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多次到臺南祀典興濟宮參訪，每次都會看到清代臺灣知府周懋琦題寫的楹聯。我看得明白真切，其上聯“秉筆陋元臣醫藥神靈宋史漏收方伎傳”是對《宋史》的批評：《宋史》編寫功成，讀者很快發現，宰相號稱“元臣”，但《宋史》將宋代乾道、淳熙年間的宰相曾懷和嘉定年間的宰相錢象祖遺漏了；另外，興濟宮主祀的“保生大帝”生前是“醫藥神靈”的名醫，《宋史》之《方伎傳》未收其人，也是失誤。

我也曾多次到臺灣“中研院”拜訪，聽著名學者如李亦園教授等說起胡適和傅斯年，經他們指點，我在《臺北文物》第五卷第四期（1956年6月30日出版）看到胡適、傅斯年批評《宋史》的意見。胡適說：“臺大前校長傅斯年也講過，他說，史家有謂《宋史》于廿四史中乃最壞者，我卻以為《宋史》在廿四史中價值最高的。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它保有的史料最多，編纂、整理、刪節的史料少?！?/p>

是是非非（好處說好、壞處說壞），這是我在臺灣看到的先賢和前輩的學術風范。

（2018年7月11日記于北京）（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汪毅夫）

（來源：京彩臺灣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