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以揭開中國文化“早熟”（梁漱溟先生最早提出）之謎：伏羲時代的中國人，以科技-人文-哲學的高超，應對遠古洪水等生存環境巨大挑戰，成功應對了文明挑戰，實現了自身文明的偉大提升，而其他遠古文明因黷神、黷武而滅亡。

考古報告顯示，賈湖地區早期氣候較為溫暖，類似江南地區；其間，曾經歷一次較長時間的大降溫；到賈湖文化中期，氣溫普遍回升，平均氣溫高于現在2-3度，降水量高出現在水準的400-600毫米，類似長江流域地區。

依據湯因比《歷史研究》人類文明史“挑戰-應戰”之基本模式，賈湖文化的創始、發展、壯大，恰恰是“迎戰”早期突然的降溫而展開的，賈湖人深刻領悟到天文-律歷-農時-物候之間緊密關系，對原始文明的生死攸關的意義，遂以骨笛圭表、骨尺測量、測天靈臺等制度體系，應對生態環境的劇烈變遷。

數百件成套精細農具的出土，表明賈湖文化在稻作農業、農耕制度上的發達，賈湖地區成為“賈湖古稻”的最北耕作區，也成為北緯34度線附近地區稻作與黍作區的分水嶺。

賈湖人可依據丹頂鶴的北飛，確定春分播種，但夏至日的確定，對搶收90-120天成熟的水稻，更是性命攸關！

賈湖骨笛-圭表此刻派上大用場：夏至日正午的日影，只好落在骨笛南端的第2音孔上，當日影逐漸遮住第2音孔時，搶收水稻的大署季節就開始了！

在賈湖人的原始太陽歷中，“節”正是賈湖骨笛上的“骨節”和七音孔的“音節”，當某些節氣（賈湖文化初步掌握了16節氣）的一段時期，經過骨笛兩個音孔之間的空當，骨笛圭表不僅記錄著農時節氣，更通過“律歷對應”而展現出一段特定音律，這一天地人大一統的嚴密而靈動的對應關系——天道日影、地道節氣和人道音律之間的高度吻合與默契，不僅是伏羲文明的驚人創舉，更是中華文明自9000-10000年前，就沖破了原始巫術思維和宗教祭祀崇拜的人類普遍誤區，率先邁入科學-哲學-人文大一統文明進步框架的關鍵要素所在！中國之謎，由此揭開！

丹鶴翱翔，賈湖骨笛-伏羲古髀組合制成的遠古測日圭表，奠定了伏羲文明的科技-人文-哲學水平的高超，奠定了伏羲族治理下的天下部族大聯盟的穩固親密，奠定了中華文明得以多次戰勝洪水、雷電、風暴等災害而巍然屹立的文明根基，奠定了伏羲定都宛丘、建成全球史上第一個大一統國家的統治基礎。伏羲文化遍布全國，清晰表明：伏羲文化越出地域范圍，成為中國大一統第一個穩固繁盛的文明形態！

賈湖M344墓葬出土的“賈湖圭表”，被配置在人體骨架頭部上方的龜甲中，證實了河圖、洛書之獸骨、龜甲，是《河圖》測天體系的重要器具，而“伏羲-賈湖古髀圭表”上刻畫的鳥形（丹頂鶴）圖案，清晰呈現了古髀（鳥喙仿制品，又稱叉形器）與古圭（骨笛）組合測定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之日影長度的整套天文歷法科技-人文體系及其背后“仰天而生”的河圖哲學信仰！

古籍記載“伏羲，風姓，生于雷澤，出乎震，都陳（宛丘，河南淮陽），號太昊”等，全國各地均有伏羲文化的考古遺址出土，或“伏羲廟堂”遺跡與歷史傳說，揭示伏羲文化越出地域范圍，成為中國大一統第一個穩固繁盛的文明形態！

首先，中華文明的“早熟”（梁漱溟問題），實乃以科技-人文智慧，迎戰巨大“文明挑戰”（遠古洪水造成全國范圍的大規模人口遷徙，湯因比設立文明史的基本模式的案例）而致。

遠古大自然環境的劇烈變遷，在暴風、雷電象征的大洪水泛濫的危急狀態下，伏羲部族靠其發明的遠古圭表，測日、測風雨、測氣候-物候-農耕-畜牧之先的高超科技-人文能力，率廣大部族，在全國范圍內（東起海岱，西至甘肅大地灣等）一次次成功遷徙，建立多個繁榮的文明聚居區，最終受天下各部族擁戴，尊為太昊帝，即掌握太陽奧秘的首領、領袖，結成中華部族大聯盟，都陳，完成了中華大一統國家雛型的第一次凝結，故受尊為“人文初祖”。

伏羲部落依靠“賈湖測日圭表”等遠古科技-人文實力，率領天下各部族，戰勝數次大洪水，初建中國大一統！

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最后一次大洪水的威脅下，伏羲率領的天下部族大聯盟，歷經千難萬險，終于來到河南南部的宛丘，見其地勢較高、山林環繞、土壤肥沃，六龍氏向伏羲建議，在此定都，發展農耕、畜牧，建造宮殿屋宇，贏得文明喘息與進步的根基。伏羲命昊天-潛龍氏取出“賈湖圭表”測天，發現此地居“華夏之中”，日影端正，陰陽協調，陽光燦爛，遂定計。伏羲部族聯盟豎起“龍”旗號，建造“太極殿”，大興河渠灌溉，農耕畜牧日益繁盛；與此同時，大興書契文教，結繩之政，被《河圖易經》等天文歷數之學、原始文字之學所取代，遠近歸附者日盛。

太極殿告成，龍旗招展，丹頂鶴翩然翱翔天際，伏羲、女媧、六龍氏等，各居其位，伏羲命人彈奏琴與瑟之妙曲清歌《扶來》、《立基》，中華文明生活之“創始、根基”，就此奠定矣！

其次，伏羲-女媧部族聯盟與三苗九黎部族的早期酋長——共工族的分立、聯合與紛爭，是炎黃-蚩尤之戰、堯舜流放“四兇族”、周文王武王大封建、周公“兼夷狄”、制禮樂、齊恒晉文“尊王攘夷運動”、孔子《春秋》華夷之辨的遠古淵源所在。中國歷史的大一統向心運動（認同中華文明為華夏，否則為夷狄），由此奠基。

伏羲與部族聯盟內部的一個部族——居上相要職的共工族，在戰勝洪水、定都陳地等重大決策過程中，發生嚴重分歧，伏羲與六龍、五官等部族商議，允許共工率領愿意跟從的部眾離開陳，另立門戶，成為三苗九黎部族的祖先。

約當公元前6600-前6200年，即距今8600年-8200年間，伏羲部落聯盟在定都陳、設立大一統官府、建設大型水利設施以防范洪水、建造太極殿和測天靈臺等重大問題上，與長期負責工匠制造、擔綱治水具體任務的“上相”（九相之一）共工及其部族，發生重大分歧，伏羲與六龍、其余“八相”（上相共工氏司天，下相柏皇氏司地，左右之相朱襄、昊英氏，北相栗陸氏，南相赫胥氏即華胥氏，西相昆吾，東相葛天氏，地下陰康氏）以及司天官府“五官”（春官青龍、夏官亦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黃龍）等聚會商議，決定請共工部族自愿跟從共工者和平離開，“賈湖圭表”等核心技術，是否允許其習得后帶走，一部分大臣反對，經伏羲曉諭以“天下為公，好生之德”等大義，最終一致同意共工族攜帶“賈湖圭表”、稷稻種子等要害物資，遠道送別而去，伏羲部落聯盟之原始民主制作風，更使其眾望所歸。

再次，伏羲營造舞陽賈湖人的觀天測日的大靈臺，中華文明以科技-人文-哲學的高超與文明的發達繁盛，吸引著天下部族的自愿加入與中華文明內部凝聚力的空前增強。

考古年代顯示，伏羲-賈湖文化在其中、晚期，約當公元前6600-前6200年，距今8600-8200年的中期；至公元前6200-前5800年，距今8200-7800年的晚期文化，文明程度突飛猛進。

現存中國古觀象臺（靈臺），是在河南登封告成鎮的周公測景臺，選址在登封，因這里是夏代古都陽城，居天地之中。

漢代鴻儒鄭玄認為周公在此豎立八尺圭表（八尺高表謂之臬，奉為圭臬之義），測夏至日的日影?，F遺址乃唐人仿造的，古史兩次大型測日活動，中心觀測點都在陽城，作為修訂歷法的重要依據。1279年，元代郭守敬主持測天，在全國范圍設立27個觀測點，南至南海，北至北海（今俄羅斯貝加爾湖地區）。

在北緯14度-64度之間，《元史》之《天文志》謂之“四海測驗”，中心觀測點就在陽城，郭守敬修建了40尺高的圭表，表的頂端有橫梁，地面設置了120尺長的石圭，堪稱規模宏大、科技高超、氣度不凡！這些科技奇跡的淵源，即在伏羲時代。

最后，伏羲-女媧部族聯盟，在中國西部（甘肅、寧夏、陜西等地）迅速壯大，在氣候溫暖的條件下，部族大部分（少典-黃帝部族留在西部，神農炎帝部族南遷至湖北）回遷東部——中原祖居之地，在天地之中（北緯33-36度地區）設立首都及天文觀測臺（靈臺），以律歷通天等測日法頒布時憲，順天而治，顯示中華文明制度上與憲政觀念上的巨大飛躍與成熟。

古陽城作為“地中”，具有“天效于景，地應于響”即律歷對應、通天的獨特地理優勢，北緯33-34度，散布著舞陽賈湖遺址、淮陽宛丘伏羲古都遺址；而北緯34-35度之間，則是登封告成（陽城）周公測景臺和中岳嵩山；在北緯35-36度之間，則是座落著著名的河南濮陽“中華第一龍”墓葬遺址。換言之，北緯33-36度的中州地區，確為中華文明之偉大心臟！

賈湖文化西南部遺址，有一處2米寬、10米長的探溝（遺址編號T19），內有一處底部架空的干闌式建筑房址（編號F40），房址上發現24個直徑為10-28厘米、深度為8-25厘米的柱洞。經模擬測算，三組柱洞可以觀測日出、日落和北極方位，也可以觀測正午日影，三組柱洞的組合，構成賈湖文化的天文觀測中心臺（靈臺），伏羲-賈湖人至少據此可以測定16個節氣和八節天象、日影，距今8000年的 賈湖靈臺，后被《周禮》、《周髀算經》、《六經圖考》、《淮南子》等古籍記載下來并日益精密，成為中華文明敬天授時、協理農耕民治的偉大科學-哲學-人文體系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