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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峰:孔學源流之一百三十六篇——圣學血脈之八:夷夏大防(下)
    毛峰
    2016年12月02日

    在全球一體的今日世界,強調華夷之辯或夷夏大防的當代全球文明意義在于:凡甘居人道價值觀、技藝及服務、自然生態與人文道德之下游者,即為夷狄;反之,為華夏,即高超文明涵義也,亦即“有禮樂文章之美,謂之華;有禮義之大,謂之夏”也;華夷之辯或夷夏大防,非種族高下之名,乃文明高下之謂。

    據此衡量全球文明之高下優劣,略有諸義:

    首先,生態與人文深度協調的、高度可持續的、保有天地人宇宙生命和諧的大一統整體,乃文明生存之最深根基。就此而言,中華古典文明為華夏,近代西方肆意破壞自然生態的工商科技文明為夷狄;

    其次,禮樂、道德等柔性秩序,與法治、刑罰等剛性制度相匹配,前者為主,后者為輔,乃文明生活之最深幸福。就此而言,中國之堯舜、三代、漢唐、宋明王朝為華夏,純任法治、苛虐殘暴的秦政為夷狄;

    再次,立國立政之策、垂世立人之教(化),建基在仁愛這一普世人道價值之上的“一視同仁”、“天下一家”精神上的,譬如中國堯舜、三代、漢唐、宋明等偉大王朝,謂之華夏;以種族壓迫為國策的蒙元、滿清,謂之蠻夷;大規模奴役、買賣奴隸、歧視外邦人、異教徒的希臘羅馬、歐洲中世紀大規模迫害、屠殺異教徒、曾實行農奴制的美國南方各州,謂之夷狄;

    最后,歐美在飽受羅馬殖民帝國崩潰和教會原教旨神學統治的蒙昧與黑暗之苦后,以文藝復興的偉大活力,借鑒中國儒家世俗人文治理的偉大經驗,用自由開放模式管理經濟、社會、人文,創造出舉世公認的燦爛成就,由原來的夷狄蠻荒狀態,一躍而升入全球文明楷模(華夏)境界,一舉取代中國為全球文明的軸心;中國恰在此時落入滿清蠻夷長達240年的軍事占領之下,中國古典憲政秩序與中國人的君子人格,遭到極端落后的滿族軍事貴族集團的扭曲、污損,在這漫長的文明黑夜中,中國人喪失了孔孟儒家人格的至大至剛,成了奴顏婢膝、卑鄙無恥的低下人格的代名詞;孫文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相號召,滅滿而興華,不幸中國又淪落入“全盤西化”的歷史文化虛無主義的陷阱,自甘蠻夷、向洋人搖尾乞憐的北大、北師大教授俯拾皆是,無聊文人甚至以“國民性問題”、“丑陋的中國人”輪番攻擊人性普遍存在的弱點,極度的紊亂、貧弱,促使中國人以“洋月亮比中國圓”相標榜,自古傳承了8000-10000年以上的偉大哲學-科學-人文傳統,被胡適等人宣判為“落后、野蠻、蒙昧”而竭力予以摧毀、污蔑、拋棄……

    中國甘愿為思想、學術、精神上的歐美附庸,良非一日也!夷狄及其代理人(胡適、陳獨秀等)滅夏、亂華,莫此為甚!錢穆以“痛定思痛”言之,甚??!

    所幸,一陽來復,華夏復興,此其時也。

    難以推卸“去中國化”這一“全民族弒父”之重大歷史罪責的,是在最近100年里,刻意抹去民族記憶的中國大學、中小學、幼兒園乃至一切負有傳播責任的教育、學術、出版、傳媒和宣傳機構。

    新有一例:為完成一項寫作,余網上購置多種孔子傳記,計有《孔子傳》(白平著,求真出版社2012,北京)、《孔子傳》(李木生著,貴州人民出版社2016,貴陽)、《孔子傳》(楊佐仁、宋均平著,齊魯書社2002,濟南)、《孔子傳》(鮑鵬山著,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北京)、《孔子全傳》(曲春禮著,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北京)等。初讀之下,即七竅生煙:這些烏七八糟的“偽傳記”,要么胡說孔子乃其父母私通所產的私生子(頗有《還珠格格》與《甄繯傳》的味道),要么胡扯孔子在宋國迎娶了亓官氏,有的竟然還列入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首屆向全國推薦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普及圖書”(如此“普及”令人不寒而栗),放下這些價格不菲卻烏煙瘴氣的獲獎讀物,余心生絕望之感:一個民族對待自己的歷史文化,如此不堪,如此粗鄙,還能指望他們什么呢?!

    無奈,為了平復驟升的血壓和心臟的不適,展閱一則《孔子家語·五儀解》品讀欣賞之:

    公曰:“何謂賢人?”孔子曰:“所謂賢人者,德不逾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富則天下無苑財,施則天下不病貧。此則賢者也?!?

    魯哀公問“賢人”,孔子對曰:道德不逾越界限,行為總符合規矩;言談足以為天下法,而又能不傷害百姓的身心,道德文章足以感化百姓,而又能不傷于事物的本性;富民之策,不令百姓怨憤富人;施予厚生之策,足以令天下萬民皆可富裕(王盛元《孔子家語通解》以及《孔子家語》的王國軒、王秀梅譯注本,中華書局2009年版,均有明顯錯誤,峰按)。

    賢人者,治國安邦之賢德也。

    中國古典憲政,以選舉賢德為第一要務。

    從推舉、薦舉、察舉到科舉,中國數千年古典憲政體系之選舉制度之完善、量才授官之干部委任制度之合理,確保了中華文明的長治久安、民族文化綿延、長期社會穩定與文明繁榮燦爛,文治政府之完備(詳錢穆《國史大綱》與《國史新論》)、儒家古典憲政、士大夫政治之人道性、人文性與進步性(詳毛峰《大一統文明》),堪稱舉世無雙。

    故而,孔子答樊遲問“仁”之后復問“知”(智慧),孔子徑直以“知人”(善任)告之;樊遲笨拙,復問子夏,子夏以“選于眾”解之,何其恰當:儒家是通經致用之學,重點不在程朱理學所謂“修身養性”,而在治國安邦、愛護百姓等“憲政”措置的偉大意義上;自二程、朱熹以下,直至當代“領導干部學國學”等等流俗之學,根本沒有抓住孔孟之道的根本所在!于丹、王財貴之流,更胡扯什么“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人民要信仰政府”或“死記硬背、其義自現”等愚昧之談、冬烘之教,真無恥之尤也!

    嗚呼!自民初全盤西化運動毀滅中國歷史文化以來,粗鄙不堪的現代語文(白話文)大行其道,作為古典文明偉大載體的古文(國文)被人為隔絕于中國百姓的日常生活與道德人文觀念、規范之外,百年污穢積累成糞池,欺世盜名者借此囤積居奇,無聊傳媒(譬如央視《百家講壇》等)借此以邀時寵,區區一則《孔子家語·五儀解》的淺近古文,竟然也有多處注譯錯誤,胡扯八歪的《孔子傳》更是層出不窮,非但“賢人”難覓、“君子”渺茫,如今,連一部信實可靠的古文典籍(西文譯注亦然),也杳如黃鶴了。

    興夏退夷,匡扶文明,任重而道遠也。

    【責任編輯:管理員】
    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國際文化傳播學、中國國學傳播、西方哲學藝術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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