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堂”是先師俞元桂教授的自號和書齋室號。俞老師生前的藏書多鈐有一方藏書章，曰“桂堂座上客”。及老師退休，其藏書陸續捐贈，“桂堂座上客”在圖書館、資料室或其他學人的書齋里依然是座上客，因為最好的學術著作總會得到最好的看待、最好的對待。如今，我也退休了，在福建的藏書已全部捐給母校等大學，在北京的藏書大部捐給全國臺聯的職工之家和北京臺聯的臺灣會館。留在身邊的書則依然是我的座上客，它們將伴我走完老年學者的路。

我有一部劉大杰教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是“1963年7月上海第1次印刷”的“1963年7月新1版”，于今是很難得的版本。1969年，我在插隊務農期間從當地一位小學教師得到此書。50年來，務農、打工、讀書、教書、做學者、當公務員，然后退休，生活的路幾經轉折，《中國文學發展史》總在我看得到的位置上，是我的一位座上客。在我的學術生涯里，它給了我許多切實的幫助。舉個近年的例子吧，2011年，我已調到北京，當時的寫作條件很不好，帶來的書只有《中國文學發展史》等10余本。寫作《〈舊日歷〉詩背后的臺灣往事》（收拙著《閩臺地方史論稿》，海峽書局2011年版）時，須查證臺灣詩人林癡仙詩句“分明一卷陶潛集,甲子義熙紀前朝”的用典，我記得《中國文學發展史》講過陶淵明在劉裕篡晉以后的作品之寫作時間一律記為“甲子”的故事，開卷一查，找到啦！近日重讀《中國文學發展史》，溫習書中有關“臺灣愛國詩人丘逢甲” 的大段評述，我不禁讀出聲來：“臺灣必然回到祖國的懷抱，這不僅是丘逢甲一人的信念，也是今天全中國人民堅定不移的信念”。

附帶言之，劉大杰教授的《中國文學發展史》在臺灣出過多種版本，在臺灣得到好評、也受到批評。在我看來，好評和批評都是其影響力的反映，是其影響力的多方面反映，而熱烈的好評和激越的批評則是其影響至深的反映。

（2018年6月30日記于北京）

（2018年6月28日記于北京）（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汪毅夫）

（來源：京彩臺灣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