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春,梁啟超有臺灣之行。從基隆登岸后首站到了臺北。3月31日,臺胞百余人在臺北薈芳樓設宴歡迎。當時,日本“偵探特務四伏。乃由(林)獻堂述歡迎詞,次啟超致謝詞兼作一小時之講演。以屬耳在垣,笑顰皆罪,辭意委婉,非細味不能知其底蘊也”。
1927年,黃強游歷臺灣。其《臺灣別府鴻雪錄》(香港商務印書館1928年5月版)記:“余輩游高雄各地后,即趁末次車返臺南。至旅館時,業已燈火齊明。行裝甫御,一不速之客,忽蒙光顧。出示名刺,曰:臺南憲兵分隊特務分隊新田福造。彼詢吾人來臺何事,吾輩以游歷對。詢而職業,則以新加坡商人對,并將發初先生刊有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之名刺,及各人護照付之觀看。余詰其何以來寓,彼謂頃接高雄偵者來電話,稱有類似中國軍政界4人來港察看,欲行攝映,即經制止。尾至車站,知至臺南者,囑至偵察。故君等自高雄來時,余已相候于驛站?!?/p>
1934年8月24日至9月21日,江亢虎以“在野學者”身份到臺灣觀光。其《臺灣追記》(上海中華書局1935年9月版)記:“稅關檢查異常嚴重,對印刷品、照相機尤特別注意”,“而隨身信札、日記、照片,亦逐件翻閱,并向光勘照”。又記:“會場偵警密布,每句皆譯記報告”,“堂下偵者四伏”。
日據當局在臺灣實行特務統治,由上記可見一斑。日據臺灣時期,游客行不自由、可嘆其不自由之行也。憶昔日本侵略者在臺灣為非作歹,令人發怒!