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別林后來推出了有聲電影的不朽經典《凡爾杜先生》、《舞臺生涯》和《一個國王在紐約》，他對現代社會進程的憂慮與控訴也日益加深。正是這種憂慮和批判精神，觸怒了美國上層社會以及主流意識形態，使他全家被迫移居瑞士。

作為一個偉大的人道主義者，卓別林再一次勇敢地直面現代社會的種種病態和殘忍，不惜被卑鄙無恥的美國政府宣布為“不受歡迎的人”并遭受了實際上的全家驅逐。

他大義凜然，象流浪漢夏爾洛一樣，對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虛偽和殘忍進行了英勇的揭露與嘲笑，他的電影，如一座豐碑，屹立于一切電影之上，成為全世界人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沒有哪部電影能象卓別林的《城市之光》那樣將富人階層的忘恩負義、為富不仁和窮人的相濡以沫、彼此扶持表現得如此感人至深；沒有哪部電影能象卓別林的《摩登時代》那樣將大工業制度對弱小者的摧殘揭露得如此深刻和徹底；沒有哪部電影能象卓別林的《大獨裁者》那樣將一個現代獨裁專制國家其倒行逆施、反人道的本質那樣勇敢地揭示給全世界人民；沒有哪部電影能象卓別林的《凡爾杜先生》那樣將現代文明制度的殘忍揭示得如此淋漓盡致；沒有哪部電影能象卓別林的《舞臺生涯》那樣將藝術家以及一切為人道價值而奮斗者的偉大精神褒揚到如此的價值高度；沒有哪部電影能象卓別林的《一個國王在紐約》那樣將以美國為代表的全球商業體制及其蘗生物——流行文化時尚的勢利庸俗、淺薄無聊和歇斯底里嘲諷得如此令人捧腹……

即使象羅伯特·布烈松（1907-1999）和英格瑪·伯格曼（1918-1979）或魯奇亞諾·維斯康蒂（1906-1976）這樣近乎完美的歐洲導演，其代表作品也或多或少地、暫時地流露出一絲對昂揚的傳統人道主義精神的懷疑和對人類的信心喪失。

盡管卓別林自《凡爾杜先生》開始，逐漸產生了對人性的疑慮，但卓別林以一個平民的樂觀主義和幽默感對付無窮無盡的全球災難和日益粗俗的文化風尚。

1952年9月卓別林全家被迫離美，重回祖國的查利，希望妻子能欣賞到自己一直夸贊的英國西南部秀麗景色，但一路經過的都是形式單調的住房。

戰后生育高峰已經來臨，政府提供給大眾的只能是這種單調的住房：它們“具有現代的丑惡形式，破壞了城市的遠景?！碑斠患胰嗽趥惗仄たǖ侠麖V場散步，“發現那里已被一些美國玩意兒弄得面目全非……那個社會已經消失了……（如今）男人會聽了爵士樂落淚，行兇已經變為縱欲。這是時代在前進?！?

環境優美的住房、高雅的藝術享受，如今都不時髦了。

時尚改變了。

象歷史哲學家卡爾·雅斯貝爾斯（1883-1969）和傳播哲學家哈羅德·伊尼斯（1894-1952）一樣，卓別林在《自傳》（1964）中，發出了對20世紀文化的精辟分析：“由于現代生活越來越復雜，再加上20世紀動力學的發展，在政治、科學和經濟各方面，個人被一些龐大的組織所包圍，受到它們威脅。思想需要符合條件，行事需要經過批準，舉動需要獲得允許：于是，我們正在成為這一切的犧牲品?！?

這一“官僚制的鐵籠”（韋伯語）使“我們的生活感官由于追求利潤、權力與壟斷而變得遲鈍”、丑陋和臃腫，失去了審美觀念；在北京街頭，處處是匆忙趕路者，卻不知奔向何方。

“科學知識由于缺乏慎重引導或負責精神，就為政客和軍人提供了具有強大摧毀力的武器，以至于世界上所有人的命運都被這些（通常責任感和才干都不夠格或成問題的）人所掌握……有些科學家象宗教狂一樣只顧研究科學，一味相信他們的發現永遠是有益的，認為他們的求知信條就是道德標準?！?

在高校，有知識卻無文化的人比比皆是。

作為具有豐富閱歷的藝術家，卓別林一語破的，指出了當代“世界形勢”的關鍵：“人是一個以謀求生存為主要本能的動物。因此，他的個性發展在前，他的靈魂超拔在后?！?

科技進步和財富增長，被利用在根本錯誤的方向上。

卓別林寫道：“科學的進步遠遠超出了人類的道德行為。在人類進步的道路上，利他主義的行進是緩慢的。它慢慢踱步、時時傾跌，落在了科學的后面?！ㄈR爾（1795-1881）說過，要世界得救，必須靠人們思考。然而，只有人們處在性質極其嚴重的情況下，到了迫不得已的時候，他們方才會進行思考?！?

環顧當代全球社會，“責任感和才干都不夠格或成問題”的政客、官僚、文人、傳媒人如有毒的蘑菇一樣被高校批量生產而層出不窮，這些人雖不會思考卻大權在握，愚昧民眾在政客操控和傳媒的催眠下，逐步喪失了思考和質疑的能力。

整個世界局勢正逼近或達到“性質嚴重的情況”已不知多久了，但全球社會風尚和文化時尚仍在重重危機面前自我陶醉著。

人類造成的自我殘滅，正日益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