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特質之五，中國人在全球文明的黎明時分（距今1萬年前后），為了適應新石器時代農耕文明的大發展和治理遠古大洪水的經濟-社會需要，率先建立了全球史上第一個政治治理制度，使之成為中華文明穩定繁榮的基石，即余所謂“大一統古典憲政”的雛型——遠古部落聯盟制。
史稱，伏羲設立六龍、九部等官府治理系統，天下大治。
龍是宇宙生命力的象征，采自天上“龍星”（青龍七宿之一）出現于東方、萬物萌生的春天云雨之象，組合馬、牛、蛇等動物軀體而成，長期作為伏羲-燧人部族的原始圖騰。
伏羲-燧人-女媧部族，以“六龍氏”的名號，組成大一統部落聯盟，設立“六龍官府”治理系統，將天下最強有力的部族組織凝聚在一起，從此，中華各民族望“龍”旗下百姓民生治理之完美而紛紛歸附之，龍由伏羲圖騰，升格為全民族、全天下的最高文明象征；龍之根源、中華文明之根基、血脈，終于找到了！
伏羲以德服天下的文明訣竅、制勝法寶，即在他將各部族的發明家、掌握核心技術的家族，納入他的“執政團隊”、“友人集團”，即“六龍氏”集團。
著名史家杜預注《左傳集解》、《通鑒外紀》載，“伏羲以龍紀官，命朱襄為飛龍氏，造書契；昊天為潛龍氏，造甲歷；大庭為居龍氏，造屋廬；渾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康為土龍氏，治田疇；栗陸為水龍氏，繁滋草木、疏導泉流”。
由此可知，伏羲族創制天下文明的步驟：
首先，伏羲設立了“六龍”即六大官府治理系統：
（1），朱襄-飛龍氏，乃燧人族主持的典禮部族，分掌民政，后世之“司徒”，典禮樂、造書契，代結繩之治，民政井然；
（2），昊天-潛龍氏，夸父族主持的科學部族，專司測天，造六十甲子太陽歷（天干地支系統），以時憲治民生；
（3），大庭-居龍氏，女媧族主持的建造部族，分掌建造、治水等工匠事宜，后世之“司空”，造屋宇、水利以利民生；
（4），渾沌-降龍氏，少昊族，伏羲太昊之子所率部屬，分掌游牧、畜牧、交通、通訊等部族事務，司牲，馴養野獸、服牛乘馬，以蓄養犧牲，利于民生；
（5），陰康-土龍氏，華胥族，伏羲母族所率部屬，專司農耕技術，神農氏由此族出，治理田疇以治民食；
（6），栗陸-水龍氏，共工族，熟習水性，擅長捕魚、煮鹽、弄潮等沿海事務，與女媧分別執掌水利工程，以控御洪水、治理河渠，蚩尤、三苗九黎等部族，從此族派生。
伏羲建立的天下龍族（中華）大聯盟，之所以能馳騁中原、“無敵于天下”者，乃在伏羲創制的“六龍”官府文治系統，整齊規劃、組織、協調全國大一統秩序，迎戰各種自然環境的巨大挑戰，一一克服之；各地部族紛紛加盟，伏羲文明的遺址、遺跡，遂在中華大地的東西南北，紛紛涌現，表明“龍”（寓意“能”）的文明統一體意識，漸次深入中華人心，伏羲建大一統文明尊號為“太昊帝”（以太陽昊天為楷模），并定都（舞陽賈湖、淮陽）。
伏羲研究專家王大有認為，伏羲氏族政權延續2700余年，歷經77帝，其中48帝定都賈湖，伏羲誕生于公元前7774年之甘肅成縣，前7724年即五十歲時稱太昊帝，定都賈湖，傳至36帝，因水旱災害而遷都。前5539年，第63帝荷曲重返賈湖定都，又延續12帝；到公元前5117年，74帝節氏薨，第75-77帝遷都河南宛丘（王大有：《三皇五帝時代》第49-91頁，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其說有文獻根據，值得重視和詳細考釋。
北宋史家劉恕《通鑒外紀》認為伏羲氏傳承1260年，至清，山東章丘尚有伏羲母族赫胥（華胥）氏墓（劉瀟瑛：《伏羲文化大揭秘》64頁，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張遠山《伏羲之道》從彩陶圖案等角度，論證上古天文歷法《伏羲連山歷》（前6000年，先仰韶文化）創始，不斷東擴，至《神農歸藏歷》（前3000年至前2000年，龍山文化）逐步成熟為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前2200-前2100年，龍山文化晚期）建立的太極（天象觀測）臺，太陽歷（伏羲連山歷）與太陰歷（神農歸藏歷）合為陰陽歷，僅天文歷法創制期就延續4000余年。
其次，派兒子少昊率部治理祖居地——魯地，作為首都（賈湖、淮陽）的戰略后援與地緣政治上的縱深空間。
山東泗水流域是伏羲祖居地，遠古泗水聲勢浩大，與江、河、淮合稱“四瀆”。伏羲族以測日觀風為遠古科技優勝之族，建王稱號，故風姓。伏羲后裔長期生息于此。泗水城西有風后嶺、風后廟，乃祭祀先祖之地。風后為伏羲族歷代首領（后猶王也，風后乃風族始王之地），后任黃帝宰相，佐黃帝治理天下。
元末大亂，廟毀，民殲滅以盡。明洪武年間，新遷居民，沿襲舊俗，仍稱其莊為“風后”，風后廟殘碑被砌入墻基。其莊名漸改為“豐后”。清初，有書生見墻石有“風后”字樣，欲改莊名，以存舊跡；砌墻之家畏懼竊據神州的滿清髡夷警覺怪罪而招致滅門慘禍，私下將殘碑“風后”兩字刮去，反誣該書生訛詐，訴之于官，官府不敢深究，維持原莊名，連同周邊地名——鄰村改名封前，風后嶺改名“豐厚嶺”，滿清賊官、賤民狼狽為奸，以泯滅伏羲圣跡，至此，綿延9000-10000年以上之華夏神州之文明正統，泯滅于髡殘韃虜，幾乎掃地以盡，山河重整、文明光復，有待后人矣[詳見民國學者王獻唐（1896-1960）巨著《炎黃氏族文化考》第324-325頁，青島出版社2006年版]！
伏羲之子少昊部族，繼承父王伏羲的政治建制，以鳥師（天文歷法之觀測家）為治理官府，父子文明，一脈傳承；少昊率部族自首都（河南舞陽）東擴山東，卒后葬魯，山東至今有少昊陵、少昊墓等遺跡。
《左傳·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所載剡子對魯昭公所言：“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于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
峰按：伏羲太昊及其后裔少昊氏等天下部落聯盟，均以《河圖易經》之天文歷法制度之精致，確保中國農耕制度之鼎盛，所以贏得天下各部族的歸附，不戰不伐而受各族擁戴為天下共主，完全以德服人，故稱“皇”；黃帝軒轅氏原先亦為“皇”，因蚩尤之亂而大動干戈，德力并用，故稱“帝”；五帝之下，夏商周三王德以召之，力以服之，故稱“王”；晚周戰國，純以力勝，故稱“霸”；《皇極經世》言之鑿鑿，毫厘不爽也。
少昊登基之初，鳳鳥（大型候鳥群之統稱）光降，陽氣淋漓，遂以“鳥師”命名官府之民治系統，尤以“鳳鳥歷正”之官府設為緊要，下設司春分、秋分之玄鳥氏、司夏至、冬至之伯趙氏、司立春、立夏之青鳥氏、司立秋、立冬之丹鳥氏之四大《中華太陽歷》世家、河圖八卦、八節、二十四節氣之精密測天授歷系統，與《尚書·堯典》分設伏羲后裔之羲氏、和氏四大家族分掌天下歷法之記載完全吻合。
吾中華文明創自伏羲、屹立10000-9000年之偉大史實，昭然若山川之揭曉、燦然若日月星辰之出臨，吾輩有幸祖述之、復興之，何其榮幸也哉！
再次，伏羲組織朱襄-飛龍氏，即燧人族主持下的典禮部族，將民政治理系統細密化，以八卦符號，創造遠古文字（書契），取代過往燧人氏的結繩之政，民政秩序大為整齊；又組織昊天-潛龍氏，即夸父族主持下的科學部族，專司測天，取得全球文明史上飛躍式的科技人文進步，創制出以賈湖骨笛-伏羲古髀組合而成的遠古測日圭表，進而創制出《河圖易經》的天文歷法體系，后來漸趨縝密的六十甲子《伏羲太陽歷》（以及更細密的“天干地支”歷法系統），就在《河圖易經》的天文-氣象-物候-二十四節氣制度的基礎上，不斷完善，確保了中華文明以天文時憲制度治理農耕、民政等一切民生資源、人口與文明規模的日益壯大。
紅日東升，丹鶴翱翔，賈湖骨笛-伏羲古髀組合制成的遠古測日圭表，奠定了伏羲文明的科技-人文-哲學水平的高超，奠定了伏羲族治理下的天下部族大聯盟的穩固親密，奠定了中華文明得以多次戰勝洪水、雷電、風暴等災害而巍然屹立的文明根基，奠定了伏羲定都宛丘、建成全球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國家的統治基礎。伏羲文化遍布全國，清晰表明：伏羲文化越出地域范圍，成為中國大一統第一個穩固繁盛的文明形態！
賈湖M344墓葬出土的“賈湖圭表”，被配置在人體骨架頭部上方的龜甲中，證實了河圖、洛書之獸骨、龜甲，是《河圖》測天體系的重要器具，而“伏羲-賈湖古髀圭表”上刻畫的鳥形（丹頂鶴）圖案，清晰呈現了古髀（鳥喙仿制品，又稱叉形器）與古圭（骨笛）組合測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日影長度的整套天文歷法科技-人文體系及其背后“仰天而生”的河圖哲學信仰！
中華人文主義歷史，作為全球人文主義的智慧始祖與文明本源，在伏羲文明中，窈然萌芽，浩如日月，照耀人寰者也！
又再次，伏羲部落依靠“賈湖測日圭表”等遠古科技-人文實力，率領天下各部族，戰勝數次大洪水，初建中國大一統！
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大洪水的威脅下，伏羲率領的天下部族大聯盟，歷經千難萬險，終于來到河南南部的宛丘，見其地勢較高、山林環繞、土壤肥沃，六龍氏向伏羲建議，在此定都，發展農耕、畜牧，建造宮殿屋宇，贏得文明喘息與進步的根基。伏羲命昊天-潛龍氏取出“賈湖圭表”測天，發現此地居“華夏之中”，日影端正，陰陽協調，陽光燦爛，遂定計。伏羲部族聯盟豎起“龍”旗號，建造“太極殿”，大興河渠灌溉，農耕畜牧日益繁盛；與此同時，大興書契文教，結繩之政，被《河圖易經》等天文歷數之學、原始文字之學所取代，遠近歸附者日盛。太極殿告成，龍旗招展，丹頂鶴翩然翱翔天際，伏羲、女媧、六龍氏等，各居其位，伏羲命人彈奏琴與瑟之妙曲清歌《扶來》、《立基》，中華文明生活之“創始、根基”，就此奠定矣！
最后，伏羲部族大聯盟的一系列政治建制，確立了伏羲作為天下共主的政治地位，受尊為“太昊帝”和中華“人文初祖”，永受中華民族擁戴、全球人民敬仰。
遠古大自然環境的劇烈變遷，在暴風、雷電象征的大洪水泛濫的危急狀態下，伏羲部族靠其發明的遠古圭表，測日、測風雨、測氣候-物候-農耕-畜牧之先的高超科技-人文能力，率廣大部族，在全國范圍內（東起海岱，西至甘肅大地灣等）一次次成功遷徙，建立多個繁榮的文明聚居區，最終受天下各部族擁戴，尊為太昊帝，即掌握太陽奧秘的首領、領袖，結成中華部族大聯盟，都陳，完成了中華大一統國家雛型的第一次凝結，故受尊為“人文初祖”，作為“中華正統史學的重大結論之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