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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峰:孔學源流之一百四十二篇——圣學血脈之十四:選賢愛民的古典憲政(下)
    毛峰
    2016年12月26日

    古典憲政制度體系的根本觀念,在于中國人的“王道”觀以及由此建立起來的“王法”體系。

    融通天地人三大宇宙要素,謂之王道。

    王者,往也,天下人自愿歸附之謂也。

    王法則是王道所立之法規體系。

    京劇音配像精品《朱砂井》(單折稱《拾玉鐲》,全本稱《法門寺》),即為鮮明一例。

    該劇描寫明武宗正德年間,皇太后和大太監劉瑾(名伶周和桐飾演)到陜西法門寺上香,途經郿鄔縣,遇秀才宋國士之女宋巧姣攔轎喊冤、控告縣官非法,太后、劉瑾當場即予受理、傾聽冤情。

    原來,宋巧姣許配官宦子弟、世襲指揮、縣學生傅朋,兩人相敬如賓。

    無奈傅朋生性風流,路過同村孫寡婦門前,真是寡婦門前是非多,正遇孫寡婦之女、16歲的妙齡女孩孫玉姣,趁母外出拜佛,在門口轟趕雞群,傅朋見玉姣倚門姣俏,不禁淫心大熾,故意遺落一只玉鐲,孫玉姣情竇初開、偷偷撿起,二人遂私下定情。

    《拾玉鐲》一折,堪稱描繪少女情欲的極品。

    不料全過程被劉媒婆看見,劉媒婆誑騙孫玉姣一只繡鞋作為“回贈的定情信物”(實貪圖小便宜),將繡鞋帶回家,被兒子劉屠戶發現,劉屠戶執繡鞋訛詐傅朋錢財,二人爭執起來,被鄉約地保劉公道解勸開。劉屠戶夜半醉酒,路過孫寡婦家門口,見門虛掩未鎖,遂溜進孫家,企圖非禮孫玉姣,不料孫玉姣臥室偏偏借宿了孫玉姣的舅父舅母,劉屠戶誤以為是孫、傅二人正在私通,遂持刀將孫玉姣舅父舅母殺死后,將人頭拋進劉公道的后院。劉公道唯恐官方追究查辦、說不清楚,遂命宋國士之子、宋巧姣之弟、15歲在家幫傭的宋小童拋擲人頭,劉順勢將其推入朱砂井溺死,然后誣告宋小童盜竊潛逃。

    縣官趙廉(名伶馬連良飾演)為官清正,半夜勘驗現場,卻審問得不明不白,遂有宋巧姣訴冤告狀一幕。劉瑾限令趙廉三日破案,趙廉終將人犯案情一一審理清楚,太后特命傅朋與巧姣、玉姣完婚,劉瑾命趙廉備辦彩禮,劉瑾、趙廉依大明律將劉屠戶、劉公道處死。
    全劇以傅朋風流惹出命案、蒙冤下獄、有情人終成眷屬為情節主線,借一樁驚動朝廷的命案,呈現出明代中國憲政治理結構的利弊得失、個中委曲。

    要研究秦漢以下中國古典憲政的治理結構,約有以下三大原則作為深入考察之理據,研究者須熟知:

    首先,一國一代之憲政治理,必有利弊得失參雜其間,其利足以維持數百年政局穩定,除其合理的憲政觀念外,重在憲政制度設計之合理、貫徹之得力,若此“利”被忠實記錄在歷史檔案中,則除非擁有翔實可靠的反面證據,不能輕易予以懷疑或否定;

    其次,對一國憲政體系的貫徹實施,要予以詳細考察,仔細分辨其利弊得失,更要予以“同情之了解”,即依據一定社會歷史條件,對古今不得不如此之憲政設施予以同情,萬不可依據今人的是非、好惡而妄斷古人苦衷,給予古人盡量公允的評價。

    再次,對古今憲政治理的具體判定與分類,亦必須采取嚴謹審查、細致分疏的方法,力避簡單粗暴的“一語斷定”。

    譬如,對中國“文治政府”體系(余謂之“古典憲政”)的基本分類與基本評價,錢穆《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孟森《明清史講義》等民國時代的巨著,就比較符合上述“同情之了解”原則,較少武斷性,足以予人深廣啟迪與思考。

    中國古典憲政,大致可分為兩大組,各組內部之利弊得失又互異:1,兩漢、隋唐、兩宋、明為一大類,即憲政文治體系比較完備,但也包含一些重大缺陷:秦短命政權之利,在于全國大一統之建設宏偉,但弊在文化專制與不恤民生,文化專制遭精英唾棄,不恤民生則民不堪命、揭竿而起;漢唐宋明正宗王朝之利,在于天子、宰相分權(明廢宰相建內閣,首輔閣揆仍擁有封駁皇帝詔書之權柄),其弊在于:漢明新天子若暗弱失權,則內廷宦官與外戚勢力必膨脹并勾結外朝文官勢力而專權(譬如西漢末王莽集團、明末嚴嵩集團等);隋唐兩宋之弊,則在于外朝文官結黨營私和武將藩鎮另立中央;2,蒙元、滿清為另一類,華夏憲政制度體系逐漸廢弛、毀棄,全國權力、利益高度集中在少數族裔貴族統治集團內部,廣大漢族精英、平民階層無由分享,故心存不滿、離心離德。

    中古漢唐宋明四大王朝存續數百年的原因,就在于其憲政治理結構的基本合理;秦之殘暴不仁、元之種族歧視和清之排忌漢族、腐敗專制等,恰促使其憲政治理結構的合理性逐漸喪失、其重大缺陷不斷激劇發作,遂導致了秦王朝之15年短命、元王朝僅90年即被趕出中原和清乾隆以后的國困民窮、社稷淪亡。

    據此可知:譚嗣同所謂“中國兩千年政治,秦政也”的著名論斷,恰是“一語斷定”式的偏頗之論;而郭沫若、范文瀾等官方史,將國史判定為“兩千年封建專制史”的錯誤論斷,根本不能作為研究中國憲政制度、學術思想史的基本前提與基本立場。

    譬如《朱砂井》這出戲,全劇主要人物,上至太后、劉瑾(官居九千歲),處中間地位的縣太爺趙廉,下至蒙冤民女宋巧姣,口口聲聲都以“王法所在”為號召,表明古典中國“一視同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憲政觀念之根本合理性;

    民女宋巧姣攔太后轎喊冤、控告縣太爺非法,朝廷當場即予受理,說明中國古典刑事、民事、行政訴訟三大控告制度之根本合理性(除滿清外,中國歷代王朝均準許一切官民越級上書言國家政事和越級控告上級官府非法行為,言路基本暢通);

    劉瑾雖欲專權,但案件必須由縣衙審理,表明古典司法獨立制度之根本合理性;鄉約地保制度亦具相當合理性,民間糾紛可由其調解、解決;

    縣官清正廉潔、忠于職守、秉公辦案,唯儒生出身的官吏,不精通鄰里民情——官宦子弟風流犯奸、地保鄉紳畏法作科、媒婆屠戶從中漁利等復雜情形,妄用刑罰而鑄成錯案。

    全劇凸現明代世情民風,不啻為利弊參半的中國古典憲政治理、明朝憲政史之一頁縮影;更以戲文佐證,“王道(法)所在”之憲政觀念,深入華夏百姓人心,上至朝廷、中經官府、下至黎民,一體遵行貫徹,五千年綿延之古典憲政制度之根本合理也!

    【責任編輯:管理員】
    北師大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國際文化傳播學、中國國學傳播、西方哲學藝術等人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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