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學術史，中國現代民俗學史往往要從北京大學，從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的風俗調查、歌謠征集和方言研究講起，從北大學術牛人講起。

1948年，楊堃的《我國民俗學運動史略》正是由此開講。楊堃把“北大時期(1922-1925年)”作為“民俗學運動的起源”，緊接著是“民俗學運動的全盛期:廣州中大(1928-1930年)”“民俗學運動的衰微時期:杭州的中國民俗學會(1930-1935年)”。

楊堃(1901-1998年)也是學術牛人。40年后的1988年，另一學術牛人鐘敬文(1903-2002年)對楊堃的說法委婉地提出意見。他透過《我與浙江民間文化》(1988年)一文告訴我們，他本人以及江紹原、婁子匡、錢南楊是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創會會員，杭州中國民俗學會的學術成就相當驕人，應該得到的評語絕非“衰微”一語了得。吾人于此不免好奇:從“北大時期(1922-1925年)”到“廣州中大(1928-1930年)”之間的“1926-1927年”是“蝦米”(什么)時期呢?北京大學董作賓、沈兼士、林語堂、顧頡剛、容肇祖等學術牛人于此期間“去哪兒”呢?楊堃忽略而鐘敬文也不曾補充提起的時期是否比“衰微時期”更微不足道呢?

實際上，中國現代民俗學史上有個“福建時期(1926-1927年)”，這是一個相當重要、可以做學位論文的選題的重要時期。提起“福建時期”，福建協和大學和廈門大學可以坦然笑對前起的北京大學、后出的廣州中山大學，可以驕傲地笑到花枝亂顫。福建協和大學創辦于1916年。1925年前、后，北大陳錫襄、董作賓先后到福建協和大學任教。陳錫襄到校之初就有“把北大的風俗調查會、歌謠研究會、方言調查會、考古學會的計劃熔而為一，組成大規模的'閩學會’”之計劃。1924年11月，陳錫襄曾“寫一封長信給尚在北大的沈兼士先生報告此事，所以自那時北京的朋友們便知道我們有這項的計劃”。1925年春，董作賓到校。陳錫襄、董作賓合捐10元，又從國學系借了20元，征得學生50余人，辦起了“閩學會”。據我聞見所及，福建協和大學1926-1927年間的民俗學研究成果主要有:

1.董作賓:《畬語十八名》，載《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二卷，1926年

2.董作賓:《諸娘的討論》，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三號，1927年1月25日

3.董作賓:《閩謠篇》，載《民間文藝》第二至第七期，1927年

4.董作賓:《閩俗瑣聞》，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二號，1927年11月8日

5.董作賓:《續閩俗瑣聞》，載《廈門大學集美國專學生會季刊》第一期，1927年另據陳錫襄《閩學會經過》(載《中山大學語言歷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七號，1927年12月13日)報告，福建協和大學1926-1927年間的民俗學研究成果還有:

1.董作賓:《說畬》《唐哺和諸娘》《高湖的一夜》《福建畬民考略》;

2.劉松青:《福州疍戶調查記》；

3.江鼎伊:《福建歌謠1000首》;

4.陳錫襄:《閩中倭患考略》《客家與畬民》《從福建通志的列傳和經籍所見到本省各時代各區域的文化狀況》《閩中宗教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