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按：今天2016年9月27日，乃夏歷八月二十七日的孔子誕辰，特以這組總計16篇的系列文章“中國哲學特質”作為紀念?？浊?，字仲尼，魯襄公二十二年，即公元前551年，生于魯國，是中國偉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學派的創始人。他的政治主張與生活理想，成為世世代代中華民族與全球有識之士敬仰、效法的生命楷模，被尊為“萬世師表”。中國歷史一再證明，正是由于孔子，在良好家教與淵博師教的激勵下，樹立起正直偉岸的品格與迥然超群的才華，他偉大卓越的政治活動與學術活動，使仁愛、道義、善良的思想品德深入中國人心；中華文明的大一統，在歷經長期痛苦的動蕩之后，終于掙脫了長達550年的混亂與分裂，獲得重建。確如15歲孔子所立志、所聲言，孔子的一生，是傲然獨立、自強不息、積極奮進的中華民族的偉大表率?！?

東方社會是在西方近代文明的步步進逼下進入現代世界的。西方以大炮打開了東方的大門，既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經濟方式和科學技術，也帶來了所謂“民主、自由、人權等號稱普遍實則僅僅是啟蒙獨斷主義的有限人類價值，帶來了近代科學主義的思維模式和種種西方意識形態。禁錮已久的東方人，被西方物質文明的成就所吸引，以為西方人手上一定掌握著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于是不加思索地將西方種種意識形態奉為神明，以為這些必是醫治東方社會貧窮落后的神丹妙藥。

不幸的是，現代西方意識形態自身處于分裂的狀態，被兩大陣營的各種利益集團所操縱，它們乍入東方社會，被業已喪失從容選擇的歷史機會和判斷能力的東方人，倉促之間據為己用，東方社會由此陷入分裂和內亂，種種黑暗勢力趁亂糾結、擴張、爭斗、奪權，種種外部勢力趁機介入以收漁人之利，東方社會由此陷入各種人為的西化災難。

受時代局限的影響，現代東方知識界也盛行西化主義的潮流，拾西人之牙慧，以新潮相標榜，買櫝還珠，惑亂人心。１９１８年９月８日，吳宓（１８９４－１９７８）在《雨僧日記》記載陳寅?。ǎ保福梗埃保梗叮梗Γ玻笆兰o初世態人心以及世界總體文化環境中的中國留學生的所做所為的評論，顯示了對東方時局的深刻預見：“……今（世）之（人）插標賣首，盛服自炫。自做廣告（英文），事攘權位，本自無才，徒以僨事。甚且假愛國利群、急公好義之美名，以行貪圖傾軋之實，而遂功名利祿之私。舉世風靡，茫茫一概。吾國固然，歐美各國亦不異。且其中之為惡者，操術尤工。吾留學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學，蓋惟欺世盜名、縱欲攫財之本領而已?！标愐【俚刂赋觯骸啊炖砣耸轮畬W，精深博奧者，亙萬古、橫九亥，而不變。凡時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為根基”。他預言說：“今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專謀以功利機械之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即求其輸誠愛國，絕不能得。西國前史，陳跡昭著，可為比鑒也?！?1)20世紀東方社會的歷史印證了這位偉大學人、史家的預見。

２０世紀是東西方思想在一個不平等的語境中接觸、對話、誤讀、融會的世紀。少數有見地的東方思想家運用自身的智慧，恰當地吸收現代西方思想的精華，用以改造東方社會悠久的文化傳統和古老的文化價值，使之重放人文精神的神圣光輝。在２０世紀的末尾，當整個世界緊密結合為一個瞬息相連的利益共同體──“地球村”時，東西方智慧的平等交流、融會、共同創新，就具有極其重要的文化新生意義和世界文明復興意義。

 一，民國七賢的偉大歷史-文化哲學

民國七賢者，辜鴻銘、陳寅恪、柳詒征、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和錢穆，乃中國現代學術思想七大宗師也。

與全盤西化派的歷史虛無主義和文化虛無主義判然有別，民國七賢深入萃取中國固有文明傳統，又融會貫通全球人文思想的精華，奮力建構起中國現當代學術思想的獨立體系，建構現當代中國社會不同于西方啟蒙獨斷價值的、獨特的文明價值體系，使中國人學會傲然挺拔，挺立于今日世界之林而毫無愧色，乃偉大“國魂”（民族精神）的締造者。

標舉民國七賢的偉大學術思想傳統與傲然對抗世俗潮流的獨立精神，是為了促使中國當代學術思想和中國當代知識界逐步掙脫“去中國化”的、歷史-文化虛無主義的百年迷失，迅速掙脫西方霸權話語——啟蒙獨斷主義誤導下“全盤西化”照搬照抄西方近代文明經驗的歷史迷誤。

具體而言，民國七賢奠立了中國現代學術思想的三個偉大維度：1，全面繼承中國古典文明的偉大經驗；2，發揚獨立精神，合理汲取西方古典與近代文明的有益經驗，而非照搬照抄、照單全收；3，沖破啟蒙獨斷主義妄加于古今中西人類文明經驗上的錯誤區隔、對立等預設，將古今中西的偉大經驗，熔為一爐，措置貼近于中國與全球進步的實際。

民國七賢的精神趨向的高度一致，是這一流派提出的重要基礎，七大宗師在民國著名刊物《東方雜志》和《學衡》等文化期刊上的密切合作、聲息互通、彼此聲援、相互啟迪，是民國七賢學派得以發揮學術和社會影響的重要條件。

具體而言，民國七賢的學術奠基與開創之功，約略如下：

1，辜鴻銘學承英國哲學家卡萊爾，在《中國人的精神》率先對中華文明（中國文化）進行高屋建瓴式的提煉與概括，提出了有關“中國文化的20個光輝論斷”（詳見本書后文），特別是他對孔子《春秋》乃中國“大憲章”的思想，直接啟發我在《大一統文明》（2014年）提出的 有關“中國古典憲政體系”這一理論概括、制度分疏與精神詮釋；

2，陳寅恪學承美國“新人文主義”思想家白璧德的思想，以“同情之了解”為研究古典文明的基本方法，判然區別于啟蒙獨斷主義將一己意志強加于歷史的所謂“批判方法”，他的《王觀堂挽詞并序》以柏拉圖“理念”詮釋《白虎通》“三綱六紀”之說，徹底為“全盤西化”派所妄肆詆毀的“綱紀之道”打抱不平，一系列論著均圍繞這一核心展開；

3，柳詒征《中國文化史》巍然樹立“孔子，中國文化之中心”；《國史要義》等巨著，揭示中國正史傳統之博大深湛、剛直不阿，堪稱國史正宗；

4，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巍然奠立“現代新儒家”學術傳統，梁漱溟在“中西印世界文化三路向”說的歷史-文化哲學的基礎上，預言“未來世界文化必以中國（儒家）文化為主導”，可謂理論堅固，指示分明，至今無出其右；馬一浮則在其“六藝論”中鮮明提出“儒家六藝融貫統攝天下一切學術”的偉大命題，可謂石破天驚，看似突兀，實乃深邃汲取中國古典科學（易經天文歷法學、農業學、醫藥養生學、工匠制造技藝之學等，李約瑟有巨著《中華科學技術史》、《中華科學文明史》可參證之）、古典人文學術（儒家、諸子、佛學等）而宏偉立論，不可傾搖；熊十力，則打通中西印、融會儒道佛，建構起民國以來唯一的、奠基于易經哲學的現代哲學體系；

5，錢穆綜合以上六宗師之長，在精通“四部之學”的基礎上，創立起以通史、政治-社會制度史、學術思想史為核心的宏偉體系，與柳詒征并稱確立中國5000年以上文明進步史之正脈，“國史之正宗”。

與七賢志同道合者，尚有大批民國學術思想宗師、文史巨匠，如提出“中西文明調和互補”的杜亞泉、主編《學衡》的吳宓、寫出巨著《中國國史要略》的繆鳳林、朱謙之、孟森、錢基博、蒙文通等，均以“七賢”為師友、同調。

民國七賢這一學術概念、精神傳統及其“準學派”的傳承，由我于2010-2016年間予以概括、提出，在國家圖書館、中國科學院等地的演講與北師大教學中率先加以使用。

在學術立場上，與主張照搬照抄西方學術思想、政治經濟制度、貽患國家民族于無窮的“全盤西化派”的歷史文化虛無主義判然有別，民國七賢的根本文化主張是“返本開新”，即在融會西方文明合理精華的前提下，“重返”、“重建”民族文化之固有根本；在思想方法上，民國七賢受美國新人文主義大師歐文·白璧德啟發，經陳寅恪、錢穆等概括，主張在不同于科學實證方法，而以人文主義的、主客交融的學術研究方法，即“同情之了解”（陳寅?。┖汀巴榕c敬意”（錢穆）的合理學術態度與思維方法下，將古今中西予以融貫，建構起中華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學術體系與文明傳播體系。

民國七賢被迫長期居于中國輿論-學術思想的支流地位，受盡了民國時代當權的胡適、顧頡剛、傅斯年等“全盤西化派”的打壓、摧殘、遮蔽，卻一直保持了獨立不屈的學術品格；民國七賢的偉岸人格與迄今不可企及的學術品格，使其畢生能不仰賴政治經濟權勢及其獨霸話語的鼻息、其所恩賜的“壟斷資源”而能頑強不屈地堅持下來，因此葆有不受扭曲的純正品質，所謂“不曲學阿世，不侮食自矜”（陳寅恪語），受到廣大讀者擁戴；伴隨改革和民族復興，民國七賢的偉大學術創見，一一被中國現當代文明進步史完全予以證實，中華民族的偉大精神重建，由于民國七賢及其廣大學者、讀者的頑強堅守而幸存于世，重演了晚周“四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線”而最終神州更新、一陽來復、萬象復蘇、劫后重生的偉大中國史詩故事。

民國七賢中，辜鴻銘、陳寅恪以奇崛而獨立的傲然風骨，受舉世尊仰；柳詒征以博大深邃、遠見卓識，垂為中國5000年國史之正統；而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所謂“現代新儒家”則代表著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三大精神傳統：一，統攬人類全局，具有精確把握中西文明精髓與發展趨勢的過人遠見，這方面，梁漱溟是代表；二，精熟把握中華文明的內在神髓，在造詣上巍然名家、深湛而精美，這方面，馬一浮是代表；三，貫通天地人、融會中西印，對人類過往、現在與未來特具卓識，開創出破解諸多謎題的偉大思想體系與智慧途徑，這方面，熊十力是代表。與上述六賢學術交融、共振，在經史子集文獻基礎上，接續中國正經、正史的偉大傳統，予以總結性闡釋的曠古絕今的學術宗師，則是錢穆大師。

二，梁漱溟：中國儒家之道必將復興

在20世紀中國的精神遺產中，梁漱溟（1893-1988）以其對中國社會與世界潮流的深刻體察，他樸素淡泊、略顯笨拙的文字與傲然風骨，他儒佛兼治的生命氣象，他驚人的歷史預見力，在20世紀的中國乃至全世界，堪稱獨樹一幟。

梁漱溟以高超的歷史-文化哲學，一舉解決了困擾中國人數百年、長期糾纏不清的“古今中西”文明問題——他鮮明指出，在西方化的盡頭，當啟蒙獨斷的全盤西化黔驢技窮之處，“在全球西方化的工業基礎上，未來世界文化，必是以儒家為代表的中國文化的復興”偉大思想，堪稱預見力驚人；他發起的“建設中國鄉村社會”、“建設民主政治”的偉大社會實踐，他所開創的“現代新儒家”的偉大思想學術流派和巍巍新儒家的學術統系，尤其是他作為“當代孔子”的獨立人格、傲岸風范，不僅永垂全球青史，而且提示著中國社會與全球文明的康莊大道。

1，歷史預見之一：未來世界文化，必在吸納西方文化優長的有力基礎上，以中國文化為主導

當1920年代“全盤西化論”甚囂塵上之時，梁漱溟旗幟鮮明地予以反對，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針鋒相對地提出了“儒家文化復興論”；當1930年代中國東南沿海大城市的工業經濟使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社會凋敝之時，梁漱溟投身于“鄉村建設運動”的偉大實踐；當1950年代執政黨（中共）提出“急速工業化”的“總路線”時，梁漱溟再一次為農民仗義執言，為此遭到了執政黨（中共）極其嚴厲的批判。時光疾駛50年，當2004年因全球變暖而春花不合時宜地過早開放之時，“三農”問題再度浮出水面，成為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大威脅。

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不可持續性以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領域愈演愈烈的腐敗現象，成為21世紀初年最緊迫的社會問題。救治失衡、短視與腐敗的的途徑，僅僅依靠從西方文化傳統中生長出來的民主、法治機制是遠遠不夠的，儒家思想在數千年傳統中形成的道德觀念、生命美德與生態智慧、“以道統、學統，制約政統”的成功政治經驗，不僅成為規范全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行為，賦予全民族一體遵行的價值操守與道德秩序的當務之急，更為探索一條真正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路、實現中華文明在固有文化基礎上的制度創新和社會創新，開啟了偉大的智慧源泉。在決定中國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中，各級政府在行政和司法上貫徹民主法治原則固然十分重要，但儒家政治廉恥與社會公正觀念、人文主義的道德操守、生態主義的綠色智慧等等，更是眼下中國選擇綠色現代化道路的強大思想、道德、精神資源。

早在20世紀20年代，梁漱溟先生就深刻地指出：中國社會由于積貧積弱，必然經歷一個急劇的西方化過程。伴隨西方化的加深、西方化的社會弊病暴露得愈加充分，同時中國社會也日漸富強，這時，儒家文化必將取代西方文化在中國社會復興，并且這一復興將影響整個世界。21世紀的中國史和世界史，將是這一偉大預言的不斷展開與實現。

梁漱溟堅苦卓絕的一生，是現代中國人追求物質解放與精神解放的偉大代表。他開創性的文明事業，正朝向這兩個相互聯系的方面：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著作中，他發現，一味追求物質滿足的西方文化必將走到盡頭，以精神調和物質欲求的中國儒家文化必將在全世界復興（詳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商務印書館1999）。在這一偉大洞見的基礎上，他提出了有關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的一系列獨到見解（詳《中國文化要義》、《人心與人生》、《中國文化的命運》等名著）；由于中國社會以農村為根本，他提出了“鄉村建設理論”，為此，他辭去北大教席，深入中國農村，建立鄉村建設學院，進行重振農村經濟與教育來根本改造中國社會的偉大試驗。

1937年，日本鬼子大舉入侵華北，使鄉村建設試驗被迫停止。梁漱溟繼續為國事奔走，冒生命危險深入敵后考察，調停國共兩黨之間矛盾，他參與締造的中國民盟等民主黨派以及民盟中央機關報《光明報》（今《光明日報》前身），在反抗國民黨專制獨裁統治、組建中國政治協商會議（新政協）、形成中國現行民主制度方面，都發揮了巨大作用。

1941年12月19日，日本鬼子占領香港，民族危機深重。因躲避國民黨的打壓，梁漱溟正在香港主辦民盟中央機關報《光明報》。在《光明報》被封、自身處境十分危險的情況下，梁漱溟于轉年1月1日逃出香港，取道澳門、臺山、肇慶、梧州等多地，費時35天，冒極大風險，返抵桂林。在致兩個兒子的信中，梁漱溟說：“孔孟之學，現在晦塞不明?；蛟S有人能明白其旨趣，卻無人能深見其系基于人類生命的認識而來，并為之先建立他的心理學而后乃闡明其倫理思想。此事唯我能做。又必于人類生命有認識，乃有眼光可以判明中國文化在人類文化史上的位置，而指證其得失。此除我外，當世亦無人能做。前人云：‘為往圣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度诵呐c人生》等三本書要寫成，我乃可以死得；現在則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國大局以至建國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將為之變色，歷史將為之改轍，那是不可想象的，萬不會有的事！”其自任、自信，有如此者。

盡管梁漱溟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但他最大的成就是在為近代中國社會樹立一個道德楷模，一個儒家士大夫的光輝人格形象。這一人格形象，集中體現在他與毛澤東的關系上。當20世紀初年，僅僅中學畢業、年僅24歲的梁漱溟，已是名滿天下的學者教授，而同樣是24歲的毛澤東，卻仍然是北大圖書館里一個卑微的臨時工。當1938年梁漱溟首次訪問延安時，毛澤東已是中共領袖。二人在窯洞中深談，兩次通宵達旦，彼此深為嘆服。這種關系一直維持到1953年9月。

1953年9月17日，已經大權在握、被尊為“大救星”的毛澤東，以泰山壓頂之勢，嚴厲批駁、訓斥、壓制梁漱溟對“過渡時期總路線”和“一五計劃”偏向重工業、忽視農業、輕工業的批評意見，對梁漱溟進行大失公允的人身攻擊，與會者也對他群起圍攻。在那“一言堂”日益明顯的巨大政治壓力面前，梁漱溟表現出他一生服膺的儒家教養中最寶貴的品質——威武不屈的大丈夫風范。

他以一己之力，堅持自己為農民請命的觀點，并且公開聲言“考驗一下領導黨，想看看毛主席有無雅量”，要求毛澤東公開向自己道歉。毛澤東首先拒絕道歉，然后說：“這一點雅量還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協委員還可以當下去?！泵珴蓶|此言可謂一語雙關：一方面表現自己有容人的雅量；一面又暗示梁漱溟——若再固執己見，就要危及自己的社會地位了！

梁漱溟不為所動：“這一點倒無關重要?！彼^續為民主、為不同意見在中國社會的合法地位進行抗爭：“領導黨常常告訴我們要自我批評，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評到底是真是假?！贝藭r會場大嘩，那些不能容忍“偉大領袖的無上權威”遭到挑戰的與會者，狂呼亂吼道：“民主權利不給反動分子，梁漱溟滾下臺來！”

梁漱溟在臺上紋絲不動，真“滄海橫流，方顯出英雄本色”也。盡管他最終被多數人的暴政——與會者以投票表決的方式剝奪了他表達不同意見的權利，但他的錚錚鐵骨，為現代困境中的儒家人格與儒家理想的偉大復興，樹立了一座不朽的豐碑。

1953年9月的這一事件，是中國此后發展出現一系列錯誤與災難的危險預兆。在經濟上，片面地發展重工業，使農業、輕工業等關系國計民生的產業嚴重滯后，最終導致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糧食饑荒以及毛澤東時代長期的經濟短缺與落后；在政治上，執政黨的一言堂政策以及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最終釀成1957年反右、1958年大躍進、1966年文革等巨大政治、經濟、社會災難，嚴重遲滯了中國的經濟發展，對中國政治與文化的危害與流毒，至今尚不能完全肅清。

梁漱溟與毛澤東的公開辯論、抗爭，不是個人意氣之爭，而是充分考慮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之特殊國情的穩妥發展思路，與不顧國情、盲目蠻干、一味照搬蘇聯發展模式、一味以西方指標為取舍（如“超英趕美”等做法）的發展思路之爭。事實證明：梁漱溟是對的。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表明：中國現代化，不能是全盤西化式的現代化，而必須是符合中國國情的現代化。被梁漱溟最有力揭示出的兩大問題——中國社會之特殊性基礎上的儒家文化的復興，和中國農村問題的恰當解決，正成為中國最終實現合理的、人道的、可持續的全面現代化之關鍵。

梁漱溟的遠見卓識，來源于他對中國特殊國情的深刻認識與洞察。早在20世紀初年，梁漱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等著作中，就對以蔡元培、胡適、陳獨秀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所采取的激烈反傳統主義有所保留。

他的未來世界文化必是中國儒家文化之復興的偉大信念，以及與此信念相關的一些列學術闡釋與創見，不僅傳承了中華五千年文明傳統之慧命——儒家思想的偉大道統、學統與政統，并且開啟了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流派——現代新儒家。

在現代新儒家的“三圣”中，熊十力以“規模廣闊、神解卓特”著稱，所成體系宏大、返本開新，在哲學上創獲極多，可謂子思、孟子一派儒學大師；馬一浮則以“義理精嚴”著稱，被許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所成博大精深、守先待后，有子夏之博學，更有顏回之淡泊，被尊為“當世顏回”；

梁漱溟則身兼曾子之誠篤、子路之義勇，其人格風范，舉世所敬，被尊為“活化了孔子”；其學從文化哲學入手，博采現代西方哲學、心理學之所長，歸本于儒家心性涵養之教，正大清剛，著實親切，獨呈異彩。

從1955年5月開始，當局發動了對所謂“梁漱溟反動學術思想”的大規模批判，馮友蘭等昔日梁漱溟的門生故舊迫于情勢，對梁漱溟進行公開批判。面對這些粗暴、歪曲、非學術的政治圍攻，梁漱溟公開表示“政治上擁護批判，學術上依然故我”——“我是不服氣的”！

1966年8月24日，文革小將砸開梁漱溟家門，對梁漱溟夫婦進行“無產階級專政”：梁漱溟的全部手稿、書信、藏書、古玩字畫等，被付之一炬或搶掠一空。梁夫人稍做抗議就被毒打。紅衛兵又把梁漱溟夫婦拉出去游街批斗，并強占了梁漱溟的祖居——積水潭小銅井一號院，改為“革命司令部”。

梁漱溟白天被批斗游街示眾，回家還要負責打掃衛生，因被“掃地出門”，只能住在陰潮悶熱的南小屋里。此時梁漱溟已是73歲老翁，他就在這樣非人的條件下，繼續寫作剛開了頭的《儒佛異同論》。近20年以后，老人回憶說：抄家以后，“我面對一疊白紙，思潮起伏。該砸的都砸了，該燒的都燒了，該斗的也斗了。只有人還在。我自信墨寫的字可以燒掉，但人的思想是燒不掉的。那麼我成天面壁而坐，為什麼不能重新提筆呢？”

人類歷史將永遠銘記這些金剛不滅的言辭，這一挺拔不屈的儒家人格風范。幾個月以后，四萬多字的《儒佛異同論》完稿。梁漱溟被街道干部趕出家門，遷居鼓樓鑄鐘廠41號一間窄小東屋里。炎夏夕陽直射，蒸熱欲死。梁漱溟夜不得眠，飲食俱廢。就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梁漱溟開始了17萬字的巨著《中國——理性之國》的寫作。1970年4月完稿。此時熊十力與馬一浮等一大批中國社會的精英之士均因受迫害而含冤去世。

1970年下半年，停止活動四年之久的政協直屬學習組恢復活動。梁漱溟此時只能與曾是一級戰犯的杜聿明、清廢帝傅儀等一起討論四屆人大的憲法草稿了。當時林彪正企圖篡奪毛澤東的地位。

梁漱溟又一次“不識時務”地反對將林彪作為接班人寫入憲法序言。此言一出，舉座震恐、大驚失色：這種“反動言論”，若在會外講出來，立即會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批倒批臭，砸個稀巴爛。與會者一致同意：當場消毒，不準擴散，向上匯報。上級（周恩來）指示說：個別人思想一貫反動，借機放毒也不奇怪，不必追究。梁漱溟竟平安過關。大約1年后，林彪集團敗亡覆滅。

1973年9、10月間，毛澤東夫人江青一伙發動“批林批孔運動”，矛頭指向周恩來。梁漱溟在政協一個多月的會議上始終一言不發。有人警告說“對重大問題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種態度”；更有人舉馮友蘭響應“號召”寫批孔文章的例子激梁漱溟表態。

梁漱溟脫口而出：“我懷疑他文章所說的是否是他內心要說的真話！”江青在首都體育館批林批孔大會上怒斥“梁漱溟何許人也！”這促使梁漱溟打破了沉默：1974年2月22日、25日，梁漱溟在政協會議上作了題為《今天我們如何評價孔子》的長篇發言。81歲老翁義正詞嚴地為孔子思想進行了辯護，并聲言“我只批林，不批孔！”

他公開指出：“一個政治家為國家、民族之前途設想而提出的公開主張，才稱得上是路線?！瓌⑸倨娴闹鲝埡芏?，都是公開的。彭德懷也有公開信給毛主席……他們的錯誤只是所見不同或所見不對?！f林彪有什麼路線，那是抬高了他?！也徽J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多年來，我是一直與中共領導黨求大同、存小異的?！沂枪_的，光明的，而林彪則利欲熏心，專搞陰謀詭計的。我堂堂正正是個人，而林彪身敗名裂，不夠做人的資格?！?

這一番話，可謂千古不朽：梁漱溟本儒家一貫宗旨，將政治行為與人的道德品格緊密聯系在一起，認為劉少奇、彭德懷等雖被永遠開除出黨或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被宣判為“特務、內奸、工賊”或“右傾機會主義者”的“反動分子”，但仍是“為國家、民族之前途設想的政治家”，錯誤僅僅是“所見不同或所見不對”，這些話簡直就是向當時執政黨的政治高壓政策公開進行挑戰，并且在道德上宣判了耍弄小人伎倆、利欲熏心、陰謀詭計等政治丑惡行為的死刑。事實上，梁漱溟同時對執政黨不能容忍不同意見的專制作風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正是這種作風才導致了林彪這樣陰謀家、野心家的上臺，執政黨和全國人民因此蒙受了巨大災難。

當局無奈由批林批孔轉而批梁。批判會每周四次。在眾人圍攻下，梁漱溟在9月23日的批判會上被逼問有何感想，他脫口而出：“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會議主持人勒令他作出解釋——自1917年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以來，一波一波的反傳統浪潮，已經使當權者越來越不學無術。梁漱溟慷慨言道：“……‘匹夫’就是獨自一個，無權無勢。他最后一招只是堅信他自己的‘志’。什麼都可以奪掉他，但這個‘志’沒法奪掉，就是把他這個人消滅了，也無法奪掉！”

這真是擲地有聲的解釋與宣言！這真是中國儒家文化傳統、人格教養數千年不死的鐵證與豐碑！在政治高壓與迫害中已經廉恥道喪、只能向權勢獻媚或低頭、被嚴重荒歉的大多數中國人的“人格”有了自救的希望！

梁漱溟的話使那些趨炎附勢的圍攻者啞然。上邊傳下話來，說梁漱溟是不可改悔的反動分子，跟他糾纏會上他的當，“轉移了斗爭大方向”。這樣，大半年的批梁草草收場。梁漱溟則把自己的長篇發言改寫成兩篇日后產生深遠影響的論文《試論中國社會的歷史發展屬于馬克思所謂的亞洲社會方式》和《今天我們應當如何評價孔子》。

偌大中國，只此一人。若儒家文化傳統和人格教養不被最近一個多世紀以來全盤西化論者一再掃蕩毀棄，多少盲從的悲劇可以避免！多少專制的淫威可以遭到抗衡！多少腐敗的丑劇不再污染祖國的晴空！

從梁漱溟先生的偉大人格及其生命經歷，我們得出結論：要想在全民族中樹立這樣傲岸不屈的人格品質，當前必須大力推進迫在眉睫的教育機制與社會機制變革，迅速突破“應試教育”的死局、“素質教育”的空洞口號、以級別、職稱、學歷選拔人才的僵化制度，在全社會樹立一種負責任的、獨立不倚的儒家道德人格，以改變時下腐敗奢靡的社會風氣，為中國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奠定人性、人文與人才的基礎。

早在1920年代中期，身為北大教授的梁漱溟，就力圖打破現代西式學院教育只重知識技能忽略人格素質的僵化模式，創辦“勉仁書院”等現代書院教育體系。他在不朽名著《朝話》中提出的具有濃厚中國文化特色的教育理想與教育規范及恢復中國書院教育的偉大努力，不僅是對孔子開創的中國教育的偉大傳統的直接繼承，更指示著中國21世紀教育創新和文化創新的核心方向。

遠承孔子、晚唐起步、宋元明清興盛一千余年的中國書院教育，是中國教育傳統的偉大創造。它針對隋唐以來科舉制度以及官方教育的日益僵化，提倡一種道德教育與知識教育并重、既生動活潑有修身謹嚴的民間教育模式，一代代忠臣烈士、鴻儒碩學，如范仲淹、文天祥、王陽明、王船山、曾國藩、張之洞等，均受書院教育而成名，成為中國社會之中堅表率，與近代西式學院教育培養出來的、在道德操守上常居騎墻立場的知識專才相比，境界高下判若云泥。當代學校教育，以知識技能傳授為絕對中心，嚴重忽視甚至否定每一種知識所具有的道德意義和人文意義，后果堪憂。

學術與教育的宗旨——道德人格、美好心靈的塑造，往往流于空洞的形式或枯燥的說教，從青少年犯罪到成年人的職務腐敗現象層出不窮，使整個社會蒙受巨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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