛直不阿為忤也！汲黯好黃老言，以清靜無為、不拘文法為治，與武帝尊儒好事不合，然武帝強忍不快，始終禮敬之：

黯為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音壯）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于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最后病，莊助為請告（假）。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逾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嗪胙嘁?，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武帝好儒更張、奮力拓邊，汲黯好黃老學以清靜不擾民為宗旨，君臣政見不合，或言辭沖撞，或意氣相加，然武帝未嘗加罪于汲黯，汲黯亦忠心耿耿于朝廷，君臣并立朝堂之上，辯論面折，彼此禮敬畏憚，共以“唐虞仁義之治”為鵠的，武帝偏于理想主義，汲黯偏于現實主義，君臣二人共同維系著華夏民主制下古典憲政之不以言論治罪、采納民意、愛護民生之偉大制度與偉大精神。

千載之下，余聞其遺教，慕其高風，誠然思念向往《孟子》所謂“貪夫廉，鄙夫寬，懦夫有立志”之人生大道，萬民提升之道德、審美、人生境界也；誠然體悟感受華夏民主制之一脈相承、此后唐太宗與魏征繼承之君臣諫諍之燦然政統也；誠然領悟華夏文明不拘儒、道、百家之學，全以通達世務、愛護人民為天下道義所在也；誠然洞悉當代中華文明倘能推行儒家砥礪名節之嚴明官制、通達世務、愛護人民、自樹節操之學制以及公共教化體系，當局者倘能毅然推行官制、學制的偉大變革，任德治官、通學養才，則漢唐文明之繁盛、全球普世之尊仰，不必虛飾經營以求，必煥然重現人間，毋需托之夢寐也！

四，中國大一統的古典憲政秩序

從古至今，未有道統不立、學統不固、政統不清，而能長治久安于世者。道統即公共信仰體系，中國自《尚書》《周禮》時代以來，歷經晚周秦楚之際大變亂、大動蕩的痛苦教訓，終于明白唯孔子儒家思想堪稱華夏正統，而道家、陰陽家、雜家等先秦諸子百家思想為之補充，全社會上至天子下至庶民一體遵奉崇仰，公共信仰體系設立了華夏文明的道德基礎和價值準繩，“仁義禮智信”就成為中國社會不可逾越的倫理底線，這中華文明的第一義諦，作為華夏文明的根本大法之憲法原則，深入中華民族的心靈之中，牢不可破、穩如泰山，浩瀚如江海、寥廓如蒼穹，《易傳》“立人之道仁與義”可謂一語破的；本此憲法原則，中華文明穩固樹立起輝煌燦爛的幾大憲法秩序，即有效治理全社會的、彼此匹配的憲法制度體系：

首先，以儒家六經、綱常之說為價值依據和價值宗極，融貫諸子百家、道釋回耶諸教派為一爐，燦然凝聚為經史子集等古典文獻的傳授、詮釋、注解、發揮的經學、史學傳統和人才選拔、培育、推舉、任用的人事制度，為輝耀全球的中國文官系統，儲備了極其深厚博大的學術資源、道德資源、人才資源的華夏學制體系、公共教化體系。

漢武帝接受董仲舒、公孫弘建議，設立“五經博士”學制，同時在民間普選產生博士弟子生員，從博士官求學，學成被授予官職，這一整套偉大的太學制度（全球最早的大學制度），使受過高深經學教育的平民子弟，源源不斷地進入政府治理系統，確保了古典憲政的有序推展，確保了華夏文明此后2000余年的穩定繁榮、長治久安。

其次，源自《周禮》的家族制度、地方禮義自治制度的巧妙設施，使全體人民被編織進一個比刑罰、訴訟之法網遠為嚴密也遠為溫柔的宗法人倫網絡中，宗族家長、地方鄉紳、退休官僚、鄉學教授、私塾先生、鄉學士子等，構成一道天然的約束人性泛濫、調節民事糾紛、規范地方自治的倫理屏障，治理成本極低，教化效果卻極高，是華夏文明“德治”體系的重要環節和維系穩定和地方繁榮的文明特色之一。

禮樂射御書數之“古典六藝”之學，就是鄉遂自治制度的重要內容，凡觸犯倫理道德規范的罪錯人犯，有的甚至終生不得參與鄉邦定期舉行的鄉射、鄉飲酒等“六藝”大典，其嚴厲的道德懲戒作用，遠比刑事審判、拘禁、勞役更有教化效果和警戒作用。

太學、郡學等中央地方學校制度體系，與鄉射、鄉飲酒、鄉三老等地方禮俗制度、家族宗法制度一起，構成華夏文明的公共教化體系，全體國民終生在倫理教化的道德氛圍中生活，“忠厚傳家、詩書繼世”成為華夏“學統”的標志語，深入中華文明的心魂之中，積淀為中華民族知書達理的全民價值信念。

最后，源自《尚書》的古典憲政制度體系，最集中體現在華夏天子、諸侯皇族、三公三孤、丞相、御史大夫、太尉等九卿群臣、博士官、太學生等士紳、庶民之間分權制衡、依法行政、采納民意、敬天保民的一系列制度設計與依憲實施的治理系統中，其中，“王子犯法，與民同罪”的司法制度（王法），廷議、封駁、諫諍、納言、上書、肺石、巡守、諫鼓、諫木等一系列輿論公開、民意訴求制度，剪除豪強、保護小民、三十稅一的財貨賦稅制度，山林水土的國家養護培植制度，士農工商等職業信義制度、商業信用制度、國家祭祀制度、嚴格依法規范的建筑、服飾、飲食、起居制度等等，合稱華夏“政統”。

道統（仁義禮智信）博大堅固，學統（經史子集、道釋回耶、太學取士、社群自治等）穩定有序，政統（天地君親師）嚴明有度，古典憲政體系因此巍然燦然，中華文明憑此公共信仰體系的不斷樹立、公共教化體系的不斷完善、公共服務體系的規整嚴密而萬年綿延、長治久安，在全球古典文明一一敗落、滅絕的漫長歲月中，獨享榮光！

三統合一是華夏文明憲政秩序的靈魂。人在社群倫理中生活，彼此必須體恤扶助，這就是“仁”，然而彼此之間的體恤扶助，也必須遵循一定的秩序、規則，這就是“義”。仁義原則遂為華夏最高憲法準則，萬事萬物不得逾越。具體到最根本的社群關系，則不外父子、夫妻、君臣三大類，長幼、朋友關系，類似于父子、夫妻、君臣，合稱“三綱五?！?，即每一權利主體之間，必須有所分別（尊卑即分別）、有所依從、有所規范又彼此擔負、彼此平等，亦即法權上的平等和事（務）權（變）上的暫時不平等：父、夫、君，在社會關系的上位（尊位），與處于下位的子、妻、臣，在法權上的平等就是《周禮》主張的“相敬如賓”，而事權上的尊卑分別，是為了人間百務得以有序推行。

五，仁義禮智信：文明價值的穩固傳遞

孔子告訴子路事君之道是“勿欺也，而犯之！”君臣之間以道義忠誠而彼此綱維寄托，臣子不可欺瞞君主而自行其是，而是要犯顏直諫、匡正補救其過錯，這正是東漢儒生集體撰述《白虎通》時提出“三綱六紀”說的憲法精神所在也：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衷唬骸粗T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沃^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

三綱六紀之說乃形容華夏文明大小事體一一網羅之憲法機制也：君臣、父子、夫婦三綱，猶如這張文明巨網中的三條主線，一一擔當起文明運行的道德責任，若分主次，則君、父、夫為大為上，因為其擔負的社會責任更重，而臣、子、婦往往在其權威、經驗、公共活動的范圍上遜色于前三者（臣德行再高亦難望君主累世君臨天下之德；子學行出眾亦難望父祖養育之恩；婦女生活在家庭，其經驗亦不如參與公共事務較多的丈夫），因此，三綱實乃各自均具有極端重要性，其憲法職責是彼此綱維、相互制衡，其憲法精神則是“整齊人道”之文明傳播秩序也。

博大堅貞、學貫中西的20世紀民族英雄、一代宗師陳寅恪先生，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說：

吾中國文化之定義，具于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其意義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猶希臘柏拉圖所謂Eidos者。

柏拉圖之“理念”乃宇宙終極真實之表象也，是一切事物的理想范型，吾華夏文明憑仗儒教信仰而把萬民對天子替天行道的崇拜，逐步強化為凝聚廣土眾民于一緊密相聯、彼此制約、協調之道德、生命整體之宗教情感中，忠君實為愛國，孝敬實為遵守文明法則也。

同為民國七賢之一的辜鴻銘精辟論道：

在其他國家中，是信仰來世的宗教給予了大眾以永恒感，而在中國，這種永恒感則來自忠誠之道?！艺\之道，使人們在國家方面感受到民族的永生，同樣，儒家所宣揚的祖先崇拜，又使人們在家庭中體認到族類的不朽。

緯書《含文嘉》依陰陽觀念而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實則確切表述了在治理公共事務方面君臣、父子、夫婦之間地位、威望、經驗以及活動范圍具有高下差別這一現實狀況，但在近代啟蒙主義“個人權利”說的長期傳播下，這一說法乍聽起來卻頗有些刺耳。究實而論，這一說法乃是道出了一切社群、一切文明的公共事務得以正常有序運行的實際狀況與情形，即：必需預先設定君主（國家象征）、父母、丈夫（家庭象征）的決定，具有價值合理性與權威性，同時又以“五?！敝f（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等）為之補充、協調，即預先懸擬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中較有權威或較有經驗的一方（君、父、父、師長等）做出的決定是合理的，先予以執行，同時在實際執行中又不斷予以補救、匡正，這樣，一個社群的公共事務，才能正常運行下去。否則，每一國事、每一家常，都必然在空洞、混亂、無序的人權平等要求以及“理性審議”等借口下被擱置、被廢棄，猶如一個普通士兵，在履行命令前，非請長官說明這一命令的合理性不可，則戰斗休想正常進行并取勝！

每一個人，都是文明戰勝野蠻這個萬年綿延的偉大事業中的普通一兵。他的成就，一定程度上取決于他的價值設定：即，他把文明事業較有權威、較有經驗的一方（天地君親師）奉為楷模，進而傳承并更新之，還是相反，追隨近代啟蒙主義種種空虛不實之論（譬如個人權利至上、人人平等、人人均有權獨斷）、荒謬之說（不依憑任何權威而僅憑個人理性就可以認識事物真相）而荒廢一生，每個人盡可自行決定！
余在北師大為諸生講解“古希臘文明傳播遺產”，一男生持余著《傳播學概論》所引赫西阿德《工作與時日》所謂“黃金、白銀、青銅、英雄、黑鐵五時代循環”以問：“敢問當今黑鐵時代如何循環回返至此前時代？是驟然折返黃金時代還是從英雄時代循序而進耶？”

余贊嘆曰：“大哉所問！歷史發展演進的路徑何止一條：或黑鐵時代學絕而道喪，自然社會兩大系統一一崩潰殆盡，全人類瀕臨滅絕、痛定思痛、改弦易轍，則文明在巨大動蕩后可驟然折返黃金時代；或黑鐵時代天下人民奮然存亡繼絕、慷慨擔當道義，天下王者毅然改革、損益斟酌，勵行均平貧富、協和萬邦之儒道佛耶回之人文教化，則全人類可循序而進乎英雄時代也！湯因比《人類與大地母親》稱人類大覺醒當在大災難出現之后，其庶幾可待乎！”

余告別該生而陷入沉思：吾儒家學說之高明遠大，即在對人性本來秉承于天之天賦良知，深具堅固不易之信念，比較西方哲人盧梭所謂“天賦人權”之膚淺之論，不啻霄壤也！天賦人權說告訴人：“你要捍衛你的權利！”卻沒有告訴人：“你權利的行使，必須依賴相當的社會條件，包括經濟有保障、法制有保障、理性獲得培育的教育經歷，等等?！?

近代人遵循盧梭天賦人權說的流弊一往而偏，只求伸張個人權利、責備外在環境（經濟、法制、教育等），往往喪失了自我督責的基本道德能力，迷信外在環境的改善必然促使權利伸張、道德完善，往往混淆了外在環境改善與人類自我約束的道德義務之間的區別，養成近代人失道缺德、貪名逐利的通病，禍害所及，高樓大廈不斷屹立、法律規章不斷細密，各種缺德敗行之舉卻層出不窮，各種職務犯罪、治安犯罪激劇增長、擴散，難以遏制。

儒家教化，恰恰反其道而行：人乃“天賦良知”而非“天賦權利”者，人自幼童時就被教導以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性，稍長更訓以父母子女兄弟長幼朋友之節操，再長則受師儒之教，從詩書禮樂易春秋之經典文獻中，深入體會修己立身揚名、榮耀父母鄉邦、平治天下萬邦的宏偉道理，學成優異者經鄉邦薦舉、官吏察舉、朝廷科舉而為“國子”、“貢士”、“舉人”、“秀才”，榮膺天子門生，與宰相公卿士大夫交游、歷練，被授官進爵，受萬民擁戴；學成居留鄉邦者為士紳，主持鄰里道義、安寧一方水土；如此，士子自幼即穩固樹立“天賦良知”，事事先督責己身，自正然后正人，孔子所謂“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乃千古教育、學術、政治之大一統不二法門也！

倘若華夏古人以“天賦人權說”為價值信念，則事事督責于人、事事抱怨外在環境不足以伸張個人權利，天子事事貪求一己私欲之滿足而不顧人民死活，諸侯事事伸張一己貪欲而不顧華夏聯邦之統一，則吾華夏文明早已分崩離析、滅亡于晚周、暴秦時代矣！

余因以告諸生：吾華夏文明傳播，傳自上古伏羲時代，綿延萬年至今，雖屢經動蕩衰亂，卻不曾如其他古典文明一般完全滅亡者，即在于其三統合一之文明傳播秩序，巍然屹立天地間，所有入據中原的少數民族，雖心存防范之心（譬如元、清），但不得不采納中華文明高超絕倫之文明制度、憲法制度，其采納較少、妄分國人為四等之元朝，國祚不過百年；其采納較多但盡力掩飾本族此前文明較低之清朝（清初諸帝極力漢化同時又極力掩飾滿族興起之初文明程度低、與明朝之臣屬關系、滿漢種族之別等），國祚雖較長，但內廢華夏民主、肆行專制高壓，外迫列強侵奪、洋奴催逼，終被孫中山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號召而覆滅也。

華夏文明傳播之憲法基礎，具體體現為華夏古典民主制之天子、諸侯、群臣、士紳、萬民之分權制衡、責在朝廷官府、依法治理萬民、教治政令等四重憲法機制（憲政制度）之貫徹；凝聚為“敬天保民”、“民為邦本，本固邦寧”等憲法精神之表述；其制度、其精神，萬年傳承，統系井然，如參天大樹，巍然屹立不倒、經緯萬物之三統也：

一曰道統，即全民信仰之普世價值統系，以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教”為根本性的公共信仰體系；

二曰學統，即全民尊敬之學術教化統系，以詩書禮易春秋之經學傳授、諸子百家之融貫、道釋回耶眾教之雜糅吸納、鄉射鄉飲酒等鄉邦禮教自治系統等為根本性的公共教化體系；

三曰政統，即全民奉行之古典憲法統系，以天地君親師、三綱五常之人文治理秩序為根本性的公共服務體系。

三統合一、彼此匹配呼應，構成華夏文明大一統的嚴整綿密體系，炎漢以下各朝代，貫徹古典憲政體系者，必興旺發達（譬如唐初、宋初、明初政治），廢棄古典憲政體系者（譬如元、明、清王朝末期等）則必衰滅。

今日全球社會，當以中華大一統文明為楷模，旁接西方文明之諸多優長，予以工會貫通、借鑒創新，安定全球人心、擺脫全球危機，更能提升人道價值，增長普世文明，順應宇宙天地人大一統之繁榮滋長、萬物自由幸福之生命境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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