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到杭州參加連橫《臺灣通史》學術研討會。兩岸學者聚在一處，會上會后談論的總是連橫他老人家。我也參與說長道短，談了如下意見：

《臺灣通史》已傳世100年。鄧孔昭教授的《〈臺灣通史〉辨誤》屬于歷史著作的后續工程，對《臺灣通史》的后續傳世具有正面的意義?，F在是時候策劃出版《臺灣通史》注解本；

連橫被新文學的倡導者批評為“舊文學的堡壘”。實際上，在日據時期的臺灣堅守舊文學具有反抗日人“去中國化”的正面意義，“舊文學的堡壘”應被視為一個贊譽。當然，堅守舊文學是正面的，反對新文學則是蛇足、是負面的。同理，新文學的倡導者也不當將“反對舊文學”作為普遍號召；

連橫曾撰文支持日據臺灣當局的“鴉片特許令”，我們不必為尊者諱。另據我所見資訊，當1923年日本民商法“延長”施行于臺灣，連橫曾參與瀛社組織的《民商法施行所感》征詩評選活動。連橫響應日人在臺灣的立法，應該是對臺灣社會法制化有所期待。然而，對惡法、對日人在臺灣立法屬于惡劣的侵略行為缺失警省的立場，則是不應該的。

關于連橫同章太炎的關系，從章太炎為《臺灣通史》撰序可見其概。10年前，我在《從〈臺灣詩薈〉看海峽兩岸舊文學的交流》（收拙著《閩臺地方史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曾披露，連橫在《臺灣詩薈》選刊章太炎詩12首并為之題跋；

有臺灣學者在會上報告，連橫曾允為王香禪作傳，卻作了《鄭慧修女士傳》?！皩Υ?，當年王香禪不解、今天我們也不解”。我的看法和說法是，生不立傳是古訓和古來之規制，當年王香禪還在世，連橫當然不會為她、為生者立傳也。

（2018年7月24日記于北京）（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汪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