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七賢之一、現代文史巨匠錢穆的《孔子傳》，依據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所謂“定公九年，陽虎奔于齊。其后，定公用孔子為中都宰。一年，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之言，在其論述及《孔子傳》附錄的“孔子年表”中，亦將孔子首次出任官職的年份，定為魯定公九年，孔子時年51歲。
此論有誤，今略考釋之。
《孔子家語》卷四十三第十七條載：
季平子卒，將以君之玙璠斂，贈以珠玉?？鬃映鯙橹卸荚?，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而以寶玉，是猶曝尸于中塬也，其示民以奸利之端，而有害于死者，安用之。且孝子不順情以危親，忠臣不兆奸以陷君?！蹦酥?。
《左氏春秋》載季平子卒于魯定公五年，依據《左傳》對這一事件的記載，又據《孔子家語》記載，孔子反對魯定公用季平子驅逐魯昭公后代行國君職責、佩戴行禮于祖廟的美玉玙璠，收殮平子以提高其身份的非禮之舉的時候，“初為中都宰”，則孔子出任中都宰的年份，應是魯定公五年、平子卒后不久，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所言以及錢穆《孔子傳·孔子年表》所言“魯定公九年，孔子出任中都宰”云云，皆誤。
孔子出任中都宰，是孔子憑借出任第一個政府官職——位于今山東省汶上縣西、作為魯國西北部重鎮的中都城邑的最高行政長官，得以實踐其一貫的、偉大而燦爛的古典憲政思想的第一個里程碑，具有毋庸置疑的歷史重要性，故不得不考辨之。
《孔子家語》首卷“相魯第一”開頭諸節，載之分明：
孔子初仕，為中都宰。制為養生送死之節，長幼異食，強弱異任，男女別涂，路無拾遺，器不雕偽。為四寸之棺，五寸之槨，因丘陵為墳，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西方之諸侯則焉。定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對曰：“雖天下可乎，何但魯國而已哉！”
于是二年，定公以為司空，乃別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咸得厥所。
先時，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季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庇伤究諡轸敶笏究?，設法而不用，無奸民。
……
初，魯之販羊有沈猶氏者，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有公慎氏者，妻淫不制。有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價。及孔子之為政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越境而徙。三月，則鬻牛馬者不儲價，賣羊豚者不加飾。男女行者，別其涂，道不拾遺。男尚忠信，女尚貞順。四方客至于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
細讀此節《孔子家語》，可知如下緊要之點：
首先，孔子治理中都，以《周禮》為憲政治理的最大法制依據，無論是養生送死、飲食勞役之長幼、強弱，男女儀節，還是墳墓、棺槨的規制，全都定下規矩，可謂法令嚴明，中都風氣為之一清；孔子的憲政建制，引起了與中都毗連的西方諸候——晉國等大小鄰邦的關注與效法，為儒家日后入晉（孔子學生子夏長期居西河教授，學生田子方、段干木主政三晉之一的魏國，魏文子、武子師事子夏），成長為強調“循名責實、援法入儒”的“儒家事功學派”（以尸子及其學生商鞅為代表），埋下歷史先機；
其次，孔子治理中都的入手處，在整頓市場詐欺等不法行為和社會交往、人際關系上的“奢侈逾法”現象。舉凡牛羊肉注水欺詐、囤積居奇以操縱物價、妻淫不休、權貴豪奢等不良經濟-社會現象（古猶今也，《列子》創其說；注水肉等現象，3000年未進展分毫，讀史以觀今日全球社會，可一笑），均在禁制之列，尤其是這段記載的最后一句：“四方客至於邑，不求有司，皆如歸焉?！憋@示了孔子市場治理與風俗治理的效果：四方客商、行人，賓至如歸，不必再向官府（有司）尋求治安、司法等多方面保護，則憲政、禮教之清，必致市場經濟之繁榮、中都城邑與四方客商、行人、貨物與文化之交流之有序擴大；可謂錢穆《國史新論》所言“四民社會之自治繁榮”之一顯例也。
再次，魯定公、季氏等三家權貴，發現孔子治理中都十分成功且引起諸侯各國仿效，遂在孔子治理中都兩年后，提拔孔子為魯國司空，孔子由此進入魯國政治中樞，政治經驗由于深入歷練而更加純熟；孔子治理全魯國的建造、耕作、水土保持等關乎國計民生的重大經濟-社會事務，先從治理“國土用地”入手，所謂“別五土之性”，即分別厘清五種基本國土的性質與開發利用的合理方法：1，山林之土，應予保護，不得濫采、污染；2，川澤之地，應加保養，有限制利用；3，丘陵之地，可開發耕種；4，墳衍之地，即寬闊肥沃之地，則可開發、利用、建筑之；5，原隰之地，指廣平低濕之地，即今所謂“濕地”，應當予以特別保護——總之，地盡其宜，物各其用，國用不匱，民用豐足，毫無當今生態污染紊亂、土地供應不足、房價飛漲之禍患也！
又再次，孔子憲政思想的核心精神，在于“正名遵禮、循名責實”（這是儒家與后來法家的義理相通處，唯孔子儒家強調法制的用力處，在限制權貴侵犯人民利益，遂垂為不朽；商鞅、李斯等法家，卻病態偏執為以暴虐之法壓制、剝奪人民利益以維護權貴利益，雖有全盤西化派之肯定，然暴秦僅存15年而滅，孔子后裔孔鮒率弟子毅然加入陳勝起義軍、漢高祖任用儒生以掃除秦暴政、漢武帝尊儒興盛掃蕩匈奴，為之佐證），故而，孔子不失時機建議魯定公、季桓子巧妙地糾正因季平子“偏葬”魯昭公、不讓昭公墓與魯歷代國君合葬而犯下的反禮教、留惡名的政治錯誤，孔子所謂“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即申明禮教大義，又掩飾了季平子驅趕魯昭公的“歷史罪惡”，將墓道、溝渠“改建”（這正是孔子作為魯國大司空的職權范圍），有效維護了古典憲政的精神核心——君敬臣、臣忠君、父愛子、子孝父的偉大宗旨，堪稱原則性與靈活性兼而用之的偉大政治楷模也。
最后，孔子儒家的憲政思想，在于“設法而不用”、或可稱之為“設法而少用”，即以禮教的道德、倫理力量，盡量“防患于未然、止奸于未萌”，這在當代強調法治的同時，也有重要意義：當道德不明、風俗敗壞之時，一味懲罰違法者，不是根本之道；唯有禮教為主，法治為輔，社會才能長治久安。
《孔子家語》長期被偏執歷史-文化虛無主義的胡適、顧頡剛等“疑古派”史學荒謬“定論”為“漢末王肅偽造”的“偽書”、不得援引、征信；由于1973年河北定縣八角廊漢墓遺址出土的西漢初年原始典籍《儒家者言》與《孔子家語》完全一致，胡適、顧頡剛及其徒子徒孫胡亂編造卻誤導中國學術思想、歷史評價極其深廣的“對中國古籍的大批冤假錯案”（著名文史考證家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所言）至此真相大白；孔子出任中都宰的一番政治作為與憲政創制，其偉大歷史地位與深刻政治影響，亦由此“洗去疑古沉冤”而令歷史真相大白于天下矣！
《孔子家語》是比《論語》更詳盡地記載孔子憲政思想、憲政創制、經世致用等淑世派儒家（子路、子貢、孔子嫡系后裔孔鮒等、孟子、荀子一派）及孔子接人待物、身世淵源、弟子源流等極端重要內容的不朽巨著，由漢初孔子的嫡系后裔、著名儒家學者孔安國撰集、編定。相比較而言，《論語》由曾子門人編訂而成，偏重于曾子一派有關儒者修身方面的諸多論述，對孔子憲政思想與憲政創制等政治哲學，記載較少，語焉不詳；在通讀儒家尚書學、“三禮之學”尤其是《周禮》、《小戴禮記》、《大戴禮記》、春秋學之前，初習儒學者，倘僅依據南宋朱熹秉承二程“內圣有余、外王不足”的理學思想，按照朱熹偏狹地將曾子《大學》、子思《中庸》置于《論語》、《孟子》之前、又被元明清三朝定為“程式”的研讀順序加以研讀，則孔門圣學之精髓、血脈——不拘束于斤斤計較的倫理規范，而要在限制權貴、保護百姓的憲政創制上有所作為的千年精血，必閹然無獲矣！
予讀《尚書》、《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春秋》，心神俱壯：中國人何其陽剛、猛烈！儒家何其廣大自由、剛毅堅強！而在《論語》中，曾子的后學門人，在某些時刻，將孔子塑造為寬厚有余、剛直不足的“好好先生”，即“謹言慎行有余、陽剛創制不足”的柔性之人，此實大錯特錯矣！
古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錢穆師乃最近100年來之“海內儒宗”，予尊之，稱其與辜鴻銘、柳詒征、陳寅恪、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并列為“民國七賢”，其巍然奇崛之學行，其毅然與“全盤西化派”的歷史-文化虛無主義分庭抗禮之豐功，永垂中國歷史；今指出白璧之微瑕，亦不掩夫子之光輝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