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就今日中國的偉大文明規模者，一為自伏羲、燧人、女媧直至堯舜大禹的平治東亞大陸水土、尤其是舜、禹等大批明君、賢相的治水、治賦、確定行政區劃、天文歷法、農耕秩序、軍事拱衛、民事治理、中央政府（天子）與地方政府（諸侯）關系的憲政法治基礎和法律文件（稱“巡守”、“約劑”）等一系列文明制度；一為炎黃諸帝直至周文、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等西周諸王兼并夷狄、驅除異己、建立1800余國的偉大封建禮樂制度體系，將中國締造為偉大的政治文化統一體；三是孔子創立儒家學派、撰述《春秋》等儒家《六經》、正史等文獻體系，旁參諸子雜家，將五帝三王的政治實踐，予以條理化、精密化和哲學化，從而牢固樹立了中國人的文明信念。

孟子宣稱：“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虎、孔子著《春秋》”為“上古三大事”，誠千古只眼、指示分明也；此下中國歷史文化，雖有秦漢隋唐之建制、宋元明清之變局、民國當代之演進，然中國人關乎是非善惡之根本文明信念，未曾改變：凡促進國家興旺、舉辦各項文明事業者，中國人咸目之為“功不在禹下”；凡內肅貪腐、外懾夷狄之英明戰略舉措，中國人恒比之于周公“兼夷狄、驅猛虎”；凡奮力著述、傳授，以光復中華文明者，譬如辜鴻銘、柳詒征、陳寅恪、梁漱溟、馬一浮、熊十力、錢穆等“民國七賢”（余最早祖述、命名之）者，儼如孔子之著《春秋》，那些頑固推行“去中國化”、“全盤西化”學術或政治立場的民族敗類（譬如胡適、魯迅、李登輝等），必有“亂臣賊子”之“懼”而惶恐不可終日也。

《孔子家語·五儀解》載孔子答魯哀公“何謂君子”之問曰：

所謂君子者，言必忠信而心不怨，仁義在身而色無伐，思慮通明而辭不專，篤行信道，自強不息，油然若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此謂君子也。

言必忠信，行必仁義，思慮通明卻辭氣溫婉，篤行其道，自強不息，浩然正氣，賦予己身，悠然油然，看似可望，實則不可及，如此君子，真國之貞干也。

讀者諸君，舉目四望，癡癡愚盲，鋪天蓋地；幾人堪稱君子？幾人堪許國器？“同其俗流，合其污穢”之人、“泯然眾人”、與俗俯仰之人，何其多耶？

側身中國知識界，每每出席如儀，卻每每不終席而退場，不辭而別者，次數甚多，眾人目余癡頑，余亦無言焉。

君子不可及，小人何其多也。數次見某個學者正要發揮己見，但突然發覺主持會議者（某某權威，實則黨棍學閥，不學無術者居多）臉色難看，立即改變辭令，向剛剛嚴辭批評的一方“婉轉致意”矣。

曾在北三環路邊巍峨的遠望樓，參加某個學術會議，我的發言頗引起喝彩與共鳴，但主持會議的某學術權威，仍以李零卑俗之作《孔子是個喪家犬》為主旨，大肆鼓吹“孔子不合時宜、被時代拋棄”等荒謬虛無之論，余不予爭論，剛才那幾個喝彩、共鳴者趕緊利用午餐時間自辯以求主持人諒解，余終沉默不語，心想，梁漱溟當年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歷史終證明其正確；余今處“全盤西化”流毒之下，雖不能暢所欲言，終不致遭政治迫害也。

某日，文學院院長賜宴，歡飲之余，該院長謂：“像在座的毛教授課堂所言，若在反右、文革時，早已死無葬身之地了！”眾教授一陣歡笑。

余笑曰：“也許，我帶幾個學生，重新上山打游擊去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舉座陷入死一般的沉默。

所幸，時移世變。

君子挺拔，小人偃伏，中國有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