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上看，法治興盛的時代，一般都伴隨了國家的強大，而國家發展達到巔峰的時期，也是法治興盛的輝煌時期。例如德國民法典是鐵血首相俾斯麥實現德國統一之后完成的，法國民法典是在拿破侖時期完成的；在美國，如果不是馬歇爾大法官的推動，就很難會有聯邦至上的司法體制。正如拿破侖所說，“我一生最大的驕傲并不是我所指揮的那四十次勝仗，滑鐵盧一戰抹去了關于那一切的回憶。真正能為后人所記住的是我的法典?！?

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時至今日，國與國的競爭是法治的“比拼”。國家如果沒有健全的法治，社會就無法穩定、發展。國家如果沒有權威的法治，就有可能在競爭中落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除了在經濟、文化上具有強大的競爭力外，應該在法律上、制度上證明自己的優越性，應該對世界做出貢獻。而這個貢獻，就是致力于提升國家的法治實力。

一、法治能力是國家治理能力的體現。中國有悠久的人治傳統，從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隨”，到現代的“領導說了算”，無不深深地打著人治的烙印。傳統的國家治理是分散的、非系統的，缺乏制度化、體系化安排?，F代國家的治理不同于傳統治理，主要靠民主、法治，是規則之治，理想狀態就是善治。一個國家要實現良好治理，法治是治理的基本方式。要實現善治的理想目標，就必須建立與社會經濟發展、政治發展和文化發展要求相適應的現代治理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

現代化的國家治理體系，本質上就是一個法治體系，任何組織、團體、法人、個體都不能超越憲法和法律之上。法大于權，法大于人，這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本質特征。無論是國家治理、政府治理還是社會治理，其著力點必然是法治，基本方式也必然是法治。實現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首先做到法治現代化，表現為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體現在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法深化改革、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上。中國國家治理能力的提高突出“五個”轉變：即由“統治”向“治理”的轉變；由“人治”向“法治”的轉變；由“管控”向“服務”的轉變；由“維穩”向“規則”的轉變；由“和諧”向“公正”的轉變。

二、法治能力是國家執政能力的基石。國家治理能力主要是執政者的理政能力。在追求獨立、自主、富強、自由和幸福的過程中，國家治理的重任交由中國共產黨，國家治理能力也最終體現為共產黨的執政能力。

在執政活動中，在處理與司法的關系上，執政黨必須尊重司法活動規律，注意政黨意志和國家意志、政黨活動方式和政權活動方式的不同性，充分尊重司法工作的獨立性特點，實現執政黨民主執政、科學執政、依法執政，把執政黨的執政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里。一個政黨是否成熟，其執政能力的高低，從其駕馭、運用司法規律的能力可窺其端倪。從這一角度來說，司法能力就是執政能力的基石。

三、法治能力是大國崛起的標志。今天，環視世界，不難發現：二戰結束快七十年了，戰前的大國，依然是當今世界最為活躍的強國。從西方近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中，我們可以看到，即便是一個政治上專制的國家，只要它的法律制度是獨立的、公正的和有權威的，也仍然可能成為一個強國。

從人類歷史的經驗來看，凡是真正的持續強大的國家，而不是消耗型的短暫的所謂一時之強國，必定是一個法治國，法治不但可以維護和保障一個社會秩序的穩定，樹立國家的權威，而且可以使人民自由和幸福。

現代社會的轉型迫使我們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即法治國。一個社會猶如一個活的生命體，法治是其中的骨骼和精髓，其他的所謂國之“大”者，不過是一堆肉泥而已。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法治，國土再大，人口再多、資源再豐，歷史有多輝煌，文化有多燦爛，人民有多勤勞，并不必然使一個國家坐擁“大國”地位。

中國的近現代史，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就是一部尋求法治國的挫折史。我們有康梁變法、孫中山革命、“五四運動”、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有實業救國、科學救國的夢想，直到今天，才意識到建設社會主義的“法治國家”。只有法治國才能成就一個真正的大國，一個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的強國。正在崛起中的中國必須是依法治理的中國，司法無權威，法院無地位，就無法顯示和驗證中國的強大。因此，從這一角度看，司法能力是大國法治社會的標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