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清實錄》，清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閩浙總督陳輝祖奏稱，臺灣“鳳山縣山豬毛社生番直里產等四十一戶，因該社頭人率臘，招婿里吉老，掌管社務，于該番收獲米石，十分中抽分二斗外，又欲多抽二斗，致直里產等，不堪虐索，攜帶男婦老幼，一百九名來投?，F酌定鳳山縣離城六十里之塔樓、武洛二社埔地，分給該番等耕種，并各捐置舍藔。給予棲止”。同年六月八日，乾隆帝有諭，曰：“著傳陳輝祖，嚴飭地方文武員弁，曉諭該番等，令其各安耕牧外，收留自屬無妨，如有似此率眾投入內地者，系歸化之番所屬，則與國家統御體制大有關系，切不可率行收留安插，當即奏明請旨辦理”。乾隆帝所謂“國家統御”及其“體制”，是學界應該留意的問題。

（2018年12月1日記）（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汪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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