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約30個成員國14日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舉行會議。從峰會達成的聯合公報看，美國拜登政府一定程度上恢復了對這一軍事組織的重視，希望以此強化跨大西洋關系的安全紐帶，并把來自中國及俄羅斯的“大國競爭”視為團結北約的外部抓手，尤其是明確將中國定位為北約的“系統性挑戰”（systemic challenge）。從這個角度看，聯手盟友一致對華已成為拜登歐洲行的最重要議題之一。

本次北約峰會的召開有兩個重要背景。一是拜登執政后急于修復跨大西洋關系，并在多個場合強調美國對北約的投入和重視，一改前任特朗普對北約的輕蔑態度。二是拜登政府繼續力推與中俄的“大國競爭”戰略，要求北約盟國齊心協力，避免美國陷入單打獨斗的不利境地。在這兩大背景下，本次北約峰會聚焦兩大目標。

一是通過推出“北約2030”議程重振同盟實力?！氨奔s2030”議程雖然并未處處劍指中國，但實際上為與中國的全面競爭預埋伏筆，包括深化北約內部政治協商與協作，在有關同盟安全議題上加強配合，如軍控、氣候變化、新興科技以及出口管制與技術轉讓等與安全相關的經濟議題；強化威懾和防御能力；保持技術優勢，提高在關鍵科技、互操作能力、民用創新等方面的跨大西洋合作；維護所謂“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提升訓練和能力建設；應對氣候變化等。

二是通過協調針對中俄的政策加強同盟團結。北約峰會發表的聯合公報多次提及俄羅斯與中國，認為兩國對“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構成挑戰，包括中國崛起“從根本上改變了力量平衡”、中國對北約構成“系統性挑戰”等。北約峰會后，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盡管北約很多盟友與中國保持經濟關系，但“北約也必須解決中國崛起所帶來的安全挑戰”。此前，斯托爾滕貝格在訪美并與拜登會晤后也強調了中國與北約的價值觀截然不同，北約在與中國保持對話的情況下必須正視中國挑戰。

在美國對華“最嚴峻戰略競爭對手”定位及“大國競爭”戰略的推動下，北約正不可避免地淪為美國對華同盟體系中的一環。北約將中國定位為“系統性挑戰”尚屬首次，但也應理性看待這一表述。

一方面，將中國抬升到“系統性挑戰”證明北約正日益被美國吸入到對華競爭的戰略軌道。從當前態勢看，拜登政府正在全球推動建立分門別類的反華同盟體系，如在基礎設施領域發起針對“一帶一路”倡議的“重建更好世界”倡議；在意識形態領域推動召開“全球民主峰會”；在軍事領域升級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機制；在科技領域打造美歐技術聯盟等。只有強調中國對北約構成全方位的“系統性挑戰”，美國才能順理成章地將北約納入這一針對中國的體系。

另一方面，從北約聯合公報的措辭來看，“系統性挑戰”并不意味著北約已將中國視為迫在眉睫的威脅。相比中國，聯合公報中將俄羅斯定位為“威脅”，且出現次數遠遠超過中國，可見從傳統的地緣政治角度，北約的主要安全關切源自俄羅斯而非中國。同時，公報也強調應當與中國保持建設性對話，并在諸如氣候變化等與同盟相關的領域對華接觸，這體現了北約內部歐洲盟國平衡美國對華強硬姿態的考量，也預示著未來北約真正落實對華決策時將會遭受的阻力。

冷戰結束以來，有關北約前途命運的爭論從未停歇過。冷戰期間應運而生的北約理應壽終正寢，美國政府卻始終不愿放棄以此統領跨大西洋關系的重要機制，而安享和平紅利的歐洲也難以終結對美國的安全依賴。北約遭遇的最大危機是其生存的合法性不斷遭到質疑，而將中國列為“系統性挑戰”并不能為北約“續命”。中國不是冷戰時期的蘇聯，從未對北約構成任何挑戰和威脅。北約更不能簡單地將中國定性為“系統性挑戰”而因此忽略雙方可以對話合作的領域，通過制造假想敵維系同盟團結只會讓北約進一步迷失方向。

北約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不是冷戰時所面臨的外部威脅或潛在侵略，而是北約內部難以化解的深層矛盾。自奧巴馬政府以來，美國就逐漸降低了跨大西洋關系在其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實施了撤出歐洲、轉向亞太的戰略，北約作用同步下降。拜登執政后雖強調北約的重要性，但他明顯更重視“服務于美國中產階層的外交”，盟友成為拜登政府提升美國全球競爭力的工具與幫手。同時，歐洲“戰略自主”意識覺醒，加快建設自主防務的腳步，以免“特朗普式”的美國總統卷土重來。

冷戰期間，大西洋兩岸都明白為什么需要這樣一個軍事聯盟，但世界變化很快，北約卻無法與時俱進。如果北約故步自封、抱殘守缺，陷入以外敵求團結的窠臼，之前特朗普認為北約已經過時的觀點恐怕才是一語中的。

（原文刊于《環球時報》2021年6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