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生活多爛，我們都要生活下去。
2011-2017年的新年開局均頗為黯淡：霧霾橫掃全國；極端天氣橫掃全球，各地空運、陸運、海運因暴雪、暴雨和極度嚴寒而癱瘓；

美國阿肯色州等地出現數千鳥類、數萬只游魚離奇死亡的慘況，巴西、瑞典、臺灣等地，類似情況也不斷出現，各國媒體紛紛厚顏無恥地安撫公眾說“這些鳥……很可能是受到元旦焰火的驚嚇而死”，令人啼笑皆非；

每天全球各地的地震報道不斷，政府、媒體、公眾對此早已麻木不仁、置若罔聞，《史記·周本紀》所謂“岐山崩、三川竭，周其亡乎？！”此刻無人愿意接受這些全球危機的預警；

人類作為純物質資源的消耗-浪費體，如果不能產生體制上、精神上的道德自控力，那實在是促使全球毀滅的“萬物之癌”！

蘇珊·桑塔格曾稱呼“白種人是人類歷史之癌”，可謂一針見血；可惜近代中國，被迫放棄在道德、精神上成功控制住自身欲求的悠久文明，追隨“白種人之癌”，全人類的自救，更渺然難期了。

與此同時，恰如雅克·德米電影《天使灣》里的那對俊男美女，風姿綽約地在沙灘、賭場、旅舍之間，閑逛、豪賭、頹廢，迷惑之美、頹唐憂郁之美、紙醉金迷之美，撲面而來，能拒絕飲鴆止渴的，天下寥寥幾人耶？

為了活下去，人類需要英雄傳奇。

官民樂見的，是“正面英雄”，但在歐美較為自由寬松的電影體制下，這些正面英雄，大多有些“道德瑕疵”（好酒色打斗之類，其實是人性普遍欲求），反而贏得觀眾喜愛，好萊塢電影因此大獲成功。

美國著名西部片《七俠蕩寇志》（TheMagnificent Seven,1960），就是“正面英雄”的代表。影片生動描繪了以尤里·伯連納（Yul Bryner）和斯蒂夫·麥奎恩（Steve Mcqueen）為首的七個英雄，如何打抱不平、組織墨西哥農民維護正義的故事，令人觀賞之余，嘆服好萊塢在塑造“英雄傳奇”上的嫻熟技藝。

另一類英雄，則是“反面英雄”，即以反叛、頹廢、另類的反啟蒙-工業體制而出現的“浪子”形象、青春偶像電影，由于深度吻合、呼應了大眾對“放蕩不羈”的渴望（大眾被深度奴役于現代啟蒙-工業體制中，不敢反抗），因此也大受歡迎。

戰后美國興起的“文藝復興”，大多以這種“反面英雄”為主體，代表文學即“垮掉一代”作品。二戰后，美國呼應讀者觀眾需求，出現了多次“文藝復興”，譬如1950-1970年代“舊金山文藝復興”等創作高峰以及“嬉皮士”生活方式、搖滾樂、反戰示威等接續出現，“垮掉一代”的偉大文學作品，橫空出世，影響深遠。

在1967-1973年間，美國獨立電影公司BBS公司與哥倫比亞公司合作，推出了《逍遙騎士》等一批直面戰后美國現實的杰出電影，在著名電影節上先后獲得43項大獎，被電影史家稱為“電影的文藝復興”。

其中，著名影片除了丹尼斯·胡珀導演的《逍遙騎士》和彼得·波格丹諾維奇導演的《最后一場電影》外，還有鮑勃·拉菲爾森導演的《五支歌》、《馬文花園之王》、《頭》和杰克·尼科爾森導演的《開車，他說》與亨利·賈格隆姆導演的《安全之地》等，巍然為“新美國電影”之翹楚。

新近數碼發行的《五支歌》（Five EasyPieces，1970）由杰克·尼科爾森主演，表現一個音樂世家的鋼琴才子，不堪忍受北美上流社會的庸鄙浮夸，毅然混跡于石油工人、保齡女郎等社會底層之間，在探望了中風失語、呆坐輪椅的父親（奧森·威爾斯主演）后，載著尾隨而至、吵鬧不休的同居女孩離去，在加油站，杰克凝視衛生間鏡子里的自我面孔，陡然再生出走之念，遂不辭而別，搭上一輛大貨車揚長而去，把同居女孩、自己的汽車、錢包、衣服，盡皆拋棄，影片隨即結束。

“新好萊塢電影”（美國電影的文藝復興運動）的代表作《開車，他說》（Drive，He said.1970）和《避風港》（A safe place,1971），分別由杰克·尼科爾森與亨利·賈格隆姆（HenryJaglom）執導，直面美國物質生活繁榮背后的精神空虛。

《開車，他說》描寫美國大學青年奮力打贏每場比賽，但內心卻不知道生命的意義何在，除了與一個有夫之婦廝混以滿足肉欲外，經常沒來由地跳上同學的車，命令道：“開車！”同學問：“去哪里？”“不知道！隨便！”同寢室的另一男生則沉溺于1970年代反叛風潮，四處躲避警察的騷擾。

亨利·賈格隆姆的《避風港》，更具揭示性意義：奧遜·威爾斯扮演的一個在中央公園閑逛、變戲法的魔術師，他常在動物園獸欄前，徒勞地低語“消失”——奢望一切被困的生靈（動物和人）都能“自由翱翔”——這組鏡頭，以蒙太奇方式貫穿全片。

影片交織著一個金發少婦自我迷失的故事，她搖擺在有妻室的前男友（杰克·尼科爾森飾演）和現男友之間，無所適從。

片中男女都痛苦迷惘，恰與奧遜·威爾斯“似幻還真”的魔術與娓娓講述的催人入睡的故事，形成精致的“對位蒙太奇”和協奏曲效果，令人贊嘆美國電影直面全人類現實生存的道德勇氣與清新活力。

同志之愛，也是“反面英雄”的重要領域。

安德烈·泰西內（AndreTechine）的《無辜者》（Innocents,1987）、斯泰芬尼·阿卜拉莫維持（StephanieAbramavich）的《該死的特拉維夫》（Fucking Different Tel Aviv,2009）和喬治·奧唐內爾（George O’Donnell）的《高校男孩寫真》（CollegeBoys Live,2009）分別代表了不同社會對同性戀愛的接受程度：《無辜者》對法國同性戀情的表現尚暴露不多，而《該死的特拉維夫》已經直接沖擊以色列的民族禁忌——《圣經》對“索多瑪”之戀的禁令；《高校男孩寫真》則是記錄一對同性愛者，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各地，發起創辦“同性愛同居生活全方位拍攝社區”的網絡冒險，其所遭遇的社區抗議、阻撓、歧視和內部成員的各種紛爭，真實感人。

紀錄片導演喬·威爾遜2009年應故鄉小鎮一位母親的請求，她的兒子是一位漂亮的同性愛少年，遭受同學侮辱和學校漠視的不公正待遇，回到故鄉拍攝了《沖出緘默》（Out in the Silence，2009）揭露了美國世俗社會對同性愛者的歧視和同志們的反抗義舉；而在2010年6月18日首映于圣丹斯（太陽之舞SUNDANCE Film Festival ）電影節的紀錄片《8號提案》（8 The Mormon Proposition）紀錄了加州同志為反抗摩門教會提出廢除加州議會立法承認同性婚姻的“8號提案”而進行的艱難抗爭，摩門教會的僵化、卑鄙，堪比天主教會之弊病多多。

唯美但悲哀的同志電影是2008年首映的阿根廷電影《扭曲的浪漫史》（Twisted Romance）描寫一個漂亮男孩，被一個年屆50歲的粗野男人吸引而深陷愛情之中，影片最后令人詫異地以這個男人被意外殺害、男孩重陷孤苦無依狀態而告結束，令人扼腕。

《牽扯之線》（TheString,2009）則展開在一位法國建筑師與他家女仆的兒子之間隱秘戀情中，具有北非阿拉伯裔血統的英俊男孩，曾在另一部法國同志電影中有正面全裸的華美演出。

周末略閑暇，觀賞新近淘得的美國電影《第3000支安打》（Chasing 3000,2010），為之熱淚盈眶：16歲的棒球少年安奇，因母親為治弟弟的肌肉萎縮癥、移居洛杉磯而悶悶不樂，趁母親出差偷開汽車，載著病患弟弟踏上重返匹茲堡、觀看心中偶像——棒球明星羅貝托·克萊門特的第3000個安打之棒球比賽的三天橫跨美國之旅，這追夢之旅充滿艱辛，弟弟病倒在距離匹茲堡僅39英里的地方，哥哥最終放棄了獨自去匹茲堡觀看比賽的機會，陪伴在弟弟身邊，外祖父駕車趕來接，終于圓了兄弟二人的夢。

哥哥從中學會了親情之重要，而弟弟憑借頑強不屈的生命意志，不僅沒有像醫生預言的那樣只能活到高中畢業，而是一直在輪椅上堅強生活著，兄弟二人重逢在20年后的棒球賽場，哥哥推著弟弟，進入人聲鼎沸的棒球賽場，其實是頑強不屈地步入嚴酷而壯美的人生賽場！
美國電影那種昂揚堅定的英雄主義激情、人從自我打算的青春反叛出發，歷經艱辛困苦，最終洞悉人世的真理（仁者愛人、體貼眾生）的人性成長過程，一一感人地呈現，為此真“不拋熱淚也無由”！

作為現代德語詩圣，萊納·馬里亞·里爾克與法語詩圣保羅·瓦雷里被舉世共尊。里爾克有詩曰：

有何勝利可言？挺住就是一切！

真是凝聚無盡智慧之言。神明有時為了保護天才，總是把他置于難忍的孤獨中。加拿大鋼琴家格倫·古爾德就是這樣生于孤獨、死于孤獨的天才。長期生活在溫馨和睦的家庭氛圍中的、資質平凡的人，很難理解這種冷入骨髓的孤獨。

看了2009年拍攝的音樂紀錄片《格倫·古爾德：內心世界》（Genius Within: The Inner Life of Glenn Gould）這部傳記電影，我驀然明白了他演奏古典作品時那種怪異風格的緣由：音樂是他逃離這個不可理喻世界的唯一出口。

這一點，與馬塞爾·普魯斯特的《追憶水水年華》有異曲同工之妙：同為濁世佳公子，翩翩美風姿，擁有奪目難忘的天賦，卻難以應付這個病態世界的咄咄進逼——渴望成長、成功，但難以應付人際環境的險惡、世道人心的瘋狂、衰病死亡的接踵而至……

格倫·古爾德僅僅活了50歲就去世了，他參與監制的電視片《一路向北》才真正揭示了他渴望孤獨自由地出沒在加拿大北部冰雪世界的心靈。

他長期獨身一人、曾與某個攜帶一兒一女的女人同居數年而終歸失敗、死后遺產捐獻給動物保護基金的孤寂一生，流露于他的神奇指尖，他演奏的莫扎特奏鳴曲（我在紐約巴諾書店購得），琴鍵奔流而出的是對人世的既厭惡又好奇的心緒，讓我想起兒時在狹長而空無一人的胡同里巷，望著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潮車流，既感震驚、好奇，又索然無趣、空茫無聊的感受：這些人、物、事件與奔忙勞碌的濁流、沸騰的塵土與煙霧，為了什么？有何意義？

一瞬間的柔情，又如何抵消那算計得失的利害之心？每個人對望之下，彼此竭力掩飾的，是本能的身體需求和心理習慣的排拒之間的無止境的撕扯？

看著一張張曾經容光煥發、鮮嫩欲滴的臉龐，在歲月的摧殘下，如同風干的臘肉，除了向神禱告，還有什么出路呢？

號稱“千面影帝”的英國著名演員亞力克·吉尼斯（AlecGuinness）在1958年自編自演的喜劇電影《財星高照》（The Horse’sMouth，直譯《馬嘴》）中塑造了一個瘋癲藝術家的感人形象，令人想起讓·維果在著名詩電影《駁船亞特蘭大號》中所描繪的、善良落魄、醉酒放蕩的老水手形象，影片盡情嘲弄了英國社會從收藏家到經常出軌的家庭主婦等各個階層的勢利貪財和不懂裝懂，是戲劇天才吉尼斯放蕩不羈、憤世嫉俗生活的逼真寫照。

虛榮勢利如何毀滅了一對又一對青年男女的愛情，這一狄更斯小說《遠大前程》的主題，曾在1980年代在華放映的英國電影《孤星血淚》中，給予我怪異陰暗之感，而在1998年的美國20世紀?？怂构镜牟怀晒Φ母木幇妗缎鹿滦茄獪I》中，讓我驀然明悉了一些自恃“美貌”、待價而沽卻愛情、婚姻遭遇失敗的女同學、女同事、女鄰居的悲劇性的“剩女”命運：虛榮不僅葬送了她們的青春，也葬送了她們本該享有的歡樂，“遠大前程”真是命運的深刻嘲諷！

著名澳大利亞導演彼得·威爾，在2010年執導的史詩性巨片《返回之路》（The Way Back），則是根據一個真實故事改編的：1939年，一群從前蘇聯古拉格集中營中逃脫的、被蘇聯官方無理監禁的逃犯，結伴穿越西伯利亞冰原、蒙古沙漠、喜馬拉雅雪山等數千公里的多個無人地帶，九死一生，最終到達印度，創造了重返自由的偉大生命奇跡！
英雄傳奇，給予我們活下去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