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門育嬰堂創辦于清道光年間，在道光《金門志》留有簡要記載和足本《金門育嬰堂規條》。

從道光《金門志》的記載和《金門育嬰堂規條》看，金門育嬰堂乃承接了福建的種種傳統。

福建育嬰堂是福建舉子倉的繼承者。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松溪縣建育嬰堂“生生所”成，知縣潘拱辰為之記，其文略謂“邑舊有舉子倉六處。蓋因俗尚寡恩，凡貧民生子不能畜者，多溺不舉，而女尤甚。以故古之鄉先生，捐資置買公田，積谷以濟之”。乾隆《泰寧縣志》記：“育嬰堂在宋時已有之。官立乳母，育細民舉子之不能育者。紹興五年，楚州人王洋知邵武軍事，以建、劍、邵、汀四州，細民生子多不舉，奏立舉子倉，逐鄉積谷。貧民育（汪按，即孕育、懷孕也）五月以上書之籍，至免乳日，授以米一石三斗。當時泰（寧）必有倉，今已莫考。我朝好生德治，奉文設立育嬰堂于北醫靈祠之前，而生者有以賴矣”。民國《南平縣志》于“舊育嬰堂”條下記：“宋有舉子倉，嘉泰間，知州事葉筠建。又有提舉司舉子倉，知州事劉允濟建”。據毛曉陽教授告知，《欽定續文獻通考》卷三十二《國用考 賑恤》記：“初，閩人生子多不舉，高宗紹興中，朱子請立舉子倉”；“光宗紹熙中，趙汝愚知福州，括絕沒之田產，召佃輸租，仍發糴本，建倉收儲。遇受孕五月以上者，則書于籍，逮免乳日，人給米一石三斗”；“嘉泰中，葉筠知南劍州，州貧，生子多不舉，請立舉子倉賑給之”。簡而言之，舉子倉是宋代福建朱熹、王洋、趙汝愚、葉筠、劉允濟一干人等相與接續而創的傳統，以“乳有所資”來保障女嬰“活下來”、來保全女嬰生存權，是宋代福建舉子倉的基本思路，循此思路而有后世沿用的“寄養乳母”之策即“寄乳章程”或“寄乳法”。

道光《金門志》記：金門育嬰堂得“官、紳各捐項置業，以充經費。后以嬰多費少，幾乎不繼。幸有布政銜葉文瀾肩其事，籌項接濟”，捐款、籌款和置業，俾“乳有所資”也；又記：“又將女嬰陸續撥入廈門育嬰堂乳養以分其力”，是“寄養乳母”也。

《金門育嬰堂規條》明文規定：“領取女嬰為苗媳者，配合諸事有本堂分照為憑。本生父母不得干預爭執，以杜串詐諸弊。惟嬰女長成，本生父母要相認者，許其到局查明姓氏里居。生女之家，茍不能割愛仍愿領回自養者，聽之。若已被人領做義女、苗媳，不許給還。媒婆人等能將局養女孩說合與人領做女、媳者，每一口賞錢一百文”，明文規定許用童養婚來救濟女嬰。這里承接的也是宋代的福建傳統。宋政和八年（1118年），朱熹之父朱松（朱韋齋）在福建政和縣尉任上曾刊《戒殺子文》。道光《福建通志》引《政和縣志》的記載說：“昔多溺女，自韋齋先生重戒后，俗漸革。有貼錢帛抱養與人為媳者”。道光年間在福建詔安知縣任上的陳盛韶認為，育嬰堂“勸撫苗媳”是“仿周官省禮、多婚之政，變而通之”，合于古制。省禮（省簡禮儀）和多婚（鼓勵嫁娶，通過嫁娶增多人與人、家庭與家庭的互相扶持）是《周禮》所記的救荒之策。陳盛韶的看法是有理由的，女嬰的生存權受到威脅當然是“荒”，用童養婚來保全女嬰的生存權不失為救荒之策。另外，童養婚在古早也是“法律不禁”的，如黃宗智教授所言：“法典本身從來沒有正式承認這一習俗，但在有清一代，刑部承認并容忍了它。用刑部道光二年（1822年）處理一件案子時的話說，‘民間于未成婚之先，將女送至夫家，名曰童養。自是女家衣食缺乏，不得養贍，不得已為此權宜計，所以法律不禁，聽從民便’?！痹跉v史上、事實上，童養婚俗也確實保全了無數女嬰的生存權。然而，童養婚俗預先（而不是待其成年）剝奪了女嬰的婚姻自主權等多項權利。童養婚俗當然也是一種陋俗。

金門育嬰堂祀“子孫娘娘”（注生娘娘）。《金門育嬰堂規條》記:“如有人求名、求壽、求嗣，發愿買救命若干，聽其到神前貼白愿救幾命，將所費陸續交繳，愿滿之日，將白勾完存局，榜示聞眾?？蓛扇斯残?，可一人獨舉，可量力而止，可計時三而歸，較之刻文印送，其行事尤為著實，獲福更靡涯矣”。堂設于注生祠或其他神祠，堂祀注生娘娘或臨水夫人、媽祖等神明以保佑嬰兒，并將神明香火錢也用于“救命”即保全女嬰的生存權，這也是福建育嬰堂的傳統做法。

日本學者夫馬進教授在其學術名著《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里對福建育嬰堂的傳統評估不足。他認為清人普遍認為育嬰堂是浙江慈幼局的繼承者，殊不知清代閩人普遍認為育嬰堂是福建舉子倉的繼承者；他對福建的研究顯然取證不周，得出的福建“在雍正二年發出設立育嬰堂的上諭之前，只有清流縣設有一處建立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育嬰堂”是取證不周的結論。當然，夫馬進教授自可備為一說，但吾人未宜率爾據信也。

（2018年10月30日記）（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汪毅夫）

（來源：京彩臺灣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