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策《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5月版) 是一本學術含量很高的好書。該書描述和論述清末“科舉改制”的詳情和“最后的進士”即癸卯(1903年)、甲辰(1904年)兩科進士的概況，讀來真是增廣知識。韓策在書中寫道：“兩科貢士中的絕大多數隨后通過殿試成為進士。因此，對于癸卯、甲辰兩科進士而言，許多人既是鄉試同年，又是會試同年。不少人雖然分為癸卯進士和甲辰進士，但又系鄉試同年。加以變通新進士章程，癸卯、甲辰兩科中諸多進士接著在京師大學堂進士館學習法政、理財等“新學’，因此又兼了同學之誼。這種過渡時代所兼具的科舉同年和學堂同學關系，在隨后的清末民國時期，成了癸卯、甲辰進士聚合共事、發起結社與維系認同的基礎?！睉撜f，清末科舉制度廢除前的“科舉改制”是正當而切實的，對社會是利好的。“科舉改制”后的癸卯、甲辰兩科進士成了以“最后的進士”為名的歷史文化人群，他們在歷史上、文化上發生了影響。

《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讓我聯想起恢復高考制度后的77、78、79級所謂“新三屆”的大學生。1977年恢復的高考制度實際上是做了改革的制度，它對社會發出的利好、在歷史上產生的影響是相當大的。恢復高考制度后的“新三屆”在本科學習，有些人還在讀研階段多有交集，彼此認同，畢業后又有很多合作，是改革開放40年里的受益者和做了很多有益工作的人群。恢復高考制度與“新三屆”，也是值得描述和論述的課題。有趣的是，韓策在《科舉改制與最后的進士》之“后記”里提到的“父執輩”的師尊里，就有“新三屆”。他也有意無意地聯系及于“新三屆”。

附帶言之，癸卯進士汪春源是臺灣歷史上最后一個進士，他的曾孫有5人是“新三屆”，其中有1人在福建師大中文系77級同甲辰貢士吳增的曾孫有同學之誼。這也是很有趣的。

（作者系全國臺灣研究會會長，教授汪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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