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新冠肺炎疫情以來，中國果斷采取最全面、最嚴格、最徹底的防控舉措，同疫情開展堅決斗爭。我們二個月就已經基本控制住了疫情，超出了大多數專家的預判。我國抗疫斗爭取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我們偉大的抗疫精神同中華民族長期歷史因素形成的文化基因一脈相承。在新冠病毒尚未在歐美肆虐時，西方國家常常冷嘲熱諷中國應對病毒的做法，他們無法理解中國為什么封城，為什么限制出行，為什么要求人人戴口罩?，F階段中國的疫情已經得到了極大地控制，目前全國除了輸入病例只有少數地區新增極少量本土病例。而此時，西方很多國家尤其是在美國新冠病毒正在快速傳播，對比中國而言，他們的應對措施就顯得十分消極。突如其來的疫情像是一面鏡子，折射出了災難來臨之際各個民族骨子里蘊含的獨特文化基因。這種文化差異，在世界各國人民應對疫情的表現中體現得尤為明顯。因為抗擊病毒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同時也需要民眾的配合。至于民眾的配合度，取決于他們對疫情本身以及政府發布政策的態度、是否順從必要時對自由的各種約束，這與他們所處的文化環境，接觸到的文化背景密切相關。我們可以從不同角度來詳細分析是什么樣的文化差異導致了抗疫效果的截然不同。

首先，我們可以發現在應對疫情中各個民族對待生命的態度和觀念是不同的。西方人信仰基督教，在基督的教義中死亡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他們更注重自己精神的世界，更享受當下，對死亡的恐懼自然比東方淡薄的多。在疫情中他們往往顯得從容淡定，生活聚會更是照舊，政府也是缺乏宣傳。與西方宗教提出的“輪回轉世”“上天堂”不同，比其信仰上帝，國人更相信生死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古以來皆為如此。在“聽天命”之前須得“盡人事”，在生命保全和經濟保全之間我們必定選擇生命保全，可謂“極盡人事”。這是由于我國傳統文化歷來以儒家文化為主導，中國人的生命觀也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在中華文化中，生命才是最重要的，在健康和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中國人大多避諱死亡、恐懼死亡。所以在疫情爆發下，大家驚慌失措，力求保命，口罩被一搶而空，聽從政府指揮少出門、不聚集，只要可能危及生命大家都唯恐避之不及。

此外，中國人民與病毒的抗爭不僅僅在“隔離”，更體現在了“養生”。面對死亡的威脅，習慣居安思危的國人更加意識到了養生的重要性，在全民居家的環境下，我們打開微信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臺，便可發現疫情竟掀起了大家熱衷于做飯和養生的熱潮。而后國外疫情態勢迅速蔓延后，一些民眾也逐漸做出反應，在文藝復興的發祥地意大利，人們卻在藝術里找到了避難所。面對疫情，隔離中的意大利人齊聚自家陽臺，開啟了一場場別開生面的“陽臺演唱會”、“陽臺音樂會”.......雖然藝術不能抵御病毒，但它卻有撫慰人心的獨特力量。在疫情中，我們可以看到意大利人熱愛生活、自由浪漫的民族精神，更有深入骨子里的藝術情懷。作為另一個受疫情嚴重影響的國家，西班牙的許多正在籌備或開展中的體育賽事活動也被迫停止。然而，即使健身房體育館關門歇業也抵擋不住西班牙居民骨子里的“運動之魂”，他們創造各種條件進行運動。西班牙人的達觀活躍，以“動感”的形式在世界面前呈現出來。然而，美國對于疫情似乎不屑一顧也不予理會，他們一如往常的舉辦各種聚會和派對、進出餐廳和酒吧。大部分民眾對于自身是否會感染疫情毫不在意，這種“我命由天”的生命觀確實與中國大部分人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

其次，在疫情中體現出來人們對于自由觀方面的差異更是大相徑庭。中國自秦朝以來經歷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封建帝制下人民的自由是受到極大的限制的。這種古代延續下來的傳統的思想對于現代社會而言也并不可能完全消除，人們對于自由的觀念沒有那么重視。反觀西方國家，自從文藝復興以來就主張個性解放，近代的啟蒙運動更是大力宣傳自由。經過了幾個世紀的發展，西方國家這種自由的思想已經深入人心。西方人認為自由甚至比生命更加重要，沒有自由人就沒有了靈魂。在我們文化背景下，中國人民認為犧牲自由換來對生命的保護自然是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因為生命高于自由。疫情期間中國農村用土來封住各村的出口限制人們出行，城市小區限行，兩天一家只能出去一個人等等舉措在西方人看來完全是不能理解的。相反西方人認為，國家沒有任何非正當權利剝奪自由，任何緊急情況亦是如此。即便是疫情期間，他們認為想去哪里想做什么是他們的自由，是否戴口罩、是否出行國家無權干預，個體的自由高于一切。

對于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不同信仰也對抗疫有很大影響。西方的現代思想主要由基督教精神和近代思想解放運動精神的融合。在自由、平等、民主的基礎上進一步演進到追求個人利益的個人主義，強調個人利益至上。而中國因為從秦統一后，大統一的思想，集體主義秩序一直是中國文化的底色。同源于儒家文化的韓國、日本和中國在個人行為中都認同“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即在疫情中戴口罩、少出門、不聚集等做法不但是保護我們自己，同時也是不危害他人的行為，這種在疫情環境下社會安全共識性的文化基礎被大家一致認同。我們倡導的是舍小家為大家，群體利益高于個體利益。在疫情爆發初期，全國各地醫護人員主動請纓支援武漢等疫情嚴重地區，充分體現了在重大自然災害面前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集體主義精神。在這次在疫情面前中國民眾能夠自覺遵守秩序，團結一心抗擊疫情，也是一種集體主義精神的體現。相反，歐美盡管也曾經采取了最嚴了的“封城”措施，但是大家還是漫不經心，個人主義至上，以個人為中心，才造成現在這種疫情急劇暴增的局面。

面對災難，中華民族強調積極有為，人定勝天，通過長期艱苦努力可以戰勝自然災難，從而獲得生存。西方則是通過神的信仰獲得救贖，所以他們堅信自我價值的實現在于靈魂的充實和滿足。這種文化差異并無高下之分，因為在應對不同的挑戰和問題時，不同的文化和價值觀可能體現出不同的優勢和劣勢。真正值得我們注意與思考的是文化對于國民性格的塑造與國民行為的影響，同樣的新冠病毒，不同文化基因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抗疫效果。而在對于文化差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和審視，更加了解世界，也更了解自己，從而不斷發展自身文化，面對未來更多更嚴峻的挑戰。

作者簡介：作者為齊齊哈爾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學科帶頭人，二級教授，碩士生導師，哈爾濱工業大學社會管理與工程博士，2020級研究生劉卓對此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